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艳

　　（范文艳：宁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世界巅峰作家歌德与托尔斯泰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的代表作《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安娜?卡列尼娜》更是深具可比性。它们不仅有“异中之同”，让读者感悟文学的“一般人类性”和永恒意义；更有许多“同中之异”，让人们了解经典作品的鲜明个性。对作品差异性的探讨能加深对人物悲剧命运的认识，从而引发我们对文学和现实的深思。

一、部分与全部——性别差异

拜伦有一句名言：“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是女人生命整个的存在。”对于十九世纪俄国社会中的贵族女性来说，安娜的生活空间只有家庭和简单的社交活动，没有象男性一样实现个人价值的事业和社会空间。所以维特因为爱情的失落而可以选择逃避和离开，逃到工作和事业中，以消解爱情的创伤。安娜却只能在爱情和家庭的狭小圈子中无奈地做有限的选择。当爱情最终失落，当他们都感到生活的无意义时，他们走向死亡的道路和心境都是不一样的，自杀的心态也迥然相异。维特是清醒、理性、主动地决定自杀，安娜则是在矛盾、彷徨、恍惚中倒向铁轨。

　　对安娜那个时代的女性来说，她们生命的全部价值，似乎就只能体现在爱情、婚姻和家庭中，这就象无法摆脱的宿命。而在一个男权中心的时代里，爱情往往成为她们追求人生意义的唯一出路。

　　正是这男女之别导致了维特与安娜的不同的悲剧历程。安娜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卡列宁说她：“没尽到作为妻子的义务却可以享受忠实妻子的一切权利”，“为了情人背弃丈夫和儿子，同时还在吃丈夫的面包”，这对安娜来说是极其无奈又使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我们可以设想，安娜“压抑着的生气”如果能有事业作为一个释放挥洒的途径的话，她未必会感到走投无路。其实维特可以不死，他应该像歌德一样坚韧地走向创造和新的追求；而社会给安娜的出路远远小于所给予维特的。作品令人深思那些女性没有事业和社会空间的时代。

二、完美与矛盾——人物塑造的差异

《维特》充分体现了德国狂飙突进文学的特点，表现在人物塑造上即是强调人物的超凡性，强调天才的作用，人物的塑造充满了主观性和理想化色彩。无论是主人公维特，还是文中其他重要人物，都充分体现了狂飙突进文学在人物塑造上的完美性特点，作者对笔下的人物充满了同情和喜爱，谴责、批判的因素很少。人物都显得非常和谐优美。尤其是维特倾心所爱的对象绿蒂，更是集自然、美丽、善良、聪慧于一身的理想化人物，代表了维特对人生的全部梦想。人物形象的完美性正体现了青年歌德对爱情和女性充满美好的理想、对生活满怀火热激情、对人性充分肯定赞扬的青年人的特征。宗白华称歌德是“惟一的还抱有纯真烂漫心灵的人”。

　　作为现实主义文学高峰的托尔斯泰，在塑造人物时正是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现实主义强调环境对人的巨大影响决定作用，无论是安娜还是弗龙斯基、卡列宁，都体现了当时社会大环境和周围小环境对人的影响。人物不像《维特》中的那样完美、统一，而是充满了矛盾，既令人同情又值得谴责，既深受伤害又成为他人悲剧的原因。人物形象矛盾、多面，更多的是内心的冲突、痛苦的挣扎和矛盾的惶惑，而不是和谐、坚定和决然。托尔斯泰用极尽细腻之笔墨传神地写出人物在内外交迫中的无从选择和无路可走，把人物内心中的种种挣扎、撕扯、分裂、迷茫逼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无疑，托尔斯泰的人物更接近现实中的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弱点和无奈，有着内心的冲突和矛盾，作者在理解之上有谴责、喜爱之中有批判，符合现实主义塑造典型人物的特点。

　　《维特》人物塑造的完美性有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学中对人的肯定和赞扬的传统，也体现歌德以及德国民族性当中对秩序和和谐的渴望。《安娜》中人物的矛盾性也折射了托尔斯泰灵魂深处和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中的矛盾性，体现了作者一直以来对自我、对人性的怀疑、剖析和探究。

三、自由与忏悔—— 宗教观念的差异

无疑，在维特和安娜悲剧的差异性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就是宗教观念。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维特自杀前并没有忏悔，他死后“……没有一名神职人员陪送。”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歌德对宗教的态度。恩格斯说过：“……歌德很不喜欢跟‘神’打交道；他很不愿意听‘神’这个字眼，他只喜欢人的事物，使艺术摆脱宗教桎梏的这种解放，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在恩格斯看来，正是对宗教和“神”性的摆脱，使歌德成为超越时代的经典作家。

　　威尔?杜兰说：“歌德创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时, 对基督教强调原罪及悔悟非常厌恶, 他宁愿犯罪也不忏悔。”德国属于纯正的欧洲民族，文艺复兴以来，反对宗教禁欲主义、蒙昧主义，追求个性解放的声音已近在欧洲大地上响彻了三百多年。作为启蒙时代文学最高峰的歌德，宗教意识之淡漠也是自然的。在歌德心中，自然才是最高的造物主，他崇拜自然，而宗教则没有这样的地位。歌德说过：“宗教只应看作一种题材,和其它人生旨趣享有同等的权利。”这种观念，也投射到了他笔下的人物维特身上。维特生前没有多少宗教的阴影，死前也没有忏悔。

　　而安娜则完全不同。东正教在俄罗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其精神已经深入俄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地影响着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举止。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在俄罗斯精神中，蕴含着博大的基督教世界主义，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普遍承认”而对灵魂归宿的探求往往成为多数俄罗斯人永久的焦虑和困惑。虽然近代以来西方个性解放思想对俄罗斯人的影响日渐深入，但作为传统文化的东正教更是根深蒂固地潜入人的意识深处。安娜的内心还是有很深的宗教思想痕迹。个性解放与宗教思想，这矛盾的思想让安娜的内心无比痛苦，陷入到对自我无尽的怀疑和拷问中，备受折磨。

　　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娜所受到的来自道德和伦理层面的压力，远远没有来自其灵魂深处的宗教观念的压力更大。这种压力是巨大而无形的。所以，在爱情追求过程中，安娜不断忏悔、不断自责，害怕自己被上帝抛弃。生下自己的小女儿后，她忏悔；临死前，她还在忏悔。

　　自杀在基督教中是不被允许的，但丁也在《神曲》中把自杀者的灵魂放在地狱中。因此，安娜对自杀的行为也充满了犹疑、恐惧和排斥，她也怕上帝的惩罚。所以当她投身铁轨，“同一瞬间，一想到她在做什么，她吓得毛骨悚然。‘我在那里？我在做什么呢？为什么呀？’她想站起身来，把身子仰到后面去，但是什么巨大的无情的东西撞在她的头上，从她背上碾过去了。‘上帝，饶恕我的一切！’她说，感觉得无法挣扎……”

　　宗教思想给安娜造成的巨大心理压力是显而易见的，而周围人对安娜自杀也极为痛恨，弗龙斯基的母亲就痛骂她：“连她的死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可恶女人的死法。”而维特的自杀虽然也不被宗教所容，但周围的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对他鄙视，反而深感悲痛。

　　关于维特与安娜悲剧差异性的问题还有很多，对同一主题文学差异性的比较，使我们能够更深入理解作品所揭示的特殊时代、历史、民族以及人物鲜明的个性，从而感悟文学的真正含义，并深思如何在生活中避免悲剧的上演……。

　　［1］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95.

　　［2］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卷十)，卢梭与大革命(中册)［M］.东方出版社,1999.

　　［3］别尔嘉耶夫著.汪剑钊译.俄罗斯的命运.［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