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仕与隐历来是一对矛盾，宋代士人较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崇尚身仕心隐。欧阳修、苏轼、苏辙、黄庭坚等等北宋著名士人，用自己的行为和观点诠释了身仕心隐的境界，使人格更为完善。而南宋的陆游和辛弃疾，他们是想积极入仕为国效力的，然而却被不断罢官，长期赋闲在家。这又该如何来调适自己的心灵？可以说，他们采取了“身隐心仕”之法，让满腔的热血，在心中梦中挥洒。
关键词：宋代士人；仕隐心态；身仕心隐；身隐心仕
历来仕与隐就是一对矛盾体，仕与隐的痛苦在历代士人那里延续着，他们选择了其中一个，又会遗憾不能得到生命中的另一半。仕是士人的社会责任，也是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方式，然而一旦仕就会对个体人格的自由和独立带来压制，在国家机器中，必须服从国家意志和社会责任，个体会受到压抑。要想保持个体人格的自由和独立，只能是隐。但隐不承担对社会的责任，会让个体因无法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而有一种缺失感，同时隐有许多实际风险，士人会失去赖以生存的手段，生活会变得无依无靠。因此，无论是选择仕还是隐，都会有另一种遗憾。从陶渊明仕而隐，隐而仕，最终到隐的纠结中，后人明显地感觉到了其中的痛苦与无奈。虽然后代有许多不得志的人用陶渊明来安慰自己，向陶渊明学习，但他们分明都和陶渊明一样，在安慰自己的同时也真实地经历了与陶渊明一样的“猛志”不能实现的遗憾。
随着隐逸文化的不断发展，隐逸的精神化倾向日趋增强。传统意义上的凿岩穴居、餐霞饮露的“形隐”，已逐渐朝着注重心性主体精神化修炼的“心隐”方向发展。只要能把握隐逸的精神实质而涵养自己的隐逸品格，不必高卧林泉、脱离尘世即可获得隐逸的乐趣。谢朓的“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王维的边仕边隐和白居易的中隐都为后人提供了一种范式，就是将身体的仕和心灵的隐结合起来，宋人在即基础上将仕与隐进行了更好的结合，让自己的心灵走向恬适。
宋人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真正想要完全归隐的并不多，连佛教高僧契嵩禅师都说：“得志推诸天下，与人共之；不得已山林而已。”“与其道在山林，曷若道在于天下？与其乐与猿猱糜鹿，曷若乐与君臣父子？”[1]因此宋人推崇身仕心隐的境界。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五《不忘山林》条曰：“士岂能长守山林，长亲蓑笠，但居市朝轩冕时，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为胜耳。陶渊明《赴镇军参军》诗曰：‘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似此胸襟，岂为外荣所点染哉！荆公拜相之日，题诗壁间曰：‘霜松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只为他见趣高，故合则留，不合则拂袖便去，更无拘绊。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东山。亦此意。”[2]可以看出宋人的仕隐观念，入仕而不忘山林，这是最好的。因此白居易的“中隐”思想在宋代大受欢迎。如王禹偁《游虎丘》云：“我今方吏隐，心在云水间。”张孝祥《中隐》曰：“小隐即居山，大隐即居座。夫君处其中，政尔当留连。”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融会贯通，前人“中隐”思想的启发，使宋代士人圆融地调和了身与心、出与处的矛盾，既能勇担道义，勤于政事，又能保持精神上的超脱，不为穷通得失所累。
前人虽已有榜样，但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要做到仕隐结合也并不容易，这需要经过足够的精神锻炼才能做到。欧阳修已尝试着建立仕隐相谐的人格结构。一方面，欧阳修积极从政，以国家利益为重，不断与小人斗争，即使付出惨重代价也在所不惜。因为替范仲淹被贬而抱不平，指责左司谏高若讷，因此被贬为夷陵令。直承与范仲淹等为君子之朋，为了国事而直言进谏。用诗文针贬时弊、陈述政见。《宋史》本传称欧阳修“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井在前，触发之不顾”，他一生入仕四十余年，始终关注国计民生的现实社会问题，时时为国事忧虑。另一方面，欧阳修有自己超脱世俗的方式，即通过悠游山水、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来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放松。而在文学创作中，则常有归隐之志。如“行当买田清颖上，与子相伴把锄犁”（《寄圣俞》）、“终当自驾柴车去，独结茅庐颖水西”（《下直》）、“何时遂买颍东田，归去结茅临野水”（《初食鸡头有感》）等等。这正如韩琦在《祭少师欧阳公永叔文》中所说，是“身虽公辅，志则林泉”。
历来大家都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欧阳修的词和他的诗文作品似乎是完全分开的。在欧阳修的词作中，所写几乎都是闺怨相思、伤春离别、赏花饮酒等传统题材，透过他的词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文人墨客，半点也没有“刚劲”之影子。可以说，词正是欧阳修娱乐自己、放松自己的私人空间，在这个私人空间里，欧阳修可以浅斟低唱，可以婉约柔媚地去表达他的审美理想。李春青、桂琳在《双重生存空间中的欧阳修——兼论欧阳修新型人格结构的生成》一文中认为，欧阳修同时生活在几个不同的空间中，最主要的是权力空间和审美空间，“而欧阳修开始的这种不同空间共存的生存方式则使士人阶层尝试建立一种融进与退，仕与隐，实现社会价值和保留个人意旨为一体的新型的人格结构。”[3]正是因为如此，政治生活中刚直疾恶的欧阳修与词中潇洒婉约的欧阳修才能统一在一起。从其晚年还迫切要引退来看，欧阳修的这种人格结构还不完全成熟，但是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苏轼。
苏轼对于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在《灵壁张氏园亭记》中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仕与不仕都不需要刻意去追求，关健是不管仕还是不仕，都要能保持节义。他说张氏灵璧之园“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在《海月辩公真赞》中，苏轼写到，承担“簿帐案牒奔走将迎之劳”的僧官职务，“高举远引山栖绝俗之士，不屑为之”，而海月大师担任此职，却能“神宇澄穆，不见愠喜”，“时闻一言，则百忧水解，形神俱泰。”苏轼称赞海月大师曰：“人皆趋世，出世者谁？人皆遗世，世谁为之？爰有大士，处此两间。”
“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处于入世与出世两间，都是苏轼对仕与隐的通达看法。苏轼深受庄禅思想的影响，庄禅思想都强调破除“我执”。将其运用于入世与出世问题上，就是既不执着于入，也不执着于出；出也好，入也好，都要做到“无所住心”。“阴晴朝暮几回新，已向虚空付此身。出本无心归亦好，白云还似望云人。”（《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望云楼》）苏轼已超越了仕与隐的界限，无所胶着。苏轼将仕隐圆融地结合在一起，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既能在现实中有所作为，又能保持自己内心的充实和愉悦，达到了一种较为自由的境界。因此苏轼的一生，虽在仕途的风波中起伏跌宕，却能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竭尽全力为当地百姓服务，同时保持自己的赤子之心，参禅品茶、赋诗饮酒，在苦难的人生中尽量释放着人的尊严和光彩。
苏辙和苏轼一样，尽管也在诗中屡屡表达归隐之念，但始终未曾付诸实施。原因除了宋代士人强烈的责任意识以及养家糊口的实际困难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已在思想观念中解决了仕与隐的矛盾问题。仕途的不顺也即贬谪当然也给苏辙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他也很想摆脱这樊笼，归隐山林：“故山多此物，长恨未归休”（《此君亭》）、“隐居便作江南计，为觅佳山早寄声”（《次韵吴秀才见赠三首·其二》）、“一官终窃食，何计早归耕”（《阴晴不定简唐勤秘校并敖吴二君五首·其三》）。然而他又说：“余既以谴来此，虽知桎梏之害而势不得去。独幸岁月之久，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伏田里，治先人之敝庐，为环堵之室而居之，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东轩记》）
想要追求颜氏之乐，但是又“势不得去”、“非所敢望”，于是只能用对归隐的想象来对抗入仕之烦恼，这既是无可奈何，也是对形势的适应。
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对仕与隐的看法和苏轼有一脉相通之处。黄庭坚主张“抱道而居，待时而用，遁世无闷”。他说：“世实须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尝以世不用而废学问，其自废惰欤，则不得归怨于世也。”（《答李几仲书》）最好的办法是待时而动：“君子居易以待时，想能安乐也。”（《[与人》）“君子藏器，待时盘桓。于不中也，反身自观。”（《晋州州学斋堂铭·君子亭》）不被用时也不要烦闷，仍要保持节操，他以兰为喻曰：“兰盖甚似乎君子，生于深山丛薄之中，不为无人而不芳，雪霜凌厉而见杀，来岁不改其性也。是所谓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者也。”（《书幽芳亭》）
黄庭坚是临济宗住持晦堂的入室弟子，《五灯会元》卷十七专门为他立传，列为法嗣，可见黄庭坚与禅宗的关系之深。受禅宗般若空观和心性论思想的影响，黄庭坚形成了随缘任运、“平常心是道”的人生态度。他曾在《题默轩和遵老》中写道：“平生三业净，在俗亦超然。佛事一盂饭，横眠不学禅。松风佳客共，茶梦小僧圆。漫续山家颂，非诗莫浪传。”既然能“在俗亦超然”，所以他不再执着于出世和入世，而是注重在日常生活中体会超脱的精神境界。在《与王子飞书》中，黄庭坚说道：“人固与忧乐俱生者也，于其中有简择取舍，以至于六凿相攘，日寻干戈。古之学者，深探其本，以无诤三昧治之，所以万事随缘是安乐法。”万事随缘，保持本心，斩断对自我的执着，从而获得一种自由超脱的精神境界。
南宋时期，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士人的仕隐心态有和北宋相同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特殊之处。士人对仕与隐的看法，和北宋基本一致，大多数人并没有非要归隐的想法，而同样是在官位上采取了心隐之法。典型的如陆游、杨万里、辛弃疾等。陆游一生，为官断断续续，不是自己不想干，而是朝廷不时罢他的官。当然，在官场上，也有诸多烦恼。陆游的方法也是闹市中取心静。陆游三十七岁为大理司直时，曾将自己居住的两间小屋命名为烟艇，并著有《烟艇记》，中曰：“予少而多病，自计不能效尺寸之用于斯世，盖尝慨然有江湖之思。而饥寒妻子之累，劫而留之，则寄其趣于烟波洲岛苍茫杳霭之间，未尝一日忘也。使加数年，男胜锄犁，女任纺绩，衣食粗足，然后得一叶之舟，伐荻钓鱼，而卖芰芡，入松陵，上严濑，历石门沃洲，而还泊于玉笥之下，醉则散发扣舷为吴歌，顾不乐哉！”虽如此渴望归隐，但在作《烟艇记》的下一个月，又当面向皇帝请求北征，“泪溅龙床”。
仕途的挫折，也是用对归隐生活的想象来调适自己。隆兴元年（1163），张浚北伐失败，陆游仍主张坚决抗金，宋孝宗心里很厌恶，便借机将陆游贬谪出朝。受此打击，诗人心情矛盾而沉重。赴任前返里一行，赋《出都》云：“重入修门甫岁余，又携琴剑返江湖。乾坤浩浩何由报，犬马区区正自愚。缘熟且为莲社客，伻来喜对草堂图。西厢屋了吾真足，高枕看云一事无。”牢骚满腹，只好用“高枕看云”来平衡自己的心态。实际上，陆游一生写了大量的闲适诗，有不少正是他用来抚慰心灵的手段。
辛弃疾作为一名胸怀抱负、嫉恶如仇的刚烈之士，其收复失地之志令人感佩。和陆游一样，辛弃疾也曾赋闲多年，所以更多的时候是在争取如何得到重用，而不是争取归隐。当然，辛弃疾也写过许多表达归隐思想的作品，但只不过是抱负不能实现时对自己的安慰罢了。既然不被用，就像陶渊明一样做个隐士吧，过着悠闲自在的田园生活，何乐而不为呢？然而实际上他做不到。这正是辛弃疾和陆游两个人值得探究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陆游和辛弃疾，时时想着恢复国土，时时想着自己的理想。没有一天，不在对国事的忧虑中度过。虽然赋闲在家的生活有些时候确实是惬意的，赏花饮酒、品茶读书、课子赋诗，悠闲而舒适。然而他们真的是隐士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读陆游和辛弃疾赋闲期间所写的作品，陆游的“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辛弃疾的“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同甫见和，再用韵答之》）、“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长剑倚天谁问，夷甫诸人堪笑，西北有神州”（《水调歌头·送杨民瞻词》）等等，哪首不是拳拳爱国之心的表达？何时，他们真正地抛下过国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盘桓在他们脑中的，仍是国家。陆游临终前赋《示儿》诗，念念不忘国土的恢复。辛弃疾在临终时则大呼“杀贼”而亡。这是什么样的心态？这是陆游和辛弃疾特殊的身隐心仕的心态。作为怀有抱负的士人，一旦罢官，就远离了朝廷。怎么才能让自己不被国家抛弃？让自己感觉到时时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只能是在心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天天关心国事，天天不忘自己的理想，就像自己仍然在做官一样，而不是一个事不关己的隐士。这让他们的报国之心有所寄托。虽然不能出一分力气，但是在心中，在作品中，梦想自己杀敌也好啊。如果完全地归隐了，他们将得到心灵的安慰吗？不能，作为像陆游和辛弃疾这样的人，他们只能得到灵魂的折磨。因此，这也是他们借以抒发自己情怀的手段，借以平衡心灵痛苦的手段。未出仕而时时不忘国事，这是他们身不在朝廷而心在朝廷的一种表现。这其实也是人格建构的一条途径。积极进取、心怀天下之心，让他们在闲适的生活中寻找到一个支撑点。有了这个支撑点，他们不至于绝望，不至于痛苦地走向毁灭。这是不是一种更协调的人格建构呢？在没有希望的时代环境里，让自己吟唱出高亢不屈的心灵之歌，坚强地活下去，这不正是人类存在的意义吗？从这一个角度来说，陆游和辛弃疾的意义，并不仅仅是爱国而已。
参考文献：
[1]契嵩.西山移文.见：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镡津文集[M].北京：线装书局，2004.404.
[2]罗大经.鹤林玉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3.322.
[3]李春青，桂琳.双重生存空间中的欧阳修——兼论欧阳修新型人格结构的生成[J].江西社会科学，2006（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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