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陈仓已创作了二十部中篇小说，其中有17篇被刊物转载，为作家获得了不小声名，其创作受到贾平凹、李银河等人的关注和肯定。2015年八卷本“陈仓进城”系列出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被相关媒体赞为“一代进城者的心灵史、一个大时代的伤心碑”。陈仓的这些中篇小说所关注的大多是进城者从农村到城市所经历的命运悲欢与情感碰撞，在展现进城者的精神痛感中，思考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的未来及转型。为了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陈仓的中篇小说创作，2016年4月21日，上海师范大学当代上海文学研究中心举行了“陈仓中篇小说创作研讨会”，研讨会由上海师范大学杨剑龙教授主持，作家陳仓先生、《文学报》记者郑周明先生与会，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温江斌、贾德靳（约旦）、王童，硕士研究生金怡、丁莉华、杨婷婷、严静、李祝萍、葛英芬、张晓英、徐学斌、吴晓宇、薛翠渊、金哲羽等参加了研讨。
一、乡与城的文化地理空间
杨剑龙：陈仓原名陈元喜，他是陕西商洛山丹凤县塔尔坪人，母亲早逝，哥哥在长途汽车坠入河中时为救他而溺亡，两个姐姐出嫁了，他一直与父亲相依为命。1998年陈仓翻过秦岭去西安，在杂志社任编辑记者，写小说、写诗歌、写散文、写纪实文学。后来去广州工作，2003年开始定居上海，在报社任记者编辑。陈仓最初是以诗歌创作走上文坛的，中篇小说《父亲进城》刊载于《花城》2012年第6期，为《小说月报》中篇小说专号2013年第1期转载、《新华文摘》2013年第4期转载，此后陈仓的中篇小说不断发表。走出商洛山的陈仓，走进西安、广州、上海，在巨大的城乡落差中回望故乡，在人生苦痛的积淀与情感的发酵中，以其丰厚的生活积累、记者的敏锐眼光、诗人的激情畅想，寻找题材、编织故事、寄寓情愫，写出了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颓败与衰弱，写出都市生活中底层外来者的坎坷与磨难，呈现出游子的城市张望与精神归乡。
李祝萍：新世纪文学创作中，“乡下人进城”是一个引人瞩目的主题，该主题本身具有多义性，“陈仓进城”系列以故乡为中心，即那个叫塔尔坪的地方，以这个点为中心画一个圆，圆圈里不断晃动着城与乡的矛盾与碰撞。如《父亲进城》与《女儿进城》两部作品以朴实真挚的笔调，描绘乡下人在城市生活中出现的各种不适感，父亲在城里不会洗澡、不会用马桶；女儿没有逛过动物园等，所描绘很多故事和细节令人啼笑皆非，读完后人们并不会真正嘲笑乡下人的“落伍”，反而读出一种朴实与浮华的对比。如果说《傻子进城》是乡下人对“城”的盲目追求，是以一种出洋相式的无知表现对城市的迷恋，那么《父亲进城》和《女儿进城》是“踏进”城里不能够融入现代文明与文化的典型。
严静：在陈仓的小说中，“父亲”是故乡的代名词。《父亲进城》的开篇就引用了《百年孤独》中一句写故乡情怀的话，“有一个死去的亲人埋在这片土地，就算故乡了”。在作家笔下，故乡与父亲几乎是同质一体，父亲是生理上的血缘故乡、是精神上的故乡羁绊。父亲代表着“乡”——故乡塔尔坪的树的护佑者、牲口的饲养员、麦地里的耕耘者，代表了农耕文明中人性的单纯、质朴与善良，他进城后的种种不适应是农耕与城市两种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撞击与杂糅。
金怡：陈仓用家乡地名作笔名，可见其对家乡深深的眷念之情，小说中还乡是永恒的主题。乡下人进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物质方面的需求，而已经进城的人还乡则是精神家园的眺望。陈仓往往将城市与农村相对比，农村被看作是淳朴、良善的一面，而城市尽管繁华便利却更多的是作为农村的对立面存在的。小说对农村常怀着挽歌式的悲戚，而对城市则采取批判的态度的。
温江斌：如果说塔尔坪是小说反复指认的乡村，那么上海则是小说不断针砭的城市。相比不断给予乡村美好的回忆和无尽的伤感，作家对城市似乎持着一种审视和批判的目光。《木马记》为了实现女儿上学的愿望，作为母亲的张小泉，一个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奶妈，无奈中不得不委身于林太太的弟弟，一个幼儿园做饭的厨师，将城市给予人的压抑悲怆上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小说由此进行了一场有深度的社会反思和都市批判。
葛英芬：陈仓的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城市底层人的现实困境与生存苦痛，《麦子进城》里小心翼翼把自己伪装成上海人的小记者陈元，《从前有座庙》中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披着僧袍的假和尚陈元，《我想去西安》里为了出山做了很多荒谬事的十五岁少年陈元……陈元其实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底层人的代表，他们在城市中拼搏努力，却又受尽歧视侮辱，有的最终选择回归，有的还在都市迷茫地漂泊。
徐学斌：整体来看，“出走—归乡”是陈仓小说的一大主题。故乡“塔尔平”的少年记忆都以“父亲”为原点，而后扩展到故乡的风土人情，最后抵达对都市的审视。正是透过“父亲”，读者能看到偏僻山乡农村的空心化与颓败。对都市漂泊者的人文关怀和城市的道德批判是其小说的另一大主题。陈仓以立足都市“闯入者”的漂泊经验，通过外地人与上海本地人的身份对峙，富人与穷人的悬殊，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差异，写出了城市的利己主义和拜物教的市侩风气。
陈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地理位置，这是我未来发展方向。现在我写的是进城，是从农村到城市，但着力点不是在农村，而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路上，从文学地理角度可以写得淋漓尽致，写得很深入。
二、进城者精神的把脉与叩问
杨剑龙：如同沈从文一直自称为乡下人，陈仓内心深处也始终以塔尔坪人自居，虽然他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他在大上海生活了十四年，但是他常常以冷漠、浮躁、不安来看待生活的城市，甚至认为在城市里不安是一种常态，他在中篇小说里就常常描写城市生活的冷漠、浮躁、不安。
吴晓宇：陈仓很精准地把握住了这个时代，写出这一代背井离乡者（或说追寻远方者）心中的隐痛。农村与城市，特别是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塔尔坪与大都市上海，这中间的巨大差异，形成了其进城故事的强烈心理张力。小说中的陈元，或者说进城的这一批有知识的青年人，虽然凭着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但却始终无法将自己的根扎进这座城市里。他们的根，或者说他们的灵魂，最终还是牵系在那片埋葬着他们亲人的、朴实无华的土地里。他们想将老迈的父亲和年幼的女儿接进城里，让他们感受自己所追寻所享受到的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便利，让他们得到更好的物质和精神享受，但却均以失败告终。因此他们在城市里显示尴尬的生存境遇和无奈的内心焦灼。endprint
温江斌：陈仓的中篇小说不仅描写了诸多人们进城过程中的命运变异，而且展示出时代转型过程中进城人们的压抑、彷徨、孤独和疏离等心理，这种精神的分裂甚至在死后都难以得到调和，《墓园里的春天》里的一个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游子离世后，最后只得将骨灰分成两份分别安葬在城市与乡村，在看似荒谬中流露出浓浓的痛楚。
杨婷婷：陈仓小说中人物均存在程度不同身份的缺失感，这种缺失感在父子两代身上都有很好的展现，最为惊心动魄的却是动物“进城”。如《小猪进城》和《羊知音》中，本该生活在山野乡间的猪和羊却来到了城市，在不适宜自然生存的都市空间里引发了一连串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小说从人到物，揭示出这种身份缺失感的普遍性，这种异化的生存状态无疑具有丰富的隐喻意义。
徐学斌：陈仓小说中的“我”走出大山成为小有成就的“新上海人”，这种“出走”在远离父辈的同时，却背负着父辈的情感经验和思考方式，是以“牺牲”父辈的情感需要来实现子辈个人价值的腾飞，因而“我”常常会觉得歉疚。为此，异地无根的他们又眷念父亲、眷念故土，可是又总是无法回到故乡。他们在精神上背着祖辈沉重的灵魂，“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这是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城市与乡村两种文化碰撞的结果。
张晓英：“进城系列”写了城市对农村的诱惑，年轻一代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为了摆脱贫困，他们渴望走出大山，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傻子进城》中的“我”以荒诞化的方式想尽办法进城。可是当真正进入都市以后发现，现实并不如所梦想的那般美好。《女儿进城》中的“我”想让女儿体验都市生活的美好，可是却处处受挫，小说中“我”的经历也正是许多在外打拼者的真实写照。此时的他们不禁想起了远方的家乡、想起了亲人，故乡成了他们心中魂牵梦萦的地方，可是却也成了回不去的梦，故乡已经回不去了，只好在都市无根的状态中漂泊。
严静：我注意到，陈仓小说一个贯穿的主题是故乡，如《父亲进城》中离开故乡塔尔坪村的父亲在精神上牵念着从未离开的故土；《墓园里的春天》里小姚那个不知名姓的陕西籍丈夫所需埋葬的两个坟墓；《木马记》里思乡恋土的奶妈张小泉。小说选择的故乡总是以上海为对照的，它带有游走于城市的人们的生存与精神困境，作家写出了都市进入者的真实痛感。
丁莉华：人们已经进城，为何精神仍要还乡，这是陈仓小说探讨的命题。小说作了这样的回答：一是都市的冷漠和排斥。《小猪进城》中，小猪在城市人小范的万般折磨下流泪，小范因为在单位评职称未能如愿，便将所有的怒气撒在小猪身上。小说以夸张、暗示的手法和一些残忍场面写出未能融入城市的乡下人所受的折磨，刻画出都市的冷漠无情和人的精神异化。二是外乡人自身的原因。他们对城市有一种本能的疏离，并没有从内心真正融入这个城市，精神上并没有真正在都市扎根。小说中诸多外乡人在物欲横流的都市中心生疲惫，故乡成为精神的归宿。
陈仓：我作品前面有一句话，“致我们回不去的故乡”，当时为这一句话想了很多，为什么没说“回不去的农村”，而说“回不去的故乡”，就是想说，农村人或城市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其实城市人原来的故乡也回不去了，他们出生的地方在哪儿，小时候生活的那条街、那个巷现在又在何方？
三、浸润醇厚情感的叙事
杨剑龙：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这股日渐汹涌的大潮裹挟着诸多人，许多人离开农村进入都市，成为“都市闯入者”，他们在都市人生的拼搏与磨难中，往往又眷恋乡村思念故土，在浓浓的乡愁中做着故乡的梦。一旦他们回到故乡，常常为故乡的凋敝零落而感叹。当年鲁迅的乡土小说常常呈现出归乡与去乡的两种叙事模式，从而在表达浓郁的乡愁时，呈现出对于国民性的针砭与批判。陈仓近年来的中篇小说创作，大致也呈现出进城和回乡两种叙事模式，常常以陈元的视角叙写人们的进城，又常常用从来没有走出大山农民的眼光，观照光怪陆离的大的都市，呈现出城乡文化的巨大落差和最初走进都市人对于乡土文化的坚守。
薛翠渊：在这些中篇小说中，我比较关注的是《父亲的棺材树》。整篇小说结构十分紧凑，从树出发，又不局限于树，将塔尔坪一角的历史和人事展现在了我们眼前。其中有童年的追忆、传统文明的被破坏、老父亲朴素的生命哲学等。小说笔触十分细腻，砍树前父亲和树整整唠叨了一天一夜，他怕树疼，他把斧子磨锋利。柏木棺材打成后，整个院落都飘着大茴焖肉的香味，还有蝴蝶会绕着棺材飞，这些细节让人感觉这口棺材是树的精灵的化身。小说描写了父亲躺在棺材里的情景，在他看来棺材是人的归宿，躺在里面安详、踏实，没有恐惧、孤独，他在棺材里睡觉的时候，甚至梦到了母亲给他纳鞋底的温馨场景。
李祝萍：农村与城市的冲突不是一言以概之的简单命题，作者的进城系列在创作上不是从审丑意识出发，具有散文式的清新风格，正如贾平凹老师评价的：“这样的一种清新，在文坛上刮起的风，真正咱老家的山冈，你说它硬它也硬，说柔它也柔，反正是多种气味，多种味道都在里边。”他的這些中篇小说有故事更有情感，那种诗歌的韵味氤氲其间，感动着我们，激动着我们。
温江斌：陈仓先生最早是从事诗歌创作，当转向小说创作时，写诗的精神汩汩地流淌其间。陈仓小说的诗性首先体现在他直接将诗歌置入于小说文本中，如《美丽而亡》的“玉蜻蜓”评弹，《墓园里的春天》的“双碑记”诗歌，《上海十日谈》里“我”为米昔写诗等等。而且，读这些中篇小说时大多可以体悟到作家情感的抒发，小说故事总是随着情感而波动，情感成为结构小说的主要力量。此外，陈仓小说的诗性化更多体现在语言运用上，他多用短句、少用长句，语言简单干净，有一种明晰和清新的境界。
金哲羽：《羊知音》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部小说，小说谈论了在当代城市中“知音”缺失的现象，根本上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失，拜金、物化、追名逐利的城市病。作者用讽刺串联情节：主人公拉二胡时不小心将弦拉断，为了遵循祖训，需要有人听其九遍才能修弦；然而无人静心欣赏，唯有一只羊成为知音；当主人公要去参加选秀节目的时候，小说又将观众、经理等的丑态百出描绘得淋漓尽致，夸张地暗讽了当代选秀节目的价值趋向。这是一个基本虚构的故事，但是这又能让读者看出故事背后的真实。荒诞中的真实，使人哑然失笑而又能发人深省，产生一种独特的张力。特别是，景物和情节能够相互交融是此作的重要特色，如对雪的描写：“所以在这种不太冷的地方下雪，看到雪花之后你不会立即想到纯洁。”但是后面又说：“天空还在飘着雪花，雪花少有地不再落地便化了，而是一片一片地聚积起来，把这个夜晚打扮得有点纯洁的样子了。”这种情景交融的叙事，使得人们很容易预感到情节转变的趋向，感受到其中隐藏的韵味。endprint
陈仓：我的小说文本看上去不像小说，也不像散文，曾有学院派学者对这种文本提出了质疑。我所有小说里面没有曲折的情节，不是用情节推动小说的发展，完全是由于情感，情感在推动整个故事的发展。如用建筑来比喻我的小说创作，别人的小说都是经过大师设计的，用什么样的柱子、梁椽、砖瓦，用什么样的雕花，用什么样的窗子，都是经过严格精确的设计的，我的小说其实就是一个小屋，农村人盖小木屋，想怎么搭就怎么搭，这可能是我短处，也可能是我的长处，我现在想不清楚，还在摸索中。
四、经验之后的突破与提升
杨剑龙：陈仓是一位诗人，他用诗人的眼光观察世界；陈仓是一位记者，他用记者的敏锐捕捉生活；陈仓是一位流浪者，他用浪子的心态回眸故乡。陈仓的中篇小说几乎没有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有的只是进城者的尴尬与无奈，有的只是回乡者的凄凉与落寞。
金怡：陈仓的小说也存在某些可以继续打磨之处，如《父亲的棺材树》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我”作为局外人却一清二楚地知道父亲和大美人在房间中所发生的一切，这明显超出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范围。还有，小说对于城市弊端的暴露和批判时，常将主人公在城市中寻求出路的途径归结于自己的心态，似乎主人公只要积极调整心态就可以解决问题，这似乎略显单薄。如果小说能将思考扩展到对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分析，应该会更具深度。此外，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农村经历着巨变，原先印象中的农村早已不复存在。面对农村和城市发生的遽变，如何书写农村和城市，是摆在作家面前新的课题。
郑周明：我觉得陈仓部分小说对城市看法在某些方面有些极端，其实城市跟乡村不能说谁对谁错，谁有原罪，他们并不是一个主动选择的结果，或者说城市必然是追求物质，乡村可能必须要向城市学习，他们的原罪有可能背后有制度的逻辑。还有就是，除了农村的年轻人，他们想融入城市，但因为他们是打工二代，由于多种原因难以融入城市；同时像现在城市的年轻人，也感觉自己和城市的格格不入，感觉到巨大的生存压力。这些城市年轻人和乡村进来的年轻人，他们该如何共同面对城市的未来，这可能是陈仓小说创作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所在。
温江斌：大部分作家在小说创作起步的阶段大多会借用和化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和生活状态，因为生活感动着他们，带给了他们诸多思考。陈仓也不例外，这些中篇小说不少情节、情感和场景都来自生活现实，这或许是作家人生中难以忘怀之处，但由此在小说中也出现了某些情节的类型化的现象。需要警惕的是，当代一些作家在创作中将生活经验用完之后出现了写作“真空”“断层”，或不能继续走下去，或继续原地踏步。这既需要作家通过虚构、想象等手法注意力避这方面陷阱，还要作家进一步拓宽更为丰富的生活，感悟更为广阔的体验，获得更为深邃的思考。
薛翠渊：陈仓的部分小说在结构上还不够紧凑，可以进一步完善，如《上海十日谈》里有一个物象“残缺的瓷娃娃”，“我”曾扔掉瓷娃娃，米昔捡了回来说“再断也是维纳斯”，而患有心脏病的米昔，不也是一个“残缺的瓷娃娃”吗？是否可以将这个物象更加丰富化，加入一些笔墨赋予它更深的内涵，使小说多一条副线。如结尾可以设置一个场景，老人屋里挂着各式各样的瓷娃娃，只是都是残缺的，活脱脱是米昔捡回来的那个瓷娃娃的翻版，一阵山风吹来，瓷娃娃晃动的声音，仿佛是米昔的微笑……，等等。
陈仓：我的文学底子很薄，之前写小说几乎没有技巧，后来逐渐有意识了。刚才听你所说，《上海十日谈》按照这样改就很好。另外，其实《空麻雀》后面是个败笔，我当时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社会学家，想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不是农村的问题，也不是城市的问题，要回到农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让这些人回到农村，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企圖在最后寻找一个解决的办法，是很苍白的。写作是很痛苦的，如何突破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如果创作一篇一篇全在原地爬坡，只是故事变了一下，人物变了一下，情感还是那个情感，眼界还是那个眼界，那可能就出问题了。今天的研讨会会打开我的眼界，你们说的某一句话可能给我启迪，就把作家的眼界打开了。
杨剑龙：我想一个作家，不要想用你的文学作品解决问题，一个作家把问题提出来就够了，如果你要去解决问题，那是哲学家、社会学家的事。你要写得含蓄一点，丰厚一点那就够了。
有学者认为：新世纪十年，中篇小说是成就最大的文体，它可谓代表了白话小说诞生以来的最高艺术成就，我是深以为然的。在新世纪的中篇小说创作中，陈仓是有贡献的，他为新世纪的中篇小说创作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陈仓以其经历过的思考过的生活编织故事，自自然然、朴朴实实、琐琐碎碎，却在絮絮叨叨的讲述中动人心魄，拨动人们内心那根亲情的弦，弹拨出撩人心境的凄楚与悲哀，那种进城父亲的不安与尴尬，那种背着灵魂去逛街的离奇与忐忑，那种故乡正在消失的凄切与悲凉，都使陈仓的中篇小说呈现出一种沉郁悲慨的风格，祝愿陈仓先生写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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