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丹

　　摘要：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孕育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生长发展的历史条件，萧红因其女性作家的身份又在早期的创作中具有社会启蒙的革命倾向，从而将其作品奉为民族精神的艺术经典。但长久以来，对萧红文学社会使命的探讨却掩盖了本该注重的艺术追求。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本价值；文学创作

　　上个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启蒙浪潮涌入中国，90年代得到长足发展。女性作家在八九十年代的大量出现，并且其作品数量和艺术质量达到的水准，是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①在“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时代诉求下，对女作家萧红的特别推崇和极度赞美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时髦话题。在经典作家被边缘化的同时，萧红因其生命历程的独特性以及作品中“女性主义”标签的社会接受度的扩大跻身于文坛巨匠的队伍中。对其作品的认可和追捧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一、人权主义与文学价值

　　萧红是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作家。中国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滥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韩立群编著的《现代女性的精神历程》中，把女性文学划分为女性主义的理性启蒙时代，女性主义的艰难实践时代，女性主义的痛苦反思时代，以冰心，丁玲和张爱玲为代表。②谈到丁玲时代的作家萧红，评述最多的是“男性法权”、“女性主义”、“挣扎在爱情生死场”等内容。在大多数现当代文学史专著中几乎没有为萧红单独立章的。上个世纪40年代的《生死场》因抗战主题在战火中的上海文坛走红，新时代下，又因女性文学的浪潮，萧红的作品再度热议。在历史使命的横鉴下，《生死场》成为了一部为女性鸣不平的小说，《呼兰河传》似为《生死场》的续篇，思想更成熟，有一种女性觉醒的大彻悟。对萧红作品中女性主义的强劲解读，成为了萧红洞察乡土生活和乡土历史本质的起点。以女性主义理论阐释萧红的作品，自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文学作品是作家与读者达成的一种默契，它顺应时代的发展，文学作品在承担着社会功能的前提下，人权主义与文本价值就没有了等同性。发掘主义内涵可以扩大文学史价值，但是并不会提升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萧红的文学创作活动集中于1932-1941年间，她的《生死场》得到了鲁迅的捧荐，也引起了茅盾、胡风的研究关注。鲁迅在“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定论外还说到了“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于是便有了后来众多有关女性身份和女性经验的创作的评述，这句序言更被奉为金科玉律。《生死场》里的生育、疾病、虐待、自残都被视为女性苦难的冤屈，控诉，尖叫和哭泣。多数读者和评论家站在悲悯的角度去看待作品的文学成就与社会价值，无形中以“主义立场”扩大文本价值。以“金枝”“月英”“五姑姑的姐姐”等女性的苦难命运概括作品所要传递的文本意蕴是不客观的，过度拔高女性主义创作也是不合理的。

　　二、语言隔膜和叙事结构

　　一直以来，鲁迅、胡风、茅盾对于萧红作品的探讨研究都是中國现当代文学研究领悟内的风向标和有力的文学价值评判理论依据。“《生死场》在当时的读者群是相当广泛的，不仅有众多的文学青年，而且有鲁迅、茅盾、胡风、叶紫、肖军、聂绀弩等文艺领导，批评家、作家。③从创作年龄，叙事手法上来说，萧红有极高的创作天赋，将“相生相克”的生死哲学描绘出感同身受的即视感。胡风在对《生死场》做评价时说：“我并不是说作者没有她的短处和弱点。”题材组织力不够，描写粗糙，人物形象模糊，语言搭配不当与生涩确实是在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不够成熟的地方，作者与读者没有形成默契，造成理解上的隔阂。如《麦场》中写到：“走大道中，像是走进一个动荡遮天的大伞”；④《菜圃》“静静的河湾有水湿的气味”；“尽量的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片白色的死尸上面跳动”；“无论怎样母亲不能把灯点着，灯心处，着水的炸响”。⑤文学语言生涩别扭，不易理解。相比较之下《呼兰河传》的语言叙事就较为成熟，以诗化的笔调描写呼兰河城，写的安静祥和，语句顺畅很多。收录小学课本的《火烧云》片段足以看到文章笔法的成熟与进步。在《呼兰河传》第六章十三小节中写到“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冬天一片白雪，夏天则满院蒿草。风来了，蒿草发着声响，雨来了，蒿草上冒烟了。没有风，没有雨，则关着大门静静地过着日子。”⑥此时的叙事语言就顺畅了很多。1946年，茅盾在为《呼兰河传》作序时肯定了历史的叙事和多彩的画面，但不免困囿于寂寞之境，限制于狭小的生活圈子，艺术上值得称道，思想上有明显的弱点。虽然在对“小团圆媳妇”事件的叙述和构思上入目三分，但从总体上来看小说构架是松散的，回忆加片段式的描写总是中断阅读体验，主题表达分散。小说描绘的历史框架成为了一副略图，人物刻画模糊，多为群像刻画，故事情节松弛。这点在《呼兰河传》中尤为明显，艺术形式上比较独立，从结构上看没有主线，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中心人物。小说前四章，描绘风俗人情，后三章各自独立的写“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的故事。如果单凭主题一致，看成独立俨然的整体不免有些牵强。

　　三、从心所欲与文学追求

　　尽管从诸多方面对萧红的文学作品进行了“亚健康”的分析，就其创作背景来说《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的艺术成就在现代作家作品中还是可执牛耳的。1935年出版的《生死场》是最早反映东北人民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引起了当时文坛的重视。写于1940年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曾被香港“亚洲文坛”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第九位。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评价，在于她的作品透露着极强的人道主义情怀和纯真的赤子之心。不女气的生死场里展示出了民族存亡之际农民“蚊子似的为死而生”到“巨人似的为生而死”的历史性转变。《呼兰河传》则以纯熟鲜活的笔调描绘出对乡土社会的深刻思考。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从锋芒凌厉的忙着生死开始到回归童年的柔情笔调结束，两部作品承载着萧红一生的辉煌又记录着她如青杏般酸涩的人生。在日本留学时，她为自己的黄金时代悲哀，生命终结时怀有着“半部红楼”的遗憾。九年的创作旅途，发生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一直追求的纯文学创作为她沉默着的时候带来内心的平静。观其一生，有些事情发乎很多情，又止乎很多理，难能可贵的是萧红能饱有赤子之心，坚持着对文学的热爱。若生着流水一般的命运，便不奢求安息，文学是她的信仰，穷其一生，是坚定而浪漫的追求。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时期，各种主义、学说蜂拥而至，借助某种学说、理论以确立自己的人生观，成为一时风尚。萧红作品中多数以女性作为主体创作对象，在萧红热浪潮中各种“主义”精神的评述给予文本过高的文学史价值，忽略了读者的阅读感受。“从历史性角度来考察，不同时期读者对作品的意义阐释是不同的”。⑦萧红不是捍卫《生死场》的抗战作家，只是五四时代的一位爱国青年，《呼兰河传》也不是偏离“民族革命”的心理结症，走出那个时代，至今仍不乏知音。从创作历程来看，同时代下萧红确实是位个性鲜明文风独特的作家，坚持自己的写作立场，追求纯文学创作，展现出民族精神和农民朴素的生死哲学。她如七月里长起来的野菜，八月里开花，我们在伤感命运的同时又赞叹她的坚韧与勇敢。为写作而生而死，虽有遗憾，但令人惊叹其才情，感慨其一生。

　　注释：

　　① 戴锦华.涉渡之舟[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30页.

　　② 韩立群.现代女性的精神历程--从冰心到张爱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③ 牛静国.从接受美学看萧红作品的精神价值与艺术魅力[J].安徽文学：2011年第1期.

　　④ 唐颂.萧红经典文集[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3页.

　　⑤ 唐颂.萧红经典文集[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5-322页.

　　⑥ 唐颂.萧红经典文集[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40-541页.

　　⑦ 伽达默尔.真理和方法[M]，第171页.

　　参考文献：

　　[1] 韩立群.现代女性的精神历程--从冰心到张爱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2] 唐颂.萧红经典文集[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

　　[3] 伽达默尔.真理和方法[M].第171页.

　　[4] 牛静国.从接受美学看萧红作品的精神价值与艺术魅力[J].安徽文学，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