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铠含

　　摘 要：江户时代是日本汉文学史上一个黄金期。近世诗经的传播，可谓儒林缤纷、名家鸿儒辈出。儒者是这一时代《诗经》传播的主体，朱子学派、古学派、阳明学派等儒家学派叠起。江户时期教育、印刷非常发达，文字得到大量普及。随着商业出版的出现，《诗经》传播也完成了由“写本时代”向“印本时代”转变的使命。随着教育的发展，《诗经》传播场所变成以藩校为主，接受群体也不断扩大，为普通大众所接受。同时，《诗经》对江户雅、俗文学繁荣发展、文艺题材多样化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关键词：《诗经》；日本；江户时代；传播；原因

　　一、江户时代的《诗经》研究

　　经历了中世纪数百年的战乱与分裂后，日本终于获得了平稳发展的机会。江户时代幕府以儒教辅武道，维系了长达三百余年的文化兴盛，并为后来的明治维新储备了文化资源。与幕府的学府相呼应，各藩的藩校在培养儒家学者方面也不甘于后，此外，民间学者建立的学孰，甚至深入偏远的乡村。兼儒兼医的地方学者也承担起传承经典的任务。在这样的条件下，《诗经》获得了在町人、僧侣和学童中较好的传播机会，有了更多的学人将精力集中于《诗经》的研读和理解。

　　江户时期日本学者有关《诗经》的著录总数约460种，在这460种之中，有260余种可以证实至今尚存，而且其中60余种有刻本、活字本或影印本。从这些数字中，不难理解《诗经》在学人中享有的重要地位。可以说，在那个时代，除了中国之外，很少有国家出现过这么多的《诗经》刊本和研究著述。

　　由于朱子学享有幕府官方学术的地位，《诗经》研究宋学的影响自然无以比拟。朱熹的《诗集转》成为最重要的教材，也是学人解诗的基本依据。劝善惩恶之说，不仅在汉诗、汉文领域成为宣告自身价值的旗帜，而且也是新型读本小说借以表明自身成长价值的旗帜。随着商业发展带来的市民文化需求，甚至把《诗经》纳入到俳谐、川柳等通俗文学素材范围之中，这些都是以往没有的现象，可以说在中国也不很多见。

　　江户时代的藩校是文化教育的中心，自然也是《诗经》教育的中心。藩校的教育内容多种多样，规模不等。藩士子弟都要强制性进入藩校学习，而庶民子弟是不得入学的。全国藩校的教学方针都是所谓文武兼备，教育内容则是以四书五经的“素读”和习字为中心，在武艺方面，也加上了剑术、枪炮、柔道、射击、马术等。可以说，江户时代的《诗经》研究得到很大的发展，正与那个时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和明清诗经学的东传密切相关。

　　二、诸学派的《诗经》研究

　　（一）朱子学派的《诗经》研究

　　据江口尚纯《江湖时期〈诗经〉关系书目》和《江户时期〈诗经〉关系和刻本目录》，在江户时期有260余位学者写有关《诗经》的著述，其中著作最多的是大田锦城，有15种，其次是中井履轩，有10种。纵观江户时代的《诗经》研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朱子学派。其劝善惩恶之诗说，早已超出了诗歌研究的领域，成为整个文艺中最通行的价值口号。在江户后期，尽管已经出现了对此说怀疑的声音，甚至有学者以激烈的言辞加以否定，但是仍有文人学者把它作为提升作品价值的实用广告贴在作品上，在读本兴起的过程中，读本作家在高声宣称自己作品的意义时，使用最多的字眼就是劝、恶、扬、善这四个字了。不仅曲亭马琴对自己的作品每每加上劝恶扬善的招牌，就是那些留下作品不多的作者，也不忘以诗三百的劝惩作用来反衬自己作品的实效。

　　在朱子学派中，中井履轩《诗雕题》是一部代表性的著述。解句说篇，不离道德，这是朱子学派最主要的特点。中井履轩论《诗》，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理学论诗、删诗活动和“讽诵涵泳”的鉴赏方法。如中井说“安成刘氏曰：此言学者格物致知之功知之事也”。此言诗者之诚意、正心、修齐、治平之道。在以理说诗方面，中井大得朱子之精神。此外，他还主张删诗，自编与《毛诗》《诗集转》不同的新本子。《古诗得所编》《古诗古色》就是根据这种想法编出的《诗经》删节本。他删诗的主张，首先是要删去那些“淫诗”，在《诗雕题》中，他曾经谈到那些“淫诗”不利于儿童教育。同时，他还主张把鲁诗删去，理由是鲁诗是“僭诗”。朱熹诠释《诗经》核心问题和方法论，是他提出的“讽诵涵泳”。在这一点上，中井履轩也竭力涵泳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求确解。如他认为孔子所说的《关雎》之美，是指色音而言，而不是像后世儒者挖空心思从思想道德方面找出各种理由。

　　江户时期三百余年，可以列举不少平生笃守朱子学的学者，但是中后期逐渐出现反对派，转向折衷汉宋之学的学者渐多。就是在朱子学派学者的著述中，在研究方法和训解方面也有些受到明代诗经学的影响。

　　（二）古学派的《诗经》研究

　　江户时期朱子学是官方学术，到了德川中期，出现了它的反对派——古学派。古学派以复古的名义寻找一条走出朱子学的路，实际上则是提倡新学。以复古之名，行求新之实，是当时的异端思想。崛川学派的伊藤仁斋、伊藤东涯、萱园学派的荻生徂徕等人，都主张摆脱朱子学，复归中国古代之学。和朱熹大讲诗经的劝善惩恶功用不同，崛川学派和萱园学派是从人情的角度来肯定诗经的。徂徕认为《诗》是因事而理，而非理学者所说因理而为诗。

　　（三）阳明学派的《诗经》研究

　　江户时代阳明学派的先驱者是中将藤树，继其之后，熊泽蕃山、佐藤一斋等人都是江户前期和中期阳明学派的巨人。藩山的学问目标在于适应现实实践，他的这种实用主义价值观，渗透到他对诗经的研读中，就是把对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否有益看成读《诗》是否有用的第一标准。藩山还主张为“人道”而读诗，人道，即指为人之道、人世之道。所以他解《诗》，就试图在诗经中找出有益于人道的道理来。

　　三、《诗经》之于江户文艺

　　一部《诗经》在日本的接受史，就是日本文学和文艺与诗经接触结合的历史。江户时代是町人文艺即市民文艺蓬勃发展的时代，而《诗经》的研究渗透到民谣的整理阐释，渗透到歌舞伎与能剧的创作演出当中，这不仅可以窥见当时诗经影响可见一斑，也可以考察诗经在结合了日本的神道观念与“风雅”等审美意识之后的新风貌。最有代表性的是歌谣《越后石臼歌》、歌舞伎《积恋雪关扉》和谣曲《关雎》作品中的《国风》变奏。不难发现。它们对《诗经》的解释，依据的全是诗序。这说明虽然幕府以朱子学为官方哲学，但对这些作者来说，朱熹《诗集传》的影响并没有压过《毛传》，而伊藤仁斋等的人情诗经说也只是得到少数儒学者的响应。《诗序》《毛传》在具有汉文修养的知识分子中始终享有最高的地位。这些作品都试图运用《毛传》历史学方法来对本民族的抒情文学加以阐释，同时具有以诗歌向民众进行教化的诗教意识。

　　在江户时代的各种文艺形式中，都不难发现作者从诗经中获取的养分。小林一茶边学《诗经》边学俳句的做法，给当代俳句泰斗金子兜太以启示。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细微的体式表现更多样的生活，是日本文艺家时代相继的追求，总有一些作家希望能用日语来再现《诗经》的古朴、醇厚和自然。江户中后期，文人写作汉文小说的渐渐多起来。在这些作品中，常常仿效中国小说引用诗经增强诗情的写法，特别是那些本人对诗经情有独钟的学者撰写的“戏作”，更是把引用《诗经》中的诗句作为一种表现手段。中井履轩戏编《昔昔春秋》，将桃太郎等民间故事柔和在一起，而用“春秋”笔法写出来，其中就有多处仿效《左转》中人赋诗言志的做法而加以改造，让《诗经》中的诗句从拟人化的动物口中说出来。将诗经与日本儿童喜爱的动物故事结合起来，创作出儿童喜闻乐见的汉文故事，或许是作者尝试的初衷。

　　四、传播原因

　　（一）传播主体

　　德川时代武治转为文治，各地开始设立藩校。在最盛时期，全国藩校多大255所以上。大抵各藩都有藩校之设，藩校不断为振兴地方文化输送杰出人才。《诗经》教育正是通过这种平台而获得传承之机。代表性的藩校有津藩日新馆、米泽藩兴让馆、水户藩弘道馆等。儒者在本地开设的家塾是面向町人和乡民子弟的教育组织，这些家塾似乎并没有年龄和身份的严格限制。在学习期限上也似乎相当灵活。这些显然是教育者适应市井和乡村生活的结果。有些诗经作者就是在城乡开设家塾的教师。这些儒者，在教学之余，潜心著述，也把《诗经》的影响，传播到都会市井、穷乡僻壤。

　　（二）传播方式

　　如果说写本可能多只为一位作者或数名读者多用的话，那么印本的出现则必须以有较多的人需要为条件。日本从古代到中世纪，公文书、笔录纪实自不用说，物语、日记等文学作品，都无一不是写本流传，向不通文字的人们以音读的方式传递。然而到了江户时代，从儒家经典、歌书类书、到小说画本，从求学问到求娱乐，各种书籍大量印制和贩卖，使得社会上的信息流通状况为之大变。

　　（三）流通体系

　　江户时代的京都是书籍流通的重镇，名曰“本屋”的地方很多。它即是出版机构，又是销售机构，兼有今天所谓的出版社、印刷厂、新书店三者的功能。新书在自家铺子贩卖，也向其他书铺批发。“本屋”也搞租书业务，书在一定期间内有偿出借，到后来，租书业务就由旧书店来做。书店主人也开始走出书店，到官府豪门去搞外卖，还有了专营图书的行商穿梭于各地。日本书店这种走出门营业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诗经在日本古今的流传，正离不开这样的流通体系。

　　江户时代是《诗经》东传日本的高潮时期，日本诸多思想家吸收和接受了《诗经》中的儒家思想，并结合日本国情加以阐释和创新，其不仅影响了日本社会，而且根植于日本传统文化之中，揭开了汉学在日本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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