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如如

　　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农耕历史的国家，几千年来黄土热地不仅养育了我们，也塑造了中国人的人格特征，我们的血液里浸润着黄土地带来的质朴、纯粹和温热。在上个世纪的短短一百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极大震荡和急剧转型。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千百年所形成的深刻的国民性并未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迅速转向。短篇小说《年關》《父亲与土地》《宝塔》和《叫魂》共同指向了人性的本位回归这一话题，随着时代的加速发展，我们在浮躁的环境里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的是寂寞、不安和失落，我们迫切地搭建着沟通精神家园的桥梁，正因如此，回望和复位成为了心灵的选择。

　　一、对自我人格的叛逃与认同

　　成长是一个不断进行着自我认同和自我否认的交替过程，每一颗强大的心脏里曾经都填满过敏感、自卑、虚荣、尴尬、愧怍、羞耻和委屈，对长大的渴望其实是对自己实力的怀疑和不满，因为处在低年龄阶段的人们遇到危境时首先责备自己的高度和力量不够，与个人的需求呈现不匹配状态，于是他们开始想象长大后的情景。诚然，那个不断被否认直到模糊在记忆中的自己，到头来成了心尖上的一滴鲜艳的血。小说《年关》记叙了十一岁少女吴歆的一次成长实景：年关将至，一直养在外婆身边的吴歆长期得不到物质的满足，她到百货店铤而走险不成，陷入到窘迫不已、心虚愧疚的境地。吴歆的几次内心活动都说明自我人格的塑形过程绝不是循着程序按部就班的，认同感建立过程的初始环节有时候也会是自我逃离和自我鄙视，她在慌张之中仓促地接近成熟，这点也许连她自己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小说的尾声，吴歆需要偷拿外婆的钱来赎回自己抵押在商场的钥匙，她犹豫着：“外婆啊外婆，抱着她睡觉的外婆，给她擦眼泪的外婆……”最终她别无选择地拿着世界上最沉重的十块钱走出了家门。设置这一情节，作者是善意的，他心疼这个撕裂自己向成人世界发起挑战的孩子，于是他让吴歆在一次重大失误之后心生悔意、迷途知返，完成了可贵的自我救赎过程。吴歆身上宝贵的扩张力、爆发力一定不会随着此次波折而消失或减弱，正相反，她永远不会忘记这次过错的代价，忘不了冬夜里心跳的速度、忘不了一分钟加速跑时的清醒、忘不了对于质朴外婆造成的伤害，她也会因此迅速摆正位置，实现自我人格发展水平的跃升。事物相反相成，坚硬的内核往往趋于柔软，吴歆憎恶外婆的衰老和过时，却在最六神无主的时刻惦记起外婆的温和与关怀，这恰恰说明了能勾起人类良知的永远是那个襁褓之中的原始自我，人性的本位回归无关年龄、也无关时代。

　　二、对消逝父辈的忏悔与缅怀

　　学者李敬泽曾经提到过：“自70后起，在文学书写中，父亲就失踪了，不是去了远方就是面目模糊，他不再是被尊敬、畏惧、审视、反抗的对象，他直接被屏蔽，被搁置在一团模糊的阴影里。”而《父亲与土地》实现了对消逝的父辈的重新确认，文章回忆了父亲与伯父、母亲、二哥、女儿、乡邻和土地之间的故事，探讨它艺术上的得失显然是不够妥当的，我们只要体味到它散发的温暖和厚重的情感就已经足够了。恨乡又怀乡是每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人的共同感受，他们脱离土地的愿望是那样的强烈，以至于在年幼时就开始加快步伐离开生养自己的农村，来到高楼林立的城市，但是对故乡的牵挂往往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这种怀念也许并不明显，也许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岁月才会外现，因为土地以其巨大的力量承载、养育、接纳、包容着万事万物，温厚而坚韧的父辈又将这种力量内化到自己的身上继续担负起对晚辈的责任，“落叶归根”的观念早就成为构成国民性格的重要因素。那一代父辈的形象总是不完美的，他们寡识甚至粗俗、蛮横甚至专制，他们总是活在子女的不解甚至挑战之中。时过境迁，双方的心结却只得等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天才能自然解开。文中父亲与二哥的关系正是这类典型，二哥得知父亲去世消息后的仓皇返回、在太平间面对父亲遗体时的无泪失语、安葬好父亲后的幡然醒悟，每一个场面都直击人心，那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锥心遗憾，也是这一辈人对上一辈人的真诚忏悔。除此之外，父辈生活的年代和方式也是缅怀的对象，贫穷的境遇并没有褪去人们奋斗的热情，这里也许说“挣扎”更为切合，但父亲、大伯、母亲包括二哥和作者的经历分明带着实在、勤劳和韧性，他们始终是安分守己、乐观积极的，这不仅消解了“挣扎”里的残酷与扭曲，并且透射出一种干净、踏实和崇高。然而，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勤劳已经不意味着被尊敬、安分已经不等同于好品质，对物质结果的无限度追求使得人们偶有窒息的感觉，于是大家纷纷在脑海中寻回深埋已久的回忆，这份回忆是有关父辈和土地的，同样它带着父辈和土地特有的安全感，使得人们能够暂时脱离寂寞和不安的折磨。对消逝的父辈的忏悔和缅怀是当今时代下所有人的一次集体回视，视线是模糊的，因为时隔太久，也因为热泪盈眶，但是人们终究找到了原来的位置。

　　三、对精神家园的失落与热望

　　现在的人都是一方面目视前方，高效率、快节奏地保持进步，一方面又渴望“诗意的栖居”，轻松自由地生活，当这两种心理出现严重的冲突时，此时前行的速度无法放缓，轻松的愿望得不到满足，人们就会感到慌乱委屈甚至手足无措。在麻木的行进中陷入深刻的疑惑，不知为何而来，该往何处，而此时唯一的对策就是回到心的起点找到精神家园。小说《宝塔》就描写了一个异化的形象，它有四只眼睛，头顶着宝塔，花瓣似的脸，青蛙般的身子，它做梦都想取下头上的宝塔，这在小说中表现为生理的畸形，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实则是一种心理的扭曲和变态，压在它头上的宝塔正是人们心灵上的沉重枷锁。小说提示了四种取下宝塔的方法，首先是医生试着用冰冷的手术刀切除宝塔，它带着恐惧逃避了。的确，直接消灭压力且不流鲜血、没有伤疤的“手术刀”至今还并未出现。比较医生而言，老教师的态度显然温柔得多，他告诉它要珍惜自己身上的宝塔，那是身体的一部分，是美好个性的所在，其实在生活中我们也时常被劝慰要悦纳自己，学会和压力相处，但再优秀的舞蹈家也是不能够带着沉重的镣铐轻盈起舞的。考古学家的知识和经验足够丰富，但还是一触碰宝塔就化为了粉末，这意味着“旁观者清”的处世哲学在某些问题上失去了功效，旁人的经验和帮助已经不能够解决若干年来积在心头的重压。当各种办法用尽时，眼神澄澈的小女孩登场了，她以一颗未蒙尘的童心轻而易举地取下了宝塔。找寻失落了的精神家园是时代的课题，只有热望是远远不够的，要懂得满则亏，攥得越紧失的越多，只有复归到人性之初始，卸掉自我附加的包袱，精神才有依托和归宿，心灵的安适与宁静才会随之而来。小说中的医生、老教师和考古学家代表着充满智慧的成人世界，他们的智商无疑超过了小女孩，但小女孩的精神世界却更加丰盛、更有力量，因为她从未负重前行，她的世界里只有善意和美好。因此，通往精神的伊甸园的路途并不遥远，只需要在芜杂的喧嚣声里回到初心。endprint

　　四、对灵魂世界的焦虑与呼唤

　　有关灵与肉的讨论一直延续至今，与西方的“原罪说”不同，大部分国人心心念念的是现世的安稳，要是能顺带“赢得生前身后名”就更为圆满，至于灵魂清静与否已经顾及不上了，人们更倾向于及时行乐，于是生的意志就更加强烈。小说《叫魂》的开篇介绍了中国的古老民俗——“招魂”，借“叫魂”来起死回生，并以此切入讲述了几位主人公在荒诞的人世间不人不鬼、半人半鬼的生存现状。作者以冷峻的笔调将一个可怖的世界描绘出来，女主人公秦芳是一个遭遇可悲的女子，她带着未尽的爱死去，后来通过“招魂”附身在过劳猝死的赵全峰身上，在亲耳得知生前情人对自己的无情无义后变态发狂。小说对复杂人性的关照一直蕴含在塑造秦芳这一饱满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她费劲千辛万苦回来寻找深爱着的人，在情人张臻暴露了薄情寡义的嘴脸后，她抬头仰面道：“可怜她对你还曾抱有幻想”，足见她原是一个重情重义，敢爱敢恨的人，可就是这样一个善良简单的美丽女子终究摆脱不了无情的命运。面对情人的丑恶，秦芳感慨“到头来，你还是没把她当成个人”，原来，秦芳借尸还魂、再世为人的愿望这样简单，她只是希望自己被当做人来看待。在这个想法也幻灭以后，她彻底地迷失，坠入了异化和疯狂的深渊。值得关注的是，小说的后半段反复出现贝多芬的《月光曲》，这首钢琴奏鸣曲是贝多芬在经历失恋和失聪的双重打击后创作出来的，琴音袅袅，轻柔干净，这是音乐家用灵魂谱写的一地月华，给世人以心灵的安慰。这一处理暗示了附在赵全峰身上的秦芳对安魂静心的强烈愿望，她显然受够了生前死后精神上的烦扰，即使她最后谋杀雅琴的手段如何狠辣，一首《月光曲》也足以证明她对灵魂安宁的期待和向往。《叫魂》把现代社会里各种倦怠、疲惫、矛盾和丑陋集中表现出来，引发了对灵魂世界的焦虑和担忧。可惜的是，文章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人性异化的原因，到故事的结尾又预示了下一个荒诞循环的开始，但这并不妨碍小说的警示职能，它深深地拷问着当今时代下灵魂无处安放的人们，同时呼唤着美好人性的回归。

　　人的漫長生命是在经历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的过程中度过的。有些人平稳地走过人生之旅，一路欣赏、收获沿途的风景；有些人跌跌撞撞，在大起大落中感受波澜壮阔；还有些人死后方生。这归结于无序的社会环境与多元化的生命结构对应勾连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正在呈现出各种摸爬滚打的姿势，进而靠近自己的欲求。要想不让精神流离失所，摆脱目前精神贫瘠的状态，就必须辨识清楚最初的那一条轨道，早日完成人性的回归。以上四篇小说的主题都在召唤和谐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和谐、人际之间的和谐、人类社会的和谐，其着眼点都放在人的生存境遇上。古老中国的发展进程对国民性的影响绵延至今，烙刻在国人内心深处的美好品质从未远逝，人性发展的轨道再繁复冗杂，也都有始发点，最终也都将重新汇聚到这个位置，如此，生命的往复才总算完整——这正是《年关》《父亲与土地》《宝塔》和《叫魂》给我们的启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