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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以余斌教授所叙写的抗战时期的昆明文化类作品为例，深入挖掘其作品所蕴藉的内涵和为文之道，就此延伸探讨在当代社会，我们在文化类作品叙写中如何体悟“文章为何”“文章何为”的问题。

　　关键词：余斌；文化类作品；文章为何；文章何为

　　在当今学风浮躁、文坛虚热的商业时代，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文学作品在视觉上的琳琅满目，更为需求的是能不断给予我们灵光一现的智性作品。置身于名目众多的文学招牌下，我们往往会疲于随众追风，疏于潜心品味。近年来，笔者品读云南师范大学退休教授余斌先生所叙写的一系列有关西南联大教授作品，感受颇多：在这些严实而有智性的文章里，笔者认为余斌以他博约的学识、朴实的文笔回应了一个当今学界迷惑的话题：在现代商业社会，文章为何？文章何为？

　　一

　　按照当前学界流行的文体划分原则，余斌的文章可称是学者式的散文，历史人文类的随笔等：在儒雅的闲谈品评中，带有学院背景荫庇下的严实；而换成另一个学识视域，以古代文笔未分的“文章”来看待余斌的作品，别有一番风味。何为文章？“文章者，所以宜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1]我们的先人们，著名者如司马迁，以天人感应之说，把写文章作为是对天地的省察，对人情世故的体认，以及寄寓不屈的明性精神。常浸润于古籍中，笔者深深地歆羡中国古代文人在悟得了有和无，空和色之际的人世风景后，形之于笔下，则是如此闲淡却又蕴藉的文章。

　　余斌的书写昆明的记忆或许可说是尝试遥应了先人们的示范。早有会心者点评：“我所知道的余先生，乃儒雅之士，性情中人，说话做事，亲切平和，从不张扬，他的写作，无论专著、论文，还是随笔、小品，皆自主独立，属于真正的生命性写作，决不人云亦云，也从无吹捧粉饰，倒常于精微雅致之中，深藏智性的创见，善意的犀利与率性的独到。”[2]“在我看来，寓居在昆明大西门外的余斌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旧”的文人，一个以捡拾西南联大时期文人学士的“城南旧事”为闲暇时光的纯正文人。十年来，余斌先生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去寻访抗战时期许多文化人（主要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和作家）在昆明留下的遗迹。”[3]以笔者之见，余斌的可贵之处是，不仅在于他“为我们重绘了一幅昆明的‘文化地图”，还在于他于行文中表现了严谨平实、微言大义的史家笔法，以及文章家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精制。这实际上无意中契合了当今学界提倡的应该以“民族性”和“现代性”的研究视域考究本土文化文学问题。所谓的“民族性”视域，平白地解释就是以温情的眼光平视过去的人情物理和现实中本土文化原貌；而“现代性”则是以人性的文化情怀审视当前和未来的本土文化走向。以笔者之见，“民族性”和“现代性”在文章的书写中是互渗的，在交错营构中融为一体。刘勰曾就此精辟地论到“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比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4]“故实”与“新声”是相得益彰的。

　　由于以往意识形态的禁锢和歪曲，我们对于抗战时期昆明发生的相关历史人情的文化记忆大多是涂改后的斑驳、杂碎。就笔者的阅读视野，目前张蔓菱女士、谢泳先生所做的文章较为可观：张女士以诗人般的温情笔触赞叹，谢先生则以史学家的冷峻笔法追问。而余斌所作的文章或可称是流连于两者之间：“我做得是半文学半史学的事。在使用这些材料的时候，只要不过分冗长，我愿引用原文并标明出处。用‘记不得什么人说过的语态作转述，文字会显得流畅，贯通，于文学有利；引原文加注比较靠近史学却又离文学远了点。但我觉得使用原文也有于文学有助的地方，读数十年前人们留下的文字，你会更易进入那个时代的语境，更有一种‘现场感。”在我看来，不仅是用灵动的笔触勾勒当时文化人在昆明活动的文化地图，更关键的是，去掉了以前因种种偏见所加于的意念涂饰，在“去蔽”的史料考据中寄寓了作者的智性。这种“智性”的隐约显现，和当下学界所张扬的才气横溢有区别，因为他们称颂的是作者在文章书写中对深邃学识的炫示和对幽深文化见解的铺叙，淡忘了这些才情的根基处：原有的历史风貌和人情物理。毋庸置疑，一篇优秀的非虚构性文章书写应该要用富含趣味的艺术感觉去品味，但是当前的大多中青年作家往往痴迷于才情的渲染和词句的夸饰，而淡忘了坚实的史料恰是文章思性灵动和诗性涌现的本源。显著处，如部分学人善于从自己学科专长着眼，就自我的某种生命体验（或生活意念）生发出一篇篇“质胜文”的作品。不妨拿以研究尼采著称学界的周国平而言，我喜欢他书写的有关失女之痛的系列文章――《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但不欣赏他以哲思去解读生命，如《自我二重奏》，显得智性有余而文心不足。其外，部分学人沉湎于诗性的营造和话语的夸饰，就自我的阅历和学识铺写系列的“文胜质”的作品。就当前被学界群起围攻的余秋雨散文，其弊病乃在于书写中对基本史实的不尊重和对情感见识的夸示。无可否认，余秋雨以他充盈的才情，多彩的文字为打破以往僵化、无趣、小气的书写体式提供了诸多经验，但是余秋雨越演越烈的矫情书写则又自己挖了一个书写的窠臼。因为他离开了自己的“心源”，是无根的嘶喊而已。对于以上的弊端，已有多位有识学人提出过严肃而具体的批评，读者自可找来参阅且举一反三，就此不再多费篇幅。

　　以笔者之见，优秀的文章书写，惟有建基于厚实的史料，充盈情愫的浇灌，才会有智性的灵动和诗意的涌现，这也是当今文坛书写所缺失的地方。余斌文章的着力处和开创处也恰是在这方面。就上所述，他文章的书写建立在对“民间史料”严谨的考据和平实的叙述。如在对沈从文的叙述，余斌用了系列文章（《本地人与外省人》《沈从文为什么有自卑感》《沈从文的另一面：自负》《新月西沉》），不仅复原出当时沈从文在昆明文化活动的历史语境，并且在历史原貌的勾勒中凸现了沈从文的内心人格特征。如对当前学界对沈从文在昆明的历史文化心态语焉不详时，余斌在详细的追述中复原了他秉承了固有的诗学理念和为人做事原则，明了不愿与“文协”合作的历史问题。（《本地人与外省人》）对于以往学者争论不休的沈从文文化人格问题，余斌就当时文化人在人事上的看法以及沈从文在此时期前后的表现，较为严整质实地剖析了他的人格双面性：自卑与自负是并存的。相对于当前学界套用西方心理学学理进行削足适履的阐释，余斌采用了质朴的中国“知人论世”方法，周到而严密。（《沈从文为什么有自卑感》《沈从文的另一面：自负》）而于《新月西沉》中余斌不仅梳理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月作家群在联大的教授群，审慎地述说了“联大作家群的主体，实际上也就是流寓昆明的新月作家。在他们及朱自清、冯至、燕卜荪教授等几位中外作家的影响下，穆旦、汪曾祺、鹿桥这一辈作家才在昆明成長起来。”[5]。进而尝试澄清了学界的一个疑团：沈从文和新月派的关系。

　　或许是书生意气的挥洒，或许是乡土情怀的涌动，余斌在文章的书写中流露出找寻“记忆”痕迹的自得之情：“而对我这个站在历史学和人类学门外的人来说，记忆的概念比较宽泛，只要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历史真相的东西，无论他是官修的文献党案还是民间的野史笔记、日记，甚或原生形态的个体口述实录，都是珍贵的记忆--在我写的这些东西里，所使用的文字材料绝大多数都属于这种比较可信的‘民间语言--它们大多是被宏大叙事淹没，被主流话语疏远的历史游丝--这使我们重新构筑一种记忆成为可能。”对民间史料的征引上，针对有些论家批评艺术文章书写不要过多地征引史料，会遮蔽乃至堵塞文章思性的灵动和诗性的涌现。以笔者之见，这是漠视文章书写中对艺术本源的找寻，甘于固守自我的一孔之见。的确，我们或许一时惊羡作者夸饰化的学识，但短暂的惊颤后发现了他们的空疏。审视当今庞杂的文章，我们会发现那些书写貌似清新自然的文章，如叙写当代文人趣事、抒发自我情怀、表达文化见识等等，大多以貌似清秀的文采、独特的文思包裹迎合世俗的“文心”，无非是一种包装了的矫情叙述文而已。不倦地收集，潜心地甄别，智性地裁剪，斟酌地措辞等早就被一些写手们丢失了，而被喻为“旧的文人”的余斌珍视这些不合时宜的东西：掩映于看似无用的史料深处，恰是一缕缕随简洁语词而来的诗意：没有外在意识的挤压，自在地涌现。笔者看重的是余斌对抗战时期云南本土（主要是昆明）文化风情的体认，对质实的、新鲜的生活细节和人世经验进行血性的书写。这种书写方式是对当今文坛以虚空的价值为旨归，对社会意识形态化了的史实图解，一味地感怀、寄寓、怨怼等文风进行朴实的纠正。脱离了厚重的书写土壤，缺失了严实的素材，是患了贫血症的无力之文，更无从谈得上是智性与诗意涌现的文章。余斌在一系列的记忆文章中，不凌空蹈虚，以闲散之心体悟，赋予了作品以丰富的血肉，从历史生活细节和人情物理显现内在智性的底色：质实又不乏深婉，平淡中寄寓哲思，散漫中透着潇洒自然。

　　二

　　对于“文章为何”的论说，是为了找寻“文章何为”之途。刘勰主张“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词畅，此立文之本源也。”[6]从心里涌现的诗“情”是形之于笔墨的文“辞”之根基。他针对南北朝时浮靡的文风，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即为了表达“诗”情，文字应是精练而内容质实；而应时而作，文辞华丽而内容浮泛。在话语狂欢化的喧嚣中，我们常常误读了包裹着意识形态的文辞迷障。如话语缠绵的温馨小品文，或慷慨陈词的大散文，措辞的故作斟酌和情感的刻意营造，都是他们艺术嗅觉长期脱离了了坚实的文化大地，面对繁复却能孕育“诗性”和思性的万物作失语式的嘶喊。笔者认为，文章的“诗”性来源于自由的文字内核，它们根基于为文者的诗“情”，和文辞的雕琢与否无关。有论家曾就余斌的品位谈及他的文字：“初见余先生那些短文，每每惊讶余先生有那样的雅兴，也叹服余先生有那样老到、简捷与干练，又无处不浸透他温润性情的文字”[6]或许在在此之后，加上“质朴”之美。因为步入老年的余斌，多了阅尽人世沧桑的沉稳，下笔行文则显得枯淡老练。此种情形于词人苏东坡颇得会心：“凡文字，少小即须令气象峥嵘， 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非平淡，绚烂之极也”（《与二郎侄》）。“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评韩柳集》）。[7]年轻时用笔喜好绚丽，夸饰外在的文字美；进入老年则皈依平和，锤炼了心中不灭的诗情，以质朴之言追求返美归真的境界，这是“文”与“质”和谐美的极致。平淡始自“气象峥嵘， 彩色绚烂”，绚烂之极就是平淡。

　　大家赞许的中国现代美文倡导者周作人文章是“涩而有味”。他在《〈燕知草〉跋》中谈到小品文的特点时说：“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在。”[8]在《不能只看他的背影》一文中，余斌以疏淡的笔墨，娓娓叙说着和散文家形象不一样的朱自清：“精细、谨严、狷”式的学者形象。我喜好他简练的文字：“但这时候的朱自清，主要身份，或者说基本形象，是学者。……但毫无疑问，他的注意，他的精力，主要不在文学上了。他的学者生涯从1925年8月去清华大学任教后即已开始。”韵味化了结尾“看朱自清，不能只看他的背影。”几十年来萦绕于脑海里的散文家形象再次书写时，少了旧友重逢的兴奋，多了的是蕴藉了的省思。

　　就此观照余斌阅历与修为，我们对其为文之道或可领悟一二。他少年长于昆明，年轻问学于川大，之后多年从事编辑工作，上世纪80年代末返乡从教。阅读其专著《中国西部文化纵观》，可见其醇厚朴实的文化积淀和博约的学识。在《王佐良：昆明现代派的喉舌》、《没有野人山就没有诗人穆旦》、《播撒现代派种子的燕卜荪》《从西南联大学生从军说到昆明现代派》等文章中，就目前文学研究界关注的西南联大现代派（有些以“九叶诗”派来简称，本文用“昆明现代派”称呼），分别从同辈人的眼光、身世经历、学术传承、历史原貌的勾勒等对昆明现代派在抗战时期昆明活动的历史语境进行富有意味的复原。他的书写是富有意味地以一个个小议题展开。而在文化人物的书写中，暗合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历史人物描述中的“互见”笔法--互文式的叙写对照法。对一个人物的叙述，并且借助现代摄影科技的方便，在叙述文化人在昆明游玩过，住居过的地方时，穿插着与之对应的景观照、人物像。在《初到昆明的冰心》、《冰心与呈贡》、《也说说冰心的<我们太太的客厅>》中，对冰心的叙述旁证着当时的文章，佐证着此时的人事和后来的指认。而以“杜鹃花”作为文题的点缀，以生花的笔触活用了她当时所写的文章《我的邻居》、《摆龙门阵――从昆明到重庆》，《我们太太的客厅》中“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六十年前冰心住过、写过的那个默庐，还在吗？”作者纪实性的“感觉”，对于行文的点缀和闲笔的旁插是一种戏笔。而在《刘文典磨黑风波始末》《钱钟书何以离开联大》《说说吴晗的另一面》《冯友兰的徘徊》中，余斌拂掉了遮蔽住历史真相上的浮尘，以细微的生活小事，活现出当时的人事纠葛和他们的言行。

　　综上所述，长期耕耘于文化园地余斌，使其能以闲散的心态舒缓地书写自我的文心，做到笔随文心。刘熙载说：“古人意在笔先，故得举止闲暇；后人意在笔后，故至手脚忙乱。杜元凯称左氏“其文缓”，曹子恒称“优游缓节”，‘缓，岂易及者乎！”[9]在余斌的一篇篇作品中，笔者在品读中印证了古人的说法，他的叙写不是一味的讲求大、全、快，而是以闲散的文思，简练的文笔书写他心目中的文化人举止和人事纠葛。

　　参考文献：

　　[1]挚虞.文章流别论[M].穆克宏，郭丹编著.《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87.

　　[2][6]汤世杰.城市的文化地图--为余斌先生《西南联大·昆明记忆》而作[M].《西南联大·昆明记忆》序言》[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2003：1-2.

　　[3]胡彦，余斌.徜徉昆明街市的“拾荒者”[N].云南日报，2004-03-22（16）.

　　[4]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第二十九[M].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079-1081.

　　[5]余斌.西南联大·昆明记忆[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2003，64.

　　[7]蒋凡，郁源主编.中国古代文论教程[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222-223.

　　[8]周作人.《燕知草》跋[M].李扬编.周作人批评文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239.

　　[9]劉熙载.艺概·文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