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希然

　　摘 要：尼采的希腊情结不同于叔本华之前的德国哲学，他并不意在归反到古希腊世界，而是致力于在现实世界中恢复古希腊的悲剧精神。因此，尼采提供了一种悲剧人学的现代批判视角，将现代归结为一种反生命意志的虚无主义，蕴含着浓厚的乡愁色彩。尼采对于悲剧本质的指认，从根本上说是为现代人归反精神家园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尼采;悲剧;人学;希腊情结

　　一、酒神与尼采的乡愁

　　根据哈贝马斯的考察，尼采对酒神的激情关注并非偶然。[1]与其说尼采对酒神情有独钟，毋宁说他深深地陷在谢林之后的“酒神崇拜”传统中。不过，尼采有意避开谈论这个传统，只是概略地谈及了“整个德國哲学”的“希腊情结”，并将之视为“浪漫主义和思乡病的最根本形式”：“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作为家园，于是，那个曾经存在过的最美世界，那个唯一让人愿意当作家园的地方——希腊世界，就成为人们最后渴望回归的地方。”[2]不过，尼采在这里采取了一种反思性的批判视角。他认为，沉溺于思乡情感中的德国哲学根本不会有什么作为，因为很明显的，那直接通往希腊世界的桥梁已经断裂，只剩下一堆概念堆砌的彩虹矗立在天边。这只是一种逃避和退缩，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因此，真正的希腊情结不是回到那个世界中去，而是让希腊精神来到现实——将古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观念带入现实。只是现代世界处于虚无主义的统治之中，古希腊精神尚不能找到安身之所，这才是尼采意义上的乡愁。

　　在尼采看来，“现代最普遍的标志”是“人类在自己的心目中已经不可思议地丧失了尊严”，于是不断地证明自身乃是“作为一般此在（Dasein） 的中心和悲剧英雄”，证明自身的价值性和能够决定此在的主体性，可惜最终，他们越是“意欲坚守人类的尊严”，就越是退守到信仰和道德领域，导致尊严的彻底丧失。[3]道德与信仰在尼采眼中是毫无价值的东西，对无价值东西的信仰本身就是虚无主义。真正的有价值的东西是生命，而生命的本质则是权力意志赋予人类的精神：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

　　日神阿波罗是光明之神，人类精神进步和光明未来的表征之一。酒神狄奥尼索斯是古代希腊瑟雷斯人信奉的葡萄酒之神，他不仅掌握了葡萄酒醉人的力量，还以快乐与慈爱著称。尼采将日神精神比作梦镜，在梦境中，人们可以躲避现实、忘记烦恼。日神精神就是一种“个体化原则”的体现，每个人都有一个远离尘嚣的美妙的幻影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它代表的是一种理性精神：“对无节制的激情的遏制是日神的特征，它掌管我们内心幻象世界的美丽假象”。[4] 可见，日神在让人们忘记现实的痛苦与烦恼的同时也讲求理智，在理性的基础上给人以心灵的愉悦和宁静。这种精神在荷马哪里发挥到了极致。

　　然而，日神精神只是停留在表象的造型艺术中，不能深入人的内心世界。人也不能一直生活在梦境之中，所以人们从梦境中走出来，进入了由狄奥尼索斯代表的酒神的迷醉世界，在这里人们的自我主体不见了，失去了个体化的感受，同大自然融为一体，进入了一种更加自由的、快乐的神秘境界。尼采认为酒神精神才是生命的根本的体现，其本质是冲破一切固有的束缚，从而获得一种永恒的生命力。因此，只有酒神精神才能表现生命最原始的世界，才是希腊人天性的真正体现。不过，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彼此矛盾又相互依赖，一个创造个体，摆脱人生痛苦，另一个消灭个体，将人融入了世界之中。在这种二元对立中，酒神的精神是更加具有力量的，它一次次毁灭，又一次次产生新的个体，悲剧就在这种产生与毁灭的无限循环中诞生的。

　　尼采找到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作为现代批判的参照系，实际上依然是乡愁的体现。他说：“永不餍足的现代文化的巨大历史需求、对无数他者文化的强取豪夺、饕餮无度的认知欲望，倘若不是表现了神话及神话家园的丧失，还能表明些什么呢。”[5] 尼采重视酒神的根本原因在于酒神“逃脱了同一性的惩罚，使个体化原则失去效力，并用多元性取代超验上帝的一元性，用失范取代规范。”[6]在尼采看来，希腊人过于迷恋日神的个体化原则，以至于将之神圣化。日神的美与“适度”遮蔽了酒神节狂欢声中的“泰坦因素”和“蛮夷因素”。但吊诡的是，人们在酒神节上却“带着全部个人的界限和适度，进入酒神的陶然忘我境界，把日神的清规戒律抛在了脑后。”[7]

　　尼采想说，酒神精神的本质就是个体的主体性上升到完全忘却自我的境界。自我是日常行为和知觉统辖的主体性，只有将之释放、解脱出来，即忘却自我，从实证主义的时空经验中逸出，并被偶然性所震惊，才能满足“真正在场的欲望”，审美的世界才能展开。换而言之，审美表象的世界是一个令人震惊和难以意料的世界，它的敞开必然发生在自我幻象消失之后——理智与思想被瓦解，日常规范被打破，习以为常的规范化幻想已破灭。这一切，意味着希腊人追求的所谓日神的美，不过都是有待破灭的泡沫。真正的审美经验，即酒神的现实性，与理性、道德、知识和日常规范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忘却的鸿沟”。艺术打开了通往酒神世界的大门，它让审美者陷入神迷状态，即个体那种从内到外的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状态。他体验的审美的世界既没有遮蔽，也没有公开;既不是现象，也不是本质，而只是表征物。

　　在尼采看来，理性和道德都是审美现象的杂质，彻底将之清除是件刻不容缓的事情。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赖于悲剧，尤其是酒神：“悲剧艺术，富于上述两种经验，被描写为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的和解：现象被赋予最深的意蕴，通过狄奥尼索斯;而这种现象其实被否定了，并且是因为快乐而被否定掉的。……惟在对‘此在之现实 、美的假象的消灭中，在对幻想的悲观主义式摧毁中，生成之幸福才是可能的。即便在对最美之假象的消灭中，狄奥尼索斯的幸福也能达到其顶峰。”[8]可惜，悲剧的时代已经消逝，它只能“属于希腊人最丰富的力量时代”。[9]这个判断令尼采的乡愁色彩更浓厚。

　　二、一种悲剧人学的批判视角

　　尼采对于悲剧的认识主要是从现代批判视角展开的。但他认为悲剧的消失是一个很早就开始了的事件。当古希腊悲剧在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那里发展到了顶峰，酒神精神就逐渐在悲剧中走了下坡路。这主要是因为欧里庇得斯和苏格拉底倡导的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导致的。在欧里庇得斯那里，悲剧中的神不再是单纯的正面人物，高贵的人物和悲壮的命运被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所取代，合唱同剧情的联系也越来越少。悲剧中增加了乐观主义因素，没有了悲剧与喜剧的界限。尼采认为欧里庇得斯的新剧使民众受到了启蒙，世界观、人生观和相应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民众靠观察自然的变迁感受强大的、原始的生命力，深刻的领悟人生的真谛，而欧里庇得斯的新剧使人们不再思考深刻的生死问题，而开始只开始关心眼前，之贪图一时的快乐，所以尼采将这种“希腊式的乐观”定义为“奴隶的乐观”。

　　然而，尼采认为欧里庇得斯并不是真正引起悲剧变革的人，“他的最高审美原则的‘唯知为美，这可以媲美苏格拉底的格言‘唯知是德。欧里庇得斯拿着这个标准在手上，来衡量戏曲一切成分——语言、性格，戏曲结构，歌队音乐——而按照这个原则订正他们”[10]这种悲剧风格的转变是因为受到了苏格拉底的影响，即把苏格拉底的精神代替了悲剧灵魂的酒神精神。这是希腊悲剧消亡的真正原因。苏格拉底在古希腊极受推崇，希腊文化在他那里有了重大转折。在苏格拉底看来，了解事物的本质，分辨真实与假象是人类真正的使命，因此他只重视概念、判断、推理。甚至将人的情感也纳入到一种推理的程序之中。他试图改造现实，建立一种理性的文化、道德、艺术，将人生的真正意义归结为对知识的追求，人们有了知识就能获得幸福。这种追求必然导致人们对科学狂热的迷恋，而对艺术采取敌对的态度。所以，在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的影响下，悲剧开始转向理性思辨精神的增加。

　　在苏格拉底思想的影响下，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中歌队作用减弱了。歌队曾被认为是悲剧中最强烈的情感的表达，对整个悲剧的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歌队的音乐声中，人们才能进入迷狂的状态，去用心感受悲剧人物的命运，通过尼采对叔本华音乐观的态度我们可知，尼采对音乐评价极高，十分重视音乐在情感表达中的作用，现在代表酒神精神的音乐被取消了，酒神失去了他的灵魂，人们再欣赏悲剧时，单纯以一种旁观者的心态去观看，代表日神精神的形象艺术也不再有意义。蘇格拉底所宣扬的理智与知识的冲击下，真正的悲剧死亡了。

　　正是由于苏格拉底宣称的人们通过理性就能获得真正幸福的乐观主义，使柏拉图开始试图追求理念，从而形成了影响西方两千多年的理性的思维方式。人们对理性的信仰，来自于对逻辑的崇拜，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开始追求逻各斯，尼采对这种逻辑采取否定的态度，他觉得哲学家设立一种逻辑是为了满足实际生存的需要而给世界强加的一种规则和秩序，也就是说在逻辑形成之前，人们已经在日常生活中使事物逻辑化了，所以尼采认为理性来源于非理性，理性主义不能作为一种判断价值的尺度。

　　受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影响，启蒙主义、科学主义盛行。 现代性成了时代的象征，人们认为实现了现代性，就收获了进步、解放和幸福。可是科技不断的进步，现代性不断发展，人们却越来越远离那个理想中的世界，人开始生活在充斥着金钱和血腥的残酷社会里。尼采认为，世界只存在单纯的变化，本质上是一种混沌的状态，是没有结构的，我们所提出的理论只是对我们所需要的反映做的解释，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科学知识和决定的真理，人类的知识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形象的历史。现代性将人陷入了一种自我主义的窠臼中，最终导致了现代性的虚无主义危机。他在遗稿中如此慨叹：“我们无家可归者——是的！”[11]正是理性的形而上学人生观和虚假的人道主义，使人们变成了无家可归的异乡人。要使得人们重新获得家园，悲剧的恢复与重生是一条必经之路。

　　在尼采看来，悲剧的恢复尽管艰难，但不是不可能。这主要有两条途径。其一是音乐。巴赫、贝多芬、格瓦纳等音乐家虽然还不能理解酒神精神，但他们的音乐中已经蕴含了酒神精神的萌芽。这对于现代人重新认识酒神、恢复悲剧意识来说，是及其重要的。其二是对生命意志的倡导。尼采对悲剧本质的指认，暗含着现代性文化内部的激烈冲突，如同齐美儿认为的那样，尼采“从生活本身之中发现了生活的目的，这种目的是收到外部的否认的。这种生活就其本性来说是增值、丰富和发展，它趋向于完满与力量，趋向于一种从它本身流溢而出的力与美……唯有生活的原初事实才提供了意义与尺度，积极的或消极的价值。”[12]这与酒神精神是一致的，无论是作为幻象之美的日神精神，还是作为自我增殖乃至自我消解的酒神精神，都意味着人的生活本身溢出一种悲剧之美。基于这种观念，尼采将任何超越生命的价值观都视为反生命的。当现代性把生活之外的意义归于生活，无论它是否根据基督教还是根据世俗乌托邦构想出一个超越性的彼岸世界，它都是在反对生命意志为核心的生活。

　　注释：

　　[1]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108页。

　　[2] Friedrich Nietzsche，The Will to Power.Trans. and Ed. by Walter Kaufmann.NY： Vintage Books， 1968， p.225.

　　[3] 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94-295页

　　[4] 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页。

　　[5] 转自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100页。

　　[6] [7] 同上，第108页。

　　[8] 尼采：《权力意志》，第137-138页。

　　[9] 同上，第138页。

　　[10] 尼采：《悲剧的诞生》，第235页。

　　[11] 尼采：《权力意志》，第192页。

　　[12] Simmel， Georg. The Conflict in Modern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 Tran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 Peter Etzkor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68， p.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