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谁家
小时候县里能花钱打游戏的地方有两种。一种叫“游戏厅”，是职业性的，通常门口摆着一口黑乎乎的音箱，全县人都听得见那打打杀杀。还有那屋子的功能以服务顾客——也就是县里的孩子们——为主。说是“厅”，其实也很小，就像我们县的所有个体经济，小吃铺说成饭馆，饭馆说成大酒楼，大酒楼差一点就变成县政府，生怕有人说它小似的。
县里这些“游戏厅”，说穿了就是一小黑屋，烟雾缭绕，堆了七八台喊杀震天的街机。厅主整天躺在一个木板搭的铺上，底下塞了锅碗瓢盆。那锅不知都久没刷。不就是一口锅么，刷它干嘛？刷了不还得再煮面条儿？锅尚且如此，碗瓢盆们的情形也不大妙。所以厅主必定是单身汉，有家有业谁干这个？单身汉终年不见天日，练就一双刁且贼的眼睛，能在半昏半暗中拿一杆铁秤来“约”币子；这说明他生意还不错，因为论重量而不论个数卖币，肯定是有人玩赌币机。稀里哗啦“约”完币子，单身汉又缩回到床铺躺着抽烟了。“咱家不退币子啊。”昏暗中冷不丁跟你来这么一句，那口牙白的都瘮人。
所以单身汉这小黑屋，只是为了做生意。这便是“职业性”。当然，我们那时候太小，不会用“职业性”这样的大词儿，但已经发育到能够把小黑屋称作“游戏厅”了。
再一种就是半职业性的，不摆音箱，不挂牌子，不在街边，却在胡同里。也有屋子（可不止一間），除了供我们打游戏，其功能还是让屋主和屋主的老婆孩子烧火做饭铺床睡觉。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家，不是专做生意的厅。所以这种半职业性的屋主，绝不会是单身汉。我们也不叫它“游戏厅”。我们叫它“老谁家”。比如说业主姓李，我们就叫他那屋“老李家”；如果姓王，就是“老王家”。不过有时候我们搞不准屋主到底姓李还是姓王，就干脆稀里糊涂地叫“老谁家”。
二十多年过去了，黄粱或荒凉一梦。后半夜梦见街里一户人家，能打游戏，却不是“游戏厅”，是那种半职业性的“老谁家”，就在菜市场边儿上那栋破旧单元楼的底层。没有黑乎乎的音箱，只有一个大窗户，正对着菜市场。游戏打累了，可以对着窗户看看菜市场里的猪猫鸡鸭，揉揉眼睛。
我小时候肯定没少往这个老谁家跑，可是这老谁家的老谁和老谁的老婆孩子我全忘了，打过那些游戏我也全忘了。这么多年，只记得那扇落了几只苍蝇的大窗户，还有窗外热热闹闹臭臭哄哄的菜市场。如果说一个人有思想，还不如说这人的记忆有思想。因为记忆总是逼迫你记住它想让你记住的东西。
在梦里那扇大窗又出现了。只不过人到中年的我站在了窗外。我想走进窗里，投下币子，再打一通游戏，半小时，一个小时，三个小时，打累了对着窗子揉揉眼睛。可我却走不近那窗。往前走一步，这个老谁家，连同整个单元楼，都往后倒退一步。菜市场也被梦境抽象成了一个模糊背景，根本没有听得见闻得着的热热闹闹与臭臭哄哄。
梦醒了。逝者如斯夫，子在川上曰。我觉得气闷：那醒了的梦，化作一块石板，压在我胸口。再也睡不着了，再也回不到梦里了，如同我在梦里却也走不近那扇大窗了。
二.人民影院
小时候看电影分两种：一种不花钱，学校包场，《开国大典》还有《妈妈再爱我一次》都属此类；另一种花钱，都是港台片，比如《黄飞鸿》《霸王花》。电影分两类，但看的地方就只一处，就是人民影院，一栋灰色的四方建筑。四方是有棱有角、毫无变通的四方，灰色则是干巴巴的、水泥墙的灰色。远远望去，当天杵地一个大水泥块子，门脸儿上漆了四个朱红大字：人民影院。
影院墙上挂了个大喇叭，夏日黄昏里，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喇叭冒出来：
“各位观众，今晚七点我院上映港台动作片《凌凌漆大战金枪客》，票价两元，学生半价，欢迎观看。”
那时我刚放学回家，和爸妈围坐在饭桌上。凌凌漆大战金枪客？我听了心里发痒，想马上跑到人民影院。可爸妈不答应。他们恨透了和“港台”二字沾边儿的任何东西，包括电影、电视剧和卡带。
说到卡带，我妈喜欢听《马车夫之恋》。但她也听邓丽君。那邓丽君不也是港台的么？我问我妈。她笑了：邓丽君不算。
人民影院大喇叭里的女人声音，我一直印象深刻，倒不是因为她有多好听，恰恰相反，那声音基本就一退休书记。“凌凌漆大战金枪客”，多么有诱惑力的名字，那女人一读就没有顿挫，没有升降，了无生气，枯木一般。我想，她还赶不上县电视台那女的呢。电视台那女的据说是县长的儿媳，虽然长了一张囫囵大饼脸，但人家有个抑扬顿挫啊。反正我对大喇叭里的女人声音很是耿耿于怀，每次路过影院，我总在门口徘徊，偷偷打量每一张出入影院的女人的脸。我想把那枯木般的声音同一张真切的脸联系起来。左边那张脸怎么样？太漂亮，不像是会发出枯木般声音的样子。右边那张呢？更不像，太年轻了，年轻到连我都可以斗胆上去搭讪。
所以我一直没弄清人民影院大喇叭后面究竟藏了哪张脸。一点线索都没有。
夏天落雨，那女人的声音从雨雾里穿越而来。春天起风，声音就在风中飘荡，风筝一般。有时风大，风筝就脱了线。我一看家里的挂钟，明明已经六点，却听不见女人的声音。站在院子里也听不见，只有春风招摇而过，院里的樱桃树瘦了一圈，地上的粉色厚了一层。我想，难道今天不放黄飞鸿了？毕竟踢了一个月的无影脚，黄师傅踢不累，我们也看累了。或者，那女人今天生病了？可那枯木的声音，风吹不动雨打不湿，怎么会生病呢……岂容我多想，又是一阵春风，女人的声音挟着樱花忽然而至：
“各位观众，今晚七点我院上映国产故事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张艺谋导演，巩俐主演，票价一元，欢迎观看。”
什么？“摇到外婆桥”？啥玩意儿？国产故事片？没意思，难怪票价才一块。
多年后，在芝加哥一所大学图书馆，巩俐的红唇，李保田的墨镜，我抚摸着这部国产电影DVD的封面。“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如此富有诗韵的名字，谁能想到居然是一部黑帮片。
好多年没在风中听那女人的声音，看过的黄飞鸿和霸王花也都忘了。我回头去看图书馆的琉璃窗，是那女人的声音在窗上轻轻敲打么？
其实人民影院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倒闭了，用我们县里人的话讲就是“黄了”。要说我们县人讲话很有意思，比如谁和谁谈恋爱没谈成，就说“他俩谈对象谈黄了”。谁和谁婚外恋没婚外明白，就说“他俩搞破鞋没搞明白”。谁家开小吃铺没开明白，就说“他家饭店黄了”。谁家猪没养明白，就说“他家猪黄了”。谁家单位快倒闭了，就说“开不出资，肯定他妈黄了”。总之，这个“黄”字一到我们县人嘴里，就变得气象万千，吞含了一切的负面，一切的不如意，一切的哀伤。我们县的人民影院，就这么黄了。
再也听不见大喇叭里那女人的声音了。枯木也好，了无生气也罢，反正那大喇叭突然沉默了。好似原本一个整天讲话的活人，一下子被扼住了喉咙。
虽然黄了，可人民影院的水泥建筑依旧当天杵地。我站在它面前，没感觉它有多高大，只觉得自己很矮小。大喇叭还挂在水泥墙上，高高在上。抬头望去，至少有一口洗衣盆那么大。喇叭冲着比水泥墙还要发灰的天空，大张着嘴，好像是要咆哮，有一种愤怒在里面。可是我看了半天，那喇叭终究还是默不作声，就这样永远缄默：不是喇叭后的女人病了，也不是香港人不拍黄飞鸿了，而是人民影院黄了。
都说“百足之虫，死而未僵”，人民影院就未僵。它只是黄了而已，它哪里会死呢。高三那年，县里跟江对岸的俄罗斯开通口岸，突然来了一个俄罗斯文化交流团，敲锣打鼓驻进了人民影院的水泥建筑。当然，县里人是不会叫什么“俄罗斯人”的。县里肯定叫他们“老毛子”。所以其实是“老毛子文化交流团”。我一听什么什么团就倒胃口，何况又是高三，就没去凑热闹。结果真就后悔了。据说老毛子们在人民影院里跳了一春天的脱衣舞，十块钱一张票，童叟无欺。之前是外婆桥，现在是文化团，我又被名字摆了一道，后悔死了。
后悔也没用，我告别父母，少小离家，去读了大学，老毛子们也不在人民影院里跳脱衣舞了。或许是跳的多了县里老少爷儿们腻歪了，或许是老毛子那些女的一上岁数就贼老胖，跳不动了，反正灰色的人民影院再一次人去楼空。
好在县里又呼啦招来一帮南方人——县里不管南方人叫南方人，叫“南方仁儿”——这帮“南方仁儿”不但有钱，也能折腾，挖矿的挖矿，炸山的炸山，洗浴的洗浴。人民影院也被囫囵吞枣地包给一个广东仁儿。灰色的水泥建筑，永远对着天空沉默的大喇叭，都化身成了“南国风娱乐城”。至于“人民影院”四个朱红大字，被“广东仁儿”用白漆涂掉了。据说用了整整三桶白漆，因为四个字太大太红。至于娱乐城里到底娱乐个啥，也无外乎是麻将和牌九而已。可惜后来“广东仁儿”没跟县里整明白，很快娱乐城就黄了。于是人民影院又空了，凭空多了一道厚厚的白漆，活像狗皮膏药，一直贴在脑门儿上。
大学寒假回来，同学聚会，大伙喝完酒一起路过人民影院，喇叭冲天，灰墙高耸，有人是真喝多了，喝的都忘了乡，居然把影院当成了监狱。大家拍了一下这家伙的脑袋，一起吼着黄飞鸿那首《男儿当自强》，空气中掺了酒气，在影院门前叫嚣而过。多年后猛然想起来，我心里不由一颤：年轻那会儿，真是不知敬畏。
再后来就出国了，把父母接过来，一家三口，能唠几句嗑的时间有限，都在饭桌上。母亲说她在县里每天都踢毽子。我问在哪儿踢。她说在人民影院门口踢，一帮和她年纪相若的县里人踢：天若长，早六点，晚七点；天若短，早七点，晚五点。
不消说，人民影院是一直黄着了。据说我们的亚洲首富都把中国影城开到了外国，让老外也见识见识我们票房动辄上亿的国产大片。可为啥我们县至今没有一个地儿能坐下来看电影呢？看惯了智能手机看惯了平板电脑的县里人，还记得坐电影院里看电影那感觉么？
——得，我一书呆子，又不住县里。县里人自有县里人的活法，我这问的恐怕是有点不食肉糜了。
飯桌上，我夹起一块我妈煎的鱼，细细地嚼着。三口人围坐在一起，这场景何其谙熟。放下筷子，我回到小时候的傍晚六点，雨后初霁，人民影院水泥墙铅灰而凝重，喇叭后面一张陌生女人的脸，那声音跃过彩虹，踏着樱花，准时准点，不离不弃。
三.踢毽子
每天早上和父母踢十分钟毽子，就在我家门口。往来的外国人——不对，我们三口才是外国人，人家是本国人——总是好奇地看着我们。
看得出来，每次踢完母亲都很开心。母亲开心，父亲就没有理由心情不好。温馨幸福的一家三口是不是？我也会被这景象鼓舞，整个一天工作都很有劲。可下班回来，车子在家门前滑过却不愿停下。我在心里问自己：一个男人三十多岁不婚不娶，天天早上和父母踢毽子，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毽子是父母从县里带来的，一个插了五彩人造羽毛的小胶皮垫子，便宜，但不结实。怕不经踢，父母就带过来五支。饶是如此，五支毽还是被依次踢开了花儿。我去超市买了强力胶水，父亲就在台灯前粘开花儿的毽。灯光橘黄，父亲粘的仔细。一支毽粘完，就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我们三口人接着踢，放心踢，踢开花儿再粘就是了。
父亲踢的不错。母亲喜欢看他踢。母亲说父亲年轻时会滑冰会滑雪。我从来没见过父亲滑冰滑雪，倒依稀记得他曾给我用板条钉了个小冰爬犁，很结实，冰上雪上绝不会散架，可惜被我弄丢了。所谓父亲滑冰滑雪，我疑心那只是母亲一个人的回忆。
母亲踢的不好。毽子飞到她那儿就落地。一落地母亲就笑，说三口人一到我这儿就断，可咋办。母亲还说她去县人民影院门口没踢几天，那伙人就不跟她踢了，因为毽子到她那儿就断，就踢黄了。没办法，母亲和父亲只好改去北山锻炼。
北山是我们县的一座小丘。因为在县城北郊，县里人就叫它北山。说到底，这小丘也是无名的。我过去常和同学爬那北山，钻山腰的一个洞。关于那洞说法不一，有说是当年日本人挖的埋活人的洞，有说是跟老毛子关系紧张那会儿咱们这边挖的防空洞。我只记得那洞的深处有一截冰，常年不化，黑暗中蹲在冰上能滑来滑去。
父母便每天早上登这北山。县里人都跑电影院那边踢毽子，所以北山很静，山阴面能听见拂过松林的风。可没过几天，父母却在山阴听见笑声。山顶往下一看，原来是有人在踢毽子。
又是毽子。母亲转身就走。父亲却拽住她说，瞧，是两口子在踢呢。仔细看去，果然是一男一女，有说有笑，彩毽在松林当中那块空地飞来飞去。
也难怪，这么一个时代，如果不是夫妻，很难想象一男一女会大清早跑到北山踢毽子。
父母站在山顶看他们踢一会儿，就下山回家做早饭了。以后再来，总能看见这两口子踢毽。若赶上刮风下雨，父母就不登北山了。那小两口恐怕也只能坐在家里，对着窗外的雨，摸着手里的毽。
有天早上，母亲终于忍不住，穿过松林，走到那片空地，问能不能一起踢。那女的——用母亲话讲就是“小媳妇儿”——痛痛快快说一起踢呗。母亲很高兴，再加上身后的父亲，两代人，两对夫妇，踢一个五彩毽子。
一来二去，就踢熟了。小两口踢的可是好，脚背，脚腕，膝盖，身上随便什么地方都能让毽子在空中飞个不停。他们脾气也好，从来不嫌母亲踢得不好，一口一个阿姨叫着。那阵子母亲很开心，每天早上都拽着父亲上北山。踢累了母亲就站一会儿，看父亲和他们踢，听微风轻拂着松叶。
有时母亲身体不舒服，没登北山，再见那小两口，他们就问阿姨怎么没来。有时又换成小两口没来，母亲在松林间空地等着，等一等不来，就和父亲下山。下次见面，母亲问那小媳妇儿怎么没来，她摇头笑笑不说。母亲回家就和父亲说，小夫小妻的，怄气了这是。
有一次，四口人没踢几下，突然起了风，摇的松林像潮水般起伏。那男的收住毽子，问母亲：阿姨，你儿子在国外怎么样？
母亲很惊奇：你怎么知道我儿子在国外？
小媳妇儿在旁边笑，说，咱们县才多大，我俩和你儿子小学一个班。
那男的不但能说出我的名字，还知道我家以前住那儿。
“小时候他带我去过你们家。还是平房，阿姨和叔叔都上班了。他让我吃阿姨你烙的糖饼，凉的。我俩还一起爬过北山。”那男的——也就是我的某位小学同学——这样告诉母亲。
母亲问他名字。他却说：
“你儿子肯定知道我是谁，班里再没谁留在县里了。”
母亲问那小媳妇儿的名字，她也只是摇头笑。
母亲回家把我小学全班毕业照翻出来。可是她并不记得那些名字，又小学的模样，现在都三十好几，哪还能对上号。
母亲又想在越洋电话里问我：你小学班上还有谁留在县里。可是一通上电话，她就忘了这茬——毕竟，这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再后来，父母就飞到我这边了。母亲倒是把小学毕业照带过来，让我给她指指每张脸叫什么名。她很想知道那对在松林间和她踢毽的小两口到底是谁。拿过这张多年不见的照片，我才发现自己根本说不出几个名字。满打满算不超过十个。我原以为自己是个记性好的人，一起爬过山，还带回家吃糖饼，怎么会记不住？可是就记不住了。可见记性这东西，其实比人还要健忘。
我倒还记得北山腰那个洞，还有里面的冰。可到底跟谁在黑暗中滑过那截冰，却全然记不得。
母亲问，你手机没有同学群么？去群里问问？
我少小离家，很少和过去认识的人联系，哪有什么同学群。
“班里再没谁留在县里了”，“你儿子在国外怎么样”，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学的两句话之间，竖立着我们县人民影院那堵灰色的水泥墙。
“既然他不想说出来，咱们又何必刨根问底。”我对母亲说。
“人家小学是同学，长大成了一家，多好。”母亲说。
“妈，这两口子三十多岁，我这岁数，每天早起上山踢毽子，要么是一直没要上小孩，要么是要上了又没了，你觉得是哪种？”
母亲默然无语。
照片上全班同学分成两排：前排是男，后排是女。我仔细看去，一张一张童稚未脱的脸，到底誰和谁有缘有分，在县城里做了夫妻？
看着看着，我停住了：小学毕业的我，正看着人到中年的我，两个人都是一脸茫然。
“每天早上一起踢毽子，最后连名字都不知道，总觉得别扭。”母亲叹了口气。
话虽如此，终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一个记不起名姓的小学同学，对我们家在这边生活的影响，还不如一颗划过夏夜的流星。母亲把那张毕业相收好，三口人就各自回屋休息了。明天是周末，天气不错，又能好好地踢上半个钟头。至于一个五彩毽子在三口人之间飞来飞去，这场景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又何必深究呢。
个人简介
小杜，客居海外，心系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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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问：熊育群、秦岭、洪烛、陈启文、邓九刚、余继聪、阮直、王克楠、帕蒂古丽、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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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主 编：梅 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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