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小说家丘甫氏的一天》中14小时内游历的场所,将其分为私的领域,公的领域与交汇领域。私的领域主要指的是内部空间,即家内;公的领域指的是外部空间,即家以外的静止空间,具体指的是现代文明发展下产生的茶室,咖啡馆等场所;而交汇领域指的是“路”。内在空间主要表现了一种内心体验,其实质是殖民主义现代性发展下传统精神无处安放的“平静的虚无”,而外在空间表现的是一种身体体验,其实质是殖民主义现代性发展下对于殖民主义现代文明文化接受的“狂欢的倦怠”。不仅如此内在空间与外在空间代表一种传统/现代、被殖民/殖民,落后/文明的对比。而交汇领域,即“第三空间”主要指的是“路”,路既代表了私的领域和公的领域的通路,也代表了丘甫“寻找”的这一动作,具体指在寻找传统与现代,被殖民的传统与殖民主义现代性,精神与肉体之间能够相互交融与妥协的出路。继而探讨文本中如何通过丘甫与三种空间中的女性的特征或关系来反映丘甫的内心体验,身体体验以及寻找的过程。
关键词:虚无;狂欢;交汇
韩国文学史上的现代主义文学巨擘,朴泰远1910年出生于韩国京城(现首尔)清溪川边,1930年进入日本法政大学预科,后中途退学,1933年加入朝鲜纯文学团体“九人会”。其于1934年发表的韩国小说代表作《小说家丘甫氏的一天》(下称《丘甫氏》)成为韩国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其此部小说中“都市漫游者”的视角,时间空间穿插法,奥德赛式的写作手法与乔伊斯《尤利西斯》如出一辙。在这部自传体的小说中,小说中主人公丘甫自正午12点出门,在14个小时内游历了京城内众多场所最后于凌晨两点归家,展示了殖民现代主义发展的摩登都市首尔的景象。鉴于《丘甫氏》一文中时间空间的巧妙穿插手法,许多学者就其中的时间空间与现代性一文进行讨论,但尚未有将空间性与女性的呼应以及“路”等问题进行专门讨论的文章,因此本文具有一定研究意义。
如吉登斯所认为,现代性正是时间与空间的演变,或者至少可以说,这样一种演变出于摧毁传统秩序的体制性推动的核心[1]。列斐伏尔也在其《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间既是在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的,又是随着历史演变而重新解构和转化的[2]。可以说空间的转化和演变,影响着和反映着现代性的进程,空间本身也可以反映某一现代性的发展进程。在《丘甫氏》中,作者也是通过对商品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店、摩登的咖啡馆、文艺气氛浓厚的茶室等场所进行的白描,描绘出了一个灯红酒绿喧嚣的现代性空间,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朝鲜的殖民主义现代性发展进程。而这一切却与丘甫家内传统空间形成对比。
为方便下文分析,现将《丘甫氏》中的场所总结如下(表一[3]):
从图中可以看出,作品中人物游历众多场所中,可以分为私的领域和公的领域,私的领域主要是指主要是指家内空间,公的领域主要指家外空间。家内空间象征了丘甫内心,表现为一种内心体验,实际是内心的虚无,家内的女性是母亲;而家外空间象征了丘甫的肉体,表现为一种身体体验即肉体的狂欢,家外丘甫接触最多的女性是咖啡馆女招待。丘甫在家中最多感受到的是虚无,而在外丘甫最多的感觉到倦怠。而路上则是家内家外的交汇空间,只有在路上在行走丘甫才感觉到在寻找幸福,而这幸福也大多与女人相关。本文试图通过对于文本中场所(place)进行空间(space)性质分类来探讨其是如何与作者的内心体验与身体体验相对应,以及如何与其中女性相映照,并且最后将分析“路”的通道作用以及 “寻找”的含义。
一、私的领域、内在空间与母亲
如表一中展示的,私的领域主要指的是家内空间。这里私的领域代表了丘甫的内心体验,象征了丘甫的内心传统世界,其实质是殖民主义现代性发展下传统精神无处安放的“平静的虚无”。这一领域的代表女性是母亲,作者通过对母亲叙述视角的描写[4]赋予了丘甫“儿子”这一身份,丘甫内心传统的儒家精神状态主要则反映在对母亲特性的描写上。
之所以说家内空间代表丘甫心灵,是因为首先丘甫一天游历的起与终都是家,并且丘甫将这“家”一空间描绘为人们不想回却又不得不回的场所,象征了丘甫的归宿——心灵。而家内空间是静止的与静谧的,与外部空间的流动性与喧嚣形成对比。家内空间没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空间时间流动缓慢的空间。象征了丘甫内心的平静、沉闷与虚无。丘甫最爱的就是像古代文人一样与友对酌,并将此称为 “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5]。作者朴泰远自幼也热爱读韩国传统小说,《丘甫氏》中提到丘甫小时候爱看《春香传》《沈青传》等书。这说明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文明的丘甫,内心仍然留存着东方的情致,内心隐藏着的东亚传统儒家精神。然而这种精神却日渐衰老和贫弱起来,这些都通过作家对于母亲的描写体现出来。
文本中作者对母亲着墨不多,但是小说通过母亲、儿子和丘甫三个视角进行描写,其中重要的一个视角就是母亲。儿子与丘甫氏都指的主人公,因此母亲的存在使得儿子视角存在与丘甫的儿子身份的存在成为可能。于是母亲的存在将儿子与家联系在一起,将丘甫与其内心联系在一起,于是母亲成为家的象征,母亲特征与状态也就表现了丘甫内心的传统儒家精神的状态。
丘甫的母亲是传统的韩国母亲,是“奉献的”“衰老的”“贫弱的”母亲。正如东亚儒家思想中对母亲的要求般是 “奉献的”母亲;又与已经被日本侵占的朝鲜般是“衰老的”和“贫弱的”母亲。母亲常常在家中会做针线活,然后想着儿子:“这个,孩子,到底,每天,都去,哪里。”[6]而丘甫提到到传统的母爱时:“母亲的爱,是多么的无边无垠却又令人悲伤!女人的一片赤诚之爱,从父亲转向丈夫,后来献给孩子——也正是由于这份 爱最终献给孩子,又更加显得有力量而又高尚吧!”[7]而这与儒家“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本质却是类似的。母亲又是年老衰弱的。儿子总是晚归,“年老而衰弱的母亲,连席子都没有铺,直接盘腿躺在地板上等着儿子。等着等着(体力不支)竟睡着了。”[8]不仅如此,文本中提到与朝鲜相关的场所,作者的描述总是与母亲类似——“老的”“衰弱的”,如当提到“京城”(1910韩日合并后改称)作者总是描述为摩登的,现代的,而提到首都(首尔)则形容为“年老的”;看到以前朝鲜时期的大汉门、古代的宫殿,也称其为“贫弱的”。这都表明了母亲与传统朝鲜精神的映照。
因此无论是从家内空间本身,还是母亲的特征都显示出一种“平静的虚无”感,可以感受到丘甫东亚传统的儒家精神世界的无处安放,以及被殖民之下知识分子由于主体意识模糊而造成的内心空虚与无助。
二、公的领域、外在空间与女给
从表一中可以看出,公的领域主要指的是家外的静止空间,如电车内,茶室,京城站候车室,茶寮,大昌屋,乐园场咖啡馆等。电车是现代社会的重要交通手段,文本中则是通向狂欢化场所的工具。茶室和咖啡馆是有闲阶层狂欢之地。此种静止空间代表的是丘甫的身体体验,其实质是殖民主义现代性发展下对于殖民主义现代文明文化接受的“狂欢的倦怠“,这里的狂欢主要指的是物质欲和性欲的释放,物质欲的释放体现在殖民主义现代文明的泛滥以及拜物主义的盛行,性欲的释放体现在女给这一职业的发展;而狂欢的倦怠体现在丘甫电车的裹挟以及丘甫与女给的关系中。
在丘甫游历过的公的领域场所中,随处可见殖民主义现代文明泛滥的印记。14个小时的漫步中,丘甫光临了三个茶房和一个咖啡馆。而所谓的咖啡厅与茶室等场所也是经由日本的西欧舶来品,是现代文明的代表和象征。咖啡馆与茶室不太相同。在咖啡馆中,平日难以接触到少女的青年男子、被传统束缚着已婚中年男性、渴望自由恋爱的文学家们,在咖啡馆中都能暂时放下身份,与咖啡馆中的女招待调风弄月,在咖啡馆这个公共空间进行一场摩登的恋爱。而茶室则是当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艺氛围十分浓厚的场所,当时的哲人诗人艺术家都常将茶室当做聚集地,在此享受现代艺术的气氛。茶室也经常张贴一些现代艺术展览的海报,比如在《丘甫氏》中茶室中悬挂着某画家“游欧纪念展”的海报。
喝着红茶的丘甫,喝着苏打水的朋友,喜欢日本饮料可尔必思的暴发户同学,以及点了冰淇淋的聪明女孩。在看似平等的茶室中,依据人们喝的饮品能够判定其社会阶层。摩登现代社会的消费品成为个人的标签,根据一个人对于现代消费品的喜好可以为其贴上标签,这就是殖民主义现代文明泛滥的景观之一。即使是当时思想的先锋和弄潮儿也是喝着苏打水,被殖民现代性下的大众文化所浸淫着,没有人能逃离这场文明风暴和狂欢的裹挟。
在文本中丘甫行走方式表现为两种,一种是置身电车上,一种是行走。虽然同样是在路上,丘甫的内心体验却是全然不同的。电车是通往肉体狂欢场所的代步工具,而行走则是丘甫真正用双脚在寻找想要的幸福,即精神与肉体的栖息地。丘甫在电车内总是被动的被电车载着驶向某个地方,这个地方却不是丘甫所能选择的。丘甫在和信商会外等电车,看到幸福一家三口,心生羡慕也想要下车寻找自己的幸福,谁想却被电车载去不知名的地方。丘甫在电车内看到先前遇到的女子,想要跟随她下车时,电车却启动了。这里电车是殖民主义现代性裹挟丘甫的工具,使得丘甫的身体不得不随之前进,这都表现了殖民主义现代性下知识分子被意识形态洪流所裹挟的无奈。
在公共空间中,丘甫无论在茶房还是咖啡馆提到最多的就是女给,女给代表了一种现代性欲的释放。女给指的是女招待,这里一般指的是咖啡馆女招待,有名的“大正浪漫”促使了这一现代身份的产生。大正时期,棒球、电影、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被大量引入日本,形成了蓬勃的美国式大众文化氛围。在这样氛围中咖啡馆女招待成为摩登女郎的代言之一。妓生与女招待虽然与娼妓在法定意义上的不同,但在社会中与娼妓一样被认为是公娼制度的一部分[9]。然而,女招待既不是妓生也不是娼妓并不应该归于花柳巷间。她们有时甚至会与来访的客人真真正正谈上一场新式的自由恋爱,有时也确实有时进行性交易。女招待与顾客的关系有别于传统男女关系与性关系,代表了一种现代的男女恋爱关系与性关系,是一种开放与变通的男女关系,于是这种关系的变通性与刺激性使得更多摩登少年流连于咖啡馆间。
而在朝鲜20世纪30年代,女招待由自女校中接受近代教育的女学生,大众明星,妓生,以及憧憬近代职业与咖啡文化的年轻女性等多样人员构成,与一般女招待难以区分,但是社会中仍将其视为与娼妓类似的职业[10]。当时朝鲜有关女招待的小说中常描绘女招待与男性进行钱色交易或者男性与咖啡馆中女招待发生一段自由恋爱的场景。朴泰远却常在其小说将与女招待这种摩登女性发生的恋爱关系进行深层挖掘。在《丘甫氏》中丘甫为了大昌屋熟识的女招待,专寻门找到她现在工作的咖啡馆。丘甫与友人,熟识的女招待等一众女招待一起调情谈笑间品评世人的各种病症:夸大妄想症、丑猥言语症、男子淫乱症、虚言欺骗症等等,最终被其中一个女招待一语道破:这么说世间之人都是疯子呢![11]如此一句话将丘甫从狂欢中惊醒,使得丘甫又猛然意识到这欲望释放中内心疲惫与空虚。然而之后在这个咖啡馆遇到十六七的小姑娘女招待,丘甫问是否想与自己去和信商会顶楼,收到了女招待打着叉号的回信。对于丘甫来说,女招待不仅象征性欲的释放,丘甫因与女招待的关系所经受的挫折更加体现知识分子在殖民主义现代文明狂欢中的无力与无助。
三、交汇领域,第三空间与“幸福”
在文本中,“路”是连接内在空间与外在空间的通道,也是连接外在空间中各个场所的通路。在外在空间的场所内狂欢,而离开狂欢的场所,离开肉欲的狂欢,丘甫行走在路上的时候,才会再次想寻找幸福。路可以说是第三空间,也可以说是第三空间的通道。路是丘甫肉体与精神的交汇空间,前现代与现代的交汇空间,传统与文明的交汇空间。这个空间既是如列斐伏尔提出的想象的与现实构成的交汇的第三空间。也是如霍米巴巴所说的,被殖民者不能完全抹去以前的历史记忆,但又受到新的宗主国的意识形态和新的文化冲击影响,形成的殖民者的知识和本土知识交混的第三空间[12]。路,也代表了丘甫“寻找”的这一动作,具体指寻找能够使被殖民的传统与殖民主义现代性、精神与肉体之间相互交融与妥协的出路。
在路上,丘甫的心灵与身体是交融的,他在路上感觉到精神衰弱并且耳病复发。“在阳光普照的路上行走,丘甫忽然感到头痛欲裂。虽然自己平时食欲、睡眠还不错,但是这头痛肯定是精神衰弱。[13]”这时丘甫转了下身子,“丘甫开始怀疑自己左耳的听力机能。[14]”虽然之前在医院检查耳朵的时候并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丘甫对于右耳也没有自信了。什么时候一定要专门去看下耳朵[15]”丘甫这样想着。只有在路上的时候,丘甫才会切实感受到肉体的病痛。这是因为在路上的时候,此时丘甫的精神与肉体才真正交融在一起,殖民地下知识分子精神的痛楚与无奈才会体现在肉体上,所以他三番五次检查结果才会是身体并没有病症。
在路上,丘甫总是在寻找幸福以及回忆从前。“路”包含了丘甫对于过去对于希望的追寻,甚至在路上时丘甫的内心活动比在家中、在茶室与咖啡屋都要丰富的多。只有在路上混杂在人群中,丘甫才切实感受到内心的孤独,觉得无处可去,是因为丘甫此时不想将自己麻痹在片刻的欢愉中,于是“路”反而成为丘甫从麻痹中清醒的空间。
在路上,丘甫才回忆起过去的恋人,才会想要寻找幸福。在文本中,“幸福“一词频繁出现,而且总是与女人相关,实际是跟心灵的寄托相关。丘甫思恋从前的恋人,她是丘甫求学过程中的交往对象。丘甫求学的过程是丘甫在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精神充实的阶段。这一阶段丘甫在东京不仅感受到了现代性大都市的繁华与喧嚣,也学习到了西方的思想。此时丘甫是精神与肉体都是充实的,丘甫回到了朝鲜,却发现无处安放精神与灵魂。于是丘甫才会思念着自己从前的恋人,因为从前的恋人是从前精神与肉体充实的象征。家中母亲念叨着让丘甫赶快结婚回归传统生活;在外丘甫与女招待们说笑打闹,释放性欲。然而丘甫想要的是一个真正的精神伴侣,即丘甫想要的是灵魂和精神的慰藉和寄托。所以,对于幸福的寻找,或者说关于女性的幸福实际指的是一种精神的解放与寄托。而对于从前女友的怀念则正是反映了丘甫的这种心情。
就这样丘甫在路上清醒的寻找幸福,他试图寻找一个出路和空间。
四、结论
综上所述,作者想要在《丘甫氏》中建构一个第三空间,一个传统与现代,殖民地与被殖民地交融的空间,作者在殖民地下想要为传统朝鲜的思想与日本殖民者带来的现代文明寻找一种交融和混杂的方式。虽然看似丘甫在“寻找”一个空间,这个空间看似并未被找到,但是朴泰远这一《丘甫氏》就是创作了一个文本中的第三空间,在其中放置自己交混了传统朝鲜儒家思想与殖民主义现代文明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包亚明,《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 15页。
[2]同上,第111页。
[3]罗恩真(音译),《重读丘甫朴泰远小说》,首尔:韩国学术信息出版社,第176页,2010年,图表五,参考。
[4]黄英美(音译),《朴泰远小说的女性人物与近代性》,《淑名女子论文集》创刊号,1998年,第285页。
[5]朴泰远,《圣诞节外》,首尔:东亚出版社,1995年,第 171页。
[6]同上,第159页。
[7]同上,第210页。
[8]同上,第 157页。
[9]徐智英(音译),《殖民地时代咖啡馆女招待研究——女招待杂志<女性>为中心》,《韩国女性学》,2003年,第19期3号,,2003年,第32页。
[10]吴子恩(音译),《朴泰远小说的都市少数人形象化方法研究》,首尔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67页。
[11]同前,第206页。
[12]生安锋,《霍米巴巴》,台北:扬智出版社,2005年,第137页。
[13]同前,第160页。
[14]同上,第161页。
[15]同上,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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