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雅楠

　　相对于鲁迅小说和杂文等方面的大量研究成果而言，鲁迅日记的研究略显不足。《鲁迅日记》出版于1951年，此后学界出现一些评论文章，大多数集中于对日记进行史料方面的考证，而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直至1980年，包子衍的著作《〈鲁迅日记〉札记》出版，其以日记文本为中心，全面探讨日记和鲁迅创作之间的内在联系。总体上来说，既往关于鲁迅日记的研究，其视角主要有三种：考证日记史料价值；分析日记文本价值；综合比较研究。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对鲁迅日记进行具体的探讨，展示出日记这一类文本的独特价值，对鲁迅研究有重要意义。

　　一、史料考证方面

　　1951年，《鲁迅日记》由上海出版公司影印出版，主要收录1912年至1936年所写的日记，其中部分日记遗失或失记。鲁迅生前未曾公开发表日记，他在《马上日记·豫序》中谈及对日记的看法：“我的日记却不是那样。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复D信。”①1938年，许广平发表《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文章详细描述生病期间的鲁迅仍然坚持写作日记的具体情况，强调鲁迅虽逝，但遗教仍存。1939年，柯灵发表于《鲁迅风》的文章《关于〈鲁迅日记〉》认为“《鲁迅日记》的价值，是在于他的老实，没有造作，不加装点，读者闭目一忽，眼前出来的是一个作家的老老实实的生活——这里有战斗，有工作，也有休息和娱乐。平凡吗？足的，毫不突兀，然而这不正是一个象样的人的生活吗？”②。

　　正是由于强调日记的真实性，既往研究最先注意日记的史料价值，并且这类文章所占比重最大，本文仅简要综述其中的代表性论文。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中收入鲁迅日记并加注释，随后，研究者以该版全集为母本，展开全面的考证和研究。一方面，大量文章集中于考察日记中的人物和事件，如马蹄疾对鲁迅日记中的若干人名进行考辨；王锡荣通过日记考证鲁迅和北京图书馆的关系。尤其是陈漱渝的《如此“私典密探”——从鲁迅日记中的“羽太”和“H君”谈起》一文就坚决反对部分学者企图利用日记来曲解鲁迅的行为。针对这一现象，他利用史实来证明日记中的“羽太”和“H君”就是羽太重久，并强调不能为了解构革命话语而一味颠覆鲁迅形象，呼吁还原真实的鲁迅。

　　另一方面，一些文章利用日记史料价值来辅证观点，如胡风的《关于鲁迅日记中有关我的情况若干具体记忆》，文章通过回忆来详细说明鲁迅日记中有关胡风的情况。韦丛芜的《读〈鲁迅日记〉和〈鲁迅书简〉——未名社始末记》一文也带有回忆录性质，通过鲁迅的日记和书简来重温鲁迅和未名社之间的关系。还有王锡荣的《鲁迅与北新书局的版税之争》，他借助日记来详细展示鲁迅和北新书局的版税纠纷，这一场庭外调解的师生诉讼在日记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随着《鲁迅全集》和《鲁迅日记》的数次校订重版，也衍生出许多关于日记注释考订的文章，如高道一的《〈鲁迅日记〉人物注释补遗》、秦贤次的《〈鲁迅日记〉人物注释的补正与辨识》、李坚怀《2005年版〈鲁迅全集〉日记卷注释校补》等，其在文献史料价值方面也具有一定影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裘士雄发表的《〈鲁迅日记〉研究二十年》，文章以1981年为时间节点，分析二十年来鲁迅日记研究的特点，一方面是对于鲁迅日记研究意义的认识有所提高，对于研究难度也有较为清醒地认识。他认为鲁迅日记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真实地记录了鲁迅的生活，进而利于探究鲁迅的创作。另一方面是强调参与鲁迅日记考证和研究的人员之多，领域之广，成果之大。他以《鲁迅研究月刊》为主，整理了二十年来关于鲁迅日记考证的文章，特别肯定了陈梦熊、郭汾阳和高道一对日记考注方面的贡献。

　　整体上来说，这类研究立足于资料史实并将日记作为第一手资料，考察其中的人物和事件，以此来探讨鲁迅的人际交往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仅仅一味地强调史料考注，片面地理解“流水账式”特征，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研究者忽视鲁迅日记文本的重要意义。

　　二、文本分析方面

　　新时期，随着鲁迅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者开始关注鲁迅日记自身的文本价值，将鲁迅日记视为一种叙事文本，进而分析日记中的特殊现象并探究其文本特征，同时也试图挖掘日记文本和其他创作之间的关系。

　　（一）分析日記文本内容

　　就鲁迅日记的内容而言，早在1939年，许广平就发表了《鲁迅先生的日记》，

　　她详细分析鲁迅日记的类型与特点，视鲁迅日记为“正宗嫡派”并强调日记文本的特殊性，但是没有深入阐述其特殊性背后的意蕴。目前，研究者最常讨论的是鲁迅日记中关于信札往来、银钱收付和疾病记载等方面的内容。

　　探讨人际交往的有王科、李绍华的《从〈鲁迅日记〉看鲁迅与萧军》、侯桂新的《钱玄同与鲁迅交往始末——以日记为视角》、吴辰的《从会馆走出的狂人——从日记看鲁迅与浙东人际关系网络》等，这类研究都是借助日记来探究鲁迅和他人的交往关系始末，而日记主要居于第一手资料的地位。

　　探讨银钱收付的有李绍华的《〈鲁迅日记〉中的“银钱收付”》，文章整理并分析出日记中银钱收付的几种情况，即寄家用、还书账、馈赠、外借、赈捐和生活杂用开支。周林妹的《〈鲁迅日记〉中的书帐及启示》分析日记中的书帐情况，强调鲁迅详细记录所购书籍的地点、书名、种类、册数、价格，突显这种嗜书如命的鲁迅形象。李肆的《鲁迅在上海的收支与日常生活——兼论职业作家市民化》主要讨论鲁迅在上海时期的物质生活状况，包括鲁迅的收支状况和日常生活，并以此来探究职业作家市民化的情况。

　　探讨病历记载的有李绍华发表《坚韧地反抗和呐喊着前进的侧影——对〈鲁迅日记〉病历记载的研究》和《关于〈鲁迅日记〉中的病历记载》，两篇文章都是通过分析日常生活中关于病历的记载，强调鲁迅作为一个伟大共产主义战士所具有的崇高的革命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显然，上述研究还是过于简单，只是注意到日记中琐碎的日常生活内容，整体上还没有深入探讨出鲁迅日记的重要性。endprint

　　此外，韩大强发表《鲁迅由北京官场转向上海文场的心路历程——基于鲁迅日记中关于经济收入记载的分析》，此文从日记中分析出鲁迅主要的经济收入并立足于鲁迅的经济观，即“自由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却能够为钱而卖掉”，通过分析经济收入和支出，从侧面窥视鲁迅的经济生活状况以及人生观、价值观，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事实上，他明确将鲁迅的经济收入分为两个阶段，即北京时期主要靠工资养家糊口的公务员和上海时期以卖文为生的自由职业者。那么，文章最后也就必然指向鲁迅在经济上、思想上发生了两次根本的转向：一是经济地位“从公务员走向自由职业者”；二是思想上“从进化论走向阶级论”③。

　　（二）分析日记特殊现象

　　就鲁迅日记的特殊现象来说，研究者主要关注到日记中的语言问题，出版语汇问题、关于年的意识等。戈双剑、杨晶的《鲁迅日记中的语言考察》注意到日记中语言风格的不同，即公务员时期的日记评人论事，用语简练且爱憎分明，而自由文人时期的日记多简洁记人叙事，很少价值判断，试图挖掘并阐释背后深刻的历史动因、时代演进、环境变迁、个人际遇对心理、语言的影响等。另外，《鲁迅日记、书信中的出版语汇考察》一文则探讨鲁迅日记的出版语汇，不仅对出版语汇进行描述式陈列，还考察这些语汇在鲁迅日记中的使用情况及其历史背景，透过出版语汇来触摸历史，进而揭示出鲁迅作为出版家、编辑家的现代出版理念。

　　韩大强发表《疏离与妥协——鲁迅日记中关于年的意识》，他试图通过检阅日记中关于“阳历新年”与“阴历新年”的记录，窥视出20世纪初期中国传统节日观念的变迁，以及精英知识分子们对传统节日习俗疏离与妥协的心路历程，即先是不认同或者鄙弃那种生活，随后是这种不认同成为普遍现象和时代的思想潮流，但是相当多的人实际上还得无可奈何地那样生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鲁迅日记中的“无事”现象和“失记”现象。刘克敌的《努力的徒劳与徒劳的努力——从日记看“五四”退潮之初鲁迅的日常生活》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即“从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深处发现历史的无穷希望与可能性，就是寻求日常生活所具有的永恒的轮回性与瞬间超越性的统一”④，他从这一时期的鲁迅日记着手，分析其中的日常生活，试图探寻鲁迅为避免再次回到内心的黑暗状态而作的种种努力，进而加深了解这一时期鲁迅精神世界变迁的原因和具体过程。由此，他认为鲁迅所做的努力就是赋予日常生活以“节日化想象”，从而谋求日常生活的“狂欢化”，以精神上的“俗”之一面应对世俗生活就是五四之后鲁迅所能找到的新的救赎之路。另外，《“无事可做”的“鲁迅”与“忙忙碌碌”的“周树人”——从日记看民国初年鲁迅的日常生活》一文也是借助上述理论来分析日记中“无事”的特殊现象，进而挖掘鲁迅日常生活背后的真实心理和意识形态。显然，这两篇文章角度新颖，都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下合理化地阐释鲁迅日记，但既定视角也会存在遮蔽问题，其过于强调日常生活的距离感和批判性，反而遮蔽了日常生活琐事最重要的意义，即平民性和真实性。

　　此外，王锡荣发表《“无事”与“失记”》，文章分析“无事”记载出现的频率呈很明显的起伏，集中表现在两个高峰期，第一次是从1919年到1921年，第二次是从1930年到1932年。而两次“失记”则是1932年2月因“一·二八”战事失记5天以及1936年6月6日至29日因大病失记24天。王锡荣在史料考察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阐述这两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试图从空白处阅读内容，从“无事”处读到“有事”。

　　显然，上述研究者都关注到鲁迅日记文本自身的记事性内容，也分析了鲁迅日记的迥异之处，试图透过这些特殊现象来考察鲁迅日记的重要性。但是，其特定视角下的考察必然会忽视某些方面，如忽视对日记和文学创作互文关系的探讨，缺乏从整体上宏观把握日记的意识。

　　（三）分析日记文本特征

　　研究者首先关注的是鲁迅日记的写作方式，如花启清的《鲁迅应该怎样记日记——从“流水账式”谈起》谈论“流水账式”的日记特征，他强调备忘录式是日记文本创作的一种类型，不应简单地以“流水账式”贬低以至否定鲁迅日记，而应认真研究。陈漱渝发表《时代的剪影生活的实录——读〈鲁迅日记〉》，认为鲁迅日记采用排日记事形式，寥寥数语，简单精炼，应属于日记的“正宗嫡派”。文章突显日记的语言文字背后的意蕴，强调日记的史料价值和文献意义，坚决反对试图利用日记来曲解鲁迅。王锡荣发表《日记中的春秋笔法》，探讨鲁迅日记“微言大义”的写作方式及其背后深因。

　　随着日记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视鲁迅日记为一种叙事文本，从而进行日记文本特征的探讨，如於贤德的《日记文本类型的文学特性与审美意蕴》从文本的角度考察，将鲁迅日记归类为记事型，即“纯粹记录当天所经历的主要事情，把從早到晚的时间维度作为书写的线索，依次记录所做过的事和所见过的人”⑤，而“流水账式”的鲁迅日记主要记述人际交往、购书读书以及与家庭财务收支相关事宜，用词极为简练。并且，文章提到鲁迅日记记载的具体内容几乎没有涉及当时的政治形势、新闻事件，更没有表达对于社会、生活以及自我思想活动的看法和评价，基本上都是人际交往和财务往来。究其原因，他认为首先是鲁迅把日记作为记事的工具来使用，其次作为文学家，鲁迅往往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和自我内心的感受放到文学创作领域表现。其实，於贤德从文本内容上分析鲁迅日记最基本的记事性特征，虽也认识到日记私密性的某些原因，但没有深入探究这些特殊现象背后的深层含义。

　　值得注意的是，张高杰发表的专著《中国现代作家日记研究——以鲁迅、胡适、吴宓、郁达夫为中心》⑥，该书第四章研究鲁迅日记的表层话语形态与深层作家主体精神之间的复杂关系。首先，他认为鲁迅日记是一个极为简略但很系统完整的叙事文本，谈到鲁迅日记的三种文本形态并分析日记显著特点，即只记录日常生活，不涉及社会时政内容，极少见内心情感的流露。接着，他将此视为鲁迅对虚无的体认与反抗，认为日记写作活动本身对于鲁迅具有重要的意义，即通过抓住熟悉的日常生活以抗争现世和生存的黑暗与虚无。虽然鲁迅日记既没有对外在社会环境的记载，也没有个人真实感情的流露，这迥异于日记常态并且违背读者的阅读期待。但是，其实鲁迅对日记文体有精准的把握，作为“写给自己看的”日记文本则体现了他内心的真实，即对世界的虚无与绝望。而鲁迅的可贵之处在于依靠写日记的具体行动来反抗虚无，确证自己的主体存在。最后，他将问题指向了现代性与文体选择，认为对现代性不同的体认和把握方式是鲁迅日记迥异于其他作家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他将鲁迅日记的这种特殊性归咎于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把握，这具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忽视了日记其实是一种传统的写作方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