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晶晶

　　

　　商洛学院干部人事处

　　摘要：本文选取春秋战国时期的“策士”作为研究对象，从“策士”种类的多样性、经济上的依附性、思想上的独立性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阐述。认为此时期的“策士”是后世“策士”的基础和雏形，基本特征已经奠定。

　　关键词：春秋战国；游说；经济依附；思想独立

　　春秋戰国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此时期士阶层的地位日益上升，为了所依附的阶级与统治集团的利益，他们四处游说，以辩论为雄；同时，各诸侯国的霸主在争战过程中也逐渐的认识到，政治上的斗争与外交上的迂回是争霸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在此社会形势下，在社会变动过程中随着时代的浮沉，“策士”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群特殊的社会群体应运而生，并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代名词，且影响至今，这一时期的策士具有很鲜明的典型特征。

　　一、“策士”概念界定

　　今人提到“策士”，多会想到春秋战国的纵横家们。他们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中，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朝秦暮楚，见风使舵，但又有自己的政治主张，熟谙纵横之术。凭借机谋智慧、口才辞令，他们四处奔走游说，周旋于政治集团之间，为诸侯征城、掠地、杀人、灭国出奇谋划妙策。以张仪、苏秦、陈轸等人作为“策士”的典型代表，其实不然。

　　《辞源》解释为谋士，《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策士”一词的解释是：“封建时代投靠君王或公卿为其划策的人，后来泛指有谋略的人。”[1]由此可见，“策士”包括一切为君主或诸侯王出谋划策的人，而不仅仅是后代大多数人所认为的纵横家之流。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农家、杂家等也在这一时期为自身的政治理想而各显本领。

　　本文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策士”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以思想著称的老聃、孔子、庄周、墨翟、邹衍、孟子、荀卿；以政治显世的管仲、晏婴、子产、申不害、商鞅、韩非；以军事起家的吴起、孙武、孙膑、乐毅、白起，也有以外交扬名的苏秦、张仪之流。除此之外还有能言善辩的惠施、公孙龙，精于农学的许行，善于水利的李冰、郑国，喜好天文的甘德、石申等等。

　　春秋战国时期的策士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人生观念、政治理想以及游说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不尽相同，但百家志在匡时致用，游历各国，“合则留，不合则去”，[2]显示出了春秋战国时代独特的社会面貌。

　　二、春秋战国时期策士的典型特征

　　（一）游说与辩论

　　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策士，如孔丘、孟珂、苏秦、张仪、范睢、陈轸等人都是出色的游辩之人。正如刘知几在《史通·内言》中记载：“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杨干是也。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从，张仪连横，范睢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3]春秋战国之际游辩之盛让人惊叹，而策士的游辩方式的多样也不得不让人称赞。

　　在“处士横议”的时代，各家纷纷著书游辩，以自身的学识和口舌之利宣扬自己的学说观点，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正因如此，各家的辩论各具特点。道家的汪洋辟阖、仪态万方、荒诞怪异和自由洒脱，法家的言辞犀利、咄咄逼人，无一不体现了学派的特点。但相同的是，各家通过“仁义”或“利害”或“情感”或三者结合，因时制宜，因事制宜来游说各国，或努力消除各诸侯国之间的隔阂，或实现所在国家的利益，或化解民族之间的矛盾，或努力实现天下的统一，不仅他们的辩论之术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思想也是需要我们为之深思的地方。

　　辩论中最为推崇的是雄辩，在辩论中具体表现为卓越的智慧，出色的言辩所形成的恢宏气势，雄辞激越和气势磅礴的风格也正是“策士”言说时的普遍特色。孟子喜欢运用排偶的句式和反复重叠的言语体现自身激烈、雄健有力的气势，鲁迅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孟子生当周季，渐有繁辞，而叙述则时特精妙。”[4]这些无不体现了他们卓越的言说技巧，让诸侯为他们的气势所折服。

　　善于揣摩，引人入彀。“策士”们大多适应时代发展的雄辩之人，他们或委婉含蓄，或比喻寓言，很善于从对方的心理作为出发点。他们是思维逻辑的高手，在无形中把对方引入自己的思维路线中来。比如，孟子的一句“王何必曰利”就吊足了王侯的胃口，再从诸侯自身的利益出发，“万乘之国”“千乘之国”“百乘之国”，“士庶人”“诸侯”“君王”，步步为营、漫不经心，不知不觉中，诸侯王们就进入了他们的言语轨道之中。“策士”们或用比喻或用拟人，但大多采取揣摩心理，从对方利益或仁义出发，迂回劝说的方式，引人入彀，这是当时的一个典型特征。

　　（二）经济上的依附性

　　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兵祸接踵而至，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的动荡不安带给“策士”无穷的灾难：另一方面，大多数“策士”出身贫寒（见表1），因此策士几乎到了“无以为食”的地步。

　　比如，范睢“家贫无以自资”，苏秦“穷巷掘门，桑户卷枢之土耳”等等，他们经济上贫乏，政治上又无籍借，所以他们必须利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和口舌之利投靠王侯，以换取必须的生活资料和人生存的自尊，他们不得不承受生活的重压，在经济上依附于人。正如李斯所说的：“斯闻得时无怠，今万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鹜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诟莫大于卑贱，而悲哀甚于穷困。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三）思想上的独立性

　　出身的寒微，带来的是政治地位的低微，但在思想的深处，策士们并没有这样认为或者不想承认，所以他们在所服务的诸侯王面前竭力维护自身的尊严。例如，通过个别以“道义”为己任的策士，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力争以“道”和“势”相抗衡，把自己与君主的关系明确的分为“师、友、臣”三类。这一点，《孟子》书中所记载的子思和鲁缪公关于“道”和“势”的争论中就可以体现出来。又比如，墨家子弟在外做官，如果服务的对象不采纳自己学派的主张，那么墨家子弟宁愿罢官。

　　“策士”们经济上的依附与思想上的独立性无疑是相互矛盾的，这使得他们既对自己所服务的对象既有利益一致的地方也有利益相冲突的时候。所以，“策士”们虽然红极一时，但他们终究还是摆脱不了自己的悲剧命运，甚至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命运是悲惨的。孔孟始终不道得重用，老庄选择归隐，商鞅被车裂，苏秦请求车裂，即使未死之人，如李斯、张仪之人也活得战战兢兢，如覆薄冰，这是处于那个时代的他们所必然的无法逃脱的命运。

　　知识若不能变为生活的大美，那无疑是一种遗憾，同样，我们研究先秦“策士”的典型特征，一方面是消除“策士”即是纵横家的说法，也不是只有《战国策》中的人才是“策士” ，进而还原“策士”的本来面貌，另一方面，先秦“策士”之所以能名扬后世，被后人代代谈论，也是因为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和魅力，这也是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06：127.

　　[2]（宋）苏轼：《范增论》，载（清）吴楚材、吴调侯撰：《古文观止》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59：474.

　　[3]（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49.

　　[4]鲁迅.汉文学史纲要[A].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