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嘉敏

　　摘要：中国近代音乐史属于中国音乐史学的内容之一，本文在研究中主要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为重点，揭示重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原初内涵，对当前“重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思考展开一系列探究，进而促进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展。

　　关键词：重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思考;发展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主要内容是研究1840-1949年期间的所有音乐事件、音乐作品以及音乐人物等相关内容，探究这些音乐资源为当时社会和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与历史作用，并对其进行综合性评价，进而了解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规律。目前，各界相关人士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持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进行综合研究和评价，进而实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重写”。

　　一、重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原初内涵

　　（一）形式上的重写

　　就某种意义上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重写内涵要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内容、主要观点、 思考角度以及体制、结构等硬性指标的更改与重新撰写。换句话说，“重写” 不是对原有文本进行再一次撰写，而是让原作者对其思想内涵以及评价方式进行更新与优化，为了保证学术原则以及学术自身的逻辑性，这种重写方式必须由原作者进行，进而实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重写。从这一层面上看，这种形式上的重写属于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自我修订，这与戴鹏海先生“左思想”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其学术理念跨语境。

　　（二）原作者的自我完善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重写具有广义的概念和理解，作为近现代自然亲切的话题之一，其重写含义可以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入手，原作者对自己的著作进行重写与修改，就像梁茂春先生说的“没有自觉重写音乐史的学者不是一位称职的学者”，这句话揭示了重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本质与原初内涵，同时也通过对音乐史著作的完善和优化，实现自我的完善发展，进而成为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音乐史学家。

　　（三）突破“左思想”的限制

　　“左思想”的反拨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重要研究方向与目标，在上世纪50年代期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属于非自发性行为，而是属于“大跃进”的组织集体行为，其内容受到“左思想”，逐渐形成政治的复制品，抹杀了音乐历史文化的独立性与继承性，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造成一定的阻碍与限制。因此，为了消除“左思想”的限制和影响，要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进行重写，站在音乐艺术的角度上，从音乐主体出发，还原音乐史自身的历史作用和独立属性，进而反映出社会历史的整体面貌。

　　二、重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有效途径

　　（一）紧抓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特点

　　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來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相对较为“贫瘩”，但细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来看，在实际发展中，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单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史学著作的角度上看，其思想内容与体例在学术发展脉络方面对音乐文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入，对旧文起到了重要的批判作用，揭示当时的社会思想和社会文化，进而对文化历史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因此，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写作要紧抓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特点，突出其精髓，并充分认识与把握其优势与闪光点，构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思想基础，实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重写。

　　（二）强化思维方式的开放性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主要是建立在简单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对史料进行一系列考证和排列，在研究形式上存在千篇一律的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进一步创新与发展。因此，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要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形式进行创新与完善，实现研究形式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强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写作思维方式的开放性，进而达到“重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目的。例如，在留学归国音乐家王光祈与萧友梅的音乐史著作中，可以将其思想文化与音乐创作规划到同时期的国际文化领域中，以近现代音乐文化进步性为基础，透过中国当时的社会文化现象和发展，对其近现代音乐史进行撰写，进而防止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单线思维的历史偏差。

　　（三）突出近现代音乐史的社会性

　　从本质上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断面是一种音乐社会，特别是在上世纪40年代，其音乐史主要是利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强调社会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使得音乐史作者一时间无法改变这种写作形式。同时，这种固有的写作形式使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逐渐演变成音乐革命史，弱化了音乐历史自身具有的社会性，影响音乐社会生活的发展。因此，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重写，要拉近音乐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感，使其横截面反映出同一时期的音乐社会，兼容当时具有影响的社会组织、乐种流变以及音乐民间艺人，并不断扩展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进而形成多侧面、丰富、立体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三、结束语

　　总之，无论是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形式上的重写还是原作者自身的完善，都要帮助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突破“左思想”的限制，紧抓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特点，突出其社会性和思维开放性，实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重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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