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婷

　　摘 要：《伏羲伏羲》讲述的是有关乱伦的爱情故事，在故事中的人物追寻幸福的过程中，伴随着生命延续的种种形态，作為生命原动力的结合受到了伦理文明的阻滞。同时，小说表达的背景弥漫着历久而弥新的自然气息，乡土背景下的情节透露着作者对启蒙的另一层反思，在现代文明难以侵入的文化形态中，人们是否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延续进化与成长的征程。

　　关键词：伦理;原始力量;启蒙

　　一、欲望、情感与教化下的生命冲动

　　刘恒给《伏羲伏羲》起的原名是《本儿本儿》。在洪水峪，这个词的本意就是指男性的生殖器。小说的结尾附了名字的由来，“本儿本儿本者，人之本也。又本者，通根，意及男根也。以本儿本儿命之阳具者奇，命之以谷禾者大奇。食色并托一物，此幽思发乎者谓之佳才，可乎？”，“食色”叙事这个刘恒一直关注的话题在《伏羲伏羲》里异常地鲜明。小说正式发表的名字则在生命色彩之外增添了更浓郁的伦理意味，这也更恰切地呈现了它的复杂性。

　　慈母一般的婶子让十岁便成了孤儿的天青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存，天青的欲望在婶子美好的外貌以及善良本分的关心中不断升级，他走火入魔一般的欲望化作发自肺腑的热恋。爱和欲望把他折磨得异常残酷，同时也让他生发出了更多的勇气，以至于忽略了他的叔叔以及这个人所代表的权威。天青作为男儿的天性在这个女人的关注下渐渐发酵。而勤劳仁义却饱受压榨的腼腆侄子也成为了婶子在家里唯一可以亲近的人，一个可以寄寓感情的同路人。两个人所迸发出的爱的火花升华了原始的欲望。

　　“封建宗法制婚姻特别讲究后嗣血脉的承续和纯正，因此，封建意识要求人们在婚姻关系中讲究夫妇人伦，杜绝婚姻关系的混乱”，种的延续在人们脱离了蛮荒时代的生育和繁衍的困难之后，在道德人伦的约定中演变为单线的承继。天青是杨金山收养的亲侄子，但也正是因为血脉纯正的希望，他在骨子里他把天青的身份分得彻彻底底清清楚楚，养育天青数年，却难以生出父子的情分。只有自己的孩子才能完成传宗接代的夙愿，这份在平常人看来轻松的事情却成了杨金山最沉重的压力，但是他从不认为这种饱含了屈辱的压力给予他的是痛苦，至少说他从没有想过要丢弃这种压力和希望。和大多数人一样，这是深入骨髓的一种天经地义的义务和责任，对他来说，完成这个毕生的愿望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当他离幸福越来越远的时候，杨金山对菊豆的虐待也变本加厉，是他认为理所应当的。

　　最终让杨金山欣喜若狂的儿子并非己出，孩子是侄子和婶子乱伦的产物。《易。系辞》曰：“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可见，唯有婚姻符合“阴阳合而雨泽降，夫妇合而家道成”的“天人契合”的传统观念，唯有婚姻成为种的繁衍的合理方式。尽管天青是他的亲侄子，但他在骨子里他把杨天青的身份分得彻彻底底清清楚楚，养育天青数年，却难以生出父子的情分，一半是因为他本性残暴，一半则是因为谁说杨金山他自己不是一个可怜的人呢，背负着沉重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给予他的从来都不是痛苦，至少说他从没有想过要丢弃这种压力，深入骨髓的一种天经地义的义务和责任，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幸福。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让秘密的制造者承受了太多的痛苦，他们刚刚从一种原始冲动的压迫中挣脱出来，就又被投送到另一种社会约定的围剿之中。杨天青和王菊豆深知他们结合的危险，然而当欲望、道德不能够在与巨大的悲苦和强烈的悲悯的战争中处于上风时，一切都变得百无禁忌而又顺理成章。生命的原始欲望使得绝望的人重新燃起了生的欲望，人伦的不合也在他们痛苦的“赎罪”中渐渐获得了谅解。

　　二、乡村生态中伦理的原始意义

　　《伏羲伏羲》让我们在这种折磨里看到是历史积淀下来的稳定的东西对人们的影响，而不是政治变动所引起的纷争。乡村图景的不变与亲和反衬着人物内心日复一日的变动与挣扎。刘恒想借助这种原始的生命渴望来进一步地探寻除去外界的原因而更多出于人们内在动因的反抗。展开一幅幅生动的乡村图景时，刘恒淡化但没有抹削外界的政治变动和历史变迁，他一面通过乡土的自然的叙述来突出这种原始性和本能性，一面呈现了历久积袭的伦理道德所具备的具有原始意味的力量。

　　发生在洪水峪的故事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乡村都经历着的故事，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日子里，只要没有触及到生存这个最切近的问题，那么外部发生的动荡对他们来说反倒是一种不变。互助组，识字班，扫盲活动在这里轻描淡写，识字远远没有自己家的对着田地的耕作更有意义。而天青终于还是成为了破坏伦理与道义的那个人，但刘恒没有批判道德伦理对人性的绞杀，也没有炫耀破坏者冲破藩篱的骄傲，他在主人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痛苦中告诉我们：即使是有违人性的伦理道德，也有它存在的必要，在对秩序的维护中，人们获得的是安宁和成长，道德的约束反而会成为人性美善的助力。

　　我们不能忽视他在这个过程中始终难以割除的战战兢兢的恐惧。显然，欲望的原始性和伦理的深刻性在他的身体内同时爆发着，在以后许多个可以杀死杨金山的机会面前，他都没有辜负“天上的爹娘”教给他的东西，在菊豆一次次想要和他私奔的时候，他用对土地的眷恋、对安定的渴望阻止和劝慰着同样饱经磨难的女人。天青的懦弱显示出来的正是刘恒想要表达的，伦理的牢固性以及由欲望和伦理的冲突所构成的人类内部的自我平衡与成长。

　　三、进化征程里的冲突与自觉

　　中国乡土小说的两条路子，一条是站在批判立场的写实风格，一条是站在歌颂立场的浪漫风格，作为八九十年代“新写实”一类作品的《伏羲伏羲》，表达出的不仅仅是二者其一的意义。刘恒既没有义正严辞地批判乡村传统文明的落后闭塞，也没有温情脉脉地赞颂事实上已经开始改变、不复存在的田园生活。在还原与创造真实的乡村中，他所描写的是在不同的表达立场的一种新的深入尝试。

　　在乡土小说的谱系中，许多作家都借用这一别样的空间述说了他们各自的立场， “刘邦庆、苏童、毕飞宇们显然是站在民间底层的立场发掘现世美。弱势小人物是小说的主角，对这些羸弱者的移情释放了作者内心的一种快乐;对现世美的发掘体现了对传统美德的弘扬，这对于物欲横流对现代文明的确是一种有益的营养，或者说是承担了一种美的教化作用。温情脉脉的小说家似乎只准备认同世俗人生，他们笔下很少主体意识高扬、个性独立鲜明、由坚定的自觉追求的人物，顺从人生是他们遗传的生命基因密码，缺乏超越和提升。”刘恒没有在现代文明与民间立场之间的冲突中寻找支点，尽管他书写的是小人物，但没有回复到京派类似的田园牧歌的方式来赞颂人性，也没有在构建传统文化柔情一面的过程去对照现代文明中人性的丑恶。他直接走到了人性丑的那一面，用以赞扬人性的美。“1990年代开始，虽然作家相对于乡村社会还是他者的身份，但是他们已经摆脱精英姿态开始以平等的态度对村庄社会进行主体在场式的言说，对村庄社会的实际问题进行殷切的关注和深刻的思考，从而为乡村社会的未来寻找出路”。刘恒向我们宣称的同样是亘古不变的人性的美，只是这种美具有张力，需要在艰难的环境中迸发。他笔下的人物同样在面对伦理、道德、欲望时弱小卑微甚至畏缩退却，但是他更强调的是这些人物在经历了种种折磨后的某种映照了“启蒙色彩”的进化。

　　面对乡土与现实，刘恒不再念念不忘“启蒙”的逻辑，他一直将自己视为鲁迅“永恒的信徒”，但是刘恒看到的鲁迅乡土世界中启蒙显然不是它的唯一，至少在《伏羲伏羲》里，我们并不记得农民的愚昧和国人的弱点。正如文字并不能够引起他们太多的兴趣一样，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尽管面对着激变的生活他们拥有的经验已经难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