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雪伶

　　摘要：宫怨诗是唐代诗坛宫怨文学发展、兴起的一支独秀，其主要内容是展现唐代后宫女性的生活遭际和情感境遇，要追溯其兴盛的文化背景，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唐代的文化政策及文人的妇女观;二、唐代的后宫体制;三、唐人的仕宦心理及传统题材的惯性。

　　关键词：唐代;宫怨诗;文化背景

　　唐代宫怨诗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前代，其间有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唐代的后宫制度、唐代的文化政策、唐人的仕宦心理及传统题材的惯性是宫怨诗盛于唐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唐人的仕宦心理和传统题材的惯性是最关键的因素。唐人的政治理想、功名之心较重，遇挫而不能实现理想，或登上仕途而历经坎坷，种种情感体验与宫女待宠而不得，或得宠复失宠的心理形成了“异质同构”，这样，宫怨诗就成为文人特有的抒情方式。加之宫怨是传统的诗歌题材，唐以前即有一些宫怨之作，宫怨诗至唐繁荣，乃是水到渠成之势。

　　一、唐代的文化政策及文人的妇女观

　　唐代社会开放，思想活跃，文化政策较为宽松，文坛禁忌不多，这为宫怨诗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条件。唐初太宗力争周边少数民族，贞观四年打败突厥，成为东亚盟主;后又征服西突厥、吐谷浑，国力的强大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又由于唐朝帝王的出身使他们对异族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使唐代的一切从文学艺术到生活趣味、风俗习惯，都有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外文化交融所造成的这种较为开放的风气，对于文学题材的拓展，文学趣味、文学风格的多样化，都有重要的意义。”[1]更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男女较为平等，妇女在行为上也较不受约束。这使唐代在森严的封建法制下存在微量的开放性措施——贞操观念的松动，如唐朝公主再嫁、三嫁者皆有。《新唐书·公主传》载公主再嫁者有二十三人：高祖女四，太宗女六，中宗女二，睿宗女二，元宗女八，肃宗女一。三嫁者四人，高宗女一，中宗女一，元宗女一，肃宗女一。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历来被认为讳莫如深的深宫后院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如宫中的风俗习惯、审美风尚有时会被传到宫外，《唐语林》记载：“玄宗柳婕妤有才学，上甚重之。婕妤妹适赵氏，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象之而为夹结。因婕妤生日，献王皇后一匹。上见而赏之，因敕宫中依样制之。当时甚秘，后渐出，遍于天下，乃为至贱所服。”（《唐语林》卷四）同书又记：“皇甫德参上书，言：‘陛下修洛阳宫，是劳人也。收地租，厚敛也。俗尚高髻，是宫中所化也。”（《唐語林》卷三）在这样较为开放的环境中，甚至也有宫婢救主的事发生，前述德宗时相国窦参的宠妾上清即是其例。之所以有上述种种现象的发生，与唐代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分不开。在这种环境下，深宫怨女成为诗歌描写的对象才成为可能。

　　唐代社会环境、文化政策虽较为宽松，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宗法社会中，广大妇女被视为男子的附庸，社会地位总体十分低下，尤其是被选入深宫的女子，即使有帝王的威严存在，也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冒犯宫妃，如：“玄宗所幸美人，忽中夜梦见人召去，纵酒密会，极欢尽意，醉厌而归。觉来流汗倦怠，忽忽不乐，因言于上。上曰：‘此术人所为也。汝若复往，但随时以物记之，必验。其夕熟寐，飘然又往。美人半醉，见石砚在前席，密以手文印于曲房屏风上。寤而具启。上乃潜令人诣宫观求之。果于东明观中，得其屏风，手文尚在，所居道流已潜遁矣。”（《唐语林》卷一）此记虽不大可信，有神异色彩，但也表明亦有人敢侵犯后宫嫔妃。那些处在深宫最底层的宫女们地位更为低下，不仅帝王和嫔妃贱视她们，一些食古不化的官员及文人也鄙视她们。“（景龙三年）二月己丑，幸玄武门，与近臣观宫女大酺，既而左右分曹，共争胜负。上又遣宫女为市肆，鬻卖众物，令宰臣及公卿为商贾，与之交易，因为忿争，言辞猥亵。上与后观之，以为笑乐。”（《旧唐书》卷七）又有：

　　太宗幸九成宫，还京，有宫人憩湋川县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县官移宫人于别所，而舍靖、珪。太宗闻之怒曰：“威福岂由靖等！何为礼靖等，而轻我宫人！”即令按验湋川官属。魏徵谏曰：“靖等陛下心协大臣，宫人皇后贱隶，论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访阙廷法式朝觐，陛下问人疾苦。靖等自当与官吏相见，官吏不可不谒。至于宫人，供养之外，不合参承。若以此罪，恐不益德音，骇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问。（《唐语林》卷一）

　　窃以为，太宗开始的发怒恐怕不是出于对宫人皇后的尊敬，而是对自己地位尊严的维护，因为在皇帝心中，宫人后妃是其私有之物，岂能不敬皇上之人而敬他人？魏徵的一番进谏虽有理有据，最终打消了太宗的怒气。但可以看出，所有的理论乃建立在“宫人皇后贱隶”的基础上。初唐诗人蔡允恭，“荆州江陵人，工为诗。在隋时，炀帝有所赋，必令讽诵，遣教宫人，允恭耻之。”（《唐诗纪事校笺》），蔡允恭所赋诗，炀帝交给宫人讽诵，允恭竟以为耻。可见隋及唐初确有少数文人认为宫人属于“贱隶”。但唐代大部分文人有着进步的妇女观，他们首先站在“人”的角度，视宫人同正常民间妇女一样，关心、同情与重视她们的不幸命运，肯定她们对正常人生的追求，并将其悲苦哀怨之情写入诗中。在唐中后期，一些诗人的诗作若被深宫妇女广为传唱，则视为是极大的荣耀，这与隋及初唐已有很大的差别。这不能不归结为唐代诗人较为进步的妇女观。不仅如此，唐代文人对弱小女性群体的关注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因为宫怨诗直接涉及帝王的后宫制度和私生活，在其它时代文人们一向讳莫如深，而唐代诗人不仅敢于涉足，而且对君王还有所埋怨、讽谏乃至指责，这就要归功于唐代诗人的勇气与进步性了。总之，如果没有较为开明的政治背景和文化环境，没有唐代文人进步的妇女观，唐代诗坛未必会有大量的如此优秀的宫怨诗。

　　二、唐代的后宫体制

　　封建帝王为了一己之私欲，霸占大量女性以满足其淫欲和役使的需要。历代后宫宫人数量众多，不独唐代如此，自先秦皆然。《管子·轻重甲》云：“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管子》卷二三）《汉书·贡禹传》曰：“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十人，以填后宫。……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汉书》卷七十二）唐人更认为汉代宫人不止此数，如：“开元十年，左拾遗刘肜上表论盐铁曰：‘臣闻汉武帝为政，厩马三十万，后宫数万人。”[2]王莽后宫宫人也不少，《后汉书·刘玄传》：“王莽败，唯未央宫被焚而已，其余宫馆一无所毁，宫女数千，备列后庭。”[3]魏晋南北朝时，宫人亦不少，如《晋书·胡贵嫔传》：“（晋武帝）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4]而在唐代以前，后宫人数最多的乃是隋炀帝，其“迷楼”所居佳丽数千，从长安至江都有离宫四十余所，仅据唐太宗即位之初，放出宫女六千人来算，隋炀帝的后宫人数最多时达几万人。至唐，宫人数目亦不减前代，多时达到四万，见第二章第一节“唐代宫人概况”。又《唐会要》记载：

　　贞观二年春三月，中书舍人李百药上封事曰：“……窃闻大安宫及掖庭内，无用宫人，动有数万。衣食之费，固自倍多，幽闭之怨，足感和气。”（《唐会要》，四库全书本。）

　　“幽闭之怨，足感和气”，确为实情，不仅民声有怨，后宫之内也时有争宠之事，有伤宫内和气。如《旧唐书》记载，当武则天于感业寺被召入宫拜昭仪后，“时皇后王氏、良娣萧氏频与武昭仪争宠，互谗毁之，帝皆不纳。”（《旧唐书》卷六）唐代先后在位的二十一位帝王，大多数无法改变沉湎女色、纵情放欲的本性，他们以至高无上的特权，霸占了数以万计的年轻貌美女子供其享乐，其中尤以玄宗为最。其他帝王如敬宗、穆宗、僖宗等，后宫生活也与玄宗相去不远。如此庞大的后宫队伍，造成无数女子的悲苦怨情，自然会引起文人的注意而加以吟咏。所以说，唐代的后宫制度是唐代宫怨诗产生的基础。另外，由于政治或经济上的原因，在一些进步官员的极谏下，唐代帝王往往拣放宫女，由此一些宫闱秘事得以传播，从而使宫怨题材有得以流传的可能。史载：“（景龙四年）宫人比来取百姓子女入宫者，放还其家。”（《旧唐书》卷七）肃宗至德三年，“内出宫女三千人”。（《旧唐书》卷十）又：“（神龙）四年正月望夜，帝与后微行市里，以观烧灯。又放宫女数千。”（《旧唐书》卷五十一）当然，拣放宫人也并不始于唐代，唐以前即有放遣宫女的先例，如《全梁文》卷二记录有梁武帝《放遣宫女诏》：“宋氏以来，并恣淫侈，倾宫之富，遂盈数千。推算五都，愁穷四海，并婴罹冤横，拘逼不一。抚弦命管，良家不被蠲;织室绣房，幽户犹见役。弊国伤和，莫斯为甚。凡后宫乐府，西解暴室，诸如此例，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存，官给廪食。”（《全梁文》）后魏、后周均有简出宫人的事例，唐代帝王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遵循了这一传统而已，并不见得有多么开明，但在客观上却使少数宫人走出了深宫，使一些宫内秘事得以在民间传播，这也为宫怨诗特别是一些宫词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三、唐人的仕宦心理及传统题材的惯性

　　由于唐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使许多文人都心怀政治理想、功名之心，而且这种功名之心比其它时代要强烈得多，“唐代士子对于仕进的热心是空前的，诗人更是得风气先，差不多都不安分仅仅作诗人（况且当时并无诗人这一社会职业），而企求仕途的显达。”[5]但在唐代，君主虽较为开明，文人实现理想的机会要比前代有所增加，但大部分文人的仕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些文人一生努力，却布衣而终。即使有幸登上仕途的文人也都曾遇到挫折，或贬或降，仕途人生失败的经历给他们的心灵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文人的这种仕途遇挫而不能实现理想，或登上仕途而历经坎坷，种种情感体验与宫女待宠而不得，或得宠复失宠的心理形成了“异质同构”。因为才高命蹇的诗人与红颜薄命的宫人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一个是天生贤才屈沉下僚，一个美如芙蓉却闭锁深宫;一个是功名心切屡遭贬谪，一个是痴情望幸反被弃冷宫，同病相怜的处境，使唐代文人往往借思妇怨女婉托自己的失意情怀。况且这种手法本就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因在儒家思想中，君臣关系与夫妻关系在观念上是一致的，自古以来“逐臣弃妇同情也。”[6]一般来说，在写怨夫思妇情怀时，就会隐喻孤臣之感，“而伤遇合之不再，故放臣同情也。”[7]从这个角度来说，宫怨诗是以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的产物。这样，宫怨诗就成为文人特有的抒情方式。以唐代宫怨诗的能手王昌龄为例，王昌龄自幼胸怀大志，仕进心切，然而一生落拓，屈志难伸，其怀才不遇、抑郁寡欢的孤愤，促使他写宫怨抒发一己之情，因而创作了大量“深情幽怨，意旨微茫”的宫怨诗，从而使其宫怨诗成为他笔下与边塞诗、送别诗鼎足而三的诗歌题材。再如白居易，他的《陵园妾》全诗表面上是为那些被谗遭罚的宫人鸣不平，实际上是借陵园妾被幽闭的苦况，为那些被谗言中伤贬谪异地的官员们陈诉冤屈。李白的《妾薄命》虽未标明所托之意，然而诗歌对汉代陈皇后由得宠到失宠的描写，使人深信“以色事人者，能得几时好”是诗人发自内心的怨愤之词。可见，唐代宫怨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诗人仕宦心理的反映。

　　宫怨诗在唐代的高度繁荣与传统题材的惯性也分不开。宫怨本就是传统的诗歌题材，唐以前即有一些宫怨之作，宫怨诗至唐繁荣，乃是水到渠成之势。首先从选材上来看，唐代宫怨诗主要集中在长门怨、长信怨、铜雀台及王昭君等传统历史题材上。其中吟咏王昭君的有52首，吟咏长门事的有43首，吟咏长信事的有43首，吟咏铜雀台事的有36首，这四种题材的宫怨诗共有174首，占宫怨诗总数的40%。这种题材选择与六朝是一致的。其次从体裁上来看，以五言为主的古乐府一直是宫怨诗的主要体式，这种情况从六朝开始到唐末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再次，从艺术手法来看，哀怨的思想情感、传统的比兴寄托、含蓄蕴藉的抒情及较为固定的意象群也是六朝以来宫怨诗的主要特色。从中可以看出，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也使唐人选择宫怨题材进行创作，这是唐代宫怨诗兴盛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正如钱志熙先生所说：“艺术有自身的发展规律，造成一段具体的诗歌史的状貌的，除了社会文化的各方面的原因外，诗歌史自身的发展规律，往往有着更带必然性的作用。”[8]當然，唐诗整体上的高度繁荣也带动了唐代宫怨诗的兴盛。“凡是生活中用到文字的地方，他们一律用诗的形式来写，达到任何事物无不可以入诗的程度。”[9]在这个诗歌高度发达的国度，宫怨作为诗歌的古老题材，在此时期兴盛乃是顺理成章之事。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01.

　　[2] 刘肃.《大唐新语》卷四[M].中华书局，1984：67.

　　[3]《后汉书》卷一一[M].中华书局，1962：470.

　　[4]晋书.中华书局，1974：962.

　　[5] 薛天纬.《干谒与唐代诗人的心态》，《唐代文学研究》第五辑[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3.

　　[6] [清]陈沆.诗比兴笺[M].中华书局1959：196.

　　[7]诗比兴笺.第19页.

　　[8]钱志熙.对中国古代诗歌史研究的一些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4）.

　　[9]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M].重庆出版社，198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