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以后，河北作家刘建东陆续创作了以师徒故事为表达对象的中篇小说，自此，“师徒系列”亮相文坛，其中《完美的焊缝》获人民文学年度奖（2015年）。《黑眼睛》包含了《阅读与欣赏》《卡斯特罗》《完美的焊缝》《黑眼睛》共四篇作品，聚焦八、九十年代大型国有工厂的师徒故事，以人物的命运荒诞代替行为荒诞，以“师徒关系”覆盖“师徒形象”，在“关系”的构成和变化中，揭露了人的丰富性、复杂性的其中一种，呈现了新的文学景观，也提供了全新的观照视角，对于现实与理想、自由与世俗、忠诚与背叛、真相与欺骗、良知与救赎等命题进行了指认，增强了主题表达的厚重质感。
一、先锋之后：荒诞的命运里闪耀光芒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不忘初心、寻找光明是作品以“黑眼睛”为题集中表达的意旨。刘建东并不追求那种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光明，他对“光明”有着更加深入的思考。在他看来，真正的光明并不是远方神山的自带光环，也并不是普照大地的太阳，而是照亮心路的微光，是为支撑灵魂自由歌唱的力量。因此，在黑眼睛里，刘建东所叙述的光明，是自由、正义，是追寻被历史和人遮蔽的真相，是伤害后的内疚与救赎。
作为一个熟习并擅长先锋写作的作家，刘建东的“师徒系列”开始以日常逻辑介入现实生活，启动了他创作的转向。《黑眼睛》以人物关系和命运的荒诞取代了情节和表现手法的超现实处理，先锋的意味不再飘荡在文字表面，而是浸入文本的肌理，作为一个整体而巨大的讽刺和嘲笑，悲悯着支离破碎的命运，守护着俗世里纯净无尘的心灵。
《阅读与欣赏》中“我”的师傅冯茎衣在一个没有爱情、没有孩子的婚姻里出轨，尽管这是一个利益和美貌交换的婚姻。随后她以八方炼油厂“交际花”之名，为了生活和欲望，做了一朵“开得热烈而兇猛”的“浓艳的花”。但当她的丈夫车祸去世后，所有的恣意随性、桀骜轻狂都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她拼命工作想用一身正气来取得婆家人原谅——她以为是自己的放浪引发丈夫的苦闷而酿成酒驾车祸惨死。
在冯茎衣的艳情和敬业的反转中，遵循内心想法成了一个朴素得不太真实的初衷。她苦练交际舞，动心机摆平小徐，想交往有权有位的男人，却从不矫言讳饰；她为丈夫的去世苦苦自责，从此一改风流禀性成为名副其实的“铆焊大王”；王总贪污事发把责任全推到她的水性杨花贪欲无度上，而她却坦言虽然痛恨以前的自己，可那时候她就是爱慕虚荣，贪图享乐；她举重若轻为了徒弟——“我”的工作调动，又再次穿上红裙子在夜里敲响唐厂长的门；最终却因失手把自己的亲生父亲误伤致死，身陷囹圄。作者好像在冯茎衣身上打了一个追光，为她的命运点逐一连线。这个向往自由而过于自我的女人，像一个文化符号，以一个“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荒唐的女性形象暗示人们内心本来或者应该有的样子：有现实欲望、有牺牲精神、有直面的勇气。
而冯茎衣的徒弟“我”作为一个存在感并不强的人物，似乎只是文本中安放视角的一个位置。实际上，“我”的命运与师傅一样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荒诞。大学毕业、爱好文学的“我”本来分配到八方炼油厂子弟小学任教，可是学校在“我来之前的半个月”停办了。对机器和装置一点都不感兴趣的“我”被分到检修车间，并遇到了一个“放荡”“豪气”的女师傅，“我”对师傅“美丽带刺”“色彩绚丽”的生活并不赞同，甚至在其他人神秘暧昧的描述中，“我的失望燃烧成怒火”。然而，当“我”心心念念想调到厂纪委监察室做自己喜欢的文字工作的时候，又求助于师傅，期待冯茎衣用“我”之前万分不屑的“艳情桥段”去撬动权力，麻木地骑着自行车把一身茉莉花香的师傅送到了唐副厂长的办公室。然后，“我”就可以踩在师傅的尊严上实现舞文弄墨的理想，并对帮助自己走到这个岗位上来的师傅进行审判。而在冯茎衣千疮百孔、退无可退的人生面前，“我”束手无策，乏善可陈，师徒之间的真诚与荒诞就这样层层蔓延，“我”的命运在师徒关系中被搁置，被嘲讽。
《卡斯特罗》中的陈静被师兄欧阳自强凌辱，师傅庄子长在欧阳自强的恳求下选择了沉默，本想让师傅代为做主的陈静失望至极，远走内蒙锡林郭勒盟赛罕塔拉镇。当她得知一个记录着花天酒地的账本可以扳倒欧阳自强后，陈静在二十五年后以复仇的名义重回故地。记账本像炸弹一样爆炸后，陈静被复仇的激动搅得无所不为；欧阳自强的竞争对手许绍金拿出卡斯特罗签名雪茄来平定此事；脱松林作为拥有记账本的饭店老板打足了投机的算盘；就连庄子长的女儿庄小妹也自导自演了一场“儿子绑架案”想通过父亲得到记账本，换取欧阳自强的权力，早日解决临时工的境遇……记账本引出了欲望的毒蛇，然而遵循内心声音，执着地以正义之名寻找真相的陈静却罹患癌症死去。光明就像跑死马的远处灯火，让陈静的命运被内心的“魔鬼”点燃又熄灭，她耗尽了生命的力量去追寻的，最终还是归于寂灭和虚无。或者说，在《卡斯特罗》里，脱松林消失了，一切为了记账本做出的努力，包括陈静的生命，都遭到了嘲讽。
《黑眼睛》里的欧阳炜踏着师傅骆北风的尊严和理想，遭遇到了“光明”的前途。她并不知道这是“伪光明”，是刺伤视力、导致人生事故的有害的强光。为了这光明，骆北风不惜颠倒是非、编造谎言，用“飞蛾扑火”的姿态保护徒弟，然而，一开始那一点不安、愧疚终于点点忘却，化为乌有，欧阳炜则从骆北风的徒弟扶摇直上而成为车间主任，成为厂长。而《完美的焊缝》里“只问对错不唯师尊”的郭志强，固执地坚持自我，在被怀疑、被甄别、被边缘，甚至被妖魔化的过程中，从没有后退，他为此失去了恋人，失去了师兄弟，失去了师傅，失去那颗曾经诗情澎湃的心。
小说集中呈现的荒诞，与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利不同，不是“一觉醒来变成甲虫”的被动，而是遵从内心的结果。那颗向着自由、无私和正义的心，是光明的起点和故乡。冯茎衣，陈静，骆北风，他们为超拔的灵魂和纯粹的内心活着，也在荒诞悲剧的命运里散发着光芒。哪怕是被看似辉煌的地位荣誉紧紧吸引的欧阳炜，在她漠然坚硬的外表下也无法在黑暗里独处。从这一点来看，她与郭志强形成了互文关系，“光明”下的欧阳炜害怕黑暗，而“黑暗”中的郭志强不惧崎岖踽踽独行。endprint
《黑眼睛》透过命运的荒诞探讨人们精神世界里具有普遍性的永恒话题，反映了与时代甚至是与当下同步发展的精神轨迹，这些直指内心的精神坚守恰恰可以对抗浮躁时代的空虚、焦虑与随波逐流，而那些对灵魂的自我放逐，对正义和良知的遗弃，也为当代敲响了警钟。因此《黑眼睛》生活在过去，却面向当下，也面向未来。尽管小说背景选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但冯茎衣、陈静们，郭志强、骆北风们，他们都是当代人。正如阿甘本所说，“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
尽管如此，“在文化和审美上，人们总是保持着对‘当代的警惕和不信任”，好像“只有距离可以获得历史化的视角”①。先锋派作家往往都会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当下拉开距离，与日常逻辑拉开距离，与大众审美拉开距离，在形式和语言的迁移与实验中表达抗辩的精神。而刘建东的《黑眼睛》恰恰是找到了先锋与当代性的某种关联，因此，他的转向就显得不可遏止。正如孙郁在评价先锋文学的兴起和式微时提到的，“先锋文学……后来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细想起来可能与本土经验的隔膜有关。”②他认为先锋创作存在的空白和阻滞，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语言内在传统的支撑。
随着一些先锋作家的消隐，另一些坚持创作的作家，比如格非的《春尽江南》，已经意识到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语态和笔调的回归已经迫在眉睫了。刘建东的创作转向也表现出了这种自觉，他开始把藏在历史深处的寓言、架空了的时间坐标更换成当代事件和当下问题，不再满足于面向历史用寓言当做镜子来面对一些死亡问题和无效追问。
于是，大可不必再用“先锋写作”的标签来禁锢对《黑眼睛》的读解，但是作品从形制上的表象、符号、变形、魔幻向具有叙事逻辑和生活逻辑的荒诞命运转变，又仍然充满了先锋的意味，单打独斗的词汇和句群的幽灵，变成了渐渐凝聚和汇拢的语法和逻辑，刘建东创作的转向，似乎应该跳出先锋写作来讨论，而是将之当作先锋的意象和精神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在中国小说发展中的留存和延续。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讲，刘建东的“师徒系列”可以看做是先锋文学从现代性到当代性的一次转移，在表达方式和荒诞主题的系统升级过程中，刘建东完成了一次先锋写作本土化和再经典化的尝试，而绝不意味着先锋精神的撤退。
先锋精神不死，必然要面向未来，用普遍性甚至前瞻性的视野去解决一些有效的、可以改善的问题，这也是先锋书写“再经典化”的必经之路。
二、师徒之间：捆绑与逃离的爱和痛
八十年代，工业化赋予工厂的活力使工厂成为一个反映社会、透视人性的舞台，而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多元也推进了精神启蒙和多元的价值选择，“师徒”成为剖析工人精神世界的直接切口。
作为知识技能和感情经验传递的通道，师徒关系通过一个经验丰富、技能全面的“专家”角色的示范，向一个初入职场、知识经验匮乏的新手实施情感和道德影响。由精英文化负责阐释的师生关系中的“师徒”，奉行“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核心是求知求学，承继衣钵，是道统和精神的基因传递。而由大众文化负责阐释的武侠帮派、民间艺人等的功夫传承，又具有“投奔认师”的主动性，这类师徒关系突出门派的壮大和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师傅”都是作为技术和精神的双料“权威”坐在高高的圣坛之上。哪怕是《西游记》中的师徒四人暂时冲破了“一心求学（佛）”和“主动投奔”的体系，但无论孙悟空等三徒弟受到怎样的误解委屈，产生怎样的分歧，也都不会对圣坛上的师傅进行污蔑和背叛。
刘建东敏锐地抓住文本中师徒关系的多重意义和历史演变，它综合了师生传承、武侠帮派中“师徒”的含义和父子伦理的内涵。在工作关系、长幼情感以及“模拟父子”的交集中，他摸索到了工厂环境下师徒伦理的主线是通过从技术、生活权威蔓延到精神权威的心理需求，是以保护和支撑为外在表现的父子伦理的变形。当然，师徒只是刘建东观察人情、思考世界的视角，却并不是他叙述和表达的终点。在师徒系列的写作中，刘建东并没有把重心放在师傅或徒弟的人物形象塑造上，他只是透过个性鲜明的人物和富有节奏的叙述，让“师徒关系”超越人物，成为《黑眼睛》强韧的意象核心。师傅和徒弟在文本中互为参照系，师傅与徒弟的命运都由对方参与、推动，甚至决定。
冯茎衣鼓励支持“我”写小说，不但给“我”买《收获》《人民文学》等文学杂志，还认真地做徒弟的阅读者和欣赏者。为了不埋没徒弟的文学才华，已经脱胎换骨的冯茎衣不惜以性贿赂的方式换取“我”调动到厂纪委的机会。而对于庄子长来说，保护徒弟则是一个更加纠结的选择。陈倩被欧阳自强凌辱后，是公开真相让欧阳得到应有惩罚，还是压下此事保全二个徒弟的名誉，庄子长选择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沉默，于是一个徒弟伤心绝望远走边疆，一个徒弟粉刷污点步步高升，保护和损害竟成为“师恩”这枚硬币上的两面。《黑眼睛》中的骆北风对徒弟的保护是最义无返顾的，他受到“师傅”和“男朋友”两重身份的心理暗示，为配合“制造英雄”的荒诞闹剧颠倒黑白，通过对自我的“污名化”，把欧阳炜推上了“成功人生”的轨道。而他自己“从工厂的国家干部，一夜之间变为一名仇视社会主义的坏人，再到一名普通工人，沦为阶下囚，现在重新做回工人。……像是走了一个人生的轮回。”
小说中的师徒关系还具备着一个新的特征：“可解除性”，这就与上文提到的师生、帮派甚至父子有了质的区别。父子血缘无法解除，学派、帮派除非背叛师门否则也不会解除，但工厂师徒在学成出徒、岗位变换、工作调动上都可以解除概念上的师徒关系，师徒关系是否牢固，取决于两者之间是否已经维系起强劲的精神纽带，这种若即若离、看似亲密实则独立的新型关系实在是刘建东的老到所在。
于是，小说集《黑眼睛》放弃了对师徒关系的业务技术层面的关注，甚至连红火的工业化时代背景都虚化了。师傅是否能完成对徒弟思想启蒙，二者的精神交流如何进行，成为小说要表现的主要任务。很明显，在四篇作品中师徒关系都没有把重点放在技术帮带上，徒弟们也都并不是师傅的得意门“徒”。《阅读与欣赏》中的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因厂子弟中学停办分配到检修车间，自感人生失意、命运飘摇。即便跟着冯茎衣学了三年，还是因在紧急事故抢修中“错拿了风把”，引起“师傅的怒吼”，最后费尽心机欢欣鼓舞地调到了厂纪委写材料；《卡斯特罗》里的陈静被师兄欧阳自强欺凌后，远走内蒙边疆绝望度日以了残生；《完美的焊缝》中郭志强一出场就是一个“内鬼”候选人，备受师傅和师兄弟的怀疑冷落，除了“进厂第二年侥幸得过一次先进之外，任何奖励都与他无缘”。他们或因为志不在此，或因为个人恩怨，都沒有传承衣钵成为师傅的接班人。作者似乎并不屑于从生产技术、生活经验上来解读徒弟对师傅的热爱、敬重和崇拜，从而去呈现那些流于表面、高浓度低密度的情感，而是把徒弟在精神上与师傅“相亲相克”的状态对师徒关系的“可解除性”进行了挖掘。“师徒”只是作为关系的参照系横亘在那里，陪伴或者嘲讽着师徒之间发生的故事，精神对话已经是塑造师徒关系的核心。endprint
在这场对话中，师徒关系的“可解除性”发挥了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为师徒关系营造提供了更多的丰富性。原本在巡检车间跟着师傅冯茎衣打下手的“我”离开车间后就变成厂纪委的工作人员，对师傅展开质询和审问；庄子长在完成对欧阳自强的包庇后也因内心不安做出了“师徒恩断义绝”的决定，从此师徒成为路人；欧阳炜在虚构的事迹中当上各种劳模后，骆北风却在作茧自缚的沼泽里沦为罪人，师徒从你侬我侬变成怨怼终生。亲密的命名与精神的断裂为人物形象和情节展开赋予了充足的张力。
放弃技术传习的“顺”，突出精神独立的“逆”，是刘建东提炼工厂师徒关系的精华。作者把“顺从”的故事讲成“拒绝”的故事，呈现了师徒关系内在逻辑的悖论，展示了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深入的思考。《完美的焊缝》讲的是一个“拒绝顺从”的故事。小说开篇就抛出了一个“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出卖了我”的引子，以师傅的一句阴森冰凉的责难和质问，把师徒关系作为忠诚与背叛的二元关系设置情节。立场变成了非此即彼的选择，除了顺从就是背叛而没有其他，在这个二元关系中不发生是非和真理的讨论。因此，工厂诗人郭志强虽然是师傅的大徒弟，但他激情满怀热爱自由，清高自诩不拘小节，他不喜欢为师傅“做寿”；不同意师傅偷偷变卖国有资产，为患白血病的师弟集资；不支持师妹林芳菲违背真心去和师傅介绍的对象发展感情；不随波逐流地买礼物去师傅家为自己“不是叛徒”辩白。师徒的价值认同裂缝不断加宽，郭志强一再拒绝妥协，终于造成了“谁是叛徒”的灵魂之问。
于是，徒弟在师傅的话语中是否能够独立，这成为一个问题。当师傅从徒弟谋求生存的技术权威，演变为主宰价值选择的精神权威后，自由独立、并具有个人价值选择的徒弟如何与作为精神权威的“师傅”进行对话，这就从一个师徒关系问题衍变为人生选择问题——当然这个人生选择必须在关系内开展才有意义和张力。
《黑眼睛》通过一个“拒绝救赎”的故事。骆北风奋不顾身地救下了暴风雪夜里因巡检设备冻晕的徒弟欧阳炜，而这个保护国家财产的事情需要从“事迹”变成“神话”，于是骆北风就按照省工人报社的记者黄楣佳和厂建设指挥部孟指挥的要求，个人服从集体，真相服务爱情，想象了一出英雄勇斗阴谋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坏分子的神剧，彻头彻尾地变成了一幅青面獠牙的面孔。命运的分野被历史巨变放大，当骆北风的名声、遭遇、情绪都以自由落体的速度跌入低谷的时候，欧阳炜却逐步地却又是轻快地抛却了历史的真实，在一遍遍慷慨激昂的做报告的过程中，真理缺席，谎言篡位，与之一起消失的是欧阳炜对骆北风救命的感激、真爱的感动，以及踏着师傅的人生获得“成功”的内疚、愧悔与不安。徒弟对师傅从依恋、感恩变成两不相欠，变成“怒其不争”，变成无比嫌弃，最终变成路人的冷漠。
拒绝带来的反叛，充斥在整个的文本阅读中，虽然有的反叛是遵从内心和自由的勇敢，有的反叛是拒绝真相和救赎的懦弱。他们反叛的并不是他们的师傅，而是一种精神，郭志强反叛的是带着僵化腐朽气息的“常恐有犯师之尊严不敢背”师尊；而欧阳炜反叛的则是“尊重真相救赎自我”的基本人道。无论是冯茎衣、庄子长、师傅还是骆北风，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完成对徒弟的思想启蒙，他们或奔放自我、或传统懦弱的价值观遭到了“徒弟”的集体反动。
为了从逻辑上把这个反叛梳理得更好，刘建东还补充了“不拒绝”的视角。对郭志强来说，他的师兄弟和师妹都是不拒绝“遵从师傅”的人，他们或者积极地操持师傅的寿宴，或者带上礼物去表忠心，或者听从师傅安排监视郭志强，甚至不等郭志强从塔顶下来，就抽离了搭好的架子。相较欧阳炜来说，当年参与制造神话的省报记者黄楣佳就没有拒绝面对自己的“罪”，没有拒绝沉重的救赎，她背负着深深的负罪感，在伤痛和绝望中企图自杀，并希望用一篇澄清事实的稿子心灵的债务偿还。
在拒绝与不拒绝的双线并进中，作品的价值观明晰起来，对于这种因世界遗弃带来的高贵的孤独，对于自由、正义的坚守，对于自私、懦弱的唾弃，都在文本中显露出来。也正是如此，刘建东的作品自幽微处来，却能行大方之气；从黑暗处观，却能给人光明。
注释：
①陳晓明：《论文学的当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07期。
②孙郁：《在语言与经验之间》，《文艺争鸣》，2017年05期。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文联）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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