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学升初中到镇上去报名，一踏进凤凰中学东校区四合院的大门，首先跃入我眼帘的是东一堆、西一摊的水泥、檀条、椽子、红砖……散乱地堆放在园内的空地上，十余位教职员工与高中部的师兄、师姐们正在清理场地。人群中有一个穿橘红运动衫的人特别显眼，他蹲在校园墙角的一堆红砖边，把一块块砖垒成一摞，随后朝人群招手么喝：“快来搬到西校区工地去。”我被这么喝声吸引住了，不住地盯着他看，刚好他直起腰来，朝我这边巡视，我俩的眼神不经意间撞到一起，他那深邃的瞳仁里透出一缕威严的光，顿时，让我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力，传遍全身！
开学那天，我高高兴兴地去食堂窗口排队送冷饭盒，又看到了他。他和穿白大褂的食堂师傅一起利落地接过同学们递上去的饭盒，“啪啪”地摞在蒸笼屉里。我快排到窗口了，终于看清他的模样：四方脸孔，下巴微突，络腮胡子刮得精光，只泛着一层浅浅的黛色；眉宇下那双深邃的眼睛，让人格外记忆深刻，炯炯有神又深不见底，似乎能洞察一切！他显得老气，看上去有四十来岁，起初我以为他是食堂的员工，后来听师兄、师姐们叫他“主任”，一打听才知道，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校总务主任。我肃然起敬！
我们上午听课，下午去西校区工地上劳动。全班同学嘻嘻哈哈地排成长队，把一块块砖头传递到施工的脚手架下，再抛给泥瓦匠垒上墙。那个总务主任也来参加劳动，和班主任一起排在队伍最前面，低着头从红砖堆上拣起一块块砖头递给同学，再由同学一个一个地往下传。他脸上汗涔涔的。我觉得，他是劳动的师生中最辛苦的一个，哈着腰拣拾砖头，不停地重复着机械动作，就像在田间插秧一般，腰部会累得发酸、发麻。我替他叫苦，旁边的同学朝我挤挤眼、努努嘴，轻声说：“他是南京体育学院毕业的，身体棒着呐！”
上体育课时，他吹着“嘀嘟嘀”的哨子在操场上领跑，哨音停下便喊起“一二一”的口令，同学们踩着哨音和口令的节律，跑得很欢。有几个女同学刚开始跑时像撒鸭子似地赶，可刚绕着操场跑了一圈就已经上气不接下气，慢慢地掉下队来。他不停地幺喝“跟上、跟上”，直到大家都跑得歇菜了，才叫停下来休息十分钟。接下来自由活动，有跳绳、踢毽子、乒乓球和篮球。我选择了打篮球。不一会儿，他来到球场指导，跑“三步篮”做示范，步伐很标准，但姿势却不怎么优美，粗壮敦实的身子裹在橘红色的运动衫里，像一团火球滚到球架下面纵跳上篮。对于他的身高，我实在不敢恭维，才一米六，多一点点。
他总是忙忙碌碌的，从我入学的那天起，从未见过他与其他老师或同学站在校园里闲扯，也没见过他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喝大茶。早晨、课间、中午、放学后，总能看到他不是在屋檐下当当地敲课钟，就是在操场上指挥全体师生做广播操；不是在教室里授业解惑，就是在门卫处理纠纷；不是在食堂接送饭盒，就是在工地检查施工质量；不是在小教室开会，就是在广播室播送通知；不是陪公社文教领导视察校园，就是在接待学生家长；不是在走廊打扫卫生，就是在挑水冲厕所……有的年轻老师不理解，背后戏说他“上管天兵天将，下管鸡毛蒜皮”。
一学年过去了，又到了九月金秋，他还是穿着那件橘红运动衫，好像秋天的橘子，鲜艳夺目。新学年，他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并教語文课，这使我与他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他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行楷，柔中带刚；他讲课的声音不高，却充满了磁性，读起课文来，字正腔圆，语调顿挫；解析课文，有板有眼且幽默诙谐，很能引起大家的兴趣。我喜欢听他讲课，每堂课都听得很入神。我有个小小的发现：他读课文时眼睛离课本特别近，个别同学做小动作，他浑然不见，显然是个近视眼。可他从不戴眼镜，全凭那深邃眼眶中奕奕有神的双眼，带着洞察一切的光亮威严地扫视着全班同学，在无声无息中维持着安静的课堂秩序。
那时候，学校经常组织“课外活动”：到镇机械厂、农药厂学工，到附近农村的稻田里学拔草、耥稻，还野营拉练到常熟虞山的军营……正儿八经在课堂上课学习的时间并不多。整个校园里躁动着革命的热情，冲淡了学校本应有的墨香书声。我也随大流，无心踏实读书，就喜欢看小说。有一次我在自习课上看一本叫《绿牡丹》的小说，他在课桌间的过道里来回走动，正看到精彩处，却被他发现了，可他没有出声制止，也没有没收小说，只是用他那双深邃的眼睛，盯着我看了足足有两分钟。我的心虚透了，也被他看穿了，不禁打了个寒战。他收回那一瞬不瞬的威严目光，眨眨眼示意我收起小说，我慌忙把小说塞进书包里。我知道，他给我留了面子，没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出丑。我心存感激，更加敬仰他。
我读高中一年级时，他担任学校的教导主任，专门负责全校的教研工作，虽然不再任课了，但还是在继续关注我、关心我。那年头，在“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影响下，“读书无用论”在学校盛行，一时间人心不定。学校原本井然的秩序变得乱哄哄的，迟到早退的现象经常发生，一些早熟的同学开始递条子、谈恋爱；年轻老师政治浮躁，热衷于写大块头的批判文章，备课、讲课不用心，批改作业拖沓，对学生不负责。身为教导主任的他很担心当时的校风、学风，怕我们误入歧途。一天放学后，他把我和阿东同学叫到办公室，跟我俩聊讲时事、聊读书、谈人生。谈着、谈着，他竟笑着朗读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诗句来，让我感到惊异！在“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年代，他这样说，是要遭批的。懵懂的我，倒是领悟到了他隐含的用意。
教育开始“回潮”啦！学校真抓教育质量，毕业班任课教师全是顶尖的。他又担任了我们的语文教师。他风格依旧，不苟言笑，严肃认真，讲起课文来卯足了劲，讲得非常生动，还增加了许多在课本上没有的语文知识。我最喜欢他讲古诗词。我们这些“泥腿子”的孩子，没什么机会接触到唐诗、宋词、元曲，刚开讲古诗词时，我感到十分陌生。记得他讲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尽管他讲得眉飞色舞，神采飞扬，可我瞪着一双木讷的眼睛，像是在听“天书”——我从没有见过高山、瀑布，领悟不到诗中“生紫烟”、“落九天”的意境。他为了使同学们领悟什么叫意境？又加讲了白居易的《忆江南》词。这回，我听懂了，因为我就生长在江南水乡，天天迎着太阳走在长塘岸上去上学，对词中“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意境再熟悉不过了！
晚自习课后，同学们经常被他叫到办公室面批作文，我是在他办公室里“吃小灶”的常客之一。他翻开我的作文簿，把事先用红笔划杠、圈点的句子、别字、标点、语法等错误一一指出，还不厌其烦地教我怎么描写细节，怎么遣词造句……有时候要到太阳落山才让我回家。几次面批下来，我的写作水平有了明显的进步。记得有一次写记叙文经典命题——“难忘的一件事”，巧了，农忙假里大队窑厂发生火灾，村上的人都去救火，有一个年轻人——我的表兄，表现得非常勇敢。我就写了他的事迹，并自拟题目《烈马》，竟然把新发的作文簿全部写满！他阅后非常满意，加了一大段批语，还让我在课堂上朗读。我站在教室前面自豪地朗读着自己的“作品”，他向我投来了赞许的目光。朗读完回到座位，好多同学带着羡慕的神情回头看我。我心里好不得意！之后，他又把我的作文推荐给高一年级的教师，作为范文让同学们传看。我因此也有了点小名气！
高中毕业那学期，换了语文教师，他作为学校教导主任兼高中部语文教研室的组长，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我们班的几个同学。临毕业的前几天，他突然把我和阿东叫到跟前说，“礼拜天去他家去作客”。这真是莫大的荣幸啊！教导主任设家宴款待学生，在当时绝对是破天荒的！礼拜天中午，我俩早早就赶到了他家。那是并排的三间平房，白墙灰瓦，青砖铺地的场院，前面有条小清河，环境很雅致。师母张罗了一桌好菜，师生三人喝着酒，谈读书，谈人生，谈理想……因为毕业后我俩都要回乡劳动，他再三叮嘱：“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要我俩农活再忙也别忘了阅读书籍，温习功课。他相信，国家总有一天会恢复高考的。那天，师生言谈甚欢，也喝了很多酒，他的脸就像他常穿的那件橘红运动衫一样彤红。
那年冬天，我参军入伍，他顶着雪，赶到轮船码头来送行，赠给我一支上海民生钢笔厂生产的高级铱金钢笔，临别还不忘握着我的手嘱咐：“到部队后，要有事业心，但不要有虚荣心……”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不出他所料，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最要好的同学阿东考上了苏州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回母亲任教，后来被公派去美国进修，回国后在母校任教了一年，他辞职了，自费去美国继续读书，最终定居美国，当上康洲大学的教授，教中文。我从军后，在部队踏实工作，不慕虚荣，提干后也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圆了大学梦！
对我而言，他不仅是我五年中学时代的启蒙老师，更是为我的人生和理想导航的恩师！我每次从部队回家探亲时都要到母校去看望他，他特别高兴，为我和远在美国的阿东同学感到自豪。有一次我回乡探亲，和他同榻而眠，彻夜长谈，谈及凤凰中学里的“清醒”，都非常感慨！在一个假期里，他还为我牵线当月老，和比我低两届的小师妹，成就了一桩好姻缘……
1995年年底，我与家人没有回乡过春节，为此，特意给他写了一封信寄到母校，结果却久久没有收到回信。我辗转等待了两个多月，那封信竟被退了回来，凭条上注明：“查无此人”！我非常惊讶，难以置信，忙连夜打电话到母校，询问了在校任教的同学，才知道他已经不在了。我萬万没有想到竟是这样——他患了肝癌，手术后两个月就去了，走得非常痛苦。他刚满60岁，才办理完退休手续，没有惊动任何人，就那么悄无声息地走了。
那年清明节，我回乡祭奠父母，特意来到河阳山上，从公墓错落的墓碑中找到了他的，献上了红色康乃馨花篮，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就在瞬那间，我仿佛又看到他穿着那件橘红运动衫缓缓地向我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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