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芊

　　摘要：《论张爱玲的小说》是在傅雷古典美学思想建构中形成的自足体系——“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体系”，该体系由崇尚力与美的悲剧追求、崇尚正统的雅化追求、推崇典型的现实主义创作追求三个维度构成，虽然这个体系是建立在傅雷的文艺价值观之上，而具有排他性特征，未达到批评家所应有的同情态度，但这个体系所具有的高度的系统性与思想性，为张爱玲的理解与接受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模式，它的出现标志着张爱玲小说批评开始摆脱感悟性理解而走向学理性研究。

　　关键词：悲剧意识；雅化追求；现实主义创作

　　20世纪40年代中期，张爱玲出现于上海文坛，张爱玲的出现不同于一般流行的通俗文学作家，无论是代表鸳鸯蝴蝶派趣味的《紫罗兰》，还是承袭了周作人、林语堂“闲适”格调的《古今》，还是坚持新文学人道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的《万象》，亦或是大张挞伐“新文艺腔”想走纯文艺路线的《杂志》都对张爱玲推许有加，代表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文学趣味的各个文学圈子似乎都顺理成章地接纳了这位新人，而且均不吝于褒奖。刊载于1944年5月《万象》杂志，署名为“迅雨”的批评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在完整的美学批评基础上，以严谨和系统的态度打破了这时期对于张爱玲小说偏于印象和感悟式批评现状，全面的分析了张爱玲的小说，成为第一次“张爱玲热”中最有分量的批评文章，同时也是傅雷的第一篇重要批评文章。

　　一、崇尚力与美的悲剧追求

　　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的前言中便提出“悲剧”，以及悲剧的根源“情欲”和悲剧的形式“斗争”：

　　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外来的苦难，至少有客观的原因可得而诅咒，反抗，攻击；且还有赚取同情的机会。至于个人在情欲主宰之下所招致的祸害，非但失去了泄愁的目标，且更遭到“自作自受”一类的谴责。

　　值得注意的是傅雷在这里所说的悲剧不同于以往的只注重人与外部世界的斗争以及最终失败所形成的人的生存的悲剧，而是将悲剧的范围扩展到人的内在斗争，即人在与自我情欲的斗争中自我的最终毁灭以及人的生命在自我欲望面前的无力感与渺小状态。人在遭遇这种自我啮噬与毁灭时所表现出来的求生欲望如回光返照般以期抓住生命最后一颗稻草却不得时迸发出了毁灭一切的力量，给人一种肃穆又恐惧的崇高感。曹七巧因为一门门不当户不对的亲事而坠入情欲受压抑的生活之中，进而转向对黄金的占有欲望，在黄金欲彻底战胜情欲后，开始了无情的折磨长白和长安，欲望的折磨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是自我毁灭。“人”的悲剧在这场无畏的抗争中被毫无保留地凸显出来，这种兼具毁灭一切的力产生出的压倒一切的崇高美正是傅雷所推崇的，也正是傅雷高度评价《金锁记》的原因。

　　傅雷说：“人生一切都是斗争”，在这种内化的古典悲剧美学观照下傅雷将《金锁记》作为衡量张爱玲小说的美学标准，建构起“张爱玲小说—《金锁记》批评体系”，贯穿傅评张爱玲小说始终。傅雷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如果“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在这个金字塔型的批评体系之中，《金锁记》无疑是塔尖。傅雷在肯定《金锁记》艺术成就的同时，将这种紧张的欲望悲剧上升为一种普遍的审美标准，用以衡量张爱玲同时期的所有小说。

　　二、崇尚正统的雅化追求

　　张爱玲的小说特征以及由此生成的文体风格始终是介于雅俗之间的，她的小说既有“古典小说的根底”，又有“市井小说的色彩”。这也正是傅雷能够赞赏《金锁记》但同时对张爱玲其他小说表现出失望之情的原因之一，“《金锁记》的作者竟不惜用这种技术来给大众消闲和打哈哈，未免太出人意外”。比起语言来，傅雷更看重小说内容主题的雅化，傅雷看出了张爱玲对于《金锁记》严肃的态度。傅雷对于文学的严肃态度使得他很难接受通俗化的创作环境，他对于《连环套》的批评一方面便是出于此：

　　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划，单凭着丰富的想象，逞着一支流转如踢踏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路。

　　描写色情的地方（多的是），简直用起旧小说和京戏——尤其是梆子戏——中最要不得而最叫座的镜头！

　　通俗小说面向的受众主要是市井小民，同时通俗小说刊布于报刊杂志更多的目的是吸引读者兴趣、增加销量。当然不能简单的说张爱玲是通俗小说作家，但是张爱玲是杂糅通俗文学气质的，傅雷看出张爱玲的通俗化趋向，劝诫她“若取悦大众到写日报连载小说的所谓的地步，那样的倒车开下去，老实说，有些不堪设想。”傅雷基于自身审美判断基础上形成的对于正统的雅化追求否定了通俗文学的价值，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具有雅化与通俗化两个维度，傅雷始终认为文学艺术是高贵典雅的，并不是单纯满足创作欲望或是技巧的宣泄，应该具有深邃的思想。傅雷基于中国传统的对于正统思想的维护，投射到文学批评上便形成了这种雅化追求，并上升为一种艺术批评标准，当张爱玲的小说进入他的视野之中时，他便自觉的把其纳入这种文学批评体系之中。

　　三、推崇典型的现实主义创作追求

　　傅雷在批评《金锁记》与张爱玲其他小说的创作时便非常注重作家的生活经验和人物塑造的关系，“《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以题材而论似乎前者更难处理，而成功的却是那更难处理的。在此见出作者的天分和功力。”傅雷对于《金锁记》的成功归结为：

　　《金锁记》的材料大部分是间接得来的：人物和作者之间，时代，环境，心理，都距离甚远，使她不得不丢开自己，努力去生活在人物身上，顺着情欲发展的逻辑，尽往第三者的个性里钻，于是她触及了鲜血淋漓的现实。

　　傅雷认为作者基于生活经验所展开的文学想象应尽量摆脱作家的个性，从而做到塑造的人物具有人物自身典型的语言和形象特征，出于这种考虑，傅雷认为《倾城之恋》太多注入张爱玲主观的情操。傅雷认为创造人物的方法是“演化”，即需要分门别类地研究人物，“依照严密的逻辑推索下去”，然后在形成文字的过程中生发出人物的情感，“演化”恪守逻辑推理道路的依据是人的社会属性，也就是人性的现实因素，包括所属的社会阶层、扮演的社会角色等等，心理学和社会学组成了“演化”方法推行的坐标。在傅雷看来作家需要兼顾多种身份，他希望作家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各种角色之间找到平衡点和作家身份的重心，他肯定并且捍卫文学对现实生活的依附地位，在他看来如果要求作家同时扮演各种其他角色显得繁难，那么用审美直觉来定位作家表现人性的方法和态度就是危险，尤其是对于像张爱玲这样艺术技巧纯熟的作家。

　　四、结语

　　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在张爱玲的接受史上具有开拓者意义，对于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基本问题如内容、技巧、风格、语言等问题的解读相当独到，对后来的张爱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傅雷除了对于张爱玲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活力外，也提供了一套完整自足的批评体系，傅雷学贯中西的学识修养与暴躁凌厉的性格特征，使得他对于文学艺术的价值判断趋向古典美学的崇高与严肃。傅雷的古典派精神与学院派研究态度，使得《论张爱玲的小说》具有高度的系统化与理论价值，傅雷基于古典美学思想建构下的张爱玲批评，由三个维度构成：崇尚力与美的悲剧追求、崇尚正统的雅化追求、推崇典型的现实主义创作追求，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张爱玲小说—《金锁记》批评体系”，《金锁记》是这三者的完美结合，置于这一金字塔型系统的顶端，正是由于评价标准的完满性使得傅雷认为张爱玲的其他小说创作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缺陷，并提出了严厉而中肯的批评。

　　参考文献：

　　[1]傅雷.傅雷文集·文学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10.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3]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刘锋杰.创作个性与文学转型的误读——重读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J].文艺理论研究，2000，04：4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