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先梅

　　摘 要：在市场经济冲击下，21世纪10年间四川作家从本土经验出发，表现出了对现实的强烈关注，这些作家基本上都是来自农村，从本土经验出发，他们对于生养了自己的那一片热土充满着热爱，并常常使自己的故乡以大致相同的面貌反复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出来。

　　关键词：故乡;状貌;水泥

　　达州作家罗伟章小说中不断出现故乡 “老君山”的影子，诸如：“我老家在四川东北部群峰簇拥的大巴山区，我们落脚的这座山叫老君山，村子悬于山腰，海拔千余米。山下有一条浩荡的大河，河对面又是山”[1];“夹峙着长河的这两架大山，移步换景，层次分明，而今，全都变成翠绿色的了。这条河一直没给它名字，其实它有一个名字，它叫清溪河”[2]……在罗伟章的精细勾画中，老君山被横看成岭侧成峰，向栖息于其间的人们裸露出宽广的胸怀。藏族作家阿来小说中展现的是藏民族聚居的村落，其《空山》中的“机村”是在“崎岖的山脉和纵横交织的沟壑”间，周围布满了“山峰、河谷、土地、森林、牧场和一些交叉往复的道路”[3]。什邡作家钟正林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地名是“青牛沱”，这地方是“在真正的大山里，周围群山环绕，狮子包，八卦岭，大屋基，九峰山，一山比一高”[4]。

　　但是，对故乡地理状貌的展示原本并非乡土文学的全部内涵，因为，乡土文学的精髓正如周作人所说：“并不以籍贯为原则，只是说风土的影响，推重那培养个性的土之力”，应是“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5]。这个“个性”，就是由一个地方的风情与风物所构成的乡村图景。

　　罗伟章笔下对乡村图景有着十分精微的“在场”的雕画，如在罗伟章笔下：大巴上的冬天，山上的田土里到处是残存的雪垛，“一进入冬季，北风就翻越秦岭和大巴山，雷阵似地往这面山体里灌……将雪后的土地，吹得又干又硬”，地上厚厚铺着的松软金黄的青冈叶;村庄掩盖在竹林丛中，竹林外，是沉静的麦田，一条蛇形的小路联接村里与村外;农家的院子里有黑迹斑斑的门板，有牛圈、粪坑以及臭烘烘的干草霉烂的气息;土灶上排放着猪食桶、饭碗、筲箕和筷子;卧室的墙角里堆放的土，红苕、锄头、墙上的蓑衣、斗笠甚至犁铧，等等，所有这些都散发出一种浓郁的乡土气息[6]。

　　与罗伟章一样，对家乡风土物候的观照也是钟正林反复宣示的主题，小说中，故乡“青牛沱”的农家院落薄寒而萧瑟：“房边上矮的黄柏，杜仲，高的杉树却青幽幽的。清扫过的院子洒了些水，连篱边的石梯都显示出洁净”[7]。与罗伟章小说中采取的城市边缘知识分子的视角不同，钟正林小说中常常采用的是乡民的叙事视角和口吻，因而也就更方便地引用本地方言进入叙事，使小说呈现出一种让人忍俊不住的乡村原生态风貌。此外，还有阿来“机村”的人们在天长地久里形成的对大自然的神灵毫无理由的敬畏，对原始的宗教不具任何反省之力的虔诚和对凝聚了远古人类生活与情思的传统歌谣童真般的迷恋以及贺享雍、李一清小说中由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意识所普遍透露出来的“牛家湾”、“牛啃土”的地方性生活经验等。

　　然而，当我们穿越这些文字而领略作家在作品中所传达出的乡土情韵的时候，却不无遗憾地发现了如今的乡村“乡味”的日渐飘散，这种状况在文学中的表征体现为，一方面，乡村图景虽然还在以一种日常经验的方式存在于乡土文学中，另一方面，作为乡土文学中最重要的精神因素的大地，却正在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地退出人们的视野，比如，阿来《空山》里的“机村”在外来的“国家”意识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早已面目全非;在罗伟章的《我们的路》里，郑大宝在回乡之后，虽然还能“在大地庄严的静寂中，听到了故乡的天籁”，但他的这种与大地之间短暂的精神对接很快便被春妹的现实苦难所击退;而钟正林《可恶的水泥》中的主人公品能，一方面站在家乡青牛沱的云雾中，看着青翠的山峦被炸开，被采挖，开肠破肚而泪流满面，但另一方面，却又“为了几间水泥瓦房，为了有一个女人而象晴天干灰里的一根蚯蚓一样苦累挣扎，疲于奔命”;李一清笔下的牛天才虽然十分“热爱”自己的土地，但却始终无法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立足……因此，所谓的乡村与大地，在作家们的文学书写中，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作为人们精神皈依的家园。

　　然而，文学之为文学，并非只能止步于对生活的摹画和刻写，也就是说，除了对本土经验的客观展示之外，它的价值指向似乎更应该在纪实与虚构中为人们营构一片精神的栖息地，引领人们从现实的遭际中去寻求一种形而上的关于“存在”的思考。因此，作为乡土小说的物质外壳，作家们虽然无法回避在现代化情境下，乡村和大地正被人们日渐疏离和遗忘的事实，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的导引，人作为勾连着历史与未来的存在，乡村在这样的现代化进程中被逐渐分崩离析的状态，其实也并非如同有的评论家所说，意味着乡土文学的消亡，而是可以沿着阿来的《空山》所探索的道路，从本土经验出发，将其作为现代化历史背景下的地域文化表征而在作品中予以充分的展示，以唤醒人们的触觉和感知，引领人们展开关于人与乡村，人与大地在精神上的关联与背反关系的思考;或者如同贺享雍的《猴戏》、《土地神》等小说一样，敏锐地捕捉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在一些新的文化因子悄然生长的同时，乡村的原始风习所发生的深刻蜕变，以此形成新的地方性经验。

　　参考文献：

　　[1]罗伟章.我们的成长[J].人民文学，2004（7）.

　　[3]罗伟章.不必惊讶[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4（第1版）.

　　[4]阿来.空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第1版）.

　　[5]钟正林.可恶的水泥[J].江南，2008（4）.

　　[6]周作人.地方与文艺[J].周作人自编集。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10（第1版）.

　　[7]罗伟章.我们的路[J].长城，2005（3）.

　　[8]钟正林.可恶的水泥[J].江南，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