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越

　　摘要：西班牙人文主义作家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是欧洲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座不朽的丰碑。该著以史诗般的宏大叙事手法细致地展现了西班牙16、17世纪的广阔社会生活，尖锐地批判了这一时期西班牙的封建政治、经济、宗教、道德、文学等方方面面。本书虽为文艺复兴时期作品，但其现代性特征明显，具有现代小说的特色，尤其是里面的人物。本文将从《堂吉诃德》的人物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出发，分析其现代性表现。

　　关键词：《堂吉诃德》；现代性；堂吉诃德；桑丘·潘沙

　　一、堂吉诃德

　　（一）孤獨求荣的游侠反映信仰失落的悲凉

　　堂吉诃德是拉曼却村年近半百的穷乡绅，因为醉心于中世纪骑士小说而决心效仿骑士行侠天下，追求他的骑士道理想。他把旅店当做城堡，店主当一个可以受封他为骑士的堡主，磨坊的风车当三头六臂的巨人，理发师当武士，羊群是摆阵作战的军队，铜盆是曼布力诺头盔，还把一位丑陋的乡野村姑视为自己的意中人，带着忠厚朴实的仆人桑丘·潘沙三次出游，屡屡受难。

　　他的行为荒唐可笑，别人嘲笑他癫狂，他却依旧坚持自己。他有桑丘这样一个一路跟随他的好仆人为伴，但实际上他还是孤独的流浪者。桑丘讲求实际、目光短浅，因为善良和忠诚一生追随主人，但是他并不能理解主人所谓的理想，他也会认为主人疯癫、不可理喻。所以堂吉诃德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人在孤独流浪追求荣耀，他努力向中世纪的骑士道方向靠拢，向路人展示他的理想，但是没有人能够理解他，还被嘲笑是疯子。

　　堂吉诃德的固执是因为怀揣一颗有信仰的虔诚的心，他的孤独也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信仰动摇与失落的反映。抛开骑士小说的他，其实是一个博学多识、见解卓识的智者。正因为这一点，他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正常人。年近半百的他不能彻底抛弃过去的骑士精神，虽然他不同于骑士忠君护教行侠的基本精神，也不是为了维护现存封建骑士制度，但“他想到自己该去肩负起扫除暴行、伸雪冤屈、补救错失、改革弊端的义务，觉得迟迟不行对不起世人”。[1]他希望通过骑士的形式“立大志，冒大险，成大业，立奇功”，兼济天下，打抱不平。这些都说明堂吉诃德所坚持的其实是一种大无畏的理想信念，尽管他在那样一个文明开化的人文主义时代选错了信仰的主体，但是作为有信仰本身他并没有错。文艺复兴对古希腊罗马文学的推崇，对人性的放大，撼动了中世纪基督上帝的权威地位，人们逐渐发现这曾被默认的信仰其实是阻碍他们作为人的主体自由发展的束缚。于是，在还没有找到另一种合适的精神寄托时，就迫不及待的把人性本身的欲望盲目推举。虽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经之路，在经过千年中世纪之后，先进知识分子能有如此见识并能由此掀起一场浩瀚的文学运动已经难能可贵了，但是，那时候的人文主义却没有规定一个合适的限度，把人作为赞颂的对象，却没有标榜一种恰如其分的人性和一个恰到好处的程度。信仰失落了，人人都有自己认为正确的标准，堂吉诃德这样一个仍追求旧时代信仰的人，才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人，才会孤独，但是他给的启示已经不单纯只是疯癫和可笑了。

　　他是一个孤独的英雄，也是一个失败的信仰者，他似乎生活在一种“太虚幻境”里，有着分裂的灵魂和癫狂的思维，但是他信仰坚定，坚持自我。就这一点，他就是值得称颂的英雄，他的孤独求荣，也是信仰失落的人文时代一个苍凉的侧影。

　　（二）盲目固执的性格暗示个人主义的滥觞

　　堂吉诃德整个的游侠经历，是靠着一种盲目的固执在坚持着。

　　他奇情异想，一路上丑态百出，让人忍俊不禁。他把理发师的铜盆当做曼布力诺头盔抢过来，对桑丘说：“这是一只有名的神盔，大概是由于意外事故，落在一个外行人的手里……不过，随它怎么回事，反正我识货，不在乎它变样。”[2]尽管桑丘等人百般劝说纠正他，但是他听不进去，也并不觉得自己荒唐，反而说“你觉得它是铜盆，可我看着就是曼布力诺头盔，也许另一个人又当成别的什么东西也不是不可能”[3]。其实他的话很有深意，这似乎是塞万提斯在告诉人们要相信个人的想法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也正符合文艺复兴时代所张扬的人文主义。塞万提斯借堂吉诃德之口说出来，也许被很多人认为是疯话而不在意，也正是这样的错过，才会把堂吉诃德的固执性格刻画的饱满丰富。[4]

　　他一直在自我认知、自我展示、自我表演，甚至有点目中无人。他把所见都换上中世纪骑士时候的模样，按照他可爱的幻想去思考、去行动，始终不听朋友、路人的劝告，还想方设法辩解自己是对的，把别人引到自己的方向上。这表征着一种潜在的个人主义，像很多现代文学作品里表现的主人公一样，过分标榜自我，以自我为中心，最后自食恶果。

　　再联系那个时代就更顺理成章了。前面分析过人文主义萌芽和发展使得传统信仰失落，每个人都变成了自己的上帝，这就很容易造成个人主义的滥觞，塞万提斯是以此在暗示人文主义无限膨胀的后果。堂吉诃德代表了固执己见的一批人，在现代后现代很多作品中能找到堂吉诃德的影子。

　　（三）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经典诠释

　　尼采以古希腊神话中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为起点探索希腊艺术，尤其是戏剧艺术的起源、发展，并在代表作《悲剧的诞生》[5]中总结出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

　　日神代表光明，支配内在幻觉世界的感知，对造型外观十分在意，所以日神是造型艺术的代表。堂吉诃德能看到真实现实的一切，铜盆、羊群、风车、杜尔西内娅的丑陋与粗俗，但是他因为对骑士道的遵守，使得他硬要把他们向骑士世界的对号入座，坚持完成他骑士道路的造型准备。

　　酒神代表放纵，在尼采看来这是为了追求一种对个体化束缚的消解。堂吉诃德的冒险旅程当然是放纵自我的表现，他不顾现世发展的方向一味地走在自己幻想的信仰世界里，也好似是他在有意消解自己迷惘人生的痛苦，追求自己的快乐。他不理智，他也不羡慕别人的清醒，他愿意沉浸在自己的大无畏的世界里，享受自我。

　　堂吉诃德在精神上追寻着自我的消解，在客观外在上又很遵循事态的要求，这种既矛盾又统一的结合让他有了更多的研究价值。所以说他身上确实有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结合的现代元素和现代研究价值。

　　二、桑丘·潘沙：在“小我”与“大我”之間的成长

　　桑丘·潘沙的存在绝不是偶然的设计，也绝不只是作为堂吉诃德的多方面对比而出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和声音。

　　讲求实际又目光短浅，清醒冷静而又愚昧自私，患得患失又容易轻信，这些都是他性格的代名词。他本是堂吉诃德的街坊邻居，生活贫穷，半辈子都在为一家老小的生计苦恼，儿子上不起学，女儿嫁不出去，这是当时西班牙底层人民的生活写照。他勤劳务实、善良诚恳的种种品质又是广大困苦劳动者的表现。跟着堂吉诃德行侠绝不是因为指望他能建功立业，而是幻想能通过冒险发财摆脱贫困。比起堂吉诃德，他肩上有很多担子，都是现实所迫，他没有仗义行侠的理想，只希望生活能过的好一点。说他是平庸者，不假，但是平庸没有错，他也一直在努力乐观处事。他代表芸芸众生，代表求真务实的农民大众，也代表未完全从旧世纪的压迫中完全解放自我的愚昧者。这是他“小我”的存在。

　　他一路咒骂路途艰辛且没有利益收获，但是他始终跟随着他的疯主人浪迹天涯。他对堂吉诃德又恨又爱，被他的美德和心胸感动，被他善良的追求感染，他也慢慢在改变自己生活的态度，不再自卑懦弱，开始认识自己的价值，发现自己也可以“有一个和别人一样大的灵魂”。[6]当海岛总督期间，他逐渐放弃发财梦，开始秉公断案、执法如山。慢慢地，他从封闭的“小我”走向更高层次的“大我”。

　　海涅曾说：“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合起来才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主人公。”而这两个人物身上的现代性也将是这部小说源远流长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M].董燕生译，漓江出版社，2012：216.

　　[2]蒋承勇：堂吉诃德的多重讽刺视角与人文意蕴重构[J].外国文学评论，2001（4）.

　　[3]刘武和：堂吉诃德的中国接受[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4]丁卓：堂吉诃德形象的多重解读[J].东北师范大学，2008.

　　[5][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杨恒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6]罗文敏：解构重构性在《堂吉诃德》中的多样化表现[J].宁夏大学学报，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