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17年元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中国新文学的大幕正式开启，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的新文学逐渐兴起。至2017年元月，正好百年，这一百年来，中国新文学在现代化的步履中吸纳新潮、转化传统、走向世界，真正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当然，这一百年的演进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期，我们邀请了李新宇、刘恪、刘大先三位著名文学研究者，对新文学运动百年来的得失进行深入探讨。我们相信，在新文学运动发生百年之际谈论它的得失，能厘清当下文学创作的变异和侯症，对当下、今后的文学发展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李新宇（1955-），山东青州人，1982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一直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先后任教于曲阜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和南开大学，现为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兼及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已出版的著作主要有：《爱神的重塑》《新时期小说的文化选择》《中国当代诗歌潮流》《中国当代诗歌艺术演变史》《鲁迅的选择》《走过荒原》《愧对鲁迅》《大梦谁先觉》《突围与蜕变》《盗火者严复》《帝国黄昏》《旧梦重温》《中国共和那一天》等。编著主要有《现代中国文学1949—2008》《大学人文读本人与国家》《鲁迅大全集》等。学术之外，青年时代写诗，中年之后写散文。散文结集有《故园往事》一集、二集；诗歌结集有《梦旧情未了》等。

　　今年是新文学运动开始一百周年。

　　100年前，1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5号发表了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该文深得陈独秀赞赏，所以在刊发这篇文章的同时，自己立即写了《文学革命论》，并在2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6号发表。他们的文章得到了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李大钊等人的支持，接着又得到了周作人、鲁迅以及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俞平伯等人的支持，一场文学革命运动因而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于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发生了历史性的大转折，文学面貌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巨变，有了所谓新文学，也就是今日大学教育体系中的一个二级学科一中国现代文学。

　　百年之后回头望，许多事令人赞叹，许多事令人惋惜，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回顾和总结，但我首先想到的，却是新文学的幸运与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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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那场文学革命运动的人们真是太幸运了！

　　有谁比他们更幸运呢？没有，中国没有，世界也没有；古代没有，现代也没有。在全人类的文学史上，那是最最幸运的一群人！那场文学革命，也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最最幸运的一场革命！

　　古今中外的文坛上，历来不乏反叛和创新的动力，更不缺少试图搞出点动静的人。因为从事文学艺术的人往往精神上很不安分，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追求，必然对现状常有不满。有不满就想革新，就想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文学的面貌，无论是为了纠正时代的某种弊端，还是把文学引向自己所认定的方向，甚至只是为了个人在文坛上的名声和建树那样的私欲，除旧布新，掀动新潮，也是一种很大的诱惑。即使在当下的中国文坛，尽管都知道大变革绝无可能，但照样会不断有人扯起旗帜、提出口号、发布宣言，鼓吹某种主义，虽然未必有改变文学面貌和走向的大志，却也盼着开一代新风或领一时风骚，哪怕是“各领风骚三五天”，也会乐此不疲。然而，结果如何呢？往往是口号喊过了，宣言发过了，创作实绩也不是没有，最终却是无人喝彩，甚至无人理睬。文学面貌依旧，文坛秩序依旧，那些新的主张和倡导，充其量像投入河水中的石子，即使溅起些许浪花，也会很快就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相比之下，五四那一代人就太幸运了，他们的收获是那么巨大！他们的成功是那么容易！1917年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并开始进行尝试，短短几年的时间，就成功地改写了文学的定义，改变了文学的面貌，确定了新的方向。他们改变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开创了中国的新文学。他们的成功容易得有点过分，包括那些实在不具备文学才华的人，那些一分才气加九分流氓气的浮浪青年，也成了众所周知的“著名作家”；包括那些实在不成熟的青涩作品，也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学经典”。

　　历史为什么如此青睐五四一代人？他们的成功为什么那么容易？因为种种原因，大半个世纪以来文学史对此几乎闭口不谈，人们也很少去想。但是，只要稍微一想，就不能不觉得有点奇怪：改变历史，怎么会这么容易？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概括地说，就是历史为他们提供了机遇，他们则适应了时代的需求。具体说来，就是终结帝制、创建共和之后，新国家的文化建设为他们提供了机遇和要求，而文学革命运动既适应了民主共和国文化建设的需要，又吻合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文学革命会那样迅速而顺利地成功。

　　有一点是流行的教科书所不讲的，但对理解文学革命的成功却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关系。面对文学革命发生的历史现场，就很容易清楚地看到，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一样，是适应时代的巨变而发生的，但它不是革命的先驱，而是革命的后续工程。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中国人奇迹般地完成了告别帝制、创建共和的历史巨变，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诞生了。革命的成功带来了与几千年传统完全不同的现代政治体制，巩固和完善着现代市场经济，随着国家建设的推进以及它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人们开始思考政治和经济领域之外的问题，于是，思想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提上了议事日程。也就是说，所谓新文化运动，是适应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而发生的，运动的主旨是为已经成功的政治革命进行思想文化层面的补课，是中国现代化这个大工程的一个后续工程，也是一个使其完备的重要环节。所谓文學革命，也是以辛亥革命为主要标志的这个大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因为这样，无论新文学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都是在新国家的制度保障之下进行的，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革命者都无任何风险。就新的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言，文学革命、文化革命都是它的迫切需要，因而不会扼制和阻挠，而是给予热切的期待和欢迎。即使文学革命者的言论和主张并不恰当，甚至让大多数国人难以接受，共和国的宪法也已经在保障着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结社的种种权利。所以，这是时代的赐予，那种自由是五四那代人所独有的。陈独秀说过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第16页。）一篇文章就使新文化运动烟消灰灭，依靠的自然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权力的力量和制度的力量。而胡适之、陈独秀们的幸运之处，就在于帝国已被民国取代，皇权已被民权取代，新的国家已经能够保障公民在文化上自由选择与自由创造的权利。因此，新文学运动遇到的阻力只是古老的传统和习惯势力，而不是国家权力。尽管章行严竭力反对，尽管像林纾那样的人也梦想让权力出来干预，但国家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却没有对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进行压制和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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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要的助力来自国家教育体制。

　　认真考察就会发现，是新国家的教育需求从根本上保证了文学革命的成功，并把新文学推向了全社会。新文学运动刚刚开花结果，就被社会普遍接受，新文学尝试者一个个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这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宣传，不是因为炒作，而是源白国家的教育法令和教学实践。

　　众所周知，中小学教育是社会知识结构和价值认同的重要基础。一种知识若想被民众广泛接受，一般需要广泛宣传。所以，报纸和刊物是重要的。然而，一个作品无论发表在多么有影响的报刊，也无论怎样炒作，即使作者天天在签名售书，即使把广告贴遍大街小巷，也不如让它进入中小学课本。即使像《新青年》那样的新文化运动核心刊物，发行量最好的时候也只有一万余份，在那里发表作品，能看到的人有限，看过而记住的人就更有限。但如果编入中小学课本，情况就不同了，千百万学生都会在老师的带领下分析它、背诵它、记住它，因而它就会成为一代人的共同知识。新文学的幸运，就在于运动刚刚开始，作品刚刚出现，就遇到了這样的机会：进入中小学课堂。

　　这机会真可谓千载难逢，因为帝国变为民国，社会各方面都需要改变。教育要改变，亟须承载着现代理念的教材。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传统如果放在前现代范围内讨论，不可谓不好，科举制有其不可抹灭的伟大之处。但是，无论传统的教育有多少优点，有一个根本问题却是无法否认的：它是与专制帝制相适应的，承载的是造就臣民、顺民的任务，却不能适应民主共和的需要而培养现代公民。时代变了，民国与帝国是完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家理念，也有不同的制度和规范，教育的目标自然大不相同。

　　民国建立之初，蔡元培出任第一任教育总长，1912年2月11日的《政府公报》即刊出了他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文中指出：“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这是蔡元培做教育总长的最先宣言，他告诉人们，新的教育应该是超越政治的，要发掘和培养学生的个性，完善学生的道德和人格，而不是把学生打造成哪家的工具。他又说：“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武，曰尚实。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于是，他果断废除“尊君”与“尊孔”，发展体育与美育，这一切是蔡元培在专制时代的教育与共和时代的教育之间划出的一条界线。

　　教育部在短短的时间内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等30多种规章和法令，其中规定：“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在课程设置上，教育部通令废止“有碍民国精神及非各种学校应授之科目”，重要内容之一，是小学废止读经。

　　旧的教材废止了，新的教材在哪里？新旧交替之际，教材青黄不接。寻找新的教材，编撰新的教材，就成了教育当局的当务之急。新国家的建设者们很辛苦，也很艰难，因为他们做的是开天辟地的工作。要使学生掌握现代知识和现代道理，要培养学生的自由、民主、平等和个人权利观念，要培养学生的现代国家理念，要使学生知道自己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要使学生懂得自己与总统、总理、部长们是一种什么关系，都需要课本中有相应的文本。可是，中国几千年留下的经史子集却恰恰缺少这样的文本。怎么办？这样的文本当然可以从欧美现代国家翻译而来，但一个大国的普通教育，教材全部来自外国，这毕竟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有承载现代价值理念的国文，写的又是学生们身边的中国故事，该有多好呵！这是从1912年到五四期间我们国家的教育家们的正常感情。

　　文学革命发生了，新文学出现了。它以现时代的白话语言承载了现时代的生活内容，张扬着现代的价值理念。它以“人的文学”取代“非人的文学”，以“人的文明”取代“吃人的文明”，以“人的道德”反对“吃人的道德”，以个人的独立自主否定依附和屈从……如此种种，虽不免有诸多幼稚之处，却在青黄不接的季节满足了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时代需求。

　　尽管大总统更欣赏旧体诗文，对白话诗之类不甚欣赏，但他只能是拿过来翻翻付之一笑。因为他已经不可能像皇帝那样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民。教育部的官员们更是如此。总长像走马灯一样更替，但不影响教育发展的大方向。

　　1920年，教育部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不久，又规定初级中学的“国文”科改为“国语”科。这是白话文的一大胜利！于是，从20年代初开始，蔡元培、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鲁迅以至冰心等人的作品就进入了中学国语教材。早在1920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洪北平等人编的《白话文范》（1～4册），中华书局也出版了朱毓魁编的《国语文类选》（1～4册），此后，此类教学教材不断出现。根据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中的说法，1920年至1922年之间，经过“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直接审定出版的国语、国文教科书就达400册之多。

　　这里的几个概念值得注意：小学教育改“国文”为“语体文”，中学教育改“国文”为“国语”。“语体文”的含义众所周知，它是相对书面体而说的，是相对文言文而说的，指的是在口语基础上写成的文章，也就是白话文。“国文”指的是从先秦以来历朝历代流传下来的文章，虽然不同时代的文章各有不同，但都是文言文。那么，改国文为语体文，也就是改文言文为白话文。至于“国语”与“国文”，含义与今天的用法略有不同。当下台湾仍称“国语”和“国文”，而大陆在中学称为“语文”，指的是“语言”与“文学”两个内容，到了大学，中文系仍然由“语言”和“文学”两个方面构成。“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虽然字面上很不对称，称“汉语”而不称“汉文”，说“中文”而不说“中语”，也许只是为了避免“汉”对“中”的全面代替。不过，今日大陆“语”的方面既包括古代汉语也包括现代汉语，“文”的方面既包括古代文学也包括现代文学。而在民国初期，情况却并不如此，而是“国文”是古代文本，文言文；“国语”却面对当下，更偏重白话。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胡适把“白话”置换为“國语”的重大意义。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概念，认为：“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他又说：“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在这里，国语运动、文学革命、国语教育相互关联，为新文学与教育的衔接做好了准备。

　　事实证明，正是因教育需求而兴起的国语运动大潮，使文学革命迅速得到了肯定，使白话文学获得了市场。正是借助于教育机制，新文学才得到了广泛传播，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后继有人。

　　从这个过程还可以看到，新文学运动虽然高举“革命”旗帜，但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体制和秩序而言，并不具有革命的性质。它不是反政府的，更不是反体制的。后来的历史常常把它与五四学生运动、新文化运动一起纳入反政府、反体制的革命叙事之中，但事实上，这些运动在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性质并不容易证明。比较明显的事实是：文学革命也罢，新文化运动也罢，与当时的国家体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配合的；与当时的政府也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体制内外良性互动的关系，联手解决国家面临的文化问题。

　　所以，文学革命的成功，并不只是几个倡导者的功绩，而是文学界、教育界、政界共同努力的结果。

　　3

　　新文学是幸运的，但幸运却也伴随着不幸。

　　众所周知，新文学的特质首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活的文学”；二是“人的文学”。“活的文学”主要是语言形式层面的问题；“人的文学”则涉及文学所承载的思想观念，主要是价值层面的问题。教育当局对“语体文”和“国语”的法令，只是保证了“活的文学”可以畅行无阻，也就是保证了白话文的胜利，却无力保证“人的文学”顺利发展。因为白话也可以写出“非人的文学”或反人性、反人道、反人类的文学。“人的文学”涉及思想观念的更新，所以面临更为复杂的问题，前行的道路就不会那么平坦。考察新文学后来发展的历史，作为“活的文学”的关键要素白话，是日益成熟的，发展比较顺利。而“人的文学”却很快严重受挫，一步步陷入困境。这是新文学运动的大不幸。

　　考察这不幸的原因，我认为首先在于新文学运动发动有点迟，至少耽误了5年大好时光。如果在1912年就发动，早上5年时间，成熟的作家就会多一些，也许能够形成更为坚实的基础。但非常遗憾，民国建立后的最初几年，文学界和文化界却没有及时进行这项工作。

　　考察历史的发展过程，事情多少有点奇怪：文化革新的努力在革命之前就开始了，但在革命胜利之后，这种努力却出现了停顿。革命之前，尤其是1903年之后，文化上革命已经有声有色。只要翻翻这期间出版的《江苏》《河南》《浙江潮》《新世纪》《女子世界》等杂志，就可以看到一个事实：《新青年》其实并不新，它没有多少新的见解，也没有多少新的主张，如果考察原创和首发权，《新青年》大多不敢去注册专利，因为它所提出的见解和主张大多早已出现。陈独秀等人不过是把几年前或十几年前人们已经提出过的问题重新提出，对某些主张进行了重申。比如，按照陈独秀的说法，新文化运动首先是伦理革命，用他的说法就是“最后之觉悟”。伦理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三纲”。而在1907年，《新世纪》已经发表过李石曾的文章，题目就是《三纲革命》，明确反对“三纲”，对旧伦理进行了全面批判。陈独秀进行伦理革命，提出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李石曾提出的则是“去迷信”与“去强权”。去迷信需要科学，去强权需要民主。相隔近10年，思路几乎完全一致。再比如，新文化运动引人注目的内容之一是批孔，但如果把目光往前推移，就会发现最先批孔的并不是《新青年》上吴虞等人的文章，而是早在十几年前知识界已经批判孔孟的大幕。《说国民》《箴奴隶》《法古》等文章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历史是“三千年奴隶之历史”，传统则是千年未变的“奴隶风俗”，人们所受的教育是“奴隶教育”。到了1908年3月，《河南》杂志第3期发表署名“凡人”的《无圣篇》。文章直言“圣人”是“不可思议之怪物”，而且危害极大。同年6月，《新世纪》第52期发表署名“绝圣”的《排孔征言》。文章对中国传统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并且指出：“支那者，政教混合之国也，亦恐惧，亦迷信，故至今日始梦呓立宪。为此厉阶者，亦非孔丘乎！孔丘之为宗教家否，吾不过问。惟自政府之所利用、人民之所迷信之一方面观之，虽喙长三尺者，能辨其无宗教之现象乎？呜呼，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它所表达的见解与《新青年》非常相近，激烈程度也不相上下。新文化运动又一个重要内容是主张家庭革命，提倡男女平等。早在1904年，《女子世界》就发表过《女子家庭革命说》，鼓吹男女平等和女子解放，甚至发表过《毁家谈》等非常激进的文章。

　　然而，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们的努力却似乎停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大功告成，有人当官去了，有人悠游去了。直到帝制运动发生，他们才知道这个值得骄傲的民主共和国根基原来如此不稳，思考原因，意识到只有政治革命的成功是不够的，只有新的法律和制度框架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文化革命，才能使民众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尊严和权利，才能清楚自己与国家是什么关系，才能巩固民主共和国的国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陈独秀冷静而清醒，没有把帝制复辟的责任都推给袁世凯，也没有只是指责筹安会等主张恢复帝制的人们，因为他知道，这件事的确体现着国情和民意，因为无论怎么说，恢复帝制是投票决定的。投票投出这样的结果，归因于威胁也罢，利诱也罢，体现的还是国民素质。所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之际，明确声明他所关注的不是政治，刊物要做的不是批评时政，而是为民国培养现代公民。为此，他甚至不准备跟头脑僵化的老人对话，而是把目光投向青年。这从杂志的命名可以看到，从创刊号上的发刊词《敬告青年》可以看到，从创刊号的封面设计也可以看到——长案旁边那一排青年，才是《新青年》的预期读者。这时的陈独秀很伟大，他在思想文化领域充当了民主共和的卫士。

　　但是，陈独秀的工作进行得有点晚。某些事进行晚一点，看看再说，可能会有“后发优势”，但有些事进行晚了，却也会出现“后发劣势”。新文化运动和它的文学革命，进行得有点晚，世界大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思想界也发生了变化，结果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世界大环境的变化，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战争本不稀罕，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却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西方现代主流文明的自信。本来，西方思想界对自己率先发展起来的现代文明是非常自信的。但大战发生了，无数的鲜血使一些人产生了怀疑：这是不是现代文明出了问题？所以，当梁启超依然带着朝圣的姿态拜访西方学者并表示要虚心学习时，那些不再自信的西方学者告诉他：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西方正在等待中国文明的拯救。于是，一种现象出现了：对于现代文明先发达的西方而言，因为根基已经稳固，虽然有人怀疑和批判，却已经不能动摇它的基本结构，反思也罢，批判也罢，吹毛求疵也会成为局部或细节上的修补。但对于后发的中国而言，现代国家的建筑却刚刚奠基，既然西方已经对这张图纸表示怀疑，我们还按照这张图纸施工吗？在许多人那里，这成了一个问题。中国的问题还在于，由于前现代传统的强大，无论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反现代的力量都非常容易集结。于是，新文化建设的蓝图很快不再是知识界的共识。在这个背景上，新文学“人的文学”的建设的规划也必然要受到种种新潮旧潮的冲击。所以，新文学开始演化为民族的、国家的、阶级的、集团的工具，与之相伴随的，是艺术水平日益走低，在很长时间里一代不如一代。

　　4

　　考察新文学生存环境的变化，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消极影响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二是苏俄的远东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中国人曾经沉浸在战胜国的自豪和欢乐之中，与盟国一道狂欢，一道庆祝。北京的大学生挑灯游行，向政府表示祝贺，向力主参战的段祺瑞表示敬意。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宣言受到热烈的拥护，人们梦想由此找回过去丢失的主权和尊严。然而，这梦想很快破灭了，收回山东主权的要求在巴黎和会上遭遇挫折。强烈的失败感使中国人对巴黎和会严重不满，对西方列强严重不满。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曾经称威尔逊为“天下第一好人”，到了1919年5月4日，他却在《两个和会都无用》中写道：“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李大钊则在《秘密外交和强盗世界》中说：“说什么人道、和平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采色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这种失望与不满严重影响了国人对西方国家的信任，也影响了对源自西方的现代文明的信仰与追求。

　　就在国人为在巴黎和会的失败而悲愤之时，苏俄于1919年7月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俄罗斯帝国用侵略手段获得的领土和一切在华特权，并且表示要“援助中国人民”。苏俄因这一宣言而赢得了大批中国人的好感，曾经对“过激党”极为恐惧的人也开始赞扬苏俄，赞美他们的无私，同时以善意理解他们的革命，赞美他们为世界历史开了“新纪元”，是为世界人类谋求自由、平等和幸福。

　　后来的事实证明，苏俄的对华宣言并无诚意，而是其远东战略的一个环节。发表那样的宣言，却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迟迟不把文本送交中国政府，半年多后中国政府得到正式文本，却接着就收到了一份修改过的文本，不再有归还中东铁路等重要内容。到两国政府为此而举行谈判，苏俄又说1919年和1920年两个对华宣言都不作为谈判的依据。其实，苏俄此时的全部做法，都是在下一盘大棋。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红色政权建立，但革命后的新政权在西方列强眼里合法性不足，因而不予承认。莫斯科为争取英美等国的承认而付出了不少努力，结果却以失败告终。于是，一个新的战略设想诞生：争取一些国家，建立另一个“世界”，在苏俄的领导下“打倒帝国主义”，弄好了可以在全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即使不能，也可以与资本主义世界抗衡。为此，他们开始谋划可能的势力范围，目光投向东欧和远东，在国内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拿出大量金钱，输出革命，到这两个地区去建立党组织或扶持反政府的武装力量。实施这个战略，必然会首先选择中国，因为掌握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比得到若干小国更有意义。于是，他们开始制定中国革命的计划，拟定中国革命的任务。

　　早在1918年，列宁、斯大林等高层领导人就对中国革命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在中國进行革命的两大障碍：一是政府和军队，即后来中国人熟悉的“反动政府”和“军阀”，这是“封建势力”；二是“帝国主义”，即英、美、法、日等列强。斯大林说：“中国反革命军阀的力量在哪里呢？在于他们背后站着帝国主义者，站着中国所有一切铁路、租界、工厂、银行和洋行的老板。”（《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6页。）这样一来，苏俄最为关心的“打倒帝国主义”就和推翻中国现有的政府结合了起来，“反帝”与“反封建”结合了起来。

　　为了创建与列强对立的另一个世界，列宁创建了第三国际。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列宁在大会上向资本主义世界宣战，并且宣布苏维埃政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实施统治”的唯一形式。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欧洲、亚洲等地的52名代表，但没有中国境内的代表，被称作中国代表的是两个在苏俄的华侨。1920年6月，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提出，中国、朝鲜等国家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个意见在1920年7月召开的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但是，任务确定了，却仍然没有接受任务的人。所以，派人到中国活动就成了当务之急。学者李玉贞在《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一书中指出：“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极其浮浅的水平上，可是他们头脑中输出国苏式革命和推行世界革命的念头十分强烈，所以无论马林还是其他来自苏俄的使者，无一不把捍卫苏俄，仿效苏俄，鼓动革命作为其指导思想。”他们来华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广州政府作为在东方推进国民革命的工具，有了这场革命，中国就会与协约国对立起来”，以及在广州“寻找一些有能力在中国制造全民性起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