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偶在《诗经》《尚书》《周易》《左传》等古典文学当中，得到了不自觉的运用。对偶是沉淀汉民族审美心理最深厚、最能体现汉文学古典美特征的一种表达方式。孔子自觉运用对偶这种修辞手法，把古汉语的美感特质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而这背后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所在，那就是孔子的哲学思想在主导。
一、阴阳对立
在我国，早在史前的氏族社会就已产生了带有朴素辩证思想的八卦，到了殷周代，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易经》载：“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同时，孔子在作《易》之十翼时便已经充分反映出了其阴阳哲学。
（一）他讲自然讲阴阳
如《周易.系辞下》：“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
孔子认为客观世界万事万物本身就存在着阴阳对立的自然法则，存在着阴阳对称、阴阳均衡等各种美学属性。所以孔子运用对偶这一手段将客观世界上述各种自然关系、法则表现了出来。
（二）他谈生命之本讲阴阳、奇偶
如《孔子家语.本命解》：“‘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人之命与性何谓也？孔子对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终也。有始则必有终矣。……一阳一阴，奇偶相配，然后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于此也。”
孔子的性命观也以阴阳为两点论，认为人的生命是由天地自然之道而化生出来的，人的性是受阴阳之气而形成的，有一定形体发出来，叫做生；阴阳变化穷尽之后，叫做死。所以说，命就是性的开始，死就是生的终结。有始则必有终。
太极的图像就是一对对立的阴阳鱼状，但合而为一的圆体。这种图像就表达了人们对宇宙万事万物既是对立的又是和谐统一的认识。同样，孔子在讲自然、人本身的阴阳对立的同时，还讲求这种阴阳对立的和谐统一。
二、和谐统一
《论语·子路篇》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是孔子思想体系中对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古讲求“以和为贵”，孔子的“和而不同”正是对“和”这一理念的的具体阐发。具体来说孔子的“和”是和谐，是统一，“同”是相同，是一致；“和”是抽象的，内在的；“同”是具体的，外在的。“和而不同”，就是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
（一）个人身心的和谐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篇》）
“贫而乐，富而好礼”（《论语·学而》）
“态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篇》）
孔子在这里强调个人要正确处理理与欲，义与利，精神追求与物质追求等的对立关系，做到心态和谐，思想和谐。
（二）集体社会的和谐
“入则孝，出则锑，事父母，能竭其力”（《论语·学而篇》）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篇》）
“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篇》）
“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篇》）
孔子强调在家庭中，要敬爱父母，友爱兄弟，使孝梯成为人们内心的一种情感追求和道德自觉，使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尊老爱幼，和谐相处。同时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主张和谐共处，协和万邦。
孔子很早就认识到客观世界万事万物既具有对立关系又具有统一关系，如自然的上下、左右、花草、山川等的偶体存在状态；个体所面临的义利、贫富、君子小人等的矛盾关系，并且逐步找到了一种化矛盾为和谐的特殊方法。那就是“和而不同”的辩证思维方式。
三、结语
孔子的这种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直接的体现便是《论语》中对偶这种修辞手法的大量使用。這种哲学思维促成就是历代人们对对称美、整饬美、均衡美、和谐美的审美趋向。
对偶这种修辞方法，自从从先秦时代起就被自觉不自觉地大量运用，经过孔子的有意识的在《论语》中的而大量使用，到两汉赋家便开始把它作为表现才性、驰聘才情的一种重要方式。魏晋以降便进入自觉时期。随着人们对汉语声韵调特质认识的深入，对偶除了要求词性结构的相对外，还要求声、韵、调的配合。对偶不仅作为一种修辞手段，而且逐渐发展出了一些专重此项修辞技巧的文体，如骈文、骈赋、永明体诗歌。隋唐以降，不仅骈文、骈赋等仍盛行不衰，而且又发展出许多新的对偶技巧和律诗、律赋这些新的文学样式。宋以后对偶不仅在词曲中花样翻新，而且还被广泛地运用于戏剧、小说、散文、新体赋、通俗讲唱文学当中。如果说讲求对偶在六朝以前时还只是反映上层贵族和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那么隋唐以后，则可以说这种审美情趣已深入到民间，成为中华民族最广泛、最普遍的审美趋向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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