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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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台上的女人

　　∥赵彦

一

那年，她整整一个夏天都扎在厨房里研究各种食谱，她像个数学家一样仔细遴选着各类食材的造型、体积，以及它们经过加工后会呈现的颜色和形状。现在她再也哄骗不了女儿把多边形当三角形，或者将椭圆形归为圆形的一种，女儿已经无师自通地认识了几乎所有的几何体，她甚至知道矩形、梯形和正方形的区别，你也别想让红枣这样的东西在她的圆形范畴里蒙混过关。她和丈夫在最乐观的时候想过女儿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中学老师，为那些智力中等的学生提供基础数学的教学工作。自从断奶三个月之后，女儿开始拒绝各类形态不规则的食物，有一阵子光吃饼干和牛奶，因为饼干可复制的造型被纳入她安全和放心的范畴里。但女儿营养不良。医生给她做的各种检测数据表明，她在生长发育方面远远落后于同龄人，她的牙至今还有两颗没有长完整，她的头发又细又稀，后脑几乎可以看得见淡粉色的头皮。丈夫那会儿担心女儿可能会死去。

　　——不能没完没了地让她吃饼干长大啊。

　　就这样，在女儿还没来得及长成为一个几何学家或者中学数学老师之前，她先成了那方面的专家。每天天一亮，她就去菜场采购各类食材，对照着一本儿童菜谱将它们变成一些数学上的精确造型，如把胡萝卜切成长方形再浇上白色色拉酱（最初女儿连色拉酱这样的配料也不接受）；把南瓜蒸烂捣成糊做成圆形并被炸成两面焦黄的造型——她给它们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太阳；鱼肉可用与南瓜饼同样的办法做成丸子煮汤喝；绿叶菜可放在榨汁机里榨成汤汁当饮料，这样能够避免其在形状上的劣势，同时还能丰富女儿在流质食物上的短缺。总之，无非是多费些工夫而已。但她与丈夫没法把她送进附近的幼儿园。幼儿园里的保育员会拒绝这样有个性的孩子的——试想哪家幼儿园会为她专门培训一个有造型头脑的厨师来伺候她呢？最终，女儿会饿着肚子回到他们身边，然后日复一日地缠着他们练习未来几何学家在视觉方面的精湛技艺。

　　当然，最让她担心还不是这一点，女儿到现在还不大肯说话。就像对不规则食物的拒受一样，女儿同样拒绝说完整的句子。要是手势能够意会，女儿绝不会用语言；要是非得说点什么，她也只会挑几个关键词，女儿可能觉得世界虽然那么大，但只要个框架就行了。

　　她现在使劲绞着双手正把这一切都回忆出来。女儿趴在窗户边看着楼下的停车场。小女孩剪着一个齐眉刘海的童花头，一条镶有大花木耳边的连衣裙，裙子领口镶了一排整齐的绣花向日葵——这是她们俩都最喜欢的一条裙子。医生，那个坐在她对面自打进门起脸上就挂着嘲讽意味的微笑的诊所主人不耐烦听她描述着病情，在她叙述的这几分钟时间里却一个字也没记下。这是一家专看儿童心理卫生的私家诊所，她以前并不知道，收费低廉且离她家近，她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上门来的。

　　她感觉到气氛有些紧张。

　　“哦，比预产期早了两个月……如果我能在三十岁之前怀孕，也许这一切都可以避免……哦，是我私下里这么想的——”

　　女医生只是挑了挑眉毛。她说了太多的细枝末节，而这对诊断女儿的病情起不到任何作用，或者说，打她一进门开始，女医生就明白她女儿属于哪类病人并且知道如何对症下药，但在一家以时间作为收费标准的诊所里，医生乐得让她发表她的长篇大论，她也不打算打断她。就像她的那些同行一样，从成为实习医生的那一天起，女医生眼里就只有两个疾病分类：平庸的疾病和不平庸的疾病，也就是说，常见病和疑难杂症。绝症和非绝症，女医生觉得这个分类法有点可笑。每个人都身怀绝症，只是有的发病早，去世得早；有的发病晚，去世得晚。大多数疾病和能够治愈的疾病都被她锁定在平庸的范畴里。女医生希望能够挑战医学，但几十年了，病人和医生都没有发明什么新疾病，在临床领域里不过是旧瓶装新酒，细菌和病毒们殚精竭虑，但胜不过宇宙的守成——物种之间的你死我活总维持在一个平衡线上。心理疾病更是如此，多年前弗洛伊德那个老疯子发明出的那一套至今还在使用——人们所有的问题都是性方面出了问题！当然，死亡也顺势变得平庸了。

　　诊所的简陋让她惊讶。来之前她还以为这个挂着第二医学院牌子的心理诊所是一座很大的医院呢，没想只是一家有两个层楼的小门面，门口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甚至连惯常的红十字标记也没有，只有玻璃门上几个红字含糊其词地提到了这个：“心理”、“精神”。小诊所灰色的外立面墙皮因为防雨棚的支架流淌下来的锈迹而显得脏兮兮的，玻璃上贴的红字也褪色了，整个诊所除了女医生只有两个护士，而一楼负责接待穿着黑丝袜的小护士凶巴巴的。她曾侥幸地想，或许医生会是名和蔼的人，但在二楼女医生对面坐下来后，她发现情况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在女医生面前她紧张得手心冒汗，而拖拖沓沓地说了十分钟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来前准备的那一套完全没用上，她应当把它们写下来记在一张小纸片上的，这样就可以有条有理地讲述女儿的情况。她有些绝望地看着在窗户边把自己半个身子绞在百叶窗窗帘里的小女儿。这个游戏女儿已经玩了很多年了，小女孩对自己任何形式的消失都很有兴趣，女儿总是假想房间里有一双忠诚的眼睛，跟随着她，就像她脚上的鞋子，她到哪儿它就出现在哪儿。但它不是通过自身而是通过观看她的消失来向她揭示生活中各种神秘性的。她不喜欢女儿玩这个游戏，因为这个游戏不需要其他的活人。她觉得，女儿要是再不吃点别的恐怕真的会消失，就像一片叶子，或者地板上的阳光，傍晚时分一来临，就会消失得干干净净。但女儿还不知道真正的消失是怎么一回事。

　　“别那么夸张——”女医生试着用大部分医生都会用的敷衍的口气安慰这位母亲，声音听上去干巴巴的——干巴巴的原因是缺少主语。“至少还在吃东西呢。还没有绝食是吧？”

　　“你觉得能治愈么？——我是说，除了仍旧给她喂一些有规则形状的食物，她有可能改掉这个怪癖吗？”

　　一段时间以来，讲述女儿的病情一度是她的财富，特别是在有众多亲戚参加的家庭聚会中，有时候她还觉得这是一种殊荣，通过它让自己成为厨房之外的那些场所的中心，但在这里，女医生的反应让她有一种羞辱感。因为她制造出这样的女儿给医生带造成了一个平庸的麻烦。

　　“你女儿不过自闭症。”

　　这就是平庸所在。女医生就是这么以为的。

　　“哦，好吧——”她并不十分高兴，但也不十分失望。

　　“你生孩子时几岁？也许跟高龄产妇有关系。”女医生敲着笔尖让那页病历卡继续空着。

　　“三十六……三十五岁半吧。”

　　她记得生女儿的那年正好是秋天。她原来还以为她会早产，没想日子算得精精准准，那天早上一醒来她就开始感觉到一阵剧烈的不同以往的腹痛。

　　挂在墙上的行医资格证上的照片摄于五年前。女医生觉得那时候自己还是个中年人，每天来这家小诊所还有所期待，眼袋没那么沉，头发漆黑，视物清楚，腹部也不用扎捆减脂带来保持身形，更年期对她来讲只是一趟行进中永远也不会抵达的列车，转眼间，一切都变了，一切让人招架不住，衰老，或者说更年期——它迅速抵达了她，把她弄下车，然后从内到外地改变了她。在这样一个人人都要经历但却让她孤独面对的生理背景之下，女医生觉得任何人都让她生气，都欠着她什么。同时，她觉得任何人都不重要。

　　“先回家吧。我们需要观察一段时间。”结束得干脆利落。简约。不带感情。硬邦邦。女医生把这视作做医生的尊严，或者说威严。女医生听到墙上到点的钟声，不过她觉得那声音是从自己体内发出的。

　　小女孩还没从那块像僵硬的铠甲一样的百叶窗帘中钻出来。她的游戏还没做完，她也没有听到母亲绝望而生气的叫唤声。她的世界像她自出生以来大多数时候一样一片寂静——如此美好，又如此纯洁。

二

她每次要去隔壁书房给女儿拿画笔和书，都像是经过一个危险的火灾现场。她担心那些书会像烧焦的房梁从书架上顷刻倒下来，担心桌子会发出一股怪味同时消失不见，担心地板突然会裂开，担心台灯会突然爆炸，人会突然生病冻死亡。总之，奇异的事件会在她短暂逗留的那几分钟里发生。她也从不在夜间推开那个房间，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她很少进去。是她提议把那个房间用作书房的，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合理地回避它而无需找其他的借口。她不会为了一本书而跑去启用那个房间，她不想装什么读书人，自从结婚后她就没读过什么正经书。而丈夫的工作配得上使用一间独立而像样的书房。做律师的职业需要不停地充电，读各种各样的书，研究各种各样的人。丈夫钦佩那些有一定才能的人，被自己和他人留意和使用过，却不用它来给自己谋生。对于书籍他从小就拥有一种大众化的崇敬，每个周末，不是周六就是周末，他会花上至少一个下午来读他书架上的书，有时候在下班后等吃饭的间隙，他也会钻进书房读上那么几页，尽管他吸收的东西有限。文字是他的餐前甜点，在他的胃部占有一席之地。她是这么带有敬意地嘲笑他的。她从不去研究他到底在读些什么书，但像婚前一样尊敬他的习惯。她觉得自己是个没什么知识修养的人，谈论的话题都和自己有关，她的世界只有家这么大。在怀孕期间和坐月子的时候，她的确读过一些东西，因为那段时间她不能看电视，但也只是几本专为家庭主妇写的杂志、两本畅销书，她记得其中一本叫《你的孩子怎么了》。就这些了。读太多的书对生活没什么好处，因为书里都是教唆你要这样要那样的玩意儿，她不想被人唆使着走。像丈夫那样适当地读点书却有利于家庭建设，现在律师行业竞争激烈，有许多领域需要去进攻。她不喜欢庸俗不读书的男人，但也不喜欢书呆子。

　　不过，她很少踏足这个书房还有一个原因：书房曾是丈夫妹妹生前住过的房间。但她并非老想着这件事。他们也不公开谈论它。这是丈夫一家的旧伤。每次在节假日的各种家庭聚会上，从来都没有人会主动提起丈夫妹妹这个人，好像丈夫生来就是家中的独生子似的。对于丈夫妹妹的记忆已沉入到丈夫那家人的心底了，再也没有人想打捞它。她这么觉得。丈夫妹妹去世一年后，丈夫一家搬到了丈夫外婆原先住过的老房子里，但那套房子很小，只有两个卧室，没有厅，丈夫勉强在那里与父母住到了结婚前。婚后，其实是结婚前三个月，丈夫回来重新装修了这套房子，尤其精心改装了他妹妹住过的那间卧室，使它看起来像崭新的样子。他让装修工人抬高了临窗的那块地板，用错落的造型来构成一个独立空间，这个空间成了他摆放陆续收集来的不值钱的一堆假古董。近阳台的墙壁还做了一个小博古架，架子上稀疏地摆着几只仿古青花瓷和几块石头。他又在窗台上养了很多绿萝。婚后她把这一切都接管了过来，她花了更多的心思从细节上对这个房间又来了一次新装饰。她从火车站附近一家即将拆迁的工艺品店买了几张名画复制品，都是颜色很艳的印刷品，像镜子那样闪闪发光，有马蒂斯的《音乐》和《红色的画室》（她买画时特意用笔把画名记下），还有几张是米罗后期的作品。她有一种迷信思想——鲜艳有去污能力，就像吸纳力强的化学物品，会把“脏东西”吸走。她拆掉了原先沉重的咖啡色的新窗帘，去家纺市场挑了块粉紫夹绿的大花布来，做成窗帘装上去。现在那块大窗帘就像竖起来的一面大草地，如同房间向外伸出去的一个大空间。丈夫星期天的时候就会坐在这一簇红一簇绿亮得晃眼的颜色中读书，这些从四面八方一起反照过来的颜色令丈夫书上的文字显得黯淡了，但将知识变得深沉了。近两年丈夫对读小说有了点兴趣，因为有些客户的情形，特别是一些民事纠纷案件就如小说一样，几乎有着相似的情节，而客户们的心情也与小说主人公一样。她对小说不感兴趣，她永远都记不得小说中的那些人名，特别是又长又拗口的外国人的名字。在辞掉工作以前她多少还是名会计啊，她觉得自己现在大脑退化很快，就像一只光秃秃的挂钩，什么也挂不住，故事也好，邻居间的家长里短也好。女儿出生后她对自己的大脑更是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搬家——她把全副精力搬移到了女儿那里，而让自己的身体留在各种家务上成为一具空壳。

　　丈夫妹妹一张照片也没留下。在她得知这起灾难之前，丈夫和他父母已经把灾难现场收拾得干干净净了。灾难现场，是她自己给这个房间取的名字，因为这里曾有丈夫妹妹的气味、身影和部分遗物，比如几本书。收拾房子容易，但对于丈夫一家来说，各自的大脑里还另有一个更为狼藉的灾难现场，要把一个大活人的记忆从三个人的脑子里剔除出去，丈夫、丈夫的母亲和丈夫的父亲都作了一番努力，努力的结果就是三人个就像是患上了失忆症。在他们高度压抑的情感平原上，光秃秃，干巴巴，什么风景也不会让外人看到。丈夫妹妹是在外地自杀的，死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因为自杀之前她与家里失联半年了，她去世一个月后丈夫一家才收到一张骨灰领取通知单。丈夫妹妹跳崖的时候身上什么也没有，也没遗书，甚至连钱包都没有。景区民警三天后在山脚下发现了她发灰变冷的尸体。因为没有任何证件，他们不能确定她的身份，他们甚至不知道她是不是这里的游客。在她的遗体还没有与他们团聚的那一个月里，她成了那个深山景区里的一个谜团，每天被几个无所事事的民警反复讨论着，他们惊讶于她的美丽，谈论着她的平静，她的平胸，她手腕上那一枚刺青的玫瑰，她翻口的绿色棉袜，等等，那时候，他们中还没有人读到她写的诗。直到一个月后，有个长头发的男的找上门来，自称是她男友。丈夫一家那时候已经习惯了她在外面的东游西荡，自从大学肄业后，她就没过过正常人的生活，写诗，喝酒，拜佛，唱歌，云游，最后还找上了一位无业的男人做男友并与他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有时候她会一连两个月甚至半年不给家里打电话，她也很少写信，她确信在那些地方她会更快乐，她渴望自己是个孤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用去充当别人的续集，也不用给自己写续集。有一年，她在边境线上一个连热水也没有的客栈里住了整整八个月，为的就是体验一种自由自在的原始生活。但她的独居和隐修生活里充满了各种男人，她爱上一个人很容易。在爱情方面她是一件易燃品，对她来说分手自然也不难，于是那些男人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就像节日里的景区游客。她为此写了很多诗。那些诗都写在一种特制的白封面的拍纸簿上，她积攒了好几个这样的拍纸簿。她的诗在篇幅上从来不稳定，既有十四行诗，也有短得只有一句话的诗。她经常把自己比喻成一只茶杯、一片叶子，有时候还是一双眼睛，在她写的诗中她永远是那些七零八落的东西，碎片，不完整，也不巨大，她对自己在这个世上应有的位置是有所感知的。等她去世后，她果然像一张树叶轻轻从半空中飘下，像一只茶杯那样从高中空被打碎。丈夫和他父母从她遗落在那家客栈的行李中找到她很多旧作，只有几首是发表过的，大部分从没有过读者。没有人认认真真去对待它们，那上面也没有什么自杀的征兆和信息，甚至没有出现过“死”这个字眼。他们从不期待她的文学才华，从小就是如此，对她写过这么多的诗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异。他们只相信已然存在于大脑里的东西，已然存在于世界上的东西，那些诗句，对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们是又警惕又怀疑，在他们实用的生活原则清单里，诗歌从来就没有过位置。

　　她有可能是家中唯一一个背诵过她的诗的人。婚后第一年，她在丈夫的一本书中翻到了一张小纸片，小纸片上有一首用黑墨水写的诗，不知怎么的，她看过一遍后就记下了开头的前几句。不过，也许那不是丈夫妹妹写的诗，只能说是那几句偶然闯进来的诗在她的头脑中在丈夫妹妹的区域里找到了一个落脚点，时间久了后，这个落脚点变得越来越合理、越来越合理，直至最后变成了归宿。

　　真是忧虑呵！

　　而浓云没有飞驰，霞光也不刺目，

　　闹忙的交通恰似红娘，

　　将现实与虚空一起扯进庸俗。

　　在她做会计的那几年里，她也读过一些言情小说，在中学时代她甚至读过汪国真的诗。她和她的女同桌那时候抄汪国真的诗歌，抄流行歌词，给从社交杂志交友栏目上认识的笔友写信。那时候没有女生不在给各种人写信。她与她的同桌甚至有过一个共同的笔友，她们从自己的名字中各自取了一个字组成了一个新名字，然后轮流给一个外省的男孩写信。她们从未与这位笔友见过面，但保持着一周一封信的频率，直至有一天那位坠入爱河的笔友给她们寄来了他的照片。照片上的笔友长得高大又粗壮，剃着小平头，典型的北方男孩，一套铁灰色的双排扣西装，一件大红色的圆领针织衫，但针织衫里没有系领带，也没有衬衣。如果这一切也还过得去的话，最后暴露他品位的是脚上那双又白又大的阿迪达斯运动鞋。她们一直以为他是个在校学生，因为他邮址是一所中学，而且谈的多是学校里的事，但在这封信上他认真地告诉她们他不过是那所学校保卫科的一个干事，有一些积蓄和财产。他的财产清单很长，包括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两只松木制书架，一个哑铃，两段不是那么正式的恋爱经历带给他的对付女人的经验。她们发誓无论如何无论何时这件事都不能告诉任何人。但是，两个人，至少有一个人觉得这件事不但荒唐还令人伤感，因为她们浪费了女性情感生活里最早的萌芽。而结局却让人笑掉大牙，一个专捉男女生早恋的学校保卫科长爱上了她们——“她”，半个她和半个女同桌。消化这件事花去了她们半年时间，后来，女同桌考上了外地一所专科学校，而她落榜了。几年后女同桌毕业回到这个城市并在一家证券所上班，然后生活开始加速度：结婚，辞职，离婚，与人合开公司，倒闭，重新就业。女同桌后来再也不愿意去回想那些抄汪国真的诗和歌词的生活以及曾给一个学校保卫科的男人写信的经历了。她却不一样。她的生活缓慢又乏味，保卫科的笔友这件事在她这里更容易沉淀了下来，又荒唐又好玩，成为她生活众多台阶中的一个——不是重要的一个，然后将她缓慢送入成年。高中落榜后她找到了一份财务工作，先是做出纳，然后是会计，一切很顺利。认识丈夫的故事也是沿着顺利和平淡无奇的节奏向前展开。在她看来她的生活不过是启动了一个早已设置好的程序，既不危险、不费神，也不刺激。甚至连后来辞掉工作这样的事也像是一个已知的运算步骤——那时候她怀孕了（她原来以为自己怀不了孩子），每天挺着个大肚子挤班车很累，收入也不高，她整天疲惫不堪。那时她对于来到她身上的任何变化非常渴望，就像别人渴望成功一样，她生活中缺少的就是变化和改变。那年她三十六了，丈夫三十七，两人都很想要一个孩子。丈夫中等身材，皮肤很白，眼睛很大，眼珠子有些外突，鼻子笔挺，但看上去总体上是帅的。丈夫妹妹，那位去世的女诗人，也一样遗传了他们父亲的大眼睛和稀薄的头发。丈夫妹妹个子小巧，臀部紧凑，脚踝处有个微小的突起，她喜欢戴头巾，大部分时间里，她把她那头栗色的头发藏在各种颜色的头巾下。怀孕期她每天在阳台上盯着自己的肚子想象孩子未来的形象——丈夫和丈夫妹妹，这是她腹中孩子所能够模拟的两个可能的母本，她希望孩子能像他们中的一个。因为她自己长得不好看，同时，她还有点不那么爱自己。女儿生下来后，她惊讶地发现女儿的脚踝处也有个小小的突起，但很多亲戚这样说她女儿长得像她，“几乎就是你的翻版啊”。他们总是这样说，他们规避话题中死去的女诗人的名字。好像那个名字会灼伤他们的舌头。好像这个名字还可以将她从另一个世界唤起。

三

电话铃响起的时候她还以为是她女同桌，但对方却告诉她他不过是想向她推销一个健身套餐。

　　她差点说“哇……”。她与女同桌有很多这类只有在她们间才会通用的句式和词汇，但现在已经很少用了。有时候她觉得少女时代培养起来的这些说话习惯就像一趟准时驶出的列车会把她们送回过去的时代，但自从各自成家后，女同桌离婚后，尤其是出了那事之后，两人都尽量避开这些幼稚的表述方式。而她之所以还在用这种语气是从女儿那儿顺过来的，其目的是想让气氛显得轻松些。自从生下女儿后，她在说话方式上都被女儿低龄化了。不过现在她觉得“哇”这个字也锈掉了，再也转动不了那辆时光列车的方向盘。

　　那件事，她吃不准自己的到底站在哪一边，是她的男邻居，还是她的女同桌？当时，至少在某些阶段，事情的发展似乎不由分说地将她推到了裁判的位置上，但她却一次也没表明过她的立场。而在这件事上她丈夫支持她。

　　她的社交圈，如果可以以自己为中心画一个圆圈的话，女同桌一定是最后留在这个圈子里的几个人之一；或者说她几乎没有什么圈，只有几条短线，女同学是仅有的几条之一，就这还与她的男邻居交叉了。

　　现在她对那次聚会的召集有点后悔了。她不该在自己四十岁生日那天请女同学上门来，她还对偶然打电话给她的男邻居如此客气邀请他也过来喝一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而作为牵线人，她与丈夫还蒙在鼓里。女同桌那时候离异已经有几年了，长时间的单身生活让她对任何有隙可乘的男人两眼泛绿光，只要有可能，女同学都会试着让他们知道她孤身一人。她从那些电视节目中知道有些男人就是专找此类女性下手，他们假装寻找配偶，其实不过是想多睡个女人。女同桌也看这类节目，但她总设想自己与她们不一样，不过她每次与这类人约见的目的性都很明确，却差不多次次失手，因为她带着一些条条杠杠，就像尺子一样带在身边随时拿出来量一量，有些人见状就跑了，有些人找到机会与她上过几次床后也跑了。他们中多数人并非“无儿女”，也无“稳定体面的工作”，这些上了四十的男人都是一些各种形式的失败者。准确地说，她的男邻居不属于此类。

　　那天，她从中午就忙开了，因为有道菜需要提前几个小时腌制，她还想自己做个蛋糕，但她不会用烤箱。于是她花了半个小时在厨房里阅读烤箱的注意事项，还打了几个客服电话进行了一些咨询，她发现烤个披萨饼更简单，因为现成的披萨超市里就有得卖，有各种各样口味的。后来这一切都解决了。蛋糕烤好了（虽然造型真不咋地），大部分热菜也都做好了，红酒摆上了餐桌，就等最后的汤了。她于是脱下围裙坐在厨里等他们上门来。在从中午到下午的这几个小时里，丈夫如平时一样，先是像个玩忽职守的检察官来回逡巡了几遍看看她的进展速度，然后钻入书房抖开报纸，之后随便抽出书架上的哪本书，这就是他周末的主要功课。有时候他还会在这个时段带女儿去附近的健身中心游泳，但自从冬季到来后，他擅自取消了这个周末活动。而女儿也没再为自己争取这项娱乐活动。女儿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小卧室里看电视，还是那一出演个没完的动画片。然后，等她记起来应该给她喝点酸奶的时候，她发现小家伙已经趴在小凳子上睡着了。

　　女同桌棕黑色的头发是新烫的，像一个个螺丝圈，每一个的直径和卷度都差不多大小，但都精巧地堆在脑后。女同桌是瓜子脸，上嘴唇轮廓分明，犹如如一个瘫倒的英文字母“M”，眉毛很细，眼睛的瞳仁颜色略淡。分开来看，女同桌的五官每一处都有一个小小的瑕疵，但组合起来却很舒服。男邻居长得更英俊，不过，像他这样的年纪，英俊这样的描述已经显得词不达意了，说儒雅可能更合适些。不过，她不愿意这样形容他，因为她对他的了解已经到了可以解除任何形容词的地步了。一直以来她都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定没有人比她更了解她的男邻居了。在餐桌上，女同桌一个劲地回忆那时候班上追求她自己的男生，女同桌喜欢在这样的场合谈论她自己，一个陌生男性的出现更是加剧了女同桌的谈兴。不过她听得出这里面有一些夸张的成分，有几个，她至少知道他们不过是对女同桌有好感而已。但她不想反驳她，因为在这方面她是个失败者，她没有多少追求者，她也不那么在意男生们过去和现在是否喜欢她。女同桌还回忆了与她们俩分头通信的那个保卫科科长。现在女同桌已不介意公然谈论他了，不但不介意，她还将它当成她所有粉色回忆中的一味调料，而另一名同龄女性（即在坐的她）的同时加入减轻了这起桃色事件的情爱成分，以至于沦为一个笑话。但这个笑话里有一些令人心酸的成分。只有她知道，女同桌当年有点动真情的，女同桌曾偷偷地在轮到她给他写信时在信中塞入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女同桌用的语言也更热烈奔放；而她什么也没干，她每次写信用的都是那种程式化的、从杂志上学来的造作的柔情——与女同桌相比，她像一朵插在另一朵玫瑰旁边的塑料花。餐桌上的气氛很是热烈。她听到他的男邻居对她们聊的这一切非常感兴趣，似乎很新鲜，但没说什么。

　　“你们为什么不趁机戏弄他一下呢？我不能理解。当你们知道真相后。你们当时真是太嫩了！”丈夫每次听到这里，听到这个桥段都会这样问。

　　“怎么戏弄？”女同桌问。

　　“换作我，”丈夫似乎从多年前的那位同胞的鬼鬼祟祟的行为中分到了一份优越感，而这优越感让他的声音不由得高亢起来，并占据了一个道德制高点，“我会把那些信寄到他工作的学校，让他的同事看看他伪善卑鄙的嘴脸，勾引另一所学校的在校女学生。而学校一旦发现这条披着狼皮的羊也很快便会处分他的，说不定还会辞退他。”

　　说老实话，她与她的女同学都不那么在意学校怎么处置这起事件，因为她们回想起来他们之间的交往还是很纯洁的，尽管在最后一封信里她们知道他甚至有一个未婚妻，但他是正儿八经地向“她”求了婚的啊，他还说要是“她”同意，他可以同女友分手。还有比这更能让她们满足虚荣心的么？！

　　“我们只是不想这么快地‘坠入’爱河。”她说。邀请两位男士遨游她们混乱的青春岁月让她们重新团结到了一起，女同桌没法再将话题扭回她的绯闻当中了，不过女同桌并不介意，因为这样的谈话也很愉快啊。

　　然后他们又聊了一些别的。在一个话题和另一个话题之间，女儿醒来过一次，她去卧室把她从床上抱起来到阳台上去呆了一会儿，以免她的哭声吵到他们。她给女儿喂了一次奶，在小家伙迅速睡着后，她又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然后又回到餐桌上。这次，她听到说话的主角是男邻居了。因为似乎女同桌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在别人的婚礼上认识了我老婆。她是伴娘，我是伴郎。事后我们才知道那哥们这样安排原来是深有用意的。不过我们那时候都傻乎乎的，我瞧不上她，她也瞧不上我。我从没体验过一见钟情的感觉。”

　　男邻居说话的时候盯着自己的酒杯，仿佛从那只酒杯里可以看到他们影子一样的过去。

　　他们说的原来是缘分这个话题！不知谁先起的头。她记得那次婚礼丈夫也是婚礼成员之一，男邻居提起这件事不知怎么的让丈夫很是亢奋，因为丈夫对新娘的体形耿耿于怀，新娘当时那件租来的婚纱上到处是扎人的金属别针，新娘又瘦又小，而选中的婚纱宽大得惊人，尤其是胸部和腰身，松松垮垮的，都露出肉来了。他估计就她那个小体形，需要两个人才能撑满那件前胸前满是洞眼而后背又很暴露的婚纱。

　　男邻居当然不是指这个。不是指瞧不上婚礼上的新娘的事。不是啊，什么都不是。

　　事后她生丈夫的气。但又没与丈夫仔细讨论这件事。因为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生气。只不过她觉得不应该批评人家的婚礼，尤其是在这种场合，不管人家的婚纱是否得体，都不应该背后讥笑它。至于男邻居，她可没觉得他瞧不上他妻子，她记得那场婚礼后他就去约会她了，尽管他们当时都觉得男邻居的妻子是个女强人，是电影里经常提到的那种尖刻、严厉的怪胎，中学老师，他妻子就是这种人，但当时男邻居好像非她莫娶，爱她爱到发疯了。作为发小和朋友圈中的一个，她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们走到婚姻的那一步。不过，她觉得，尽管他提到了自己的妻子，但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她从没听到过的刺耳的东西，就比如说生活毫无用处，大多数美好的机会他都用不上，诸如此类的。

　　女同桌没说什么。然后女同桌说起自己喜欢的男人类型。

　　“硬汉子是女人的奢侈品啊。女人们都这么认为，她们喜欢那种大大咧咧，整天穿个破衬衫，从不洗脚，一棍子打不出个屁，但对爱的人人却能一掷千金。不过，我觉得文雅的书倦气的男人才是一种奢侈品。”

　　她第一次听到她的女同桌这么说。但她觉得她是即兴发挥的，因为男邻居正是后一种类型。她先前真没听说过女同桌喜欢哪种类型的男人。自从离婚后，女同桌几乎来者不拒。她还以为，女同桌在男人方面没品位了呢。

　　“二十五岁之前我喜欢忧郁型的男人。三十岁之后，我喜欢上了硬汉子。四十岁之后，我又喜欢上那些有书卷气的男人。现在我历经千辛万险有了重新选择的机会，我却不知道哪一种类型的男人更好了。”

　　“啊哈。”她突然从喉管里冒出这一句。

　　“什么？”所有人都看着她。而她自己还没反应过来，她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什么？没什么啊？！”她红起了脸。“是什么啊？”女同桌没打算放过她。“说说你的看法。你呢？你喜欢哪类人？”

　　那天晚上就这样。四个人为了庆祝他们当中一个人的生日先是吃啊吃啊，说啊说，后来就一直在聊啊聊。聊到直到后来直至聊不出更有意思的话题来了，所有能够在四人场合中说的话他们都轮番说了一遍。然后男邻居和她的女同学起程告辞。

　　那天他们走的时候已经是十点了。

四

那天接下来的情节是这样的：男邻居先用他的车送女同桌回家，因为尽管绕了一路，但也算作同路。一路上，由于失去旁观者，即她与丈夫的陪衬，女同桌不知怎么的觉得她的男邻居不大像餐桌上那样沉闷，他有点小激动，可能是因为紧张，说了很多话，但效果不像在女同学家那样好。半个小时后，谢天谢地，他们终于到了女同桌住的那条马路上了。天很冷，才过十一点街上就已经没有什么人了，路灯时有时无，影子像染色剂一样往前流淌，在路灯没有地方变得很长，有了灯光，影子便又缩回他们的车子底下。女同桌觉得这样的天气一定会下雪，因为车门一打开就像撞到了一面冷墙上，手脚冰冷，而脸上的皮肤也紧绷起来。倒好车后，男邻居陪她到她小区门口。连这几乎带着恳切语气的提议也让女同学觉得他们之间似乎已经错过了最为默契的阶段。在她同学家，他们间曾有过一些默契，她记得就在他谈论他妻子和他在朋友婚礼上的情景时，她与他飞快对视了一下。谁也不知个中含义。哦，她觉得，可能是他们是同龄人这一点让他们能够相互理解，对生活偶尔怀疑，偶尔投降，偶尔反抗，生活就是这样。她觉得她都仿佛参加过了他们的婚礼，男邻居和他妻子的婚礼。当然，男邻居的妻子既没穿过大的婚纱，也没穿过小的婚纱。送女同桌的这段路走了很长时间，谁也没说话，她听到她自己的皮鞋敲击着水泥路面的响亮的声音，而他，用一种邻近的分贝应和着。之后，她记得事情可能是这样发生的——不知什么时候他把手放到了她的肩膀上，然后又慢慢移到了她的腰部，紧接着，她感觉到他在扯她的乳罩带子。女同桌回忆起自己当时心跳加快，虽然有所预料——她屡战屡败的那些情史以直觉的形式事先通知了她——但还是没想到事情会进展得这么顺利。当他俯下身子吻她时，她闻到了他嘴里烟草的味道，那种出自成年男性身体的味道一度让她深深迷恋。她觉得他的动作并非唐突无礼，甚至还挺让人舒服的，她也觉得自己浑身湿漉漉的，声音发颤，而羞涩和得意在那一刻像喷泉一样同时涌现。

五

她发现女儿在绘画方面有一定的天赋。现在她开始教她画一些简单的图案，令人吃惊的是，女儿画得比她想的要好，女儿每一张画中都会有一个主人公，一个小公主。她会给她戴上一顶有尖尖角的皇冠，三个小尖角围着一个中心整齐排列在纸面上，每个尖角上还缀着一个小圆球，然后，她又在公主身边画上各种花朵、窗户、太阳。小公主的裙子是最花心思的，裙子上有各种各样的鱼、叶子、眼睛，各种线条，以及她自己也说不清能够画上去的各种图案。远远看去，似乎公主的裙子才是真正的主角。女儿对颜色也很敏感，她能区分得出冷色系和暖色系。在同一个色系中，她也知道如何分层、呼应以及点缀。她为女儿的无师自通而惊讶。看来不用担心她会成为一名几何学家了。但也说不好，女儿如果成为一个艺术家是否会让她与丈夫更加担心，她所知道的那些艺术家都是个半疯子（比如她就看不懂米罗为什么画那些圆点圈圈和曲线）。不过尽管如此，她还是给女儿买了很多画蜡笔画用的素描纸，规定她每天画五张，因为女儿画得太快了，要是不限制她，她会在一个下午里就将整沓纸都用掉。一张画要不了两分钟。不过她觉得情况有点不对劲，女儿自作主张地将画得快视作“画得好”的标准，每次都会在几分钟里迅速画完五张然后坐在那里等她激赏的目光从遥远的厨房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直射进来。于是，五张画就成了女儿灵感的容量。此后你别想说服她再多画一张。女儿的教条主义现在四面开花了，对规则食物的嗜好不过是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种。不过她从女儿的绘画中找到了一丝安慰——兴许那名公主就是她每天与之一起玩的“眼睛”呢。

　　丈夫回到家女儿已经睡着了。从单位到家里丈夫要开一个小时的车，要是碰上堵车，路上花费的时间会更多。丈夫是律师事务所的三个合伙人之一，但很少插手具体业务，他每天去那家事务所不过是监督另外两名合伙人是否从中做手脚了，因为客源都在他们手中。那两名合伙人曾是他们一起共事的事务所的同事，有一天三人脑子一热从那家事务所辞职了。他从成为律师的第一天起就有点抵触这份职业，因为他觉得“法律不过是一堆被人咀嚼过成千上万次的锯末”。为了强化这个观点，他还把这句话正正经经地写在一本书的封面上并划了一条红线。他膜拜各种格言，在与客户聊天时他经常会脱口而出一些格言，有些出自他即时购置的心灵鸡汤类的畅销书，有些小说故事上的片断，他自认为正是那些格言为他争取了一些客源，有些客户就喜欢一个看上去博学的律师。他告诉妻子大学毕业那年他差点分到监狱成为一名狱卒，到现在他还在后悔错失了这个良机，因为每天看管着一堆“二手人类”说不定会让他成为一名作家而不只是个平庸的律师。“二手人类”，是他妹妹、那名早逝的女诗人的原话。他有两个校友因为写犯罪小说而出名，成了红极一时的畅销作家。他觉得他们算得是成功人士，不过他认为自己没有那方面的天分，像他妹妹那样。他也缺乏严谨的思维。每天下班前他会给妻子打一个电话告知她大约到家的时间，她刚刚辞职的那一年他曾非常担心她的精神状态，他几乎每隔两小时给她打一个电话，即时向她汇报他的行踪，询问她的感受，现在他觉得她应该适应这一切了。丈夫的电话是她一天的分水岭，电话铃声一响就意味着夜晚即将降临，或者已经降临；白天，现在她知道有多么难挨了，阳台、厨房、卧室、餐厅、卫生间之间单调的折返，无数次女儿有问无答的叫人担忧的沉默，那五张永远不会过量的画以及女儿可怕而永远的规则食品——即使她想让时间过得快一点，时间也是一分钟一分钟地在钟表的表面上走着的。丈夫在电话里告诉她，车子在高架上引擎忽然出了点小毛病，他可能会晚一个小时到家。他讨厌高架桥上的空气和噪音，但他不得不在那种地方将车停下来检查老是出毛病的油箱，把车盖打开，看着它脏兮兮的内脏朝向变得越来越黑的天空。他们曾打算年底换一辆更好的丰田车，但现在他的公司经营状况不好，他们没有赚到更多的钱，事务所开张时三个合伙人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投进去了，但却没有他们曾经设想到的回报率。这几年做哪一个行业都不景气，全球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像传染病一样悉数扫过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她盯着炉子上炖着的带皮土豆，那是第二天早给女儿做圆形煎饼的原材料，土豆煮熟后，她会将它们捣成泥状后存在冰箱的冷藏格里。撤下土豆她又坐上了一壶水。她喜欢家里有点小动静，滚水“扑扑扑”的声音里有一种私密而繁华的节奏。她喜欢让这种节奏在她身体里不断堆积，就像她的肌肉和骨骼，用来支撑并填满她身体的框架里那些无尽的空虚。在女儿还不能成为她说话的伙伴之前她需要家里有一点声响，就像有些孤独的老人老是在家开着电视机一样。不过上午女儿说了句“白云和书是好朋友”——始自一本儿童读物上的一张画——她没听清，也许她说的是“白云和书做朋友”，总之，不管怎么样，女儿首次将名词和动作连接起来。她以为女儿在得到她的鼓励之后会接着说下去，但女儿却扔下书画画去了。女儿自有一个封闭自足的世界，她不会邀请做母亲的分享哪怕是她在语言上的这个小小的进步——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进步。同时，女儿还有一个可以在任何时候对话的虚拟人物，那个穿着花里胡哨的公主服的小公主，这是她打出生起就佩带的配件，仆从，朋友，无形、忠诚、饶舌，这使女儿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孤单。现在她明白了，在心理诊所看医生时，与女儿玩捉迷藏的那只眼睛就是这个小公主。这个同样在自己的画面上显得孤单而天真的小公主与女儿共享双重生命。

　　厨房很暗，与其他房间相比，厨房更像是她的办公室。她已经记不起真正的办公室是什么样子的了。她只记得当时呆了几年的那个财务科，两个老女人和一个男账务科长，两个老女人一个是会计、一个是统计，她们坐在隔壁，她作为会计助理与即将退休的老科长坐在同一个办公室，每天中午，善于过日子的老科长就会从他的黑皮包里取出一个饭盒塞到微波炉里，屋子里于是充斥着隔夜菜被加热的气味，鱼腥味，肉类，葱和其他蔬菜的气味。她闻着这样的隔夜菜气味，想着日子就这样一天天从她手里流走，而菜味却永恒——后来她怀孕回到家里鼻子里也还有这种中午的气味。辞职回家后，隔壁两个老女人中的一个给她打过几个电话，后来那名老科长死后，她们也给她打过电话。老科长在某天上班的路上突然死掉，还有两个月他就要退休了，但那天早上他觉得头晕，下公交车时摔了个跟头于是就再也没起来。那时候她已经读到丈夫妹妹的那句诗了：“多么忧虑啊/而浓云没有飞驰/霞光也不刺目”。多么忧虑啊，但她不会用这样的口吻说话。永远不会。打开电视，电视里也全是死亡和死者的信息，各种各样的交通事故，各种置人于死命的流行病，各种仇恨，各种贪婪，各种失望，就是在她居住的小区里，也经常会有人不打招呼地就去世了。几天前，女同桌告诉她，他们高中班上有个男生死了，是跳楼死的。可她想不起那名男生的模样。她觉得很多人能像她一样能够活下去，而能够勇敢地活下去的都是因为坚持了一个信念：我们欠上帝一个死亡，但不用现在就急着去还它。哦，她绝不会当逃兵。绝不。她宁愿天天站在阳台上干家务活哪怕是被人锁在阳台上也不会跳下楼去。不过应该感谢这个世上还有个地方可去，如果觉得自己陷入某种绝境，人们可以从阳台上跳下去。

　　她去卫生间取洗好的衣服。卫生间也是她一天花上很多时间的地方。房子不如意的地方很多，客厅朝北，许多房间面积不合理，卫生间也算一个，卫生间又暗又小，唯一的一扇窗户对着的是一个天井，装了淋浴器、洗衣机和抽水马桶后就再也没有多余的空间了。不过她在卫生间的窗台上种了很多植物。丈夫装修新房子时买的几盆绿萝全部活下来了，此后她就不停地在它们的基础上折腾，分出更多的枝叶，并插在能够养活它们的任何容器里。她以前的那两位女同事教了她很多园艺方面的知识，但是她们教的那些并不科学，按她们教的方法的养的植物最后不是死掉就是营养不良。书房里的植物是长得最好的，这里光照也最好，几乎每一年她都要腾出很多时间来给书房里的这些植物分株或者修剪多余的花枝。特别是春夏之交的那段时间里，她整天忙着给它们松土、换盆、修枝，而积攒淘米水、焙干的鸡蛋壳、茶叶汁也是她从电视里学来的这些招数看来也很管用，有次她还心血来潮地从附近一家装修公司弄到了一小袋锯末。

　　她要在女儿晚饭之前给她洗好澡，女儿一吃完饭就要睡觉，有时候还没吃完就会睡着。她用丝瓜球给女儿擦洗身体，把女儿焦黄的头发像绸布那样一样沉入水中。女儿的头发像丈夫，严格地说像她姑姑一样又软又淡，而她脚踝上的那块更像其姑姑的小小的突起总会让她产生一种想摸的欲望。女儿喜欢从水下底往上看，女儿喜欢水中那个微微弯曲的世界，一切都没有那么整齐，一切都是没有规则的，事物既近且远。女儿只有在水中才能接受这些，没有规则，模糊不清，以及水面上那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她给自己洗澡时则没那么欢快。她的身体臃肿得像一尊佛像，骨节粗大，皮肤微微发光，在水中几乎失去了生物特征。她的腹部也皱皱的，在肚脐眼与阴部之间有一层又一层全是皮肉堆积起来的三角区，大腿的血管则蓝得发紫，再往下，被丈夫叫做葡萄干的两颗小脚趾甲则将视觉上的不快推向了高峰。

　　她觉得，现在她有点能体会那名女医生的更年期心理了。

　　丈夫回来后她告诉他女儿白天说了一句话。丈夫没接茬。丈夫疲惫不堪，在高架上呆了近乎半个小时令他的身体振奋不起来。他很快吃完饭，然后在最短的时间里冲好澡，之后，他也觉得有点无事可干了。

　　女儿出生后她与丈夫开始分房睡，她已经想不起那些日子，那些每天醒来就会在枕边看到丈夫后脑勺或胡茬的日子了。现在丈夫的发际线后退得厉害，眼角长起了一颗浅褐色的麦粒肿，嘴角有时充溢着自我保护过度的戏谑，但他的懦弱和善良——只有她知道的懦弱和善良——就像牙齿一样深嵌在他的喉部或者身体的深处。他的脖子开始与胸部连接起来，其间的过渡变得越来越模糊，他的黑头发中开始夹杂了白发。能够观察到这一切得益于他们一月一次的同房，自从协商将同房这件事程序化之后，她发现每次做爱后丈夫其实都会有一些小变化，第二天他会表现得更勤快，他也会像是兴之所至地叫一些结婚之初给她起的那些亲密的外号。但两天后这些征候就都消失了，必须到下一次，下一个月才会缓慢重现。就像一个月一次的月经。结婚后有两年时间里他们几乎完全没有性，她记不得怎么会这样了，应该是生了小孩之后，或者之前，总之，那两年他们谁也不碰谁，身体上的磁力对对方来说几乎完全消失了。春天的时候，应该其中有一年春天她去医院做了一个植皮手术，因为乳房内侧有一小块皮肤不知怎么变白了，医生告诉她，这是因为她的免疫功能衰退的缘故，她身体里的防御机制出现了局部崩溃，以至于把黑色素当成外来的入侵者。本来那块皮肤不做手术也是看不出来的，但她执意要去做，她提前一个月去挂了号，预约了专家，然后洗好澡去医院大厅里等候那个时辰。植皮手术进行了一个小时，没有心惊肉跳的刀具，也没有手术床，医生只是让她坐在用一台高压装置前将她出现白斑的表皮部位进行了分离。一个瓶盖大小有四个孔眼的分离器吸附在了她的乳房上，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那种针尖般的表皮被挑起的搏动。她的肚子上也附了一个，因为要从那里提取色素。种植黑色素的过程也很简单，根本不像她以为的那样痛，比起生孩子这样的疼痛要简单得多，几乎都算不上是个手术。如今乳房已看不出那块曾经褪过色的表皮了，伤口愈合得非常快，但是提取黑色素种子时在她肚子上留下了两个小疤痕。那两个疤痕像两只豌豆大小的褐色的小眼睛，一左一右地在她的肚脐眼两侧眨着，使她此后与丈夫同房时变得小心起来。做爱的时候，她都会弓起腿，以免使他的肚子直接碰触到它们。那里似乎成了她一个创伤，而不是乳房部位。但它们看上去像是两个小生灵。她很奇怪。自己的身体仿佛破了两个洞，从那里可以窥见里面的一切。手术后有一个月他们却频繁做爱，她有一种饥渴感很想要他，而丈夫似乎也有了一种奇异的新鲜感，做爱时他会把手放到她动过手术的乳房上，好像试探那里有没有一颗刺，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欢爱的方法。当然，他曾在乳房处建立起自己最初的营地，他喜欢这个营地，他喜欢她身体上这个最大落差的起伏，这个起伏会慢慢将他引入她真正的核心，狂欢的核心。又黑又亮。这一度也让她上瘾。

　　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

六

每个周末，女同桌都会去参加一个常规性的教会组织的聚会活动，为的就是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有所起色。最初，在刚离婚的那几年女同桌希望能在各种聚会中有机会认识个把异性，以便让自己彻底走出来。但教会里的那些男性不是岁数太大就是神经兮兮的，她一个也没看上，也没有人对她有兴趣。在那种聚会上，人们的身体只是一件隐身衣，没有人介意你是什么，只要你能在那一刻的精神生活跟前成功消失。关键是消失。她的故事在一些女教友听来也显得既淫荡又不成熟。那时候她已经开始去尝试接触一些男性了，在一家婚介机构里报了名，还去参加过几个相亲派对，但都没戏。有一个年长的女教友认认真真地听了她的故事，很是同情她，还给她前夫以及占过她便宜的一个男的打过几个电话，之后，她介绍她参加这个每周的教会聚会。那位女教友的老公二十年前就因为骨癌做了高位截肢，生活不能自理，完全成了她的拖累，但她并不抱怨，因为主对她说她死后能够上天堂，为了这个前程，她每周一天来这里孝敬主，对主她讲述自己的心情，然后用其余六天的时间去照顾瘫痪的老公。她又累又老，自己也有很多毛病，但乐于将残破身躯献给未来。这里的教友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人。女同桌现在把自己也列入了这个行列。不过她心里明白她只是把这类聚会当作一种心理治疗，她需要让自己集中注意力。只有在那种地方，她才会像他们一样真正关注起自己来。

　　她原来以为这一次会有什么不一样，在经历了那些愚蠢的相亲活动和派对沙龙之后，她以为自己遇上了迟到的白马王子。那个中学老师。那天晚上她就知道这个男人是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而学校就在她所在的街区，他妻子在另一所重点中学，离他有点远。怎么说呢？用男邻居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生活是一道稳稳妥妥的地平线，铺在结实的大陆上，不用担心它会沉沦下去，也不用担心它会从什么地方突然抬起头来。男邻居自己洗内裤，没课的时候在阅览室里读杂志，傍晚的时候与同事们一起打篮球，周末的时候才回家与家人坐在餐桌上安安静静地吃饭。他女儿像她母亲，不是很聪明，也不是很笨，可以考得上一所普通大学。他与妻子不是初恋，也不是最后一次恋爱，他的初恋在很多年前就献给了大学里的一位女生，后来那名女生怀了他们班主任的私生子，他陷入到这样狗血的故事中却对那名女生念念不忘。后来他又与各种女生试过几次，但都很短。直到有一天在婚礼上遇见现在的妻子。

　　在同学家次吃饭时，女同桌曾在吃饭间隙偷偷跑去卫生间补了妆。她在女同学家乱糟糟的大理石梳妆台上找到了一管旧口红，她怀疑她同学早就忘了自己有这支口红，但她还是用它描了描被吃掉颜色的发白的下唇。她确信镜子里的自己比女同学漂亮，也比在餐桌上时更精神，没有生育使她保持了良好的身材，她的衣服也穿得总体得体，头发的卷度令人满意。这时她的亢奋度已经降低了一点点，没有那么亮的光线让她注意到自己，注意到男邻居、女同学和她的丈夫，注意到婚礼（谈话中的婚礼），她也听不清楚餐厅里的声音，如果抬起头，她能看到阴影正好落在自己的下巴部位。镜子照出对面墙上那些黑白相间的鸟，一排刚到腰线的瓷砖上的花纹。那几年房子装修都流行在白瓷砖上嵌上一排花瓷砖，女同学和丈夫挑了这些鸟，他们觉得这会改变这个沉闷的小空，但看上去有点蠢。女同桌看着那些鸟想，她每遇到一个新的男人都会把她的剩下来的生活带走一部分。带走黑鸟，留下白鸟；或者相反，留下黑鸟，带走白鸟。

　　一开始，这件事像她经历的其他事情一样快，短短几天就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她与女同学的男邻居频繁联系，几乎每天给对方打电话、发短信，一起找地方吃饭。因为认识的第一天就表现非凡，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不算过分，他们像年轻人一样短时间地对对方产生了一种令人疲倦、白痴般、毫无益处的迷恋。他虽然没有称她为“亲爱的”或者“宝贝”之类的（他觉得这些称呼是印在书上的，不会出现在人们的嘴唇上），但见面和打电话却让人感觉到那是一种比恋爱更正式的感情，他专心致志，别无二心，仿佛初恋。而她感到获得了一次重要的机会，她的人生重新开始了，她告别了那些愚蠢的沙龙和聚会，告别了那些只想占便宜的男人，重新考虑起了婚姻。她其实从未对那些硬汉子和书呆子产生过真正的兴趣，哦，那天她说的并不是真话，她爱的人都很平凡，他们身上那些普普通通的特质吸引了她，那些通用的、安全的、平凡的性格更能吸引她的注意力，也不会让她疲惫。她离婚后见过的男人至少有一打，有些人简直可以称得上离奇：有个从未结过婚但与母亲住在一起的单身汉热衷于讲黄色笑话却从不敢碰她的手；一个自称有三套房子两辆车的老板最后被证实为一个卖保险的骗子；有人第一次见面就对她坦陈他睡过四十六个女人……这些五花八门的人在介绍人最初看来都与她门当户对，不过都交往不了多久，最长的一次是一个在戏剧学院的剧场工作的老头，她与他来往了有三个月。老头最初以他的风趣和幽默打动了她，他给她念在剧场工作时记下的台词，给她讲剧院演员之间的乱交关系，给她送各种赠票，为了跟上她还向她学习她的各种爱好，等等。但老头简直是他那个年代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活标本，他又吝啬又保守，每天四点钟起床，晚上十点睡觉，其他老年人身上有的习惯他也都有：多痰，打呼噜，睡眠少又嗜睡，最让她受不了的是两人唯一一次成功的性爱经历还凭借了一部三级片的帮助。

　　那时，她还有一个问题，她把交往的每一个男人都视作第二段婚姻的考虑对象，有些人的确是，有些人绝对不是。在炽热的感情行将步入尾声的阶段，男邻居发现了这一点，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开始为自己清理空间。他觉得他在她面前说的话比他想的要更接近真实。就他在她面前表现来讲，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情人，他敏感、强壮，不算年轻，模样也不最英俊，不是所有女性都会喜欢，但他的内敛和一开始表现出来的老成总是会为他迎来了女人缘。他的生活总的来说忙碌、忠诚，并且几乎总是心满意足。他在各个方面都不是个掌控者，尤其不是自己的掌控者。

　　这些自我评价他写在备课笔记本的一个尾页。在她看来，这些话同最后分手阶段认识的他同样显得陌生。

　　半年前，男邻居妻子体检时在子宫壁上发现了一个很大的肿瘤，先进的造影技术宣告了生活停留在表面上的和谐面临的破产。不过想到死（尽管医生一再强调这个肿瘤不可能是恶性的），这个一生都在准确无误地朝着自己的目标的女教师却觉得很舒服，因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将会有各种各样的人照看她，各种各样的人环绕在她周围，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由她来照看各种各样的人，至于最后那一刻，不过是短短的几秒钟。

　　泪水涌进了女教师的眼眶里。

　　应对这类事有一千种被用滥了的方法，这类事，当然是指斩断情丝，或者说分手——九个月零十三天的情丝。女同桌还以为他们要经历一些纠缠，经历欺骗，最后再来个两败俱伤，然后再收场。当然，对她来说重要的不是这段突如其来的感情突如其来地去，而是男邻居说话的口气，他平静而通情达理的道歉，他对自己精准又客观的分析，以及诸如“你期待着自己成为某种人，可你其实什么都不是”之类的。女同桌至今还能够回忆得起来他说的一个词，“庇护所”，一座四处漏水的破房子，一个用来提供荣耀、温暖、爱和其他人类感情的建筑，而他却是那个蹩脚的建造庇护所的施工员。这样的房子每次只能容纳一个人。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妻子啊，丈夫啊，之后又加上儿女。当她偶然从他身边经过时，他一度想让孤单的她进来避避风雨，但房子太小，又经常漏雨，让大病初愈的妻子和女儿无法容身，他忍痛割爱只好把她推出去。不过他说这个世界很大，她又一直在外面走，她应该能够找到一个更大的庇护所。“庇护所”这个词并不新鲜，但从他嘴里说出来却很新鲜，因为刚认识他的时候，她还以为他们俩都是流落在路上的孤魂野鬼呢，他那个似有若无的婚姻已面临破产，就是没法在短时间内解构，他也有办法让它解体。这个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庇护所，只有牢狱；家不是庇护所，只是牢狱。现在她知道自己错了。她根本不认识这个男人。这一次不过是在她若干次失败的总数上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不过是在那些与独居的母亲住得太久、到处睡女人的单身汉、需要借助三级片才能硬得起来的老男人之间植入一个新的品种，而这个新品种还毫无特色。那天整个下午男邻居都在说他自己的感受。他把这视作一份对他自己也是对天下其他男人的辩护词。

　　手术前，医生们给他视死如归的妻子套上了一件带着折痕的绿色病号服，在医生的帮助下，女教师白皙的胳膊和大腿从绿色的棉仿布的袋子里伸出来，在锁骨和下巴之间，仅有几道细长的筋脉像绳子一样把她的身体从上到下连接了起来。女教师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在手术台上只觉得嘴唇发干，合不上眼睛，也没有力气听到那些金属机械发出的叮当声。

　　他在走廊里踱了踱步——他的描述尽量接近事实，却让她觉得他不过是在用他中学语文老师的想象力在杜撰一个三流故事——他很烦躁，医院里的来苏水的气味也令他头晕。这时，有个男人过来同他搭话。男人的妻子三天前死于难产，儿子也在母亲死后的一个小时里死去。男人个子不高，三十出头，脸膛微微发红。

　　“给我一个吻。给我一个吻。”男人回忆道，“我现在老想到起这句话。这是我妻子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一次普通的生产就要了她的命，她可没想自己会死。一个吻。她只想要这个。在她活着的最后几秒钟里，她要得那么少……”男人没指望男邻居能理解，这么说无非是想把他的悲痛用一两句话打发掉。等候区的走廊上几乎没什么人，男人的鞋跟的那块铁在椅子底下一直在有节奏地敲打着地面，金属撞击着大理石发出的悲痛或者敲击命运的声响，让男邻居感觉到了一种局部的休克，或者说投降。手术室有人在尖叫。男人问男邻居是不是他妻子。男邻居说应该不是。

　　手术结束后，男邻居在小推车上见到了妻子。那个男人说的那个不曾给他妻子的吻如今像一块徽章在他自己的妻子苏醒的额头熠熠发光，似乎在召唤他代替男人去把它要回来。但男邻居压制住了要给妻子一个吻这个念头，他无法贴上那片冰凉的额头，在那片额头形成的大陆的尽头他看到了他初恋的女友、看到了女同桌，还看到了男人刚刚去世的妻子，以及更多的女人。那些拥挤的女人催促他扑上去给妻子一个吻，可男邻居没有勇气当着那么多的护士和医生表达这份柔情。最后，男邻居只是在那辆躺着妻子的小推车后面滑来滑去地跟随着，他老踩不准那些地砖的缝隙，同时，小推车上白床单的反光亮也令他睁不开眼睛。

　　从那天晚上开始一直到结束的那个下午，这段女同桌以为命定的可以终结她单身生活的感情，前后其实不过283天。

七

女医生想知道她女儿饭量大不大，咬不咬指甲，有没有想认识其他小朋友的愿望，以及最近是否哭过。

　　她无法专心听女医生的问话。因为她为这一切感到惊奇，半年了，女儿没有任何进展，而她还坐在这里，听女医生问老一套的问题。

　　她眼前有那么多真正的麻烦，在这个阴冷的房间却只想躺下来睡觉。最近她每天五点钟就醒来了，五点半头班公交车驶过马路的咣当声成了她能听到的第一阵有规则的声音，之后便是几个晨跑者的脚步声，然后附近的店铺开始陆陆续续开门。这些交替响起的声音使她疲倦不堪。有时候她会早起坐在厨房里看着天色亮起来，有时候只是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直到七点。丈夫七点半要吃早餐，女儿也在这个时间段醒来。为此，她晚上九点就要上床。分房睡的好处是十一点钟睡觉的丈夫再也不会吵到他，但是早上，她却会去丈夫睡觉的小卧室里察看他是否已经醒来。她愚蠢地希望丈夫能够陪她度过这段时间。

　　她还以为女医生说的是咬不咬指甲。女医生指的是她女儿会不会用指甲抠刮玻璃，有些自闭症儿童喜欢用这种声音来刺激别人，以便引起关注。

　　这里的精确都是以简陋为代价的，包括女医生的语言，上次她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她还以为女医生已经忘了她们，但是女医生却记住了她女儿的名字，不过女医生的好记性是以忘却为代价的，除此之外，女医生记不得病人的任何症状，以至于她不得不重新讲述女儿的病史，相应的，女医生在与上次相同的地方插入了一个环节对她进行了上述的盘问。

　　对面竖起了一座黄颜色的木板房。这一定是在这半年中发生的。这里每天下午一定都很静谧，因为从窗户里望出去的风景清冷乏味，那座刚刚竖起来的黄房子成了唯一的焦点，这个焦点把其他视点都变成了它的背景，自己却没有什么可讲述的。黄房子的前门上方有一扇三角形的屋顶窗，窗台下面有一个矩形的排风扇，在朝向大街的一侧，另有一扇正方形的小窗户，但与房子一道紧闭着。

　　诊所没有洗手间。她只好把女儿领到楼下。女医生和值班护士都告诉她十字路口有家酒店的卫生间可以应急，但要和大堂经理打个招呼，诊所一直借用的是人家的厕所。一走出大门，她就把女儿的围巾解开。但在二楼女医生的办公室时她不想这样做，她不想让女医生得到更多这方面的暗示。她觉得情况没有女医生说的那样严重，她也没有告诉她不久前女儿刚学会说一句完整的话。在女医生给女儿做测试时，她千方百计地给女儿做提示，她站在女儿上次卷过身子的窗帘边上给她打各种哑语，那些哑语都是她即兴想出来的，女儿不是全部都能理会。在词汇方面，女儿的测试令人满意，但在句子部分时，她碰到了与上次一样的问题。

　　“还没法形成逻辑，是吧？这么说吧，她的思维只是一些点，不是线。”

　　她打算提供一些相反的证据。她准备把女儿的那些画展示给女医生，女医生却说所有自闭的孩子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天才，有些人心算特别好，有个孩子能在一分钟里算出五位数的十二道题的加法算术。

　　女医生不想看那名始终如一的公主，也不想分析公主身上那些复杂的图案。

　　女儿的围巾已经打成了一个死结。在做测试之前，女儿紧张地在一旁使劲绞自己的围巾，差点勒着自己的脖子了，她费了好多心思才把这个结打开。诊所外风很大，商店差不多都合上了玻璃门，有几棵行道树被吹得弯下腰来，刚才在窗户里看到的那幢黄色的木板房在摇晃着，她觉得那幢房子可能会被吹飞，就像女儿看的动画片《哈尔的移动城堡》那样，最后不得不长出两条腿来，它跑啊跑、跑啊跑。

　　过马路时她花了一些力气，因为有辆车在路当中抛锚了，她还以为是因为红灯，两分钟过后那辆车还停在那儿，而女儿已经急得快哭了。等她费了一些时候到了对面，却发现她们根本不需要过马路，那家酒店就在十字路口的拐弯处。那是一家连锁快捷酒店，有一个标志性的星月图案，蓝色的底纹，白色的月亮，十二颗闪闪发亮的星星，她清楚地数过这些该死的星星，现在看到这个图案却激怒了她，因为女儿快尿在裤子里了。

　　她顺利地找到了在电梯间后面的厕所，只有一个厕位，一扇破破烂烂的木头门，还有股浓烈的洁厕剂味道。女儿想拉大便，她问她快不快。女儿摇摇头。

　　要是大堂里有一张沙发床，她没准真能睡着，但现在她不得不坐上这张又破又笨的沙发上并强打起精神。沙发的人造革面上布满了很多小裂纹，可以看得见里面浅褐色的里子，左边扶手上有两个很小的必须仔细观察才能看见的心形的小洞，有人顺势在那儿用圆珠笔画了一个箭头，不过像一支烤羊肉串的钎子。酒店的暖气开得很足，大堂经理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衣，衬衣口袋上别着酒店星月形的店徽。

　　女医生说话的口吻此时已经刻入了她的大脑了，女医生在面对病人时形成的那种冷淡令她不由得暗暗妒忌。很多年前她母亲曾千方百计要她成为一名医生，但她不是那块料，她连一所专科学校都考不上，当然，她还可以去读护士学校的，但她不喜欢，她宁愿做一名出纳。高中时跳楼自杀的那名男同学倒是学药剂出身的，后来跳槽去了一家生产工业化工的大公司，在他抑郁症发作时谁也不在他身边（据说他暗恋过她的女同桌）。男同学两年前开始服药，白天药物帮他扮演一个令他和周围人都满意的人，到了晚上他就变回自己，在晚上他往前、往后、往上、往下，碰到的都是自己，他被自己包围，被自己形成的墙而窒息。自杀时是凌晨三点，那时候他妻子正是酣睡中。她担心女儿的这些症状长大后也会变成抑郁症，变成一个到处碰到自己的人。但女医生说像她女儿那样的情况可能只是神经系统失调。“或者是发育障碍。”女医生用的都是专业术语，“患者的单胺系统，如5-羟色胺（5-HT）和儿茶酚胺发育不成熟，松果体-丘脑下部-垂体-肾上腺轴异常，5-HT、内啡肽增加，就会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分泌减少。也就是说自闭症。”

　　自闭症。她又忧虑又喜悦倒吸了一口气。

　　女医生开的那些药名她一个也没听说过。她还没付钱，所以她还有时间犹豫要不要让女儿在未来的半年吃下那些化学分子。她一直把西药叫做化学分子。在她讨厌的那些化学课上，那些化学分子都由一个个五颜六色的几何体组成，在女儿眼里不能进食的那些“不规则”的食物，其实都是一个个小圆球体、正方体、长方体、三角塔。可怎么才能说服她世界本质上是规则的呢？

　　外面果然飘起了几个雪花。淡淡的，就像尘埃一样浮在空气中。雪花的身体又灰又大，它的每一个颗粒里都藏着一个大宇宙，但在它的表面，却看上去又小又贫乏。

八

元旦前一天他们还在犹豫是去公公婆婆家吃饭还是让他们过来。丈夫让她放弃这样的念头，即让两位老人带上七八种药丸坐上个七八站公交车来这里仅仅是吃一顿饭，然后花上同样多的时间再打道回府。她说不是这个意思，他们可以开车去接他们，然后再把他们送回去。他们也可以在这里住一晚。但她知道这两种可能性都没有，他们既不会在这里吃上一顿饭，也不会在这里住上一个晚上，甚至在谈话的时候让他们谈到这里都困难。他们也不喜欢他们的女儿，对他们来讲，这个孙女似乎是从天而降的。

　　印象中他们只来过这里一次。那是她在生下女儿后不久，他们来看他们，起先是高高兴兴的，之后还谈到搬过来住一段时间。不知怎么的，这个话题肯定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不久谈话就怎么也进行不下去了，可最初还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他们从上午一直聊到下午，然后一起吃晚饭，吃完饭后还在这里住了一晚上，临睡前又小聊了一会儿。当然最后他们没同意搬到这里住上一段时间。甚至那一个晚上都困难。她婆婆死活也不愿意住在他们让出的主卧，客卧也不行，因为里边摆满了婴儿用品，他们执意要睡客厅，连被子也不要。两位老人在这里客客气气的，这也不想要，那也不想麻烦，让他们左右为难。最后怎么办呢？只好从了他们。半夜她起来上厕所——那时候她老是会半夜醒来，看到他们还没睡，两人一个坐在沙发的这头，一个坐在沙发的那头，电视机开着，声音调到了最小，公公在读一张他早就看过多遍的报纸，婆婆盯着电视屏幕一动不动，仿佛已经进到电视机里面了。

　　两位老人一晚上根本没睡觉。第二天起来沙发仍旧是整整齐齐的，毯子也没有被打开过，电蚊香已经用到第二片了。丈夫开车送他们回家时他们在车上睡着了。为了让他们多睡一会儿，丈夫不得不把车停在小区的停车位上等了一会儿。

　　他们在后备箱装了很多礼物。都是她前几天在超市买的。两件保暖内衣，两箱水果，一只电动按摩洗脚盆，一条电褥毯，一瓶可以多次使用的染发剂。丈夫还要往里塞客户送的一打男用袜时被她阻止了，这几年他们给他们送的衣物一次也没见他们穿过，他们并非是那种节俭的老人，也不恋旧。至于保暖内衣是公公提出来的，因为婆婆这个冬天老是感冒，公公觉得是因为她穿得不够暖和的缘故。这么些年来，他们很少向他们提要求，他们自成体系，也从不打电话，更不要说主动提出来看他们。有一次，她记得是他们打电话给两位老人，他们中的一个不知怎么的老是在说丈夫妹妹的名字，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指他们的孙女。他们潜意识里想忘掉丈夫妹妹的名字，但却用另一种方式记住了。

　　他们不喜欢他们的孙女没关系。但是他们逃避死去的女儿的方式让她很难为情。

　　她在后车座上用儿童座椅把女儿固定好，还在她身边放了几片苔味饼干、一包餐巾纸、一瓶牛奶，以免她想吃时没办法得到他们的援助。每次离开家，哪怕只是去超市，他们的装备也像是去郊游，不过他们打算吃了中饭就回来。公公和婆婆也不想他们在那里呆太久。每次客人在他们家坐太长时间婆婆想静一静婆婆都会说她头晕了。婆婆的偏头痛充当了很多年的这样的角色。

　　中饭已经做好了。连椅子都摆好了。窗户也全部都打开了。每次去吃饭——其实一年中也就两三次——婆婆都会很紧张，她甚至会把这一天要说的话也准备好，那当然不是什么重要的话题，他们没什么社交，他们共同的社交活动是傍晚的散步。

　　她避免让婆婆直接与自己的女儿打交道，她尽量充当其间不那么称职的使者，女儿也不会直接向两位老人提各种要求，她甚至从不靠近他们，她远远地自己端着一个饭碗在另一张小桌子上吃饭。老人也不知道她画画的事。她不知道婆婆是否以为她女儿是个残疾人，她有时候觉得婆婆看她女儿的那种眼神像是那么回事。至于那种在其他亲戚间描述女儿对规则食物的爱好的乐趣在这里也找不到，事实上，吃饭就是吃饭。他们几乎不交谈。这里有一些她与女儿这两个外人无法适应的规矩。丈夫说，他小的时候父母城郊的农场工作，他跟着外婆长大，父母节假日从农场回来看他——那时候还没有妹妹，他们都要把他抱上膝盖，并且使劲地摇啊摇以表示亲热。这种表达父爱与母爱的方式令他觉得恐惧，因为他们抱着他眼睛却看在别处，好像他不过是一件物品。吃饭的时候，他们往互相碗里搛菜，一个搛肉菜，一个搛素菜，他们会一直这样搛个不停，仿佛他们的手长错了身体。

　　好像、仿佛，那两个词被他紧紧抿在嘴里，然后又蓦然吐出，是为了减轻形容他父母怪异的程度。那场谈话发生是在他们结婚之初，她与丈夫那时还停留在谈论各自家庭的阶段，他们努力想要从各自摆脱不掉的成长经历中找出形成性格差异的原因。事后证明他们却是非常般配的一对。千差万别的成长环境和三岁之差还是让他们走到了一起，这证明事物组合在一起的方式是非常简单的，也有着某种必然性。那天晚上她在黑暗中听着丈夫回忆自己残缺的童年。然后，丈夫又说起了一件事。

　　有一天，丈夫说，他父亲在每天要取报纸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封写着陌生地址的来信。收信人写的是父亲的名字，但父亲却没当回事，也没有立即拆开。因为自从他内退后，几乎没有什么人给他写信，他也不觉得这是一封重要的信，所以直到晚上吃好饭了，他从茶几上取报纸才又想起这事。于是他拆开信读了起来。

　　可以想象那是怎样的一个晚上！三个人都没有睡好，他躺在黑暗中琢磨着明天怎么才能买到最早的卧铺车票，以便一路上能够休息好，并且顺利到达那个风景区。他没听到父母的哭泣声，也没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十点钟，他听到母亲像往常一样去厨房取沥干水的杯子喝水，她每晚定时服药，以便能治疗她的偏头痛。父亲照例因为痔疮在马桶上坐了好一会儿。然后他听到他们熄灯。半夜，父亲还打起了呼噜。

　　火车很挤，但因为托熟人买到了卧铺车票，所以一路上可以安心地睡觉，有时候，他与父亲会一起坐在过道边的翻板凳上看一会儿窗外，有时候对面的人换作母亲，他们一路守候那些不停变换的风景，仿佛因为这份坚守可以换回最好的结果。可还有什么好结果呢？他觉得他们有点像去春游，因为外面正是春天最好的时节，田野里到处都是花，树都是绿黄色的，山也很新，火车一直往西南驶去，越往西，云压得越低，天空也越蓝。他几乎忘记他们此行最重要的目的了，因为窗户外面的这些布景完完全全是是一个喜剧的背景，至少上演的是一出正剧。他有时候听到母亲在那里唉声叹气，为的是后悔与他们一起来了，她第一次坐这么久的火车，但现在她已经坐上这趟车了，她的衣服刚才睡觉的时候被床架金属板锋利的边缘钩住了，在厕所里她蹲不下来，她的偏头痛更加厉害了。诸如此类的。那个名字几次从他们嘴唇边滚过，但没有人将它说出来。

　　手续都是他在办理，各种落款签字也都是他的名字。当他与警察和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交接时，他父亲和母亲蹲旁边一个有暖气的房间里，每隔几分钟出来看一看进展情况。门房把他们认出来了，一个月来他已经记住了照片上的死者的一些特征，门房首先认出他母亲，因为他母亲与他妹妹更像些，他妹妹的特殊身份也已经在这里传开了，一个诗人，他们把她与吸毒者和艾滋病人混为一谈，以为这些都是一类人。在这个小地方，这三种人都很罕见。

　　晚上他们住在一个小宾馆里。山里潮湿，天气也冷，没有空调，到了后半夜还下起了大雨。三个人于是开始谈天，他们谈啊谈，眼睛尽量不去看电视机柜上的那只用红绸布包着的盒子。妹妹也是外婆带大的，所以他们记得的事不如他多。但实际上他们可能什么都没说，他们只是都醒着，被房间里的寒气冻坏了，骨节微微发疼，有时候一闭上眼睛还能看到白天见过的那片悬崖。宾馆就在景区门口。父亲本来想当天晚上就要走的，但因为手续办得太晚是没班车了，警察又不愿意送他们，他找了一个当地的农民，因为要下雨，农民也不愿意用他的皮卡送他们进城。于是他们说啊说啊，说了这一辈子在一起时说的最多的话。

　　但是他都记不得他们三人说些什么了。他说就像梦游一样。很奇怪。有一些事明明发生过，可你却记不得了。家中明明失去了一个人，可你觉得她不过是去了远方。

　　婆婆做的一桌子菜女儿只吃了一个蛋饺，因为它看上去像三角形。婆婆生硬地问女儿是否介意吃一些鱼肉，因为鱼在活着的时候也是三角形的。婆婆指的是海鲳。婆婆还用手指沾了水在桌面上画了一个鱼形。女儿摇了摇头。

　　丈夫与公公在说丈夫事务所的事。

　　“你知道，一旦你放弃一份按部就班的工作你就必须面对许多不可测的处境。目前这种形势总会过去的。”

　　婆婆家后面的第三幢房子的背面就是一个小公园，小公园里有一个很小的人工湖，人工湖上有一座建筑，写着“湖景疗养院”几个字。她有时候会陪女儿去那家公园滑冰，在公园入口处租上一双溜冰鞋，沿着公园扭扭曲曲的水泥路一种滑过去。那家疗养院如今已空无一人，因为还没派上新用场，房子空着，湖水淡淡的蓝色照在早已褪色的建筑外墙上。当她扶着女儿踉踉跄跄上路时，他们，那一家沉默中的一家三口，丈夫、婆婆、公公，就在公园门口看着他们。

九

她并不想参加这个同学聚会，但组织聚会的男同学说只是一起吃顿饭，而且一起参加的另外几个同学还给她打了电话。女同桌也去。为了方便她，他们还把聚餐地点安排在了她家附近，让她没法拒绝。

　　女同桌有很长时间没见了。她承认自己一直对那件事心怀歉意，也许不是歉意，是一种想关灯但够不到开关的那种感觉，自从女同桌与她男邻居分手后，她们也很少再互相打电话。她想如果当初叫她丈夫送女同桌回家而不是让女同桌搭男邻居的车也许一切都不会发生，她不大想得通仅仅一顿饭可以让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或者相反。不过没有任何人承认他们相互爱上了，只是她这么以为而已。在女同桌结婚备选对象的长名单上，她但愿后来又添上了几位。她总是这样想，要是一生中你想拥有一个爱人，就别把相爱的过程变得那么特别，不特别就不会短暂了，就像自己与丈夫。也不要离婚。不要在年轻时去爱上一位学校保卫科长。不要爱上与母亲同居很久的单身汉。不要爱上已经丧失性功能的老头。不要爱上她的男邻居。不要被一声关于婚礼的无聊谈话吸引。

　　她到的时候人还没到齐。因为不常聚，有几位同学她没能认出来。男生们都发胖了，说话粗声大气的，女生不多，只有四位，另外两个毕业后只见过一两次。班上大部分女生都结婚早，孩子都上初中和高中了。离婚的有那么几个，女同桌是其中没有生孩子的少数几个之一。相继来了几位之后，话题开始集中起来，并且分明地形成了两个派系：男生们聊股票，女生们则谈论自家的孩子。她们中有一个孩子明年要参加高考。

　　“大树秃了也参天。”那是男生话题中她唯一听得懂的一句话。

　　

　　《我举手但不发言》徐宇36.2cm×47.4cm版画

　　“最好你根本不要看你自己，反正别试着打量自个儿，这样你就会很自然的。”这是女生话题中她唯一听不懂的一句话。

　　女同桌来了后，两个话题之间的界限打破了，没有人再一个劲儿地提起股票，也没有女生再说孩子的事了，女同桌是那支让两块坚冰融化的火把，男生们开始兴奋起来，而女生也不例外，借着各种话题调侃当年追求女同桌的男生，这下餐桌上再也不会有她唯一听得懂和唯一听不懂的话了。

　　现在她相信当年女同桌真的有很多追求者，不过已经没有人把它当真了，除了女同桌自己。不过有些事她还是愿意听的，比如男生们曾和体育老师一起在一次体育课上抽烟。有个教他们摄影兴趣班的男老师经常把漂亮女生叫到他的暗房里。一对恋爱中的男女生在学校期间就有过那种关系。有很多事她一无所知，包括那名跳楼的得抑郁症的男同学。她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讨论过他，当然，女同桌不会承认他当时是她的追求者，因为他当时几乎没什么表示。当然，现在一大把年纪还坐在这里讨论谁喜欢只不过是一种消遣。是消遣啊。

　　她现在脑中涌现的想法，是关于那名跳楼的男生的。其实也算不得是什么正式的想法，但既然刚才有人提到了这个人，另外几个人就紧紧揪住了这个话题，这算得上是班级里一个重大事件：有人在四十一岁的时候不明原因地跳楼了。他们一个高中班，本来整整齐齐的四十名同学，就因为他的缺席而变得残缺。似乎每次同学会——她去得不是那么多的同学会，总会有人成为其中的主角。去年那名男生去世的时候只有两三个同学知道。去参加追悼会的同学说，他们明智的是没有在第一时间去看他，因为他血肉模糊的样子会破坏他们对他生前的印象。男同学的事业算得上成功，在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已经坐上副总的位子了，有三套房子，还有一个聪明活泼的女儿，妻子是他公司的同事。跳楼前他没有任何征兆，没有同妻子吵架，公司里也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唯一让人担忧的是他一直失眠。有时候他会半夜起来看电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将电视机调成静音，他就看着那些沉默的画面，吃着零食，这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

　　“我不了解那些抑郁的人。我也不了解那些自杀的人。他们消失了，可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其中一名男生不那么赞成人们年纪轻轻就轻生。

　　“正相反，”坐在女同桌右边的女生说，“维持原样的只是我们，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

　　“你确定死了就一无所有了？我现在一无所有，可如果我死了，至少我有了死啊，对不对？死人还有死呢。”不知道是谁接的这话。

　　“他是医学院毕业的呢，怎么会得抑郁症？”

　　“那又怎么样。神学院毕业的也有自杀的。”

　　她没仔细数过这天到底来了多少人。这个话题几乎每个人都发表了点看法。将这些看法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要不要忍受不完美。但每个人都不过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猜测男同学的死因，或者是在借男同学的死解释自己。

　　女同桌说，在遇到不愉快的事的时候有这样一条法则，你越早沉到水底，便能越快浮到水面。

　　“比如我，自从我离婚后，”女同桌忽然说起自己来，“我的生活里失去了一种最重要的爱，世界回落到了原来的样子，恢复了它本质上的自然和无情。这一开始看似个打击，时间久了之后却变成了一种安慰。”

　　“什么安慰？”

　　“无足轻重。一切都无足轻重。你无足轻重，他无足轻重。”

　　她很不合时宜地从坐的位子上滑了下来。因为坐的椅子离桌子太远，为了捡一张被空调的风吹落的餐巾纸，她差点滑到桌底下，在众目睽睽之下。不过她知道不是仅仅因为这张餐巾纸。

　　女同桌及时拉住了她。

　　她又一次成为其中话最少的一个。读书的时候也这样，任何形式的聚光灯都打照不到她身上。大多数话题也轮不上她发表意见，但她乐于围着这种做一只公分母的幸福转圈。她几乎有些为此而喜滋滋。

　　有个话特别少的男生喝醉了。之后，他开始往所有的句子上加前缀：“狗娘养的—”。狗娘养的服务员怎么还不来？狗娘养的为什么我喝你不喝？狗娘养的这筷子太短。在学校的时候这位男生很腼腆，但理科很好，后来考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学。现在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

　　她去了一趟卫生间，只不过是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餐桌上有两个人抽起烟来了。还有个人开始与醉酒的男生斗嘴。她喜欢这家餐馆卫生间莲花状的洗手盆，以及原木做的抽水马桶，古而不俗。餐馆从里到外都是追赶时髦的泰式装修（最近几年流行东南亚趣味），天花板很低，装饰品摆得到处都是。墙上的画片她也喜欢，有个电影明星的剧照贴得到处都是，血盆大嘴外加一件性感露脐装，古铜色的皮肤，骨感的肩胛，亚洲人的木然表情加火热身材，这样的搭配让人觉得怪怪的。马桶旁一张小花几上还有一本刊登了这位明星的杂志，是这个小人妖在各地拍片的花絮，在那种表现过头的女性特征里，深藏着一种男性的怯懦和粗糙。

　　她出来的时候，女同桌正在洗手盆边照镜子。

　　“没喝多吧？”女同桌的脸色蜡黄，似乎刚吐完。

　　“我今天没有喝酒的状态。”

　　“那最好。”她不知道自己说“最好”是什么意思。

　　“我有点头晕。”一股晕眩、发热又难受的劲儿从脚底爬到了胸口，女同桌想拧开水洗把脸，结果额头却重重地撞到了水龙头上。

　　她向前跨两步扶住了女同桌。

　　“你知道吗？我也想过自杀。我也想过跳楼。不是抑郁的人才想跳楼的……”女同桌揪住她的衣袖，席桌上带来的话题在女同桌的头脑里延续着，女同桌掐不断它。女同桌力气大得惊人，差点把她掀倒。

　　“哦。”

　　她根本不知道女同桌想过自杀。

　　“自从我离婚后我的生活里就失去了一种最重要的爱。不，很小的时候我失去了重要的爱。你知道？”

　　女同桌使劲对着镜子抿嘴唇，她把嘴唇上的唇膏用纸巾擦去，然后又画上。女同桌眼睛里有泪花翻滚出来。

　　“去他妈的爱，去他妈的男人，去他妈的死！”

　　“你喝多了……我给你泡杯茶醒醒酒。”

　　“不，不用。你别走，我没喝多，陪陪我。我只想哭。只是想……”

　　“那就哭吧。”她站在门边上，扶着瘫成一团的女同桌，祈求但愿此时没别的女同学过来。

十

女儿在吃冰箱里的一些芦笋。那盘冷芦笋是前一天晚上煮的，她本来打算倒掉，却发现少掉了大半盘。丈夫当然不会在上班时候赶回来偷吃芦笋的。家里也不可能有老鼠。唯一可能的是女儿吃了它。

　　她把女儿叫到冰箱跟前。女儿说了一个词：芦笋。她再给她几片生黄瓜试了试。女儿舔了舔，最后也把它们吃了。

　　这个变化来得太突然了。

　　她简直有点不敢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于是她花了几天时间用来观察女儿的进步。她发现女儿也吃点肉了，不是拌在几何体里的肉末，而是肉丝，与茭白炒在一起。说实在话，那肉不怎么样，只是用来调味的。但女儿吃得津津有味。再隔一天，她又喂了她一些南瓜片，她也照样吃得一干二净。

　　接下来，女儿的胃口变得很大。她能一口气吃下半只西瓜、整整一盘面条、两个生西红柿、三条鱼。这还没完，她开始天天偷吃冰箱里的各种食物，她经常对她说，她很饿，总之，你怎么也喂不饱她。然后，女儿变得越来越胖、越来越胖……

　　醒来后她发现这果然只是一个梦。这是她做过的最接近现实的梦。因为前一天，在她的强迫之下，女儿吃下了一小块笋，而且没有吐出来。起因是女儿在她的画中出现了一个笋或者是塔的造型，她不知道她是从哪儿看来的，然后她把她领到厨房里，指着盘子里的笋告诉她，这就是她画中的东西，它长在泥土里，只有春天才钻出地面。它会在地底下睡很久，就像其他植物的种子，之后，它决定钻出地面变成了一棵大树，结果这个愿望没实现，因为它睡得太久了，最后只能变成一棵又瘦又长的竹子。就这样，在中饭的时候，她顺利地让女儿吃下了很小的一块笋、一块前树、一块没能变成树的竹子。她希望那块笋是一颗真正的种子，能够日后在女儿的身体里破土而出，让她变成一棵普通的参天大树。普通的，不是天才，是普通人，而不是几何学家。

　　昨天她还听到女儿嘀咕了一句话，但她不能确定，女儿说的是姑姑是爸爸的好妹妹。虽然女儿早就知道“姑姑”这个词，她与丈夫教过她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称谓，但现实生活没有让女儿说这个词的土壤。整天与女儿厮守，现在很多词对她来说也一样，正在她的嘴边慢慢枯萎、消失。等女儿上学后，她要重新温习与其他人类如何相处，练习从家庭生活之外去做回另一个自己，温习做女儿而不是母亲，温习做姑娘而不是妻子，那天在同学会上有人就这样善意地说她，尽管在其他同学看来那位同学不过是想夸她单纯和纯粹，但她知道自己是真的有点孤僻、单一和与世隔绝了。那天后来她不得不假装自己并不是这样的人，起劲地开始说这说那，假装对所有事物充满热情——那时候，女同桌已经在桌边睡着了。

　　不管怎么样，她与丈夫决定天气热起来后要送女儿去小区的学前班，让她独立面对一切——那块笋给了她希望。

　　丈夫妹妹去世前，有人也说丈夫妹妹与世隔绝和孤僻，她住在一个设施简陋的客栈里，每天不停地在纸上写啊写。她把电话线拔了，让手机处于欠费状态，交往的不是村子里几个不定期的房客就是附近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她的世界安静而小，但这个尺寸能够让她拥有一个稳定的身份。她几乎一个冬天都住在这个边远乡下的小客栈里，天沥沥淅淅地下着雨，空气又冷又湿，每天推开窗就能看到山顶上马上要变成雨的大朵大朵的乌云，屋子里几乎所有的家却具都蒙上了乌云的颜色，它们侵入了木质的核心，让她冷得发抖，但能靠那些诗句取暖。有时候，在难得的几个傍晚，山的那边会亮起几缕霞光，紧贴在她又薄又凉的眼皮上，同她脸上的绯红遥相呼应，因而她从不孤独，她的绯红也不孤独。村子里的农民每天都离开家外出，有时候是去另一个镇子上赶集，有时候去邻居家修农具，有时候只是去看看涨上来的河水，他们的脑子里装着生活计划，农事、天气和牲口，脾气好，心地善良，别无所求。他们告诉她房子怎样修葺屋顶才不会掉下来，如何让火节省着柴禾烧上一整个晚上，怎样让野兔掉进他们挖好的陷阱支架下。他们告诉她这些增长了她的知识，但是她的忧虑一天比一天重，她不再想走那么远的路，她有时候觉得世界上的一切很混乱，唯一拥有的就是身体这个井然有序的结构。有天傍晚散步回来，她突然兴致很高，又忧伤又兴奋，她写了一首诗：真是忧虑呵/而浓云没有飞驰，霞光也不刺目/闹忙的交通恰似红娘/将现实与虚空一起扯进庸俗……

　　在她去世前的一个月，她随身携带着她的拍纸簿和那些已经存在的诗，她同那位同是诗人的男友分手了，然后写了更多的诗。这些诗密密麻麻的，就像一个灯光中的夜间城市，它们添进了她的生命里，让她认出自己。她走啊走，有一天在路边一张被揉皱了的报纸上看到了一个藏在深山里的风景区，她爱上了那个景区里那片著名的悬崖……

　　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去找份工作，等女儿进入学前班后，她是不是还要这样整天坐在家时听滚水的声音。家中的花开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好，观叶植物们在房间各处投下了嫩绿的阴影，还没到夏天，它们就已经进入了深入的、实际的成长。也许在她看来会是一个好兆头，植物以它们的蓬勃向家中的一切发出了邀请。

　　女儿在她的哄骗下已经在床上睡觉了。要到下午三点钟女儿才能醒来。她却没有睡意，这会儿她精神很好，她慌里慌张、兴高采烈，或者迷迷糊糊，或者随便是什么状态，总之，她想让自己保持这样的状态。天气也不那么热。真正的夏天还没到来。

　　她给自己榨了一杯果汁，吃了两片苔味饼干，然后到阳台上看看早上晾的衣服是否干了。太阳很大，阳台的栏杆晒得发白，有几处绿漆甚至已经干得卷起了皮，树叶闪闪发亮，作为镜子的变体，把阳光从不远的底楼送入她的眼睛。她涂好防晒油，但还是觉得手臂有点热，远处的房屋和大街忽远忽近，令人难以分辨。

　　她想起那位跳楼的男同学。不知那一年他是从哪个地方跃出去的。在那个清晨，没有阳光，没有灯光，不知他是怎样光着脚在几乎是黑暗中爬上栏杆的。

　　这不是个谜。许多人觉得也许那是个谜。

　　责任编辑：马可

　　她所记得的那几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