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太

　　报到

　　从福厦公路下公交车，我一路打听着，走了三四里地，终于到达要报到的“工作队”。卸下肩上的棉被和手里提着的大包袱时，我能感觉到，被压迫的部位在突然放松之后，血液快速冲过的涌动。这是1996年春节刚过的时候，天空灰蒙蒙的，路边还残留着节日的痕迹，被雨水冲刷过的炮屑，祭祀燃烧剩下的灰烬。沿途还有从错落的楼房间闪过的片片绿色田野。

　　距离毕业已经过去大半年。可从心理上，毕业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课程，写论文，实习，找工作，提前安排的告别聚餐，时间有条不紊地流逝，事情杂乱无章地堆积然后解决。有些幸运的家伙，早早就找到工作单位，签了合同。这让其他还望不见希望曙光的人，陡然生出失落和緊张的情绪。我们不知道将会身落何处，每天背着装满简历和成绩单的包，出入一个个企业和单位，露出谦卑的笑容，低声下气，希冀能从接待的人的脸上，窥见满意的表情，那样，心底会掠过狂喜的浪潮。每一天，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杂乱的宿舍，像撒网捕鱼的渔夫回归，手里空空如也。

　　我们早已告别幼时师长描绘的美好场景，曾经，他们都说，好好读书，如果考上大学，将是“草鞋”和“皮鞋”的区别，穿草鞋意味着继续当农民，穿皮鞋便是能捧上铁饭碗。可这样的论断在现实面前已经支离破碎。我们处在一个尴尬的年景，1991年入学时，我们被提前告知，带上粮票，才能换购在食堂流通的饭菜票，但两三年以后，粮票不再需要，用人民币就可以换购等值的饭菜票。入学之初，我们只需缴交少少的学杂费、住宿费，每月还有国家补贴的一些伙食费，但最后一年，缴费上学的形势已经铺开，看着缴了两三千学费的大一新生，心头便会涌起一种莫名的感觉。而自主择业的声音早已经响彻，先于我们毕业的学生，搭上最后一班船的幸运，令我们倍觉羡慕。

　　在厦门这座中国最早改革开放之一的城市，工厂企业遍地林立，工业区里的招人广告随处可见，这让我们隐隐间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不会没有工作可做，无非是待遇好坏的差别。但随着时间一日一日过去，在告别晚餐一次又一次的酒酣耳热的背后，一种焦躁和茫然的气氛渐渐弥漫，那石沉大海般的求职结果煎熬着每一个人，我们悲悯地看着新生，其实更多的是悲悯地看向自己的内心。

　　我们还需要去人才招聘会上碰运气，那时，一切远未成熟，机制尚待完善，在一个简陋的类似临时搭盖的地方，入夏的阳光毫无遮挡地倾泻在铁皮屋顶上，三百多平米的现场通风设备不良，人头攒动，气味浑浊，临时摆放的桌子后面，坐着招聘单位的工作人员，桌上五花八门的简章和或高或低的对话、交谈声，令人有置身市场的错觉。不错，的确是市场，“人才市场”！推销和谈判，在热闹地进行着。我们揣着早就备好的求职材料，在一个个桌前停留，询问，推介，放下材料，带走希望。可是，可是，交流会很快沉入记忆，反馈的信息依然遥遥无期。

　　孤立无援的感觉悄然袭入心底，而亲人的劝说时时响在耳侧，回老家就业的结果几成定局，我收拾行装坐上返乡的汽车，相关的人事档案，以另一条途径悄然行走。工作，仍然在茫茫雾海中的前方。在一天天的盼望和期待里，我被深深的无力感包裹了。这不是碰到难解的习题，或不易跨越的沟壑，这是单纯的学习生涯向社会生活的嬗变过程。传来的一道道消息背后，闪现着一个个熟悉却陌生的名词：金钱、关系、权力、规则、人情、利益和交易。

　　几个月后，一纸薄薄的报到函交到我的手里，我却觉得沉甸甸的，它胜过大学录取通知单，因为那里面可能凝聚着他人的心血和汗水，而不是我的。我谨慎地揣着它，去县有线电视台报到。在县政府偏僻角落一座破落的房子二层，简陋的办公室里错落摆着几张桌子，一个人从成堆的文件里抬起头来，打量着有签名和红章的函，漠然说道：“两年内没有工资，也不安排住宿。”以后呢？以后看情况再说！他的话轻飘飘的，我却如落冰窖。

　　帮我找工作的亲戚急了，再次动用能找到的一切关系，寻找合适的工作。我不知道背后他们付出多少艰辛，但一些以前不熟悉的词从他们嘴里不时蹦出，主席、部长、副县长、局长、主任、党委书记、镇长……我仿佛能看见，一张网被某些点联结起来，准备打捞或捕捉什么。1995年底，这张网终于有了不错的收成，某镇党委书记同意接收安排我到镇政府上班，只差在人事安排表上签字。为了拿到签字，父亲骑摩托车载着我一次次往返家与镇政府之间，行程四五十公里。时近年末，寒风凛冽，每次经过城区驶上去镇政府的路，看着越来越低矮的建筑和渐变狭窄的道路，心中无来由地涌起阵阵失落，我知道，四年的大城市生活终将真正了结，我会回到生命的起点——乡村，再次走上不同的路。

　　可是，每回我们都没找到党委书记，在六七次的奔波无果之后，我们打听到还有某一个环节没有沟通好，只好托人再次疏通关系。我清楚地记得，第十次，我们总算依约找到书记。办公室门口，还未从寒风袭击的颤抖中恢复正常的我们，感觉到扑面而来的热气。这是好兆头！办公室里坐着一群人，在随后的工作生涯，我才逐渐回想起并认识到一些职位，党委书记、副镇长、组织委员、办公室主任……父亲谦卑地掏出精心准备的“红塔山”给大家敬烟，有人接了，有人婉拒，党委书记摇摇手，说：“不吸烟。”只是接过表格，刷刷刷地签上了同意接收安排的意见。已近年关，让我过完年再来报到。后来，我知道他是吸烟的，吸的是“中华”。我有时觉得，他说不吸烟，不知是嫌烟太次，还是婉转地拒绝，留住我们可怜的一点自尊。我宁愿相信，是后一种。

　　按照安排，在正月初八一早，几经周转，我来到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卸下行李，我打量这位于一个村部的工作场所，找到工作队长，正式报到。心里头明白，我已经正式告别学生身份，也不再是待业青年，这里就是我工作的开端。站在略显古旧的村部前，我有些茫然失措。随身的包裹有些沉重，卸下之后，感到一阵轻松，仿佛多日的等待最终有果的别样轻松。

　　住宿

　　有人带我去早就确定的宿舍，打开门，一阵霉味扑面而来，房里的物什，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我欲言又止，但我知道我别无选择。他们告诉我，房子紧张，只能腾出这间房来。我借来工具，一番收拾后，草草安顿下来。

　　这里明显是个杂物间，或者接近杂物间，一张简陋的行军床，床板长短不一，起伏不平。屋角摆着一些锄头、大竹扫把、铁锹之类的农具，还有几块广告牌。两张说不出模样的桌子，上面各自摆着一台硕大的机器，往后的日子，我才知道它们会给我带来多大困扰。那是有线广播设备，村里的通知、水旱灾情预报等等，都从这里发布。进这个房间，打开广播喊话的一般有三个人，村主任、治保主任、农技员。村主任是个老头，话音迟滞，喊话的内容不外乎收交税的时间、计生妇检的通知诸如此类东西。治保主任个矮但声音尖锐，一遍一遍地反复提醒村民防火防盗防止纠纷。农技员身高马大，中气充足，嗓门响亮，经常喊着抗旱排涝春耕备种的话，或者拿着一份镇里发下的病虫害测报的信息，大声朗读。

　　我对这房间心怀不满，可是作为一种安排，我只能接受下來。我知道，活着，有许多有形无形的约束，隔开的房间、作为界限的围墙、楼板和屋顶、浇灌的水泥路、田间的田埂，这些有形的存在，框定了人活动的范围。规则、制度、要求、道德、法律，无形却有力，越界、突破、跳出，必然会受制约。人一呱呱坠地，就落入了这种种的规范之中。我不知道会在这里驻足多久，但必将要呆一段时间的，我必须花心思经营这一小方空间，让它接受我，让我接受它。我把床摆得尽量远离机器，扯布遮起直射的光，在角落里寻找睡眠和白日梦的入口。许多时候，当我还在清晨的梦境里徘徊时，农技员或村主任或治保主任已经用钥匙打开房门，扭开按钮对外喊话，声音在室内迂回，经过广播的声音又传回来，重重叠叠包裹了我，让我产生一种如真似幻的错觉。我以为，强行突破梦境的声音，比推门而进的行为更令人手足无措。

　　房间藏在一个办公室的后端，用木板与别的房间隔开，向西向北，各有一个小窗，夜来，从西窗望出去，一条乡间土路，几盏昏黄的路灯用微光坚守着自己狭窄的空间，路上似有影子影影绰绰，令人心生恐慌。从北窗看去，大半个村庄隐在黑暗中，似一只巨大的兽类趴伏，在恢复白昼里活动流失的体力。偶尔有些窗口闪过亮光，仿佛幽暗海面上摇曳的渔火，引人猜测，那里在发生了某种事情？这样宁静的夜，成为我那段生活的主调。夜色的笼罩把人局限于一隅，而心思却极远，翻越千沟万壑，没有方向没有秩序，这也许就是幻想比真实可爱之处。如果寒雨敲窗，天地间只剩下雨声，应和着低微的呼吸，一个人枯坐，不能不产生一种凄清又沮丧的情绪。

　　所以，我经常走出室外，站在三楼的阳台上，四处看看。方方正正的围墙内，有一个小工厂，听说里面生产渔网，一群年轻女工住在二楼，嘻嘻哈哈的打闹声、说话声，经常穿越屏障抵达三楼。可是我和她们的声音没有交集，我游离于她们之外，有时屏声息气捕捉动静，有一种偷窥者的犯罪感。这种与年轻的声音相隔绝的状态，让我以为自己已苍老很久了。方方正正的围墙外，有一大片苍绿的农田，我知道，在东南侧的地头上，站立着一块硕大的水泥浇灌的牌子：“农田保护区”。我站在阳台上，看到农人在田里忙活，久违的田间劳作的记忆，如狂潮把我淹没。从读初三开始，长辈就已有意无意地把我排除在农活之外，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备考。而惫懒的天性，让我刻意逃避那份艰辛，以埋首于功课的虚假姿态，掩饰内心的慌乱。面对眼前的苍绿一片，学习的课程、匆忙的求职、拥挤的教室、夸夸其谈的辩论，全被无形的一把巨手推向远方，睽违多年的锄头、连枷、镰刀、扁担，以及青青的秧苗、枝蔓的地瓜藤、摇晃的稻株，一古脑地钻出记忆，诉说着离愁别绪。我在这个村部的阳台上，感觉一种委屈和愤懑，我极力想要摆脱的农村生活，却在我绕了一大圈后，重新将我收复。

　　我到过那块农田保护区的牌子，指导（准确地说，是参观）农人们整修水利。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门外汉，可是安排给我的工作，是“农技员”，我急匆匆地从房间移身田头，却茫然无措，呆呆地看着野草、石料和忙碌的人们，以一种游手好闲的姿态呈现在别人面前。我踢拉着小石子，把视线投向不远的地方，那里，一片工地，畏畏缩缩地向农田迈开脚，村干部说，那是村里引进的企业。后来，我慢慢了解到，早几年，“三资”企业已经在这个镇里蓬勃发展起来，这个名词，我过了许久才勉强记住，原来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相继地，一些镇办、村办企业，在土地上，如雨后春笋般站立起来，那块农田保护区的牌子，比起前些年，已经向里收缩了好几十米。

　　可这些，暂时还跟我没有太大关系。天色转暗了，我看到西边天上乌云层积，一场大雨即将生发，我记起了没有关闭的窗户。我必须回到房间去关窗。这为我的离开勉强提供了一个借口。我回到属于我名下的房间，在雨水飘进房前及时关上窗户。隔壁大厅里，无事可做的村通信员正在看电视，响亮的声音透过薄薄的木板墙，充斥了我的整个房间。

　　人物

　　正在看电视的村通信员，努力睁着渐变混浊的双眼，嘴半张着，呵呵低笑。通信员，大家叫习惯了，其实，就是村里出钱雇请的临时工。在我已有的认知里，我对一些身份很清楚，教师、学生、辅导员、班长、学生会主席、共青团书记。但是我看着墙上张贴的职责分工表里，一大串异于以前认识的名词，尚需我去熟悉和记忆，村支书、主任、文书、治保、调解、民兵营长、妇联主席、会计、出纳，诸如此类，它们是什么，他们干什么，在1996年开始之前，我一知半解，在这一年之后，我有所认知。另一个摆在面前的未被我充分了解的，是有关个人的身份，行政和事业性质，全额、差额事业拨款和自收自支，干部和职工，录用、聘用和合同制，镇聘干部和村聘干部，等等，它们共同对我原先的知识结构，全面颠覆。我像一个懵懂的孩童，一步跨入幼儿园，开始学习拗口的a、o、e。我学着进入角色，它们开始植入脑海。

　　通信员五十上下，不高，墩实，每天第一个来，开门、烧水、扫地、擦桌子、分报纸，活干完了，其他干部才陆陆续续到来，声音或高或低的散播在村部里。有时我一早被尿憋醒，出门上厕所，遇见他正忙活，打一声招呼，他抬头问一声：“这么早，咋不再睡？”声音浓重，似乎夜色还裹在其中仍未散去。大多时候，我起床后，他已忙完，搬一把靠背椅，坐在阳台一角，咕嘟咕嘟地吸着水烟，擦汗的毛巾早就洗好拧过，在旁边悬着的绳索上晾着，偶尔“嘀嗒”一声滴下水来。有人喊：“顶厝毜，去叫××到村里，那件事该办了……”他便熄灭烟火，脚步匆匆下楼而去。有人喊：“毜吓，茶叶用完了，去买五斤回来。”他抖抖衣服，嘴里嘟囔着：“老不报销，又要垫钱了。”嘴里不停，可脚步也不停，骑着辆破自行车，出门去了。

　　我刚来时，见谁都喊领导，第一个碰见他，他似是若非漫应着，帮我提行李，指点各个房间，边边角角的，似全在脑里装着，俨然一副当家人模样。不几日，我知道他无非是个跑腿的，便心生鄙夷，想起我喊他领导那一次，他也不否认，更是让我心中忿愤难平。年轻时，我总有非此即彼的心态，意识里也只有接受和拒绝的概念，喜恶露于脸上，对他，心有嫌恶，也就不愿亲近了。

　　何时转变已经说不清了，事情的来去往复，有时并不总是那么清晰，就像檐下的石板被滴水凿出小洞，谁也不知道，从哪一滴水开始的。也像一场病，你分辨不出，是那阵阴凉的风吹拂而过，还是那空气中飘忽无形的病毒带来的，也可能，致病的因子早早就潜伏体内，人无从察觉。我对工作、生活抱着不满和抵触，心思恍惚，情绪低迷，却知道自己无力改变，或者也无心改变，而渐至麻木。我枯坐发呆，通信员在一旁忙碌，有时似乎没心没肺地唤我，这个电视好看哦，村里头演戏了要不要去瞧瞧，发什么呆是不是想女的啦，来吸一口水烟……声音飘来飘去，我厌烦却没有直言相斥。好多次以后，我渐渐嚼出滋味，他不是漫无目的地胡言乱语，在看似朴实的面容后面，躲着庄稼人的实诚和狡黠，他想用自己的方式，来排解我的烦闷。我接过他的水烟筒，啪嗒啪嗒地吸起来，他讶异于我的娴熟，我低笑着说：“小时候，偷大人的烟筒吸，早会了。”水烟筒被摩挲得鲜亮光滑，折射着暗光，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久远的记忆，我突然就坠入了往昔生活，那应该是一个饥饿、贫乏的年代，可是，回忆起来，留下来的总是温馨和美好居多，那些苦难和失落，早就被时间的网筛滤去。那么，我现在所处的痛苦和烦闷，在今后的日子里，也将会是微不足道的？我咧开嘴，对着他笑了起来，苦乐掺杂。他好象吓呆了，慌乱地问询：“是不是吸到烟水了，该是很苦吧。”我再一次笑了笑，开心地笑了。

　　也许就是从这样的接触开始，我和他渐渐熟悉，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话。在往后的许多个日子里，向晚的西边天上浮着橙红的云彩，视线范围内若有若无的几道炊烟，人去楼空的村部三楼，总是我和他静静坐着，村干部各自回家了，比我先来的镇干部各有自己忙的事，约会、持家、开会，或别的什么。我看着他抽着水烟，过一会儿，他用粗糙的手掌，揩揩烟嘴，递过来。我引火点烟，粗砺和浓重的烟吸进肺里，无味的话语说出去，被突如其来的晚风，吹得支离破碎。我并不惯于打听人家，但从他遍布沧桑的脸上，可以猜测，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很如意。他也并不会东问西问，只拣一些能谈得来的东西跟我说。我们都无意中避开了一些话题，比如我不会跟他讲城市，大学，读书，理想，他不跟我说婚姻，儿女教育，家庭收入。我们要相互学会，寻找对方感兴趣的话题。身份的差别，年龄的距离，掌握的学识，有时并不会对人的交流带来干涉，无话可谈，只是因为彼此的隔阂和顾虑。那是我那段生活留下的深切体会。

　　有一回，他满脸自豪地指着一幢楼房，说，我终于把房子盖起来了。我仔细辨别掩映在楼群中的二层小楼，心中涌起一阵感动，不由得看向他那双满是老茧的手。那双手，正在无意识地快速地搓动，泄露了他内心的激动。

　　他比别的正式干部，留給我更多的印象。

　　工作

　　别的正式干部，这种说法太过笼统，说白了，应该是镇里有认定的，由红头文件任命，或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村里大概有八九位正式干部，各司其职。镇里下派的，有个副科级干部任片长，下设一名队长，负责管理和安排工作，另外还有包括我在内的四位工作队员。

　　我的工作，正式名称叫“包村干部”，似乎涵盖着计生、征兵、农业生产、税费征收、纠纷调解等等许多内容，这些都是报到时队长交待我的，一时间，我感觉肩负重担，压力重重。但一天过去，三天过去，一星期过去，半个月过去，除了偶尔去镇政府集中开会，需要我去完成的事却没几件，顶多接个电话，喊个话。一天，片长召集大家开会，拿出一沓文件，让我安排所挂钩的村去完成。我步行十多分钟，到了另一个村，把文件转交以后，喝了两杯茶，就回到住处。往后，这类事也办了两三回，通信员遇上了，嘿嘿笑着建议：“不要天天跑了，打个电话，让他们的通信员过来拿一下就行了。”我一想，这办法也许不错，心怀忐忑地试着打了电话，竟然能行。于是，从此就这么干了，有事打个电话问问，催催，工作就这么对付了。原来工作就是这么对付着过了。我对自己所学的知识与所应做的工作之间的距离，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但这样的生活，毕竟是轻松的，我决定把怀疑深藏心底。

　　在一些时候，我对人多力量大的说法深信不疑。三、四月份间抓计生，俗称“宣传月”，镇里下通知，村里搞行动，严控违生、超生现象。根据层层情报传递，我们掌握了一些情况，尤其是某户妇女，头胎生男，再怀二胎，这情况就得采取强制措施了。可是，孕妇提前出外逃避，为了取得震慑力，经过片、村干部们的研究，准备采取集体行动，组织了一帮人，开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大家浩浩荡荡开赴那一家。在再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带队领导一声令下，大家动作起来，卸去大门门板，搬走电视，关掉供水管道，等等。有人告诉我，现在文明多了，前些年可比现在办法更多更好用。我愿意详述那个过程。他说，在别的地方，人们会带着汽油或柴油，一言不合，便把油浇洒在水泥楼板上，举火点燃，待火烧得正旺时，提来冷水泼下去，那样的结果，水泥板便炸裂了。“以后呢？”我问。“以后，那楼板就废了，严重的，楼得拆了再建。”他呵呵一笑。我一阵心寒。眼前闪过以前在乡下生活的场景：村干部恶声恶气地吼着，酒气醺天地走着……似乎并不遥远的记忆啊。在1996年，我迈上工作岗位，我从以前的旁观者，变成了亲历者，心中觉得惘然，难道，这将是今后日子的主要内容？

　　收工了，我坐在二轮摩托后座离开，扭头看去，那户人家呼天抢地地哭喊着。这样的场景，后来久久地在我脑里盘旋。

　　我不敢打听大学同学的消息，我怕他们问起我，我将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我是什么，我做什么。我会告诉他们，我拿起铁锤，却不敢落向村民的墙壁吗？我会告诉他们，我给别人提建议，在上报的数字后面加个“0”吗？我会告诉他们，我以指导者的身份，站在田间地头，却不识病虫不懂农时吗？这些，我全说不出口，我更无法告诉他们，我常常在村间小店门外，醉酒呕吐，脚步踉跄。这一切，全与我曾有的构思和幻想相距很远。人总是陷在现实的泥淖里，无法拔足，幻想和做白日梦，是逃脱的最佳途径，这是我的权利，不能被剥夺。

　　可是，每次回到居住的小屋内，望着办公桌的书本上越积越成规模的灰尘，心里涌起莫名感受，我离书本越来越远，离文字越来越远。而我在现实的路上，似乎从最初的磕磕碰碰，渐渐将健步如飞了。

　　理想

　　桌上的书本，除了一些可有可无的杂志，我随身带来了两本书，《宋辞鉴赏辞典》和《白手发家术》，望文生义，我的心思一目了然。可是它们蒙受灰尘，我时常投注的目光没能帮它们拭去浮尘，我总是游离的双手，已经很久没有抚上去。我的手，在扑克和麻将牌上停留的时间已经够多了。

　　在我漫长的等待工作的日子里，我在一个工场栖身和生活，开始学打麻将，我以为自己是多么的聪明，从入门到娴熟，没有经过太多波折，便在吃、碰、胡里游刃有余。这门本事，让我在1996年大半年的时间，有了精神寄托和行为依凭。在四四方方的八仙桌的一边，我几乎是固定的常客，凑够四个人，我们就可以开局恶战，无论晴朗天气还是阴霾日子，在一张张骨牌里，时间，“倏”地一声溜走了，带走了现实与理想，失落与愤懑，留给我的思考空间，是帐面上的输赢和钱袋的肥瘦。当某一项活动成为生活的主旋律，其它的一切，全部变成可有可无或不必太讲究的事情了，比如吃饭、睡觉，比如精神与肉体。我用在牌桌上打发时间的行为，把其它的一切挤到边缘，并乐此不疲。

　　在疲乏的时候，脑中偶尔会闪过理想一词，可它就像光滑的蛇，“吱溜”一声转瞬即逝，更加巨大的问题很快占据它的位置，那是如何挣到多一点的钱，可以让我在牌桌上，不那么畏手畏脚。跟我來自同一个地方的一位镇干部，给我们带来了机会。那是一次无意识的聚会，我们聊到，在我来这个镇报到之前，为响应上级号召，镇里大部分的村种植莴苣，农民们都听说，种植它有很好的效益，并且市场、中间商之类的，都早就谈妥了，只等种子下地，菜蔬成熟，就可以换到刮刮响的钞票。一轰隆一窝蜂地，大家在原本应该站立水稻的田里遍植莴苣。可是，这类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所谓的市场预测、成本核算、上级意图、集体行动，等等，全是扯淡。快到收成季节，大家已经深深知道，他们早就失去销售渠道，那是几万亩的蔬菜，难道，就将烂死田头？我们几个相熟的干部，一起胡聊乱侃，便是在谴责决策和关心命运的胡聊乱侃中，相继把目光聚焦到了数量庞大的莴苣上，并很快商定了办法。与食品厂联系，与运输队联系，与家乡的长辈联系，我们进行收购，雇工去叶剔皮，初步加工成半成品之后，再转手卖给工厂作为酱料的原材料。这办法果然可行，很快，我和另外几个人，就投入到运作中，一番辛苦微不足道，扣除雇工费、成本费、运输费之类杂七杂八的付出，每个人都有了一些意外的收入。

　　这事仿佛让我看到了身上的“生意因子”，我在庸常的日子里，第一次找到另一种可能，把更多的眼光和心思放在学做生意上。一位高中同学自医学院毕业后，在市里一家医院就职，他说，他的大学老师正在做一种辅助治疗机械的生意，价廉物优，并且销路不错。我瞬间心动，请求他帮忙，加入他们的队伍。很快，我就得到批准，随他远赴省城，现场观摩了老师的治疗过程，还去了在省城的总销售点，我被即将要轰轰烈烈开展的生意鼓舞得信心百倍，豪情满怀。我花了三千八百元，从同学手里提到一台机械，并向早就物色好的销售对象，结结巴巴地推销起来。我并没有料到，我已经坠入传销的泥潭，所有的功用、所有的宣传、所有的人员、所有的机械，全是骗人的组件，我的加入，只是在这样的组件中，加入了一个小零件。我那老实巴交的推销对象，百病缠身，在试用我提供的机械一周后，弱弱地问：“这个，这个效果似乎有些差吧？哦，有可能是我病太久了，也许过段时间会好一点吧？”我心虚地答应着，眼前闪过三十八张纸币的影子，我知道，木讷如我、口拙如我，已无法说动她买下如此昂贵又效果奇差的机械。我与同学联系，以损失五百元的代价，把机械退还给了他。一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曾经在传销的路上迈过脚步，然后，退了出来。可在当时，我以为，这样的铩羽而归是种耻辱，是我的无能让我被这场生意抛弃。

　　也许，这场经历或多或少地浇醒了我的生意梦，多多少少的苦涩令我再也不敢轻易迈出新的步伐，生活，在一个小小的拐弯后，转入“正轨”，我继续把时间花费在了牌桌之上。正在这时，镇里传来消息，党委书记将到各个工作片调研，听取汇报，并从中择优选拔一部分人，到镇机关上班。这是一个机会，我须紧紧抓住。我从头开始熟悉农村工作，殷勤地走访干部和群众，为丰富自己的汇报材料下了一番苦功。努力总是有回报，我即将离开工作生涯的第一站，转进“机关”。

　　此时，1996年的日历即将掀过，这个年头，很快就要被汹汹而来的1997年推向历史深处。但是，我还没有料到，迎接我的将是何种生活，会不会有新的理想，或者幻想。

　　这个普遍的年份，于我，或许并不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