陈薇

　　摘要：魏晋志怪小说的研究，在文体研究和文化研究方面已经产生了不少成果，而在对作者创作心理及所反映的社会意识方面，似乎关注不多。本文从对魏晋时期的社会环境及生存状况分析入手，反向探寻不同阶层的社会流行观念在志怪小说作品中的影响与反映，从而缕析出创作者的文化心理背景及其创作诉求。

　　关键词：魏晋志怪小说；创作心理

　　在魏晋历史的不少时间中，社会急剧动荡，政治经济失范，生存状况恶劣，人的生命安全甚至得不到保障。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敏感的寒门庶士深刻地体会到生命的脆弱和生死的无常。他们在作品中借助灵异世界的幻象，反映现实，体认生命，凸显当时的人的生存现状及他们对理想生命模式的追求；而生活条件优越、超越社会疾苦的门阀士族则表现出一种对生活品质和格调的加倍关注，他们标新立异，修身养性，以特立独行的魏晋风度为世人铭记。但在时代的阴影和历史的洪流面前，不管是寒士还是名门，没有人可以超越对前进、完善与永恒的渴望，这一内在驱动力反映在志怪小说鬼怪仙道世界的奇幻想象和真诚表述上，成为了魏晋文学的一大风景。

　　一、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的揭露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王朝更替频繁。“政失准的”与“士无节操”成为一时的社会风气。干宝《晋纪》说，“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无论是朝廷命官还是地方官吏，大都只顾自己中饱私囊，唯利是图。这样的黑暗现实在当时文人的其他作品中是很少得到反映的，而在志怪小说的鬼故事中却有多方面的揭示。

　　《搜神记》中记载的《徐泰梦》、《黑衣客》与《甄异传》中的《张闿》三则故事就有这样的共同特点：鬼吏在执行公务中可以随心所欲、徇私舞弊、草菅人命、张冠李戴，赦免“应死者”，随便抓一个与“应死者”面目相似或同名的无辜者去顶数。鬼差接受应死者的贿赂和款待，便随便找一个替身，回去竟然也能交差。这哪里是写鬼世界，分明是现实世界的反映。

　　在《异苑·乐安章沈》的故事中，章沈原本命数已尽，已死数天，却死而复生，因为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所以得免死。由此可见，只要朝中有人，即使犯了死罪最终也可逍遥法外。如果朝中无人，也不必惊慌，只要家中有钱就行。与章沈同被捕的还有一名女子，名秋英，见章沈得免，便将手腕上的金钏取下，托章沈送给主事者，结果也得免了。

　　《搜神记》中的《蒋济亡儿》反映的又是另外的情形。蒋济亡儿生时为卿相子孙，托父母的福荫，享尽了富贵荣华。死后因生死异路，成了憔悴困苦的泰山伍佰。后借迎新君上任之际，托梦其母。让他父亲帮忙给尚在人世的新君打通关节，于是得以继续安逸享乐。可见，鬼世界与人世界竟是相通的，权势显赫者不但可以在阳世横行不法，还可以将手伸到阴间去干预，社会腐败达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正是汉末以来的这种诞生在分裂战乱和灾祸横生基础上的黑暗年代，使人们过多地品尝了生活的心酸，现实的无望，只能在精神上寻求慰藉和解脱。对现实社会极度的失望和不满，使得魏晋人只能希冀从精神上找到出口，在苦难生活的夹缝中，他们必然要向往那种和平、舒适、轻松的生活状态，于是魏晋的小说家们，借助鬼神灵异的假象，使人们在玄妙奇幻的世界中得到解脱。

　　二、寒门庶士对婚姻自由的向往：人鬼恋情的自在自为

　　魏晋时代，浓重的门第观念和森严的等级制度无时无处不摧残和压抑着广大寒门庶士的身心，特别是在婚姻恋情方面。自曹魏设立九品中正制，社会等级极其森严，形成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社会现实，就是在同一阶级内部也非常讲究门第高下。这一点在《搜神记·申翼之》一篇有所反映：“广陵盛道儿元嘉十四年亡，托孤女于妇弟申翼之服闋，翼之以其女嫁北乡严斋息，寒门也，丰其礼赂始成，道儿忽室中怒曰：吾喘唾之气，举门户以相托，何昧利忘义，结婚微族？翼大慌愧。”

　　贵族世家为维护高贵血统，严禁与庶族通婚，这种风气至六朝越演越烈，贵族与庶族之间通婚便被视为大逆不道。庶族男士们备受压抑，因此在那个崇尚清谈的时代，清流男士们坐在一起说民间琐事，道陋巷微语之时，谈论最多的应该是俊男怨女之类的绯闻及人鬼之恋的故事。在他们谈论的故事中，男主人公多为落魄文人，生活窘迫，境遇堪怜，他们存在着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对爱情的强烈向往。飘然而至的女鬼姿色绝美，温婉可人而令人心旌摇荡，使得那些单身男子长期受压抑地人性逐渐萌动，美满的生活倏然而至，足以令人羡慕。

　　更令男主人公惊羡的是女鬼多是豪门贵族甚或帝王之后，而且往往自荐枕席，以身相许。于是一个落魄文人在现实中对高门望族的不满和失落、艳羡和向往，都倾注在描绘人鬼婚恋故事中了。并在这唯我、虚幻的世界中获得自身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的欲望，并改换门庭，显亲扬名，在一种白日梦中获得一种心理平衡和象征的满足，反映了寒门庶士的对自在自为的恋爱自由的向往，以及对圆满、丰富的生命形式的渴求。

　　《搜神记》中的《汉谈生》讲述了一个典型的人鬼婚恋故事。谈生“年四十，无妇”，常感心读《诗经》。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乃言曰：‘我与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耳。与为夫妇。”不同阶级出身的谈生和玉女，想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结合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在幻想的冥境之中，他们不但可以结合，而且睢阳玉女可以毫不顾忌封建观念和门阀等级主动前往，化为鬼的形式与她的意中人结合。而令睢阳女畏惧的“火”，则成了等级制度和封建束缚的雏形，鲜明地映照出男女爱情不能自主的种种凄惨，以及他们对现实封建社会的漠视和不满。

　　三、门阀士族对生活格调的注重：魏晋风度在鬼神世界的反映

　　志怪小说中还有对魏晋时期门阀士族的所谓名士风度的反映，不少志怪小说借用了鬼怪妖异、神话传说等怪诞的形式来表现“清谈”“雅量”“旷达”等时代风气，这种反映可以说正是时代风气的一种折射。

　　魏晋清谈由汉末清议演变而来，当时名士往往以清谈水平的高低来评价人的优劣，特别西晋时期几乎全被清谈所笼罩，《文心雕龙·时序》：“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可见清谈盛行的情况。而在记载鬼神的志怪小说中，也可以曲折地解读出清谈风气的状况。《搜神记》卷十八里写有张华与千年狐“谈老庄之奥区，披风雅之绝旨……华无不应声屈滞”的故事；卷十则记载：“阮瞻，素执无鬼论，世莫能难……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辩”。东晋时期名士与名僧相交游使得清谈别开生面，《搜神后记》还载有反映佛教与清谈的故事，卷六记沙门竹法师与王坦之 “周旋甚厚，每共论死生、罪福报应之事，茫昧难明”，于是两人相约，谁先死的话，就把死后的情形告诉对方，一年以后，王坦之果然梦见法师来告诉他死的时间，并说罪福报应之事，均如生前所论，不久，王亦死去。

　　魏晋风度的另一表现是名士要有非凡的雅量和气度，鲁迅称“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就指名士的旷达气度。《魏志·夏侯玄传》：“玄格量弘济，临斩东市，颜色不变，举动自若。”即说他心地坦荡，正气凛然。《异苑·卷六》记载：嵇康夜里在灯下弹琴，有一“颜色甚黑，单衣草带”的鬼怪来恐吓他，嵇康“熟视良久，乃吹火灭曰：‘耻与鬼魅争光。”反映了嵇康从容纵肆、旷达任放的名士风度。

　　魏晋名士还有峻直与洒脱的个性，三国时祢衡和孔融等建安七子的重气与畅情已为后来名士之旷达不羁、不守礼节开了风气，至西晋不遵礼法的风气更为严重。《博物志·卷五》有记载：近魏明帝时，河东有焦生者，裸而不衣，处火不焦，入水不冻。杜恕为太守，亲所呼见，皆有实事。此外，最能体现魏晋名士怪诞行为的莫过于饮酒了，名士往往借饮酒来表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所谓“浇胸中块垒”即指饮酒而言，《世说新语》这方面记载颇多，如“任诞”篇竹林七贤的“肆意酣畅”、刘伶病酒，甚至有“尝经三月不醒”者。

　　四、朝生暮死与须臾永恒：鬼怪仙道想象中的永恒渴望

　　魏晋严峻的社会现实使人们的生命倒悬于生死之间，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都难以获得，更不用说寿终正寝了。正是在这个生死一线命若游丝的年代里，人们终日提心吊胆，时时警惕着生命的垂危，因此，人们寄希望于“长生”。生命和追求健康长寿是道教劝善成仙生命伦理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最终目的，道教徒向往自由逍遥的神仙生活，相信通过修道悟道及修养使生命得到升华，达到永恒。魏晋时期堪称乱世，特殊的社会状况，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长生思想迎合了人们特殊的心理要求，并直接影响了以长生为主题的志怪小说的创作。《搜神记》中的《淮南八公》、《王道平》、《嫦娥奔月》、《偓佺采药》、《彭祖七百岁》等都是其典型的代表。人们对长生的期盼在这类求仙成仙的志怪小说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这些故事是人们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对生命能够得以长生的心理愿望，它们有效地调和了关于长生与必死之间的矛盾，实现了生命的延续，从而实现长生不老。

　　总之，这是最坏的时代，社会动荡、政治失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感、不公正感和不安全感，人对现实生活以及自身价值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这也是最好的时代，对易逝的光阴和生命的关注终于让人们开始重新反思存在与生命的价值及其意义，并且以各种方式采取行动，试图超越生死、情爱和品性的种种束缚，以在朝生暮死的社会现实中实现须臾永恒的圆满状态。不论是药与酒所代表的积极修炼和消极回避，还是对名声这一超越个人和时代的荣誉的变态追求，抑或“文章，不朽之盛事”的创作心态，这些最终都交汇在“因人而鬼神、神鬼亦为人”的神鬼世界想象中，既为魏晋创作者提供了一种超越现实、重新观照生活的理由，也为魏晋小说家们讲述自身的不幸人生和隐秘心事提供了一片绝佳的自由空间。我想，这正是小说故事的最重要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M].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2]陈文新.近百年来唐前志怪小说综合研究述评[J].学术论坛，2001年02期.

　　[3]高玉海.鬼蜮世界的名士风流——谈魏晋风度在志怪小说中的折射[J].辽宁大学学报，2000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