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巴代老师，很高兴见到你。作为原住民作家，你如何看待当代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发展历史？
巴代：台湾原住民的汉语写作，比较有规划与具体的推动最早是出于孙大川的倡议以及成立《山海》杂志社。他倡议让原住民文学成为可以被翻阅的，可以被看到的创作成果。在原住民文学创作中，文字的转换很重要。过去我们老一辈受到的是日文教育，国民党当局的战后政策使原住民文学创作因语言断裂出现了断层，战后二十多年间只有70年代的陈英雄属原住民创作，而真正有规模的创作出现是在90年代，可以从《山海》杂志成立开始算起。
刘：听说你曾从军多年，你在军队里对自己的族群文化是否就已有所了解？在就学从军生涯中与他人交流有隔阂吗？
巴代：我是1977入军校，在军校待了7年，在陆战队11年，大学军训教官当了12年，算算也接近三十年了。在军队多年，其实未曾离开自己的文化，即使在军队的工作性质不同，但关于生活的很多想法，基本上仍然保持着自己的部落文化习惯，例如对梦境、喷嚏等一些生理感应的解读，与他人交流还是比较适应的。可能跟部落所在的位置有关，卑南族几个部落较早接触外来民族文化，沟通容易调整。至于军校或军人的体制，也与卑南族尚武的文化特质相契合。传统的卑南族未婚成年男子其实是不讲家庭的，讲的是部落。男子十二岁到十四岁的时候接受成年祭，开始与其他的青少年集中在部落聚会所“巴拉冠”，一起生活与接受训练与差遣，成为部落的公共财产。任何家庭需要劳务，都可以到聚会所去要求他们过去帮忙。成年未婚的男人不属于家人，属于部落的工具。所以过去在二战前后，很多长辈都被日本征调去当高砂义勇队，或者跟国民党去大陆打内战。我的小说《走过》说的就是这类故事。当时那个老兵给了我一万多字的材料，而我把它写成了23万多字，小说完成后，他很惊奇我对他的理解那么深刻。这本书的简体版多年前已经谈了，出版则要等进一步消息，电影的版权也卖了，也许正在审核，什么时候开拍，有没有机会拍，还不清楚。
刘：那你是从什么时候认真开始写作，开始强烈意识到要传承族群文化？
巴代：其实我一直都对文字很有兴趣。最初是在当大学里当教官时，写小诗，写情诗，写反映生活琐碎的诗，真正开始小说创作则是在1999年台湾大地震以后。我觉得小说才可以承载比较多的东西，在小说创作中，可以尽情使用诗的技巧，也可以運用散文的技巧让小说呈现更多的细节、纹理。就承载文化的能量来说，我个人觉得长篇优于中篇，中篇优于短篇。我真正想去写关于民族历史文化的小说是在2005年下半年以后的事。当时我在写一篇硕士论文，就是《以大巴六九部落的实践经验刍建卑南族巫术的理论》。巫术的祝祷不仅是原住民的文化，也是中国原始社会的文化现象。我写过一篇论文将部落收惊安魂巫术的祝祷词和楚辞的招魂篇进行对比，那真是特别美丽的交响。可惜的是，这么美的祝祷词，写在论文里没得到任何响应，我很担心这些都会变成标本化的族群文化研究，所以我才萌发写小说的心理，我在很多小说的篇章中常有大面积的巫术操作描写。
刘：你好像喜欢用论文的思维模式来创作小说？
巴代：我的长篇小说的确是转用写论文的方式架构的。比如先有问题意识，然后分析主题的背景数据与条件，设定想传达的议题，然后是逐章逐步的验证，最后掩掩隐隐地做出结论。但小说也有很多精彩的成分，只是这样思考小说的大体架构。根据观察，如果没有类似的程序与预作大纲，很多人尝试写长篇小说时，有时候写着写着容易断头，最后舍去创作就很可惜。先架构起来，再增枝添叶，写作过程中，经常可以意外拉出新议题，成为新的小说主题，借此再写一本。这就如同论文写作。最初，我的小说计划本来预计只写5本，结果每次写完都出现新的议题，所以目前写作计划已经达到三十本左右。像《白鹿之爱》就是《斯卡罗人》的续集，而《斯卡罗人》里头大巴六九人找寻的女婴，则单独发展出一部《巫旅》。它是一个奇幻小说系列。而《白鹿之爱》则是十七世纪以后的历史小说，这样就从《斯卡罗人》延伸出两个系列。《白鹿之爱》里最后离开部落去和亲的那个女主角路格露，她所去的就是孙大川所在的那个部落。在口传史里面，这个女人是他们部落的一个重要开基者。所以在写她的部分，我非常克制自己，不让她受到任何玷污，即使是身体接触也避免。因为她是孙大川部落的祖先，我不能乱写。但她情感是奔放的，非常伤感，深情。卑南族文化里对部落与群体的责任感就体现在这里，他们往往为了大局牺牲自己，男主角也是这样。马力范为了大局会压抑自己的感情，这在卑南族里几乎是一种通则性信仰。
刘：这是不是就是前面说的一种“共享”的公财意识培养下产生的人物形象呢？也就是你提到的“巴拉冠”精神？
巴代：实际这就是卑南族文化的底蕴。为什么要写这个呢？最近我们在做民族文化复振工作的时候，很多年轻人都会提到“巴拉冠”这个名词。传统中，“巴拉冠”是部落男子聚会的建筑物与广场，是领导人与长老群商议事情、指挥差遣的行政指挥中心，战时也是卑南族男子统一接受任务命令的地方，平时是男子养成教育的学校、单身男人的居住所、收容所，更是外宾来访时的临时住所。因为它是部落中最明显的最容易接触到的文化现象，所以提部落文化复振，就不能不提及它在传统部落社会的功能与内涵。我期望年轻的族人对“巴拉冠”有更多的认识，约束自己的行为，承继卑南族男性品质。在过去，养家养父母的是女儿。一个男人，特别是优秀的巴拉冠男人，会优先被女人挑选，然后落户她家，才能离开会所，部落人才会认可，这是“有用的男人”。
我们现在强调“巴拉冠精神”，其实就是为了年轻人在探索民族文化内涵的时候有一个依据、方向。让他们了解，男孩和男孩之间，男孩和女孩之间，个人与部落之间的关系。《斯卡罗人》和《白鹿之爱》写的就是这些内容，特别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对位关系。卑南族男人虽然勇猛，可是面对女人的时候，却非常拘谨、压抑，不敢越过传统规制。
刘：你的作品虽然是原住民历史题材小说，但从对两性情感的描绘来看和现代人情感要求一致，在卑南族传统文化里男女情感关系也是这样吗？卑南族的“从妻”制度在发展中有什么历史变化？endprint
巴代：我写的是现代小说，用的是现代小说技巧。小说呈现的是现代部落社会中男女的情感关系。这是活在现代的部落，不可能完全回避或者清楚分野我的族人与现代人在情感上的表达有多大的区隔，即使穿越千年，横跨不同的民族，情感上理应存在着某种相同的质性。
正因为有这样的体悟，所以我才会这样写。不过，我是把这些作为小说作为部落文化教育的辅助教材。从内心而言，我期望我提及民族文化的小说成为卑南族文化教育的辅助教材。所以，关于文化的章节段落，我尽管可以夸张，但绝对不能乱写，可以有戏剧效果，但不能作伪。例如前面所提到的男女关系特点，在日本人的《理番志稿》②记录里也有，还有他们1916年所作的调查③以及清朝的史录里同样记录了卑南族男人“疼妻惜子”的习俗文化。但即使卑南族的“从妻”制度使女人占据婚姻关系的优势地位，她们也不会因此在两性关系中随随便便，仍然会尊重自己的男人。我在小说里有详细的描写。所以，我族里的长辈们，懂得汉字、有基本阅读能力的那些，或者比我大十几岁的姐姐们来看我的小说，常会觉得很惊讶，说我这个年纪怎么会知道她们那个时候女人心里的想法。我想主要的原因是，我就是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理解这种婚姻关系的特质。但国民党到台湾后，实行统一从男户籍制度（日本人没改变户籍是女性的传统），等户主都变成了男性，就意味着户长和土地都是男人的了，那个时候卑南族男性群体就开始出现了一种反弹，于是在5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很多打老婆，虐待妻子的现象，导致许多家庭重组。
刘：但在我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简单的只是一种形式变化（指户籍登记）的结果吧？你一直在谈这种“巴拉冠精神”，是否对现代社会的婚姻状态有所不满？
巴代：当然不是。可是你想，我的族群是处在一个与汉人社会往来密切频繁的大空间里，汉族社会的男尊女卑传统，对部落男人也是一种刺激；加上日本文化里强调的也是男性优势文化，因而脱序反应确实是长期的压抑反弹导致的，相对于过去传统部落惯习的制约，这种家庭暴力确实显著而强烈。
我不是对卑南族处在现代社会的婚姻状态有所不满，但确实存有不少的缺失。只是我发现这种传统文化特质对于现代社会的两性关系有一种“矫正”或者“启发”功能。因此，我对它有所期待。我们讲回到传统男女关系，必须把握一个最基本的核心，就是男女各司其职相互尊重的两性关系。男人是工具，是部落的财产，他们的存在是为了成就一个家庭，成就部落。而且如果一旦回到那种制度，即便只是一种没有约束力的精神体认，婚姻的許多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了。家暴问题也许就不会存在。不是要完全回归原始社会，而是思考怎样去吸收文化遗风和文化精髓，思考应该怎样对待女人，正视女人撑起半边天的事实。有了健康的两性婚姻关系，那社会问题自然也就减少了。
刘：有人称你为“最会书写女性的原住民男作家”，你怎么看待？
巴代：是吗？那表示我很用心揣摩女性并诚恳经营小说，应该是种赞美吧。
刘：你说是把小说当作文化教材来写的。那么，当成为教材的时候，就会牵涉到历史的问题，你如何看待你小说中的历史？
巴代：即使是依据《三国志》这本历史记录写出的《三国演义》也不可能都是真实的，因为历史毕竟是后人的记载。大家常把我的小说归为历史小说，因此顺带提起真伪的疑虑。但其实我并不是在按章重述历史，以历史研究者自居，而是以小说重新诠释历史，以小说表达我的历史观并争取定位我族的发声权。因此引用历史文献资料时，往往会要求广泛收集，更要谨慎查核，期望能更精准，更能够接受挑战。从第一部小说开始，其历史架构和文献、文化就并存。我写小说通常都会查很多史料，比如写一本小说，我可能要查三十本数据，例如您手上这本《白鹿之爱》，不管是荷兰人的记录，还是后来学者的研究资料，我都做了广泛的收集、阅读、归纳。根据这些史料，我把已经确认不是真实的数据剔除掉，把那些比较正确的、不会引发争议的留下来，加上调查的口传资料，但以上这些只是小说的背景。一部小说的创作不可能只是扩大某种背景便能写就，我还要加上我的某些想法，让它成为一部可看性高的小说，所以能够透过小说看到多少真实历史意义不大，重要的是读者通过小说阅读受到“刺激”，产生自己想要接触历史的念头。不然，考据就会失去意义。
小说可以成为一个历史与文化教育的辅助教材，所以里面的历史资料和文献要多方考据，要更精准，但仍需注重文学乐趣。界限在于我要借小说说什么，说的是否是我要表达的基本核心。围绕这个基点，有凭据的大历史往往是小说的背景，难以考据的部分才通过我的生活经验、文化涵养、想象力与编织的功夫来呈现。总之，我的小说的确有浓浓的历史氛围，而那些是我看历史的角度，也是我试图从我的族群角度去解读历史的观念体现。
刘：你追求的这种历史书写目的其实是要给读者“思想文化上的启迪”。以《斯卡罗人》为例，除了对巫术的描写和一条族群迁移的历史线索之外，其他我感觉更像是在读一本关于冒险的或者武侠的小说，或者可以说是爱情与武侠的综合体。所以我想问你是不是很喜欢武侠小说？请谈谈你的阅读经历和这些阅读对你的影响。
巴代：我非常喜欢武侠小说。它是我在国中时期大量且重要的阅读书籍的一部分。记忆中，我小学三、四年级时识字能力已经有了一定的程度，也开始有了阅读习惯，剧情式的漫画、台湾民间故事、欧美翻译而来的儿童故事占了大宗；小学五、六年级时，是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一些翻译的世界小说；国中的时候，读文字更深的古典小说、诺贝尔文学奖集、武侠小说。那个时期经常去租书店租书回来看。高中以及大学时期是军校，除了军中作家的书，像朱西宁、段彩华、司马中原、公孙嬿、履彊以及当代台湾作家的诗集、散文集、小说之外，还阅读了老庄，逻辑学，原版的四大名著、《镜花缘》《盐铁论》等等；毕业就职到部队，订了三年的《联合》文学杂志，开始对所谓“现代文学”有一些想法。不过，这么多年来，我最喜欢阅读的还是故事性强的小说。后来成为一个作家，我希望自己的小说可看性可以高一点，有乐趣一点。我是个对故事特别着迷的人，写作的风格就朝向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是可被阅读、容易阅读、别人愿意阅读的。我希望具有一般读书能力的人，可以看懂我的小说，特别是部落里本族的人能看得下去，不知不觉被吸引。这比较重要，也是我写作的初衷。尽量避免成为一种不可见光谱中的文学实验作品，避免是一种需要特定的读书人或研究者才可以看懂的作品。如果小说故事性不强，太强调文学的实验性、小说技法的实验性、意识流等，我其实是很难咽下去的。endprint
即便是那样期望，写作时我也有那么些的啰嗦，包括一个小动作，战争的场面，而谈情说爱的对话常常习惯性地掉进琼瑶式小说的繁复与呢喃，或许有过去阅读言情小说的影响。譬如《白鹿之爱》中，马力范与女性之间的微妙的感情，已经不是单纯的说“我爱你”的直接表白，必须有更细腻的铺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样子或那个样子？是因为有着文化上的、性格上的特质。所以马力范和路格露在感情中的表现非常“变态或病态”——我有个朋友这样说——但是我所认识的（卑南族）环境和人就是这样。也许可以说你（马力范）爱她一下又如何？你抱她一下又如何？小说的马力范是个有责任的男人，他要考虑身体接触后可能变成一种承诺的后果，所以不能那样写，这样小说的调性才会对。生离死别的不舍与被压抑的爱情，确实病态与变态，而这些两极化场景，却也产生很强烈的阅读效果。马力范不是某一个男人，而是卑南族的文化象征之一，他是一个综合体，代表卑南族男人的责任感与克制力。所以就不止一个族人阅读后对我说：你是在讲我啊。
刘：今天你来参加的是民间文学研讨会，你觉得自己的作品属于民间文学吗？
巴代：这是我第一次受邀参加这样的研讨会，这说明已经有学者觉得我的作品有民间文学的色彩。在这个之前，我没有听说有人把我的小说当作民间文学的，我参加的基本都是小说研讨会。其实我作品里面最多的，一般人看不到的，就是我讲的那个文化特质。虽然我没有标志出来，可是你只要对卑南族有了解，或者卑南族自己的族人，他（她）去读这本书，最吸引他们的，就是这种文化。因为历史线索今天已经明确，巫术文化在各个部落仍然还可以看到，这两者都很容易在我的小说中读到。我的小说，最关注的部分其实是人、部落，和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对于爱情的追求，无论何种民族和文化，向往爱情与对爱情的追求，其本质和核心都是一样的。
刘：《笛鹳》这部小说里考据的材料似乎比较多一些？你如何看待大家对你小说的解读？
巴代：我所有涉及历史文化典故的小说，几乎都做了大量的考据。我的每一部小说都从不同的方面呈现出卑南族文化的特质。但实际上，如果只看过我的一部小说，就不能完整体会到我的意图。比如我最早的《笛鹳：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与《马铁路》两本书，里面就有一些特别的东西。《笛鹳》是我第一次写长篇小说，没有完全放开手脚来写，与下集的《马铁路》一起，主要是去诠释1916年，日据期间发生在大巴六九部落内的一起凶杀案，藉此展开部落的历史。所以这两本书要放在一起看，一共36万字。它的核心还是“巴拉冠”的文化精神，讲小部落如何在不同大部落之间求得生存。我的每一部小说都从不同的方面呈现出（卑南族）文化的特质。比如我最早的《笛鹳：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与《马铁路》两本书，里面就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其实我讲的是台湾，但当时很多人没能看出来。前些年去日本宣传的时候，日本学者就道出了这一点。台湾正如同一个小部落，周围都是一些强大的势力，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决定了小部落根本不可能有多少发言权。如何在这种环境里生存求得发展，是上面两本书里面想强调的。另外，《斯卡罗人》也有这种思考。写作这本书期间正好是马英九与陈水扁在选举竞争，小说终章就是在解释，不同的选择体现不同的结果。我借小说表达的是，选择了领导人，就代表你们跟他的选择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很明智的还是完全丧失理智的选择，都要共同承担结果。
我的小说内涵被解读的还不是很全面，到目前看来，文化方面的理解与关注解读得比較多。也许由于我身份是原住民，一般的书评或者图书分类也会自然地将我的书设定为“原住民文学”，评论者往往会忽略除了文化以外的小说内涵。但是毕竟文学研究也会发生变化，如果我持续写作，而研究者也必须不断面对我的作品，再过十年二十年，书评者会有不同的面相。
刘：看来，你给自己的定位已经超出了“原住民文学”这个范畴，你显然不愿被这个框框所拘束。
巴代：我内心幽微之处，确实也有那么一点不想被框架，只是不强烈，创作只需专注创作，不应顾虑其他。我的创作基本上属于现代小说的一环，只不过我选择的背景不同。思考一下，为什么叫原住民文学？是因为原住民写的作品？还是写原住民题材的作品？这两者说法都各有支持者。但我认为，那不过是学院的研究区分，文学就是文学，只是选择的题材是那样，背景是那样，或者我的身份是这样而已。
刘：接下来，你有什么创作计划？
巴代：我现在正在写一部小说，叫《盐水三部曲》，写盐水一带在清朝的崛起。未来嘛，计划再写二十年，我今年55岁，也许有能力完成三十本小说呢。
创作一部小说需要时间，但并不漫长。我通常一部小说写了一半，就会开工写另一部小说，有的时候会是两部形态各异的小说一起进行着。比如写《斯卡罗人》的时也在写《走过》；《走过》写一半又开始写《马铁路》，然后《马铁路》写一半又开始下一部，就这样交迭着写。有人问这样会错乱吗？如果是写两部调性相同，可能会，反之不会。过去每天能写8小时，但是近一年来好像进入了一种“撞墙”状态，可能是进入了一种写作的“倦怠期”，所以目前每天一般写3小时左右，一天一千字左右。不写字的时间，大多是在阅读或进行田野调查。
刘：你觉得这些年台湾原住民文学创作的繁盛，特别是近些年来的备受关注，是否有政治力量的推动？
巴代：其实我觉得不是，应该说是水到渠成。世界对原住民的议题与关注，也多半是在80年代开始，90年代爆发的，原住民日也是在那个时候设立的（笔者备注：台湾的原住民日是1984年设立），开始关注原住民议题也在这个时间段。所以，它首先是有个世界趋势，然后台湾又刚好处于“解严”之后的社会裂解状态，原住民的知识分子第一时间关注到自己的族群处境而走上街头。1993年孙大川开办《山海文化》杂志，开始有机会集中、汇聚与培养原住民作家从事汉语文学的创作，从1993年这二十多年以来，原住民汉语文学创作已经出了近八十本书，这个速度在全世界各原住民文学的发展中是绝无仅有的。如果真要说与政府有什么关系，那只能说解严后的政治关注到这种现象，但并无任何实质的政策推动文学的发展。即便孙大川任职“原住民委员会”主委一职，想方设法拨款去推动的文学营、文学奖、文学论坛的八年，我们看到了丰沛与年轻的潜力，我认为这也是政府被动的配合表现。endprint
文学与文化的进步并不能靠政治来推动，文学的长远发展还是要依靠它内在的自发性。就像酿酒一样，酒曲发酵了，还得做好一些必要的努力，才有足量与适味的水酒。我的作家朋友们很清楚这点，各在自己的写作位置上，努力耕耘。
刘：听说你同时也在从事“卑南学”的推动工作，请介绍一下。
巴代：这是我们2013年倡议成立的一个研讨会组织。每两年开一次研讨会，来年出版《卑南学资料汇编》。研究所有关于卑南族比如语言、文化、部落调查、考古、文学研究、自然环境、环保建设等议题。我们的目的是希望透过这个研讨会，逐渐累积卑南族研究的成果，使“卑南族研究”成为一门学问。我们更期待这个研讨会能成为研究卑南族文化的最高级别研讨会。
就研究的范围说，我们应该是从两极去拉扯，一个是极现代，一个是极传统。什么是极传统？就是看我们怎么向内挖，挖出最传统的东西；极现代则是尽可能去接触和吸收现代最先进的知识、理念。研讨其实是一种反瞻与检讨民族自身的对话。这个卑南学是对外敞开的，我们很小心地回避狭隘的民族视野，狭隘不是卑南族文化的特质。文化的差异性也需要不同的视角来关注，多音交响，才有美感。相信长时间累积下来，也许真能清楚地拼出较贴近完整的所谓“卑南族”样貌。但真是那样吗？其实我也怀疑，卑南族是活着的民族，一个生猛存在的民族，是无法以过去的经验与僵化的标志诠释的。
刘：最后请对台湾原住民文学的未来做一个展望吧。
巴代：我先是一个文史工作者，然后才是文学创作者，文学对我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增加民族文化延续能量的工具。文学作品好不好，百年以后就知道。但现阶段原住民作家群，不能汲汲营营于思考作品在未来的地位与被看见，因而谨慎、犹豫、字字锻铸，最终无成果。我们必须期许自己相互鼓励，相互鼓励每个时期都要有作品付梓问世，相互扶持让每个作品尽可能地被看见。我们不能懒惰，需严肃地面对各自的民族，努力创作书写，为民族取得一些诠释权与发言权。要生存下去，不仅要努力厚实生存能力，还要留下足够的文学作品、文化记录与当代记忆以作为民族在任何时期再复振的“火种”，文化遗产才能被继承并被不断诠释。
所以我们现在有强烈的紧迫感，文史工作者都在尽可能搜集、整理，记录与转述部落的文化记忆，这些工作不能等。对于未来，我常想，族群消灭假定是必然，我们也不要那么轻易就弃甲投降，是不是可以有个绚烂的黄昏？一场华丽的告别？
附录：巴代作品目录及获奖情况
一、著作
长篇小说：
《笛鹳：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台北市：麦田出版，2007）
[日译本]鱼住悦子译，タマラカウ物语《上》女巫ディーグワン（千叶县：草风馆，2012）
[英译本]Catherine Hsiao译，Sorceress Diguwan（Taipei： Serenity International， 2013）
《斯卡罗人：槟榔？陶珠？小女巫》（台北县：耶鲁国际文化，2009）
《走过：一个台籍原住民老兵的故事》（台北市：INK印刻文学，2010）
《马铁路：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下）》（台北县：耶鲁国际文化，2010）
[日譯本]鱼住悦子译，タマラカウ物语《下》戦士マテル（千叶县：草风馆，2012）
《白鹿之爱》（台北市：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12）
《巫旅》（台北市：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14）
《最后的女王》（台北市：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15）
《暗礁》（台北市：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15）
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集-《姜路》（台北市：山海文化杂志社，2009）
研究：
《Daramaw：卑南族大八六九部落的巫觋文化》（台北县：耶鲁国际文化，2009）
《吟唱？祭仪：大巴六九部落之祭仪歌谣》（新北市：耶鲁国际文化，2011）
二、获奖情况：
短篇小说《姜路》（2000第一届中华汽车原住民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
短篇小说《猎》（2000入围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
短篇小说《女巫》（2001第二届中华汽车原住民文学奖短篇小说佳作）
报导文学《山地眷村》（2002原住民报导文学奖”首奖）
散文《母亲的小米田》（2004台湾原住民族散文奖第二名）
《笛鹳：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获2008年金鼎奖最佳著作人奖
《走过：一个台籍原住民老兵的故事》（2010入围台湾文学奖长篇小说金典奖）
报导文学《记一场大猎祭》（2010入围台湾文学奖母语创作报导文学金典奖）
长篇小说《白鹿之爱》（2012入围台湾文学奖长篇小说金典奖）
获2013第36届吴三连文学奖（小说类）
长篇小说《最后的女王》（2013获第3届全球华文星云文学奖历史小说三奖）
长篇小说《巫旅》（2014入围台湾文学奖长篇小说金典奖）
长篇小说《浪涛》（2015获第5届全球华文星云文学奖历史小说三奖）
长篇小说《暗礁》（2016获吴浊流文学奖小说类佳作）
注释：
①本文为2017年4月15日在台北文化大学“海峡两岸民间文学交流会”访谈所作。
②笔者注：译名为《日据时代原住民行政志稿》，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1998年。
③笔者注：指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蕃族调查报告书》，台北：中央研究院，2000年。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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