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自然

　　摘要：在《故乡面和花朵》中，刘震云对故乡进行了后现代与写实的双重叙事，在对故乡未来的想象和对故乡历史的回望中建立了完整统一的故乡形态，从中试图发现故乡、故乡人以及人性的本质，为自己的“故乡三部曲”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关键词：后现代；童年视角；故乡历史；人性

　　作为“故乡三部曲”的收尾，《故乡面和花朵》可算是刘震云在思想和写作探索之路上走得最远的作品，也是其迄今为止最难读解的作品。在对故乡历史的描写中，他果断抛弃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化、真实性原则，在新历史主义思维下对历史做了个人化的理解与重述。他摒弃宏大的人物和事件，以后现代视角将历史彻底打碎，又将碎片随意拼贴，营造出一个似真似假、虚虚实实的历史场景。小说尊重自我精神对世界的遐想，被称为“中国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精神长篇小说”[1]。

　　一、后现代的故乡叙事

　　《故乡面和花朵》的整体结构可以概括为3+1。前三卷和第四卷的故事、人物、叙事看上去是全无关系的两个部分——除了它们都是以“故乡”这一特定地点为故事的发生地。前三卷的立足点无疑是后现代的，完全推翻了小说文体的一切既定规则，故事脱离现实不知所云，人物意象化符号化，情节散漫无厘头，叙事冗长无节制；而第四卷虽然基本上回归到传统叙事，但在质朴感人的乡村故事中仍穿插着大量旁逸斜出的议论、心理活动和个人独白。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刘震云在写作上的一种故意，一种挑衅和反动，一种先锋的极致推动。

　　小说的前三卷以虚浮的“气球式”存在给人一种飘荡在半空中无着无落的感觉，荒诞感和虚假感无处不在。它的出发点及叙事核心可归结为“同性关系”，这是开篇第一句就大张旗鼓指出了的，这使得小说从一开始就显示出颠覆传统伦理观念的意图。同性恋作为少数人的性取向，迄今为止在人类活动中仍是边缘化的。在福柯看来，正常的同性关系应该是隐蔽的，且更倾向于一种互相信任和倚靠的“兄弟情谊”。然而，同性关系在《故乡面和花朵》所描写的22世纪突然走到了阳光下，且一跃成为人人趋之若鹜的社会主流伦理道德观，而传统的异性关系却在夹缝中、阴影里摇摇欲坠，人类历史在作者黑色幽默般的叙述中被缩减到一个极端苍白枯竭的境地。紧接着铺展开的是“同性关系者回故乡”的更为荒唐的故事，为谋求生存的家园，同性关系者被引向了故乡。异质文化对乡土的大规模入侵扰乱了原始乡村社会结构和生活秩序，而鄉土反过来对异质文化的同化也削减了它的现代性因素，两种具有反向因素的文化在同一场域的共存使得自我和对方均被扭曲。如此荒诞叙事的背后隐含的是作者对历史发展的忧虑——人类文明的出路究竟在何方？正如题记对艾青诗歌《我爱这土地》的戏仿：“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是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玩笑开得过分”与原诗“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与反差，是刘震云在对后现代和乡土进行双重解构时心理状态的反映，是他的开放与内敛、面向世界又倾心故土的精神二重性的表征。因而，小说的写作方式虽然是极为先锋的，但其本质的立足点仍是作者心中挥之不去的实实在在的故乡，他以过人的胆识将人类发展的一种令人瞠目的可能性揭示了出来。

　　在经历了一系列占领、冲突、流血、喧嚣后，“变形”或“消失”不可避免地成为外来者和故乡人最终的结局。猪蛋果然变成了野猪，瞎鹿变成雪人被溶化，白蚂蚁被乱棒打死，莫勒丽和女兔唇变成烧火棍，前孬妗变成毒蛇……这场规模盛大的“变形记”不同于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在无人关爱和极度孤独中的变形，也不同于莫言的《生死疲劳》中地主西门闹因对命运的反抗而在不断轮回中的变形，《故乡面和花朵》中各个人物的变形孤立地看是突然的，偶然的，似乎缺乏内在的关联性，然而从整体上看又有着相同的指向。这些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实验者无法平衡自我与故乡、自我与他人、同性与同性、同性与异性的关系，他们构建的新世界只能是虚假的繁荣，人们倾尽全力仍无所适从，内在的矛盾和外在的压迫导致了各种奇异的变形。同性关系后来又发展演变为“生灵关系”、“灵生关系”，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混乱中，“我们已看不到故乡的模样，不但看不到故乡的自然景观，连我们的人文景观也被我们一下割断了。”[2]故乡彻底沦为他乡。

　　在看似荒诞、虚假的想象中，我们却品味到了文本背后巨大的真实感，书中那些打着寻找家园旗号破坏故乡的人曾发出过这样的悲叹：“我们是一帮回到故乡的无家可归的孩子。”[3]“回到故乡却无家可归”，一场闹剧中突如其来的一句严肃又悲凉的话语道破了小说的主旨——身体与灵魂的错位以及生存的悲剧感，这正是刘震云通过《故乡面和花朵》要传递给我们的思想，在他看来，人才是历史最终的承受者。从根本上讲，刘震云对历史的怀疑主义态度是建立在他观照人类进程的现代性视域基础上的。陈晓明认为，“现代性”这一话题应做社会学意义和审美意义上的区分，“在社会学的意义上，现代性讨论的主题集中在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暴力、疆域、民族、民权、国际法权、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历史等等；在审美的意义上，现代性的主题则集中于历史与时间的断裂、瞬间与暂时性、颓败与颓废、神奇与怪诞等。”[4]这一区分厘清了现代性在历史发展和文学发展中各自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具有现代性反思意义的文学以超越社会学的视角审视人类进程中的现代性命题，以一端的冷静牵制了另一端的激进，为人们思考人类文明发展史带来了新的视点。刘震云创作中的现代性视域是开阔而深远的，他并不盲目地对人类历史进程进行跟进和颂扬，而是着意于发掘历史的颓败与暗黑，尤其是现代文明对人类生存家园的无情摧毁，“回到故乡却无家可归”就寄寓了他对现代人生的悲凉感受。

　　二、童年视角下的故乡历史场景

　　在前三卷洋洋洒洒的后现代叙事终于落下帷幕后，第四卷作为一个沉甸甸的“铅铊”将其稳稳托住，使飘浮在半空的“气球”最终平稳落地。尽管在之前漫无边际的头脑风暴中故乡已经颠簸飘摇得几近毁灭，然而一旦回到现实，他才发现故乡仍稳稳地在那个不变的地点，以不变的目光遥望和守候着自己。因而，他必须扭转故乡的形象，赋予故乡无可辩驳的重要意义。

　　“故乡”在第四卷以最本真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它以一个11岁少年白石头作为主要叙述者，完整地展现了他对1969年故乡的个人记忆。这一年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给白石头的心灵造成一次次巨大的冲击，使他的思想在对自我、他者和世界的疑惑与追问中迅猛地转变和成长。而他成长的基石无疑就是故乡的“面”和“花朵”，“面”是生存的物质基础——好比白石头去接煤车的途中在饭馆吃的那碗热乎乎的面，包含的是琐碎的日常生活，却给予了人们身体的巨大能量；“花朵”则好像污泥中的鲜花，是故乡的灵魂在人们生命中绽放的光芒。刘震云借白石头之口直接表达了自己的生命态度：“我哪里也不去了，我不再离开故乡了，我就在这瓜棚之下像瓜儿一样花开花落地老去也没什么——我不思再生了。”[5]

　　第四卷是一个少年的心灵成长史、精神启蒙史。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中，王朔的《动物凶猛》、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与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卷四）有着相近的思路，都是对自己作为一个少年在六七十年代成长足迹的追忆，作家们以各自对不同阶层少年的观照，构建起一部特殊年代的少年成长史。出现在王朔笔下的，是皇城根下、部队大院中的一群高干子弟、天之骄子自由自在无法无天的生活，体现的是少年身上自我意志的蠢蠢欲动和自由张狂；而苏童笔下南方小镇上的平民少年，在特殊历史时期没有建立自我意志的条件，他们的精神茫然无着，只好整日纠集在一起打架斗殴，在“少年血”的磨砺下走向泪与痛交织的残酷青春；刘震云关注的目光则落在十一二岁的乡村少年群体身上，这些半大小子尚未进入父辈那种与土地打交道的枯燥刻板的生活轨迹，自由的翅膀还没有被生活的压力捆绑和碾压，故而能依着自己的心性和乐趣，活得有滋有味，历史在他们眼中展开了不同于成人世界的另一番生动的景象，被成人的眼睛所忽略的生活细节充盈着他们的内心，“这种把历史日常生活化的方法论意义就在于，它拦腰斩断了历史的连续性链条，冀望在历史的断裂处寻找他异因素。”[6]以少年视角看到和感知到的“他异因素”在填充了历史缝隙的同时，也填充了少年心灵的空白，成为他们精神成长的源泉。他们以敏感的心灵倾听着回荡在故乡空气中的嘈雜或细微的声音，感念着季节轮回带来的美与哀愁，观望着身边发生的一出出精彩的人生戏剧，体味着人性的善与恶，战战兢兢完成了性的启蒙，他们由自己的所见所感认识了世界。

　　正是以这群孩子的视角，刘震云对故乡的历史作了一次全面的考察。他看到，每一个在故乡的土地上摸爬滚打、艰难求生的人身上，都负载着故乡历史的血和泪、荣与辱，印证着故乡不可忽视的卑微与不可撼动的伟大。鼠目寸光、虚张声势、自欺欺人、溜须拍马等人类的劣根性依旧刻在他们的骨子里，更为严峻的则会发展为相互之间的仇恨与践踏。刘震云更为关注的则是故乡人灵魂深处对“飞升”和“超拔”的渴望与追求，他发掘出村庄百年历史上生存境界最高的三个人——村庄的开创者老梁爷爷、其在当代的继任者王喜加、普通村民牛文海，他们双脚虽无法离开所立足的土地，精神却能超越俗世，对这样的故乡人，刘震云表达了由衷的赞美和敬仰，尤其是对他们身上的“血性”表现出了无比的推崇与向往，企望着满溢生命灿烂与芬芳的美好时刻出现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支撑起人们疲惫的精神世界。

　　可见，刘震云对故乡的人性审视是理性的，他并不刻意美化或丑化这些普通百姓，而是将他们内心以及由内而外投射到这个世界的善意与恶意以最本真的方式展现出来，正如书中所言：“世界的真相是：高贵者有愚蠢的也有聪明的，卑贱者有聪明的也有愚蠢的；比这更加接近事物核心和本质的是：同是一个高贵者或卑贱者，他们也都有聪明和糊涂的时候——更有可能的是：他或许会聪明一时或糊涂一时呢。”[7]基于此，作者客观描绘故乡人身上的善恶美丑，这标示了一种民间立场的选择，“他依托民间浑然原始的文化状态所构筑的一套特有的民间价值视角，既包含着那种民间本能的弱肉强食的血腥，也饱含着那种民间藏污纳垢中的生命原始正义；既自甘卑微又不无骄傲；既胆小怕事又肆无忌惮；既自毁自虐又顽强不屈；既玩世绝望又真挚逼人。”[8]

　　三、文本的结构意义

　　在《故乡面和花朵》卷四中，刘震云的故乡情结得到了一次集中而充分的释放，他以自己心目中最为接近历史真相的叙述，以舒缓感性甚至催人泪下的述说，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故乡的生动画卷。如果不去考虑前三卷不忍卒读的内容，它甚至有可能成为当代文学史上描写故乡最为经典的文本。当然，前三卷的存在是绝对必要且意义重大的，它与第四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使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故乡小说升华为具有哲学内涵的文本。

　　首先，前三卷可看作第四卷的变形和象征，二者互为表里，前者是后者的梦，后者则是梦醒后的真实。如果说第四卷是日常的朴素的充满了烟火气的故乡，是人人都熟悉并能找到灵魂共鸣的故乡，那么前三卷就是由现实投射到梦境中的故乡的幻影，是摆脱了现实种种束缚的自由驰骋的故乡，它的不羁和张扬只能存在于梦里。其次，前三卷的虚幻时空中发生的很多事件与第四卷的现实时空是对应的，如最能体现深层人性的“看客”心理，无论是在真实的故乡还是想象的故乡都是一脉贯穿的。“看客”的心态和嘴脸曾被鲁迅作为国民劣根性来批评，而刘震云将其扩展到整个人类，作为人性的因素加以更加激进的嘲讽。

　　最重要的是，前三卷是刘震云本人从浓重的怀乡思绪中“飞升”和“超拔”出来，以理智的态度反观故乡的必然存在。笔者以为，刘震云写这部小说的目的绝不是在传统意义上抒发自己的故乡情怀，否则前三卷那些不知所云的故事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个疑问只有当我们看完小说正文的最后一句话才能恍然大悟——在一次成功的造反后，“我们从此也成了一个有‘会的村庄。从此每年到这一天，我们熟悉的村庄里，就开始行走着成千上万的陌生人。”[9]这个结尾一下子将第四卷与前三卷紧密勾连起来——可以想象，“成千上万的陌生人”里必然包含着22世纪回故乡的那些同性关系者。而故乡之所以能够在一个多世纪后成为外来者的落脚之处，是因为它之前经历了从封闭与边缘到开放与中心的发展过程。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造反、起会看上去突然，其实代表的正是人对自我被他人确认的强烈心理需求。22世纪，当原初的故乡被外来者摧毁，新的同性关系在故乡建立起来之后，村子里很快兴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赶集运动，它成了“同性关系者回故乡”的一次大检阅，一对对新人在这种群体活动中向公众展示着自己的新形象。虽然故乡人换了一批，但人性和心理与20世纪的故乡人有着相当的一致性，此时的“赶集”和曾经的“起会”殊途同归。这个结尾于全书而言除了重要的结构意义之外，还有着更加重要的历史价值观意义。“起会”所代表的村庄大变革既为故乡的未来开辟了崭新的方向，加速了它与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同时也预示着它的加速毁灭。“起会”渐渐失去了它最初的意义，一个多世纪后，故乡终于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同性关系者侵入，彻底毁掉了自己的生活形态，历史以一种轮回的方式回到了它的原点。这其实是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再次强调了刘震云的循环论历史观。历史的循环性质在刘震云笔下有多方面的体现，人物一次次的死而复生，朝代一次次的情景复现，从大历史的政治、战争，到个体生命的生生死死，这一切犹如不断交替的潮起潮落，人类历史与大自然的规律达到了相当的契合。

　　四、结 语

　　《故乡面和花朵》以二百万字的超长篇幅对故乡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做了极富想象力的描述，从中揭示出刘震云所理解的历史的全部秘密：“历史在哪里？历史就一定要在堂皇富丽的大厅漫步和掌管在衣着干净的人手中吗？……我们寻找历史不用跑那么远的路，我们看我们的身边也就够了。寻找一下地上的面包渣、米粒和饭粒、菜帮和菜叶，同样能够找到历史的源头。”[10]这是他对自己曾一再重复的“历史总是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的历史观的彻底颠覆、反正、重构，体现的正是后现代历史观对人类“总体历史”的拒斥态度。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念中，宏大历史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是虚假的，因为它遮蔽了历史的复杂性、多元性、不连续性。历史存在于何处？刘震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历史不光是表面的亮丽光鲜，还是内里的灰暗迷蒙；历史不仅是磅礴大气的交响乐，也是角落里的浅吟低唱；历史不仅是大人物叱咤风云创造的，还是小百姓点滴的日常行为铺就的，在鸡零狗碎的生活细节里，历史展现出更加鲜活丰满的形象。

　　参考文献：

　　[1]何镇邦.九十年代文坛扫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262.

　　[2][3]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卷2）[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952；522.

　　[4]陈晓明.重新想象中国的方法——王德威的文学批评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11）.

　　[5][7][9][10]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卷4）[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1755；1935；2167；1986.

　　[6]郭宝亮.洞透人生与历史的迷雾——刘震云的小说世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20.

　　[8]姚晓雷.乡土与声音——“民间”审视下的新时期以来河南乡土类型小说[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163.

　　（作者单位：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