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蓉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明朝万历年间围绕册立皇长子朱常洛还是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而进行争论的政治事件被称为“争国本”，在此期间明神宗与朝臣进行了长久的对峙。虽然最终以朱常洵被立为太子而得以解决。但这次事件也给明朝的政治带来诸多隐患。与此同时，争国本事件也对明朝藩属国朝鲜的世子问题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最终也进一步影响了朝鲜君主光海君的对明外交政策的转变以及后来的东北亚政治局势。

　　关键词：明朝；争国本；光海君；外交政策

　　一、争国本事件

　　争国本是指围绕明神宗册立太子事件的争论。

　　“太子者，国之根本”。按照传统的封建礼法，皇位继承人太子首先应该是嫡子即皇后所出之子；若皇后无子，则立皇长子；太子需尽早确立，以定“国本”。

　　明神宗皇后王氏无子。万历九年（1581），明神宗在其生母李太后宫中“私幸”了宫女王氏，因神宗并不喜欢王氏，所以对此事“讳之”。但起居注已记录在册、李太后盼孙情切，神宗不得不承认，并于次年被迫册封王氏为恭妃。册封后的两个月，王恭妃诞下神宗的长子朱常洛。

　　但在神宗的众多妃嫔中最受宠爱的为郑氏。郑氏于万历初年进宫，“侍奉勤劳”，渐渐得宠，于万历十年（1582）年封淑妃，次年封德妃，第三年进封贵妃，并于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生三子常洵，神宗特令进封皇贵妃。

　　神宗对待郑贵妃与王恭妃的不同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从常洛诞生到万历十四年已经五年，王恭妃再无进封，常洛仍无东宫名分。与此同时，有传言说，神宗与郑贵妃两人在庙宇中立誓并写下合同，立常洵为太子。神宗的承诺违背了封建礼制和祖宗之法，引起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群臣纷纷上书要求早立太子以正国本，由此拉开了历时几十年的国本之争。

　　整个过程分为以下几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朝臣拥护长子

　　这一阶段开始于万历十四年（1586）。这年二月，内阁首辅申时行上疏，以明英宗两岁，明孝宗六岁被立为皇太子为例，要求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拉开了“国本之争”的序幕。

　　申时行在奏疏中称“窃惟国本系于元良，主器莫若长子。……自万历十年元子诞生，昭告天下，五年于兹矣。即今麟趾螽斯，方兴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兹。”申时行的建议合情合理，神宗无法拒绝，于是采取拖延战术：“元子婴弱，稍候二、三年举行”。这一说法引起了群臣的强烈反弹，在郑氏进封皇贵妃的当天，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纷纷疏请册立东宫，并请神宗收回册封郑氏皇贵妃的成命，或应同时进封王恭妃。其中姜应麟措辞激烈，神宗大怒，将奏折扔在地上，又下诏说：“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级边杂职”。神宗在处置姜应麟的同时也表示太子一定会按长幼顺序册立。然而，此后册封皇太子的请求都被神宗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导致内阁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许行集体辞职，内阁只余次辅王家屏一人。

　　第二阶段：三王并封之争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王锡爵还朝担任内阁首辅。面对群臣的不断上书，神宗又提出：“朕昨读《皇明祖训》，内一条立嫡不立庶之训，况今皇后年尚少，倘后有出，册东宫呼？封王呼？欲封王，是背违祖训；欲册东宫，是二东宫也。故朕迟疑未决。既卿奏来，朕今欲将三皇子一并封王，少待数年，皇后无出，再行册立。庶上不违背祖训，下与事体两便。”。三王并封之论一出，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在群臣的抗议中神宗不得已收回成命，宣布三子“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中宫无出，再行册立”，并答应皇长子“明春出阁讲学”

　　第三阶段：李太后干预、最终册立

　　慈圣李太后，是神宗的生母，对神宗有很大影响力。对于持续十几年的国本之争，她站在群臣一方，但对于神宗的行为，她一直隐忍未发。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才开始干预，“帝入侍，太后问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盖内廷呼宫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宫人进，故云”。在慈圣太后的干预下，神宗终于让步，册立已经虚龄二十岁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光宗由是得立”。

　　至此，轰轰烈烈持续了十几年的皇储争议事件虽然告一段落，但是这一事件也不可避免的给明朝政治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诸如：为了避免与群臣见面，受其“烦扰”，神宗长期不上朝，难免懈怠政事；朝臣中拥立皇长子和皇三子的各成一派，相互攻讦，造成严重的党争等等。争国本这一事件还对于当时明朝的藩属国朝鲜的世子问题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仅如此，它还进一步影响了朝鲜君主光海君的对明外交政策和后来的东北亚局势。

　　二、光海君的世子身份问题

　　光海君，即李珲（1575-1641），李氏朝鲜的第十五任国王（1608-1623年在位），因后被废而无庙号、谥号，通称“光海君”。

　　宣祖长子临海君李珒“荒怠不学，纵奴作弊”，而次子光海君“聪明端厚，笃善好学，不喜芬华”，在壬辰倭乱中被册封为世子，“二十八日丁巳，忠州败报至，上召大臣、台谏入对，始发去邠之议……戊午，立光海君珲为世子”并临危受命“权摄国事”，前往前线各地抚军、积极组织各地义军抵抗侵略，在朝鲜人民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但是光海君的世子之位并不稳固，因为他既非嫡子，也非长子，册封他为世子违背了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于是宗主国明朝礼部以“主器必长子”为由，于1594年、1595年、1596年、1603年、1604年多次拒绝正式册封，并称“长幼之序，礼莫大焉；储嗣之立，礼莫重焉；舍长立幼，于礼不顺。若令之自中国，是以非礼令也；若徇之自臣部，是以非礼徇也……朝鲜称我外臣，享我正朔，事孰大于继立，乃舍其长子而请立第二字讳，无乃非我国家之制乎？”。明朝拒绝册封光海君為世子除有儒家长幼有序的原则外，其实另有深层次原因：明朝当时也处于上文中提到的“争国本”事件之中。神宗偏爱三子福王常洵，而大臣们主张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时朝中虽立太子，而皇上意在福王，故我国册封奏请，正犯所忌，每为礼部所沮”。在这种情况下，礼部自然不会同意在藩属国朝鲜开启立次子的坏头，光海君无形之中受到了明朝“争国本”事件的连累。直到宣祖去世，光海君的世子身份都没有得到明朝的正式确认，世子身份的合法性存在问题。万历三十六年（1608）二月，宣祖去世，去世前留下教旨：“予素多疾病，虽在平日，万机之务，决难堪当。况今婴病，一年将尽，少无差歇，精神昏暗，心病尤重，如此而可以仍冒君位乎？世子年长，依故事，可以传位。若以传位为难，则亦可摄政。军国重事，不可不如是也”。但光海君即位后，明朝依然认为“事在彼国，难以遥断，似当行堪以求确据”，派出辽东都司严一魁、自在州知府万爱民进入朝鲜调查，才最终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正式册封光海君为朝鲜国王。

　　这件事对光海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埋下了他日后不听明朝调遣的种子。促使他日后“虽然礼节上对明朝还维持事大传统，但事实上，面对日益严重的女真人的威胁，他采取事大则日新恪谨，待夷则务尽其权的策略。以图保安社稷，游离在明朝与后金之间。”

　　三、光海君的“明金两端”外交政策

　　“两端外交”又称“骑墙外交”、“两面外交”，是指光海君在对外交往中寻找的一条既可以应付宗主国明朝，又不开罪于实力强大的后金，游离于明金之间的外交政策。

　　历时七年的壬辰倭乱使明朝和朝鲜元气大伤，明朝“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朝鲜也“人民离散，虽大家世族，举皆失业行丐……积尸遍野……父而卖子，夫而当妻……自有东方变乱之祸，惨酷之甚，未有如今日者也”，而建州女真人却趁此机会迅速发展起来，首领努尔哈赤完成了各部的统一，并在此过程中确立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还修筑城堡（赫图阿拉）、囤积粮食、补充武器装备，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后金，称金国汗，年号天命。两年后的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反明，连下十一城堡，攻克辽东重镇抚顺“将士死者万人，生还者十无一二”，京师震动。神宗任命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分兵四路，大举进攻后金，并通知朝鲜出兵策应。但努尔哈赤自万历四十五年（1617）至萨尔浒大战前就已多次致书光海君争取朝鲜“中立”，以免自己腹背受敌“朝鲜则与我朝有信之国。若辽东请兵于朝鲜，则会宁、三水、满浦等处，我将当以一支兵马，发送攻击。朝鲜与我国无嫌怨，谨守封疆，勿使动兵”。

　　面对明金双方的同时拉拢，光海君选择了既不背明，也不开罪于金的两端外交政策。

　　面对明将杨镐的出兵请求，光海君一再推诿：

　　“老酋桀骜，虽以中朝兵力未必能一举剿灭”，

　　“况今奴酋实天下之强贼，殊非建州卫李满住之类也”

　　“此回咨中恐不可轻议进剿，更加商量，无出完全”

　　“上国征兵之事，庙堂诸臣固无计策，而料度前头之事，圣上日夜轸念，累勤下教，远虑之意，实出寻常万万”

　　“我三边防备，自守不暇，举单弱不教之卒入援，天朝有何所益，愿老爷深思小邦情事，许令固守藩篱，非但自守弊国疆，其于助势掎角之策，或有补益”（《光海君日记》）

　　在明廷的出兵咨文到达、朝鲜避无可避的情况下，光海君才勉强答应出兵一万三千人，配合明朝东路军作战。

　　对于努尔哈赤的积极拉拢，光海君则是暗中联系、小心应对。

　　“近日天朝军马与我国协势入捣老酋巢穴之言，喧腾于边上，极为怪讶。……自今以后，如有藩胡进告者，明白说破此言之虚谎无稽，‘本国今因尔言，始闻有此说，极是怪事详尽辩说，使彼释然。”

　　“我国初非仇敌，实无战攻之意”（《光海君日记》）

　　在萨尔浒之战爆发，朝鲜被迫出兵后，光海君则密谕朝鲜军主帅姜弘立“毋徒一从天将之言，而惟以自立不败之地为务”“密教帅臣观事向背，使虏无为移兵先击之（《光海君日记》）”。

　　万历四十七年（1619），朝鲜军队往援辽东，隶属东路军刘綎部。但在此役中明军各路配合不力，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明军大败“文武将吏前后死者三百一十余人，军士四万五千八百余人，亡失马驼甲仗无算（孟森《明史讲义》）”。朝鲜军元帅姜弘立秉承光海君的旨意“兵以师期退定，下营不发”，以各种理由拖延行军进程“大雪中行军，各营兵所持军装衣服悉为沾湿”“告以步兵负重，不能赶上马兵之意”“士卒饥馁，停止前进”（《光海君日记》）。明军战败后，姜弘立立刻投降后金，当朝鲜国内得知姜弘立投降的消息“请姜弘立、金景瑞家属及郑应井等并命拿囚，明示不易之定律”“以解华人之疑（《光海君日记》）”，光海君称“弘立等只陈虏情而已，有何卖国之事乎？（《光海君日记》）”。由此可以看出，明朝不正式册封光海君事件的影响多么大，也反映出姜弘立此举实乃光海君暗中授意。

　　至此，我们不能否认，光海君所实行的“明金两端”外交政策与其在明金两强的夹缝中求生存、朝鲜刚刚经历壬辰倭乱民生凋敝、国力衰弱等客观原因有关。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光海君的个人情感因素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宣祖在位期间多次奏请明朝正式册封光海君为朝鲜世子，都为明朝以“立国以长，万古纲常”为由拒绝；在宣祖去世、光海君即位已成事实，明廷才勉为其难承认其国王身份合法，而明廷当时屡次拒绝册封光海君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当时明朝内部的“争国本”事件。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争国本”事件，在深层次上对朝鲜光海君制定的对明金两端外交政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萨尔浒大败，辽东局势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明朝对后金由攻转守，朝鲜军“从此不敢尽忠于明”，光海君的这一政策也对以后的东北亚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释：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一

　　明史[M].北京：中華书局，1974.

　　《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五十六

　　《宣祖修正实录》卷二十六

　　《宣祖实录》卷一百一十六

　　《李朝实录》

　　《宣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一

　　《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九

　　《宣祖实录》卷二百一十七

　　《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四十六

　　孙卫国《试论入关前清与朝鲜关系的演变历程》

　　《明史·日本传》

　　《朝鲜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

　　孟森：《明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06.

　　《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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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朝鲜通史.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M].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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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胡凡.立储之争与明代政治[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

　　[6]孟森.明史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孙卫国.试论入关前清与朝鲜关系的演变历程[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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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尹铉哲，刘吉国.试论光海君的世子身份问题与即位初期政策[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45（1）.

　　[10]尹选波.争国本：君臣博弈的政治解读[J].阅江学刊，2012，4（2）.

　　[11]（韩国）朴星.光海君“两端外交政策”之主客观原因分析[J].中国市场，2015（26）总第8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