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强老师给我的印象，如同宽厚的兄长，微笑着，好像随时就要伸出手，拉扶你一把。他的文字里也有一种恬淡与悲悯，于极简极淡处，你的心就被牵动，起了波澜。喜欢他于无声处、春风化雨式的写作，而惊雷，在内心滚过，炸裂。
一
那些年，馒头就像现在的鲍鱼、燕窝，对村民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品。父亲有次进大同，带回一兜在饭店当厨师的姑父给得馒头，那个香甜，那个好吃！这几乎就是我童年唯一一次吃馒头的美好记忆。平时想吃馒头？那几乎相当于画饼充饥，根本没可能。如果病倒了，最多，母亲央求人以物易物换半碗白面，然后，吃擀面跌鸡蛋——这似乎就是人间最好的食物，也是最好的药。其它，再论及白面，恐怕就是逢年过节的白面擀饺皮儿，吃饺子。鄙乡似乎没有人大大方方、气气派派地用白面蒸过馒头吃。
故乡大同地处内外长城之间，热不是太热，冷也不忒冷，号称“夏都”。虽然跟北京、华盛顿同一纬度，但周围联乡遍种听上去就感觉特别古老、特别冷僻的农作物，比如谷子、高粱、莜麦、荞麦、玉米、土豆、黑豆、黄豆、绿豆、红豆、豌豆、豇豆等等小杂粮，也叫粗粮。人们平时吃啥？肯定不是南方的大米或北方的白面，当然要吃这些粗粮。最主要的是，吃糕。糕源自黍，华夏古先民最重要的食物“五谷”之一。因黍子颗粒浑圆均匀，还成了古代标准计量单位。可惜绝大多数现代人早已不知其为何物，以至于《百家讲坛》一位博学的历史教授都以为黍成了“骨灰”，已经绝迹。如果他到过大同，我相信他绝不会再那样无知而信口开河。黍子直接磨成面，和水湿成濡粉，上笼衬布蒸熟，在盆里搋成团，呈灰不灰黄不黄红不红色调，叫黍子糕。这在那些艰难岁月，是乡民的日常主食，或者还添加些玉米面、高粱面或谷糠。我基本就是吃这种黍子糕长大的。黍子去皮而成的糕，灿如太阳，贵如黄金，俗称黄糕。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鄙乡才彻底去了黍子的“穷”皮，家家户户真正吃上了标志着达到人们心理温饱的金灿灿、软筋软筋的黄糕。黄糕再包馅，如糖馅或豆馅菜馅，用油炸，称油糕，或油炸糕。这在过去是逢年过节或其它特别重要的日子才可能隆重上场的。所以本土著名作家曹乃谦先生在一篇小说中引用乡间俚语说，“油炸糕，板鸡鸡，谁不说是好东西”。这曾经是我们当地乡民的最高理想生活之一。也所以，知道了这些，你就不难理解从小生长在大同的著名作家王祥夫先生的书房，为什么会叫做“黍庵”。
中国北方出产小麦，北方人吃白面馒头，偏偏，塞上大同就不产小麦，大同人不吃白面馒头。这对外地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意外。真的，白面，那些年只出现在当地非农户人家的口粮本中，称作“细粮”。但乡间有几个是能吃到细粮的非农户呢？更不要说当遥不可及的市民了。所以能吃到白面馒头，不仅显得金贵，也似乎成了一种身份，是“国家人”或“城市人”的具体象征。敝乡土农都明白，我们实际跟“国家人”或“城市人”基本无缘，我们是被遗忘在一个遥远孤岛的野民。
当然，穿着厚厚穷“黍子皮”的野民，也有过吃白面细粮过幸福生活的种种努力。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村里曾用一些上好的水浇地试种过这种稀罕物什，估计最后是投入产出比悬殊太大，产量太低，得不偿失，我们每户人家只是品尝了一下黑不溜球很不像回事的可怜“劳动成果”——记得只烙了几张干面饼，根本没化成馒头，小麦就变成了乡民疯传的一个笑话，在后来的肆意揶揄中被丢来丢去，以至于渐渐被抛弃，忘记。
——这话也未必对。长期没忘记在敝乡种植小麦的是上级政府。不，更确切地揣测，其实应该是具有强烈馒头情结的一些在大同、雁北工作过的上级老干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上边文件还一再要求各村每年都要种植小麦。实际上，没有一家已经包产到户的村民愿意种。只要稍微调查一下就知道，所有我们塞上“出产”的小麦，其实都是生长在汇报材料中的子虚乌有的数字。
因而那时，我心头企望的馒头，完全就是一个瑰麗而遥远的梦。
二
恢复高考对普通农家子弟来说，简直就是一架通向理想的天梯。以此，似乎可以触摸到斑斓五彩的那个梦。我家子妹五个，除大哥年岁稍大无缘改变命运，后面四个子妹都是高考的受益者。一九七七年冬天，二哥成了全村第一个考中学校的“举人”。消息经村里大喇叭反复公告，就像二哥突然捡到块硕大的狗头金，数千村民顿时沸腾了，看见我们家人就纷纷指指点点，眼神里溢满了羡慕嫉妒恨。在我看来，瘦小貌差的二哥，俨然是从暗色拘谨的黍子糕一下子变成了白灿灿闪光耀眼的大馒头。
可以想象，从农村“饿佬仔”遽然变成具有金贵身份的二哥，怎么可能剩下那有限的定量白面馒头，他自己就得把二十多年的穷肚肚先垫巴起来。所以他的出人头地，家人沾光并没多大。直到一九八三年姐姐考上大学，女孩一般饭量轻，才给家里“匀”回了一些可以做白面馒头的近乎神圣的细粮票。我也到粮站风风光光买过几回白面，母亲兴高采烈开始学习和显摆怎么蒸馒头。
后来才发现，二哥考中的学校虽然并不很理想，但他的影响和作用实在是巨大而深刻的。对我们小子妹，甚至对村里所有年轻人，包括所有在学校的学生，二哥就像第一条跃上龙门的鲤鱼，也像是商鞅变法中率先扛木头的那个人，在于示范，在于榜样，更在于引了一个好头。也像是给洪水疏导出一个最佳出口。
但现实对我，二哥和稍后考上大学的姐姐，近乎是安在屁股上的两把锥子，也像是融在众多复杂眼光组成的沾水的鞭子，或者各种含义丰富的话语的刺，逼迫我不得不痛下决心，努力约束自己的野性，向她们学习，向她们已经登上的山峰攀爬，靠拢。值得庆幸的是，一九八六年，应届高考我也顺利考入运城的一所中专，取得了梦寐以求的“吃馒头”身份。
运城是山西粮仓，主产小麦。百姓日常主食，就是白面馒头。馒头应该和这里悠久灿烂的文化一样，都具有漫长的历史积淀。
吃过运城的馒头，我才理解，过去母亲偶尔蒸得馒头，还是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是碱大，“拿死了”，色黄，吃了满嘴怪味；就是碱小，粘而酸，似乎没蒸熟。——这我能够体谅母亲。蒸馒头，不像蒸糕那样简单，要启面，饧，不能没启，也不能启“脱”；揉面蒸馒头时还要兑碱，不能碱大，也不能碱小了。这里面潜藏着一个微妙的涉及临界点的化学反应和变化，碱量稍有不同，蒸出的馒头效果就截然有别。加之，粮站给我们的白面，一般都不是新面，大多是存放了许久的陈年旧面。这对蒸馒头没有“奶功”的人来说，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清晰地记得，母亲多次跟非农户家庭妇女请教和学习怎么蒸馒头。比如，铁路家属段婶，公社干部家属胡姨等。但求人的结果是，一人一套方法，一人一个经验。可以想象，她们也并没蒸过太多的馒头，也不是特别内行。母亲后来自己总结出规律，揉面不粘手，这碱差不多也就兑好了。
以此再体会运城馒头，为什么好吃，我想，一方面大概是新面，现面；另一方面，在长期蒸馒头实践中，面案师对兑碱微观量化标准已经得心应手，无需言说，或尝试品兑，正在那个仿佛是心有灵犀的“刚刚好”。
也所以在运城读书那几年，我最喜欢吃馒头。甘糯，香醇，具有麦花的清新芬芳，具有阳光的温热舒馨，也无疑具有土地绵长而厚实的多重回味。
那几年，我不想再吃糕。即使放假回家，也只愿吃馒头。
中专毕业时，据说学校为我们那届学生积攒了数万斤粮票。本来要发给个人的，最后却通知说，都被小偷突然盗去了。我和同学们的心理都稍微纠结了一下，马上变得无所谓了。因为，粮票那时已经没多大用处，我的粮本也很快就作废了。
彼时粮站的白面，已经不独是非农户或城市人的专利，而且远不如市场敞开卖的白面新鲜，价格也差不了多少。
三
企业，行政，企业，再企业。
最初几年，因工作成绩比较突出，我被调动频繁。厂办主任，车间主任，通讯干事，副厂长……就像上苍也要为我急匆匆寻找更合适发挥作用的位置。我那时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追求和梦想，初衷只是，在哪里干什么都要干出一个站着的自己。因而工作自不必多说。
无疑，那时所有单位食堂，主食都有糕，有馒头，也有大米饭。其实各有各的妙香。我可以任意挑选。
但吃惯了运城的馒头，几乎已经养成了一种自认为精致而高雅的生活。我不习惯吃零零碎碎的大米，很多北方人可能都有同样的感觉，大米根本就不抵饭，犹如爆米花，那最多算是零食。肚子也喜新厌旧，不想接受沉坠如土坷垃或石头的糕。虽然，彼时都是黄糕，已经彻底淘汰了黍子糕。
那时，我的身份成了市民。我结婚了。我信心满满。
婚前，我还大口马牙地承诺大学生妻子这样一个相当宏伟的目标：三年内雇保姆，五年内买小轿车。
妻对我充满期待。她说，你单位的馒头好吃。我有时就从单位买些馒头回去。
似乎从家里添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开始，家庭生活陷入了最平凡的庸常。妻在家里忙忙碌碌。我在企业忙忙碌碌。也许由于这些，妻子大约忘记了我曾经给她的诺言。认真工作的我，也故意忘掉我的承诺。
我们吃着馒头，几乎每天吃馒头。
偶尔，听到妻子的抱怨，才发现，妻子也许更喜欢吃的是，大米。此时，我有点一闪而过的奇怪，不是南方人，也没在南方读过书，妻怎么就想吃大米呢？难道馒头不好吗？俗话说，百菜不如白菜。我就对大烩菜百吃不厌，而妻子喜欢吃的是，炒菜。
但我们还是吃馒头，多吃市场上的馒头。
四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市场上的馒头越来越白，白到失血、贫血一般；越来越暄，暄到成了葵花杆的穰，吃着越来越松软而没味道了。真真如“味同嚼蜡”。
渐渐传出风声，有说馒头里有卫生纸、漂白粉什么的。卫生纸和漂白粉是馒头吗？不是。但我怀疑，可能，卫生纸或漂白粉真的成了馒头的一部分。也或者，馒头里还有其它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离奇异物。
现实的馒头就像擅于临摹的画匠，逼真到纤毫毕肖，毫无瑕疵。反而，越是这样，越破坏了馒头应有的鲜香，生动和纯真。
这是馒头吗？这叫馒头吗？这馒头还能吃吗？
我开始不自觉地抵拒。不，这只是表象，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内心的怕，是躲，几乎像是对痛苦和死亡的自然生理规避。
一个有点添加物的小小馒头，真有那么玄乎那么可怕的后果或影响吗？——我不知道。只是一下子，我就不喜歡吃馒头了。就像一个人大老远看见白森森的骷髅，敬而远之。
又开始吃糕。
单位食堂的糕一直看起来不错。据说，糕面里也有添加物，是菜籽。加了菜籽，哪怕陈年旧粮，糕也显得黄、软、精。但菜籽毕竟不是色素，不是丹顶红，更不是砒霜，菜籽只是另一种榨油用得吃食原料。所以，我吃糕还是比较坦然，就像置身童年的故乡的那些已经平淡如尘的黑白岁月。
家中，妻学着自己蒸馒头。后来她果然也能蒸出很有家庭气息的馒头。当然偶尔也蒸糕。直到我们搬到城市。城市里，蒸馒头蒸糕的条件似乎被什么都剥夺了。
我在单位吃主食的序列变为，有糕不吃馒头，有馒头不吃大米。
五
孩子们都上了大学。
突然发现，大约我也已经很衰老了吧。怀旧，偏爱故土，喜欢幼小时的简陋和丰富，心头的梦想都从最初的情趣一次次热烈地出发，却无果而终；再一次次试图重来……所以我做过许多次重新进入高考考场却不会做题而心虚胆怯的梦。
我十分怀念那样一个下午放学的时分：扔下书包，就偷偷跑到堂屋那个红瓦糕盆跟前，用刀切一大块黍子糕，抓罐头缸几粒粗盐夹进糕里，就旋风一样疯出家门。
那个黍子糕的世界，似乎比现在大许多，许多。
现在，还有那样的黍子糕吗，我还有那样融金化釜的肚子吗？
唉……没有。我大概也越来越变得像市场的馒头，失血，贫血，然后对一切敏感，敏感到色厉内荏地激愤和喧嚣；脆弱，而且不由自主地自卑加猥琐。我大多时候，就是一个跟别人一样的戴着多重面具的假人。对现实问题的不忿，免不了只会像狗一样汪汪几声。有时，汪也懒得，只是翻出鲁迅的白眼，感叹地哀怨这个可笑到只能苦笑的世界。
妻子对这样的本来还算壮年的我非常失望，她已经不指望兑现二十多年前我说过的什么保姆或轿车了。她认为，曾经雄心勃发的我已经彻底丧失了进取心。我，成了一头时刻准备进入屠夫案板的猪。
当然，对于妻子这些不顾及我尊严和感受的刺激性言论，我内心是截然不服的。毕竟，我还不到五十岁，毕竟，我还是萌生着各种梦想。假如这家半死不活的从堂皇国企莫名其妙就抽离成民营的企业一旦倒闭，假如具有干部身份的我一旦浮萍一样彻底失业，我当然是有些准备的，准备卖我的字画，准备开班教学生作文，我还期望有了资本开个大画廊，定期搞画展，开艺术沙龙，挣了大钱再搞个纯文学奖，一年一次奖励一名最优秀的作家，奖金至少十万以上……我真的还有无数年轻而冲动的激情与梦想。
……但是，我不知道现实的明天会成了什么样子，明天我会干什么，我能有什么。
有时，我也被众多冲动的思想搞得迷乱，渐渐，整个人都变得失望，迷茫。
我更多地想学陶渊明，躲到僻静处，独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我何尝不明白，这只是妄想，这只是我幻想中构筑的另一个世界。我能一直生活在与世隔绝的那个世界吗？
不能。绝对不能。现实无数尖利的刀，虽然频繁的刺激会使人变得麻木，但总有叫你感觉揪心疼痛的时候。
六
时常想念馒头。不是别的，是甜丝丝，回味悠长，有麦香、阳光和田野土地味道的，当年运城的那种馒头。
估计我这一生也许没多少次机会能够品尝运城曾经那样的馒头。也难以再吃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妻子蒸得的馒头。
倒是，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时常眷顾她的老儿子，盼我回去，回故乡老屋去。
其实，老母亲叫我回去不仅是要看看我，看我胖了还是瘦了，看我喜了还是忧了，更主要的是，她要在我回去时，强迫给我拿肉，拿菜，拿馒头！
母亲大概觉得我这两年很困难。她想着法儿要接济我，帮助我。但她什么都不说。只说她还没老到啥都干不了，她能给子女们多做什么就多做点儿。即使我没回去，她也会托姐姐妹妹，把她包裹着的心思给我一包包沉重地捎回来。
其实，我真的并不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困顿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老母亲一定是感觉到了我的吃力负重，并且毫不犹豫地把这些重压都尽可能转嫁到她饱经风霜的瘦小的身子骨上。我明白，老母亲以她最大的心力，给我菜，给我馒头，是期望固守儿子内心那一点她最明白的脆弱的坚强，——怕儿子“克凉”了自己，委屈了家人。
吃着这样的馒头，我故意漫不经心，怕妻子看出什么，但内心，其实早已潸然泪下。
曾强（《小品文选刊》副主编）
曾强，山西省作协会员，《西部作家》顾问，《小品文选刊》副主编（聘），《千高原》文学编审，签约作家。在《山东文学》、《创作与评论》、《黄河》、《青海湖》、《山西文学》《奔流》、《都市》、《岁月》《五台山》等发表小说、散文等80多万字，著有散文集《靠得幸福更近些》。小说集《挨心的猪》和散文集《故居物语》《一冬无雪》待出。
同时，喜书画篆刻，兼任大同华严寺书画院副院长。为《山西日报》书画专刊特约评论员，《小品文选刊》“品艺”栏目特约评论员。论文及书画篆刻作品发《中国书画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书法导报》、《青少年书法》、《中国矿业报》、《小品文选刊》《山西日报》等报刊杂志。书画评论集《书画名家集评》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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