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丽华

　　摘 要：《油炸绿番茄》是好莱坞1991年出品的一部女性主义电影，该片突破了传统好莱坞电影对女性角色的歪曲塑造，向我们展示了四个活生生的真实女性形象。本文旨在分析她们是如何在男权社会中以互相启发的方式，走向女性意识的觉醒，并最终回归本真的自我。

　　关键词：《油炸绿番茄》；女性主义；本真的自我

　　在西方男权社会，女性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因此传统的西方文学通常把女性刻画成呆板的、脸谱化的形象。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一书中，吉尔伯特和格巴把男性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为两类——“家中的天使”和“阁楼上的疯女人”，这两种极端状态在传统的好莱坞主流电影中同样普遍：天使型以女影星玛丽·壁克馥所塑造的形象为代表；妖女型则以默片女星塞塔·巴拉所塑造的形象为代表[1]5。这些艺术作品中盛行的女性形象都是扭曲非真实的，是男性意识形态下的产物，它实质上是无情地将男性审美标准强加于生物性的女人，这揭露了男性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压抑。

　　1960年以来，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大量相关题材的文学作品和电影应运而生。电影《油炸绿番茄》改编自美国女作家芬妮·弗兰格的畅销小说《汽笛站咖啡馆的油炸绿番茄》，影片通过两条交织并行的叙事线索展现了四个女人之间跨越时空的深厚情谊。依据美国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家肖瓦尔特所划分的女作家创作的三个阶段，弗兰格的写作属于“女性”（1920-今）阶段。在此阶段，女作家聚焦女性内心，重视她们的自我发现，并直接把女性经验作为创作的天然素材。影片基本忠实于原著，导演乔恩·阿夫内特从女性视角出发，描绘了一幅女性本真生活的图景。美国学者约瑟芬·多诺万指出“本真”一词源于存在主义，而评判一个女性本真与否的标准是她是一个“自我”，还是一个“他者”[2]265。换言之，本真的女性是独立自主的，她们能按照个人意志做出自由的选择。在该片中，伊芙琳是一个被家庭和肥胖困扰的中年家庭主妇，一次去疗养院看姨妈的时候她偶然结实了年迈的施莱古德太太，并与她成为忘年之交，施莱古德太太向她讲述了玉芝和露丝的故事，这促使伊芙琳的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她走出了抑郁，重新寻回了生活的方向和人生的价值。

　　毫无疑问，影片的灵魂人物玉芝就是女性主义精神的化身。玉芝的故事始于20年代阿拉巴马州的汽笛站，童年的她便热爱自由，无拘无束，她的出场极具震撼性。在姐姐的婚礼上，因为哥哥朱利安嘲讽她的穿着打扮，身穿公主裙的玉芝从楼梯上扑下来，与他扭打在一起，而后又气急败坏地爬上院子里的一棵大树，脱掉裙子，换回一身男孩子的装束去参加姐姐的婚礼。这一系列离经叛道的行为让玉芝这一形象立刻深入观众的内心，她不屑于做传统意义上的“乖乖女”，宁做当下时髦的“女汉子”，比起传统规则，她更在意自己的真实感受，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已然在玉芝小小的内心萌发。在最亲爱的哥哥巴迪意外去世之后，伤心欲绝的玉芝开始彻底放逐自己：她喜欢呆在河边彻夜不归；她经常流连于酒吧；说脏话、抽烟、赌博对她来说就像家常便饭。总之，她从内到外完全颠覆了父权社会为女性设置的一切规范和标准，但她既不是传统文学中男性视角下被神圣化的“天使”，也不是令男性厌恶恐惧的“疯女人”，而是放荡不羁、无所畏惧“特万达”小姐（“特万达”是玉芝常说的词，大概是指一位勇敢的女战士）。即便在当地人眼中玉芝臭名昭著，她仍然“坚定地拒绝走一个传统女性的道路”[1]5，她忠于内心的呼唤，积极构建真实的自我，最终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坚强、独立、勇敢的女人。

　　正是在玉芝的启发和帮助下，影片的另一位核心人物露丝从一个逆来顺受的传统淑女变成了具有自我意识的本真女性。在影片开始，露丝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传统的、有教养的文雅淑女，因为这个原因，玉芝最初并不喜欢已故哥哥的这个女朋友。为了让玉芝走出失去哥哥的伤痛，露丝设法走进她的内心，她做了很多自己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个人去鱼龙混杂的河边俱乐部寻找玉芝；和她一起跳火车；一起去取野生的蜂蜜。随着两人的交集越来越多，玉芝和露丝之间的友谊日渐深厚。并且在此过程中，露丝重新发现了被男权统治压抑已久的“自我”，她现在才意识到做真实的自己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然而这短暂的幸福很快便结束了，遵照父母之命，露丝不得不离开玉芝嫁到乔治亚州，更不幸的是，她的丈夫法兰克居然是个大男子主义者兼3K党成员。这种男性往往认为“男人是主宰有绝对的权威，女人则是另外一种性别而已”[3]5，在他们眼里，女性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发泄生理欲望的工具，是宣扬男性权威的对象。和这样的人在一起，露丝的悲惨生活可想而知，她早已习惯了丈夫的拳打脚踢，那颗麻木的心似乎也放弃了反抗。但是在得知自己怀孕后，她不愿再一味忍让下去，是玉芝给了她改变的勇气和信心，在玉芝的帮助和鼓励下，再次复苏的女性意识让她勇敢地选择离开残暴的丈夫，“这一决定标志着露丝的复活，她似乎意识到自己根本不需要依靠任何男人”[4]15。对男权迫害的逃离成就了她的涅槃之旅。当然，比起玉芝对父权制的公然藐视和挑衅，露丝的反抗显得不够猛烈，但她却实现了真实的自我。露丝临死之前，玉芝告诉小巴迪露丝是装扮成凡人的天使，这个天使不同于传统电影中的“天使”形象，它指的是这个打破父权制藩篱的善良而坚毅的女人。

　　为保护已经取得的胜利，玉芝和露丝必须继续联合起来反抗男权社会的压迫。回到阿拉巴马州，她们一起开了“汽笛站咖啡馆”，这也颠覆了女人应该回归家庭的传统观念，玉芝还像以前那样我行我素，露丝也越来越独立自主。但好景不长，她们在咖啡馆后门招待黑人的善行引起了他人的不满，特别是一心想要报仇的法兰克，他和其他的种族主义者闯入了咖啡馆，残忍鞭打了店里的黑仆大乔治。幸亏玉芝及时地解救了他，并给予他悉心的照料，玉芝对于黑人的同情其实也是女性意识的延伸表现，因为在美国社会，女性和黑人都是受歧视，被压迫的群体，他们在斗争中形成互相认同，并联合起来捍卫自己的权益。第二天，当居心叵测的法兰克再次出现在咖啡馆，企图抢走露丝的儿子时，他却神秘消失了。玉芝被指控为杀害法兰克的凶手，但她不愿像传统女性那样甘当替罪羔羊，在法庭上，无所畏惧的她机智地为自己辩护，坚决不向男权统治低头，最终她被无罪释放。在影片结尾，施莱古德太太揭开了法兰克死亡的真相，是大乔治的妈妈用煎锅敲击了他的脑袋致其死亡。一个年迈孱弱、手无缚鸡之力的黑人妇女亲手摧毁了强大的白人男性，这是女性对男权社会发出的有力一击，法兰克的死象征着男权统治的坍塌，这虽然是一种幻想式的父权制的终结，但它却昭示着女性联合起来反抗男权压迫、追求真实自我的坚定决心。

　　伊芙琳是生活在80年代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身处父权制的重压之下，勤劳温顺的她慢慢迷失了自我。过度肥胖的身材和丈夫冷漠的态度让伊芙琳压抑不已，她却只能把悲伤淹没在无尽的糖果中，食物成了她唯一的慰藉。她的丈夫艾德是个十足的大男子主义者，他每天回家就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各种体育赛事，丝毫不会关心伊芙琳的感受。他像个高高在上的国王，对伊芙琳呼来喝去，对他来说，伊芙琳不过是一个仆人，是他的附属品，而不是需要理解和关心的爱人。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嘲笑或贬低自己的妻子，让她觉得自己无能而愚蠢，这样一来，他就达到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伊芙琳会心甘情愿地被困在他为她打造的牢笼中，他自己也树立了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家庭氛围中，伊芙琳丧失了女性的话语权，失去了独立的人格，找不到生活的方向。这种以丈夫为中心，以家庭为半径的生活实质上是男权社会对妇女最有效的压迫方式，她们为丈夫奉献或牺牲，生存的意义被剥夺。虽然早在1909年美国的结婚誓词就删除了“顺从”二字，但实际的情况远非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伊芙琳的经历就是当时美国妇女生存困境的缩影，根植于文化土壤中的男性中心主义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它还在遮挡女性生存的空间。相比露丝所受的身体伤害，父权制社会带给伊芙琳的精神折磨似乎更加残酷，这种没有明显伤痕的伤害更让人感到窒息和绝望。

　　直到施莱古德太太的出现，伊芙琳才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亟需改变。施莱古德太太的乐观开朗和伊芙琳的悲观抑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了开导伊芙琳，施莱古德太太给伊芙琳讲述了玉芝和露丝的传奇故事，随着故事的不断展开，伊芙琳内心沉睡的女性意识开始慢慢觉醒，她已经意识到女人和男人一样，都应该有自己的自尊、独立和自由。伊芙琳决心不再做丈夫的附属品或是那个言听计从的“天使”，她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因此，内心逐渐强大起来的伊芙琳一改过去软弱的形象，用实际行动积极重塑真实的自我。她不但找到了一份工作，还开始在健身房锻炼减肥，她也不会再受他人的随意摆布，当两个年轻女孩霸道地抢占了她的停车位，并出言不逊时，伊芙琳俨然一个女战士，口中高呼玉芝的“特万达”，疯狂地撞了女孩的轿车六次。在家里，她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用美味的饭菜去讨好丈夫或是对他唯唯诺诺，更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敢手持大铁锤，砸了家里的电视墙，这堵电视墙实际上象征着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桎梏，伊芙琳拆除的不仅是一面墙，更是在男女二元对立中占上风的男权统治。这一壮举表露了伊芙琳渴望摆脱束缚，释放真实自我，重获自由的心声。为了回报施莱古德太太的友情，伊芙琳决定带她回自己家，这一想法遭到了她丈夫的毅然反对，但这一次，勇敢的伊芙琳没有屈服，她已经蜕变成一个独立自主、开朗自信的女性，重新寻回了真实的自我。

　　在这部电影中，善良的露丝用陪伴和爱护让玉芝走出了失去哥哥的阴影，特立独行的玉芝也激发了潜藏在露丝内心深处重拾真实自我的渴望，虽然两人的性格天差地别，但是她们用相互的支撑和关爱编织起一条友谊的纽带。关于玉芝和露丝的亲密关系，有些人把它解读为同性爱，其实两人是什么关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内心相通，并能团结一致共同抵抗强大的男权社会。电影之所以取名为《油炸绿番茄》，不仅因为它是“汽笛站咖啡馆”的招牌小吃，是玉芝和露丝友谊的见证；更因为它象征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女性主义精神被施莱古德太太和伊芙琳继续传承，伊芙琳曾说过“有人在我的面前放了一面镜子，然后我决定改变，这个人就是施莱古德太太”[5]，对于生活在黑暗中的她来说，施莱古德太太就是她的指路明灯，让她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玉芝和露丝的故事则赋予了伊芙琳行动的勇气和动力，最终，她摆脱了男权的枷锁，赢得了真正的自我实现。由此可见，这四位女性的命运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她们从彼此的身上获得了前行的力量，并以一往无前的姿态发起了对男权社会的挑战。影片结尾，露丝的坟前出现了一瓶蜂蜜，这暗示着施莱古德太太其实就是玉芝，同时，“这预示以伊德吉（玉芝）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精神不死，女性的传统将绵延不绝”[1]7。这种无畏的女性主义精神将穿越时空，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女性。

　　《油炸绿番茄》可以说是四位真实的女性用相互间的情谊谱写成的一篇女性独立宣言，对它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也必然会有助于唤醒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在当今的美国社会，女性主义运动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顽固的男权压迫依旧存在，仍有成千上万的女性因受父权制奴役而丧失自我，处于“失语”的状态。因此，女性必须团结起来，打破男权社会的束缚，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以求取真实的自我，为此，“女性要走出《白雪公主》童话中的魔镜，扬弃邪恶的继母与天真的公主这种两极形象，追求实际经验中真正的女性”[6]513。唯此，女性才能彻底地解放自己，获得最终的自由。

　　参考文献：

　　[1]俞洁.从《油炸绿番茄》看女性电影与经典叙事[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6（6）：5-7.

　　[2] Donovan，Josephine. Beyond the Net： Feminist Criticism as a Moral Criticism. [M]// K. M. Newton. 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1988： 264-268.

　　[3]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4]肖菲.女性视角下的中西方女性气质与人生情境的比较分析：《油炸绿番茄》与《空镜子》[D].暨南大学，2002.

　　[5] Dir. Jon Avnet. Fried Green Tomatoes [DB/MT]. Perf. Kathy Bates，Jessica Tandy and Mary Stuart Masterson. Universal Pictures，1991.

　　[6]郭宏安，章国锋，王逢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