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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散文创作的独特性

时间:2023/11/9 作者: 雨花·下半月 热度: 13674
李倡云+房福贤

  一、新时期散文领域中一个异数

  被《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所影响的80年代热血青年的周国平,尽管在哲学研究领域成绩卓著,但使他成为知名人物的却不是他的学术研究,而是他的散文创作。20世纪80年代他就出版了散文集《守望的距离》,90年代又出版了《各自的朝圣路》、纪实性散文《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进入21世纪后,又先后出版了散文集《觉醒的力量》《智慧引领幸福》等。周国平是一个哲学家,有着极高的思辨性,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普通人,有着相当世俗的人生智慧。他可以用非常专业的学术语言阐释与解读深奥的尼采哲学,同时他又可以用极其平易亲切的日常用语把他的哲学思考贯注到他的散文创作中。他是哲学家中的散文家,同时又是散文家中的哲学家。正是这种双重身份,让他成了当代散文创作中的一个异数。

  一般来说,散文家创作的初衷,多是因为有感于现实生活中的独特发现,或是遭遇到了人生情感的强烈冲击,有所感,有所悟,才诉诸于文字的。但周国平与一般散文家的创作不同,周国平从事散文创作的初衷,更多是为了表达他的哲学思考。虽然他也写过《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这样的以家庭与子女为中心的纪实性散文,但整体而言,散文创作对他而言,更像是他作为哲学家在沉重而又深奥的思考之后的消遣与放松,是主业之外的副产品。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守望的距离》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尼采哲学精神的阐释与理解,通过平易通俗的文字和富有深意的人生寓言,他向历经磨难的国人讲述了应当具有什么样的人文精神的问题。其后《各自的朝圣路》则以概括、分析性语言来探讨哲学与人生的关系。进入21世纪,周国平的散文创作数量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广。周国平在《善良·丰富·高贵》一书中说到:“与前相比,本书中批评社会现实的文字多了……尤其对于今天的教育界和学术界,因为身在此界之边缘,耳闻目睹的怪现状太多,便把心中的愤懑喊了一些出来。”①周国平在思考现实中的负面因素时,发出自己的声音来揭露当下的丑陋现象,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度提高,对社会负面现象的揭露增多。《觉醒的力量》收入周国平2011-2014年所写的文章:“书中的话题涉及哲学、信仰、阅读、教育、生活等等……终极的目的都是为了觉醒。”②怎样才能觉醒?周国平指出:“坚定的价值观,清楚的自我认识,强大的精神性自我,这三者构成了坚强的核心。”③周国平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折射到对人的内在精神的构建和培养上,注重人的价值观的培养和灵魂的启迪,构建自我内心深处更高层次的精神性自我成为当下面临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近几年,“什么是幸福?”“你幸福吗?”等问题一直困扰着现代人的生活、思想等各方面,“灵魂”“信仰”“幸福”等概念在周国平近几年的散文创作中反复强调,并于2015年出版的《智慧引领幸福》一书指出:“幸福在于生命的单纯和精神的丰富。”④结合哲学对幸福的理解,从价值观的角度叩问幸福。

  周国平以一个哲学研究者的身份进入散文创作领域,他的文章既有哲学的思辨性,追问人生的终极意义,也具有文学的通俗性,关注普通人的内心需要、日常生活,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这种哲理性散文的书写,使得他的散文创作别具一格。正像周国平自己所说的:“哲学生活本身是一种‘沉思的生活,而‘沉思必然包含着对生活意义的追问和寻求”。⑤由此可见,周国平所立足的哲学思想,是将生活中的切实感受与对生命的追问和困惑融入其中,来思考人的精神生活,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近几年,周国平的书不断再版,同时也出版了一些新的书目,这既是新世纪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迎合文化产业化发展的趋势,也是周国平面对经济迅速发展所作出的顺应文化发展需求的调整,此外,也说明了读者对形而上精神的追求与个性发展的需要。当然,我们在肯定周国平散文创作将哲学的思辨性与散文的通俗化结合,将理性精神与感性精神相结合作出深沉思考的同时,也要进一步思考这种现象背后所揭示的本质内涵。

  二、“心灵鸡汤”的是与非

  “心灵鸡汤”以柔软、温暖、充满正能量的语句,可以怡情,作阅读快餐;亦可移情,疗效直逼“打鸡血”。“心灵鸡汤”散文以其大众化的口味,励志化包装,快餐式文本,以“语言艺术治疗的方式”适应当前快节奏的生活。“心灵鸡汤”散文在中国的发展,是新时期文学转型期的产物,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人们从注重集体到注重个人的发展,由强调共性到强调个性的需求,“心灵鸡汤”散文适应改革开放浪潮下的商品经济市场化、文化产业市场化的需求,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和个人文化消费的需求。新世纪以来,大量的“鸡汤文”作品的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21世纪是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物质文明迅速发展、膨胀的时代,也是人们的精神信仰缺失的时代。“心灵鸡汤”散文折射出高度物质化的经济背景下人们道德滑坡、心灵空虚迷茫、精神信仰的缺位。

  与“心灵鸡汤”散文在中国兴起的背景与发展类似,周国平的散文以“小故事+小情调+小哲理”的模式来呈现,且他的散文大部分是具有哲理性的散文,而“哲学散文是用散文的形式传导准则与法则的哲理及思想……用文学的形式、形象,传导于群众以教训的功效。”⑥从这些角度来看,周国平的散文似乎有“心灵鸡汤”散文之嫌。当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观点。陈剑晖在《重估与批判:论周国平散文》中肯定了周国平散文的普及意义和市场效应,尤其是以《人与永恒》等为代表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章最具有代表性,但也指出了他的文章的文学史价值较低,认为他的思想浮浅平庸,是尼采哲学的布道者、搬运工,是以一个严肃的学者的身份调剂的心灵鸡汤⑦;王庆杰在《浅论周国平哲理散文的魅力与缺憾》则十分情绪化地表示:“倦怠于他那小布尔乔亚式的扭捏,愤怒于他那不断的版本重复,失望于他思考真诚慢慢丧失后的装腔作势,感叹于他被书商们拽上出书快车道后情感思想被掏空后的挣扎无奈,惊愕于他在乐此不疲地推销小哲理、小感叹、小情思中的顾影自怜。”⑧张颖在《悖论与困境:论周国平的散文》中指出:“周国平的散文看上去是鸡汤的反面,——并非润物细无声地充當大众的心灵导师,情感导师。”⑨当然,面对大家的质疑与批判,周国平在一次访谈中给出了回应:“是不是心灵鸡汤,我觉得读者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自以为我的书,我的讲座与心灵鸡汤有本质区别。我的听众绝大多数不是来寻求励志或者成功的……他们超越了励志或者说是成功的角度。”⑩他进一步解释道:“人生哲学和心灵鸡汤最根本的区分在于,首先,人生哲学是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思考,而心灵鸡汤是逃避根本问题的,或者它就不知道根本问题的存在;其次,真正去关注人生哲学的人,他们本身是参与进去的,他们会发现这些问题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是性命攸关的问题,他必须带着自己的灵魂以及整个身心去思考和求解。而满足于心灵鸡汤的人其实没有产生真正的问题,他只有一些小情绪、小烦恼,需要得到一点小安慰和宣泄。心灵鸡汤总是给出很多似是而非的精神上的满足,不会真正地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两个最关键的区别。”??周国平为自己的文章辩解、正名,他的文章是在阅读大师的著作基础上,用一种通俗的语言传达、理解并深化这种思想,让读者和大师对话,并且读者是为了追求精神境界的提高,而不是当下许多“鸡汤文”所传播的投机取巧式的成功学、励志学,以达到追名逐利的功效。

  当然,从对“心灵鸡汤”式散文的界定来看,一方面,它以一种小清新、小温暖的语言来揭示人生的哲理,带给人们以精神的慰藉,传播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另一方面,“心灵鸡汤”式的书写,容易使语言陷入一种令人麻木的说教式的语气、语调中,作者本人也容易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成为说假大空式语言的布道者,与读者之间产生心灵交流的距离和隔阂。周国平本人虽极力否认自己的文章属于“心灵鸡汤”式的,他将“心灵鸡汤”式的文章看作是急功近利的人们寻求成功的方式,而周国平的文章是对人们精神的一种启迪和唤醒方式,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心灵鸡汤”式文章的超越和升华,两者之间是具有本质区别的。但是,周国平却没有真正从内容上、思想上给出一个明确的、具有很强说服力的理由。针对周国平的“心灵鸡汤”式的散文,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一方面,我们不否认周国平的哲理性散文与“鸡汤文”具有高度一致性,但更应该看到的是在转型期散文发展背景下,以周国平为代表的学者疏离政治、将东西方思想文化相结合,将感性与理性结合对人生进行反思,以平实质朴的语言关注人的个性、内心的需求,以平近真诚的态度与广大读者进行心灵的沟通与积极的引导,是“以人为本”原则下的人文精神的关怀。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周国平的散文与“心灵鸡汤”有某种契合点,但从思想内容和深层内蕴来分析,从它对人的精神个性的关注中所起到的作用来看,这又不是一般的“鸡汤文”所追求的纯粹励志学与成功学能企及的,而是对“鸡汤文”的一种超越与升华,况且,“鸡汤”还有“毒鸡汤”“炖过了火的鸡汤”等区分,2014年4月,网络上掀起“反心灵鸡汤”的旋风,也就具有了合理性,而我们要在分辨的基础上进行取舍,不能一概而论。周国平对这种现象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至于我自己的作品,哪怕它以鸡汤的方式在流传,我都无所谓……但如果他一直满足于鸡汤的方式获得浅层次的精神愉悦,他就会成为一个很肤浅的人。”??

  三、周国平散文的意义

  21世纪是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在一个以“娱乐至死”为乐的狂欢化时代里,文学的去神圣化而充斥粗鄙的语言的社会中,文化生产受文化产业化发展、文化消费的牵制,散文由通俗变得庸俗甚至媚俗。一大批作家也顺应了时代的发展需求和读者的期待视野,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完成了文学创作的转向。刘墉的《唯奋斗者得功名》,毕淑敏的《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刘同的《谁的青春不迷茫》,卢思浩的《你要去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等充斥当代文坛,迅速占领畅销书的位置,集合了一大批处于青春期中“迷茫的一代”及部分中青年女性读者。以刘墉、毕淑敏等为代表的作家以说教者的姿态向人们传输所谓的为人处世之道,具有明显的说教意识和投机取巧的心态,而以刘同、卢思浩等为代表的一批八零后作家则站在“正青春”的角度与青春期的人们产生共鸣,而这种心理励志类的书籍也最容易在读者群中产生强烈的反响。罗伯特·尧斯指出:“只有阅读活动才能将作品从死的语言材料中拯救出来,并赋予它现实的生命。”??作品只有经过读者的接受,才算最终完成,实现它的价值。“心灵鸡汤”散文的迅速发展,是“世界”“作者”“读者”整个文学发展的体现和需求。

  周国平的哲理性散文以其通俗化的语言满足了人们消遣、娱乐的需求,是商品经济冲击下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产物,给处于思想“狂欢”与“浮躁”中的人们一剂镇定剂。转型期的文化语境为周国平的散文创作提供了契机。然而,周国平的哲理性散文创作在意识形态方面缺乏震撼力,缺乏思想的独创性与冲击力,无法构成一种紧张的关系,反叛性意识较弱,甚至与商业、经济的发展存在共舞的关系。关于周国平的散文创作,是否属于“心灵鸡汤”式的文章,引起了学者和公众的广泛讨论,问题的关键和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归类和界定,而应在分析特定文化语境与社会环境影响下出现的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虽然他的文章因语言思辨色彩浓而稍欠美感,批判锋芒不够犀利,没有提出振聋发聩的观点,在文学史中缺乏深刻影响。但是,我们仍然应该看到他所触及的对西方哲学与中国现状的结合,他在教育、人性、道德等各个方面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种令人觉醒的力量,对当下散文甚至整个文学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周国平能够较准确地把握读者的心理,与读者产生共鸣,这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周国平虽否认自己的散文属于“心灵鸡汤”,但从它的内容所传达的思想来看,有过度迎合读者阅读期待的嫌疑,内容没有较大的突破,且多篇文章在不同的书目中反复出现,书中内容的辨识度低。况且,一味地写“心灵鸡汤”式的文章,形成了固定的写作风格,在体裁和内容上都很难有较大的突破。

  总之,随着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学实现了向大众化、产业化的方向发展的转型。“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及社会的转型,创作在物欲横流的诱惑下变得‘众生喧哗,多项分流”。??以周国平为代表的学者在社会转型期把握时代及读者的需求,“用现代人的眼光和情怀来观察生活、思考历史和把握时代”,??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不仅将东西方相结合,掀起了一股“尼采热”的哲学潮流,将理性精神与感性思维结合进行深层次的思考,而且贴近生活、贴近现实,注重人自身的发展与需求,注重人生的感受和生命的体验,注重人的形而上的精神需要,“努力将哲学的思辨,生活的状态和对文学以及人类的思考化为感知中的散文语言”,??是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的。周国平在时代的转折点上对东西方精神的结合,对人的个性发展重视、对人文精神的弘扬与传播中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在这方面,周国平的散文创作与成功学所灌输的“心灵鸡汤”是有本质差别的,是对“心灵鸡汤”散文的超越。“鸡汤文”的风靡,背后揭示的是文字及思想的“苍白”与“虚浮”现象,具体来看,则是社会与个人在疯狂、浮躁下的狂欢与媚俗的表现,是以一种温和的语调给人们以心理按摩,造成一种成功安慰的假象。海德格尔说过:“凡没有担当起在世界的黑暗中对终极价值的追问的诗人,都称不上已给贫困时代的真正诗人。”周国平的散文创作担当起了追问人生终极意义的责任,在超越与升华中给当下散文边缘化的发展注入的新鲜血液。

  注释:

  ①周国平:《善良丰富高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年,第2页。

  ②③周国平:《觉醒的力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④周国平:《智慧引领幸福》,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⑤周国平:《周國平文集》(第2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2页。

  ⑥王统照:《散文的分类》,俞元桂,姚春树,王耀辉,汪文顶选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页。

  ⑦陈剑晖:《重估与评判:论周国平散文》,《文艺争鸣》,2014年01期。

  ⑧王庆杰:《浅论周国平哲理散文的魅力与缺憾》,《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6期。

  ⑨张颖:《悖论与困境:论周国平的散文》,《文学报》,2015年5月21日第8版。

  ⑩王茜:《周国平:我与心灵鸡汤有本质区别》,《文苑·对话》,第64页。

  ????胡子华:《周国平:回到本质的哲学工作》,《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5年5月29日第8版。

  ??罗伯特·尧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刘锡庆:《世纪之交: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考》,《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陈剑晖:《论90年代的中国散文现象》,《文艺评论》,1995年第2期。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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