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区域往往有一个区域独特的文化，就像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个性一样，有的比较鲜明一些，有的则比较模糊一些。而这往往是作家关注、叙述和描写的对象。作家的创作并不只是将地域文化简单地呈现出来，而是在叙述和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蕴涵着的密码，从而让人们思考这个地域的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在当今时代这些文化密码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周荣池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李光荣下乡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版）以当地作家李光荣到当地菱塘乡的清真村挂职一年的调查和体验，对那里的地域文化密码作深层解读。
李光荣是一个作家，作为“精准扶贫”的“第一书记”从城里来到菱塘乡的清真村挂职，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挂职作家。挂职作家既不同于业余作家，也不同于领导干部。挂职作家，是当代中国的一种现象。官方为了便于作家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方便创作，通过组织机构给作家在基层安排某个职务，以便作家在这个基层生活和工作一段较长的时间（一般在一年以上，多的可达数年甚至十多年）。挂职作家不同于一般官员，普通官员以管理为重任，需要以权力解决职责范围内的各种问题，同时沟通上下级关系。而挂职作家比较超脱，可以不参与具体事务的处理，专心为其创作搜集素材，磨炼自己的思想和性格。早在1950年代，著名作家柳青就曾经在组织上安排的户县的王莽村主持农业合作化工作。挂职作家也与兼职作家不一样。兼职作家往往是各行各业的人在做本职工作的同时，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搞点创作，他们有许多人就生活在基层，或者就是社会底层中的一员，他们的写作不是分派的任务，没有写作指标和数量以及发表和出版的级别要求。而作家往往是外来者，大多是城里人，既具有比较深厚的创作功底和文化素养，又可以以外来者的眼光观察和感受基层生活。李光荣虽然不能算是外地人，他就是高邮的作家，但是当他从县城来到菱塘乡清真村挂职，对于这里的人来说，他应该算是外来者。固然作为外来者，对当地的人和事的了解和认识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是他可以避免“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在同外来文化的参照中来审视与观照这个区域的文化。
菱塘乡位于高邮城的西边偏南，大运河西的高邮湖畔，是一个回族自治乡。回族人信奉伊斯兰教，大多居住在西北地区，以宁夏为主。而菱塘则位于华东地区江苏中部，生活着的绝大多数是汉族人，其他少数民族很少，回族人更是少之又少。而回族人所信仰的伊斯兰教来源于阿拉伯半岛，虽然已经融入到中华文化之中，构成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汉族人中很少有人信奉，因而，对于伊斯兰教及其文化，绝大部分汉族人了解甚少，仍然感到很神秘。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在这江苏腹地怎么会有这么一块回族聚居地？这里的回族人又是如何与当地汉族人相处的？人们可以带着这些疑问随着李光荣来到高邮菱塘的清真村，跟随李光荣的足迹和目光，细致地解开此地地域文化的密码。
地域文化的密码既蕴含于当地的文化场所和文化遗迹，又深藏于当地普通民众的性格和行迹之中。随着李光荣的足迹和视线，人们见到了穆斯林的清真寺和佛教的张墩寺，還接触到了小和子（沙济和）、二歪子（王平安）、薛阿訇（薛元中）、钱白平（钱承镠）、盛维云、谢生林、陈佑欣、王俊、扁担姐姐、马小二等等菱塘人。清真寺是穆斯林的礼拜场所，同佛教的寺庙、基督教的教堂一样。菱塘的清真寺初建于数百年前，历经洪水冲击和风雨的侵蚀，多次修建，如今屹立于高邮湖畔。在第一章《古村》中，作家花了较大的篇幅，以李光荣的视角结合薛阿訇的介绍，使人们对伊斯兰教有了大致的了解，同时也解开了该教的文化密码：“顺从平和”，而这正是伊斯兰教与许多宗教一样立足于世界的根基。随后，随着李光荣调查的展开和深入，我们可以了解到，生活在高邮湖畔的这些回族人，原来是外地移民，他们在近千年前从遥远的地方移居到了这里。本来，高邮湖畔是汉族人的家园，这些回族人靠的是什么与当地的汉族人和谐相处呢？我们知道，历史上由于战乱、贬黜、灾荒和寻宝等原因，人们不得不离开自己原先的家园而在异域他乡安下家来，但是移民们与当地人的关系却有不少相当紧张，不仅时常发生冲突，而且有时还可能兵戎相见。尤其是西方殖民者和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土著民族之间曾经冲突不断，许多人为此送掉了性命。我们中国人也有不少人移民到外地，但是他们有的融入了当地人的群落之中，虽然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是基本没有发生严重的暴力冲突。他们以其诚恳、友善、热忱、勤劳和智慧与原居民友好相处。对于信仰宗教的人来说，虽然也有信仰的不同，但是宗教的劝“善”与包容的特性则可避免相互排除。清真村的回族人基本上来自外地，其中杨姓族人就是在明代之初从江南苏州为躲避战乱而迁到了这里定居。他们的族谱上记载了这段历史，最后用“卜居于此”几个字作结，却浸透了人世间的辛酸和血泪。然而，他们得到了真主的庇护，于是成长为一个“和平、顺从、宽容以及大度”的族群。如果说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物质表现，那么从开斋节到古尔邦节、圣纪以及各种宗教仪式则都是非物质表现。虽然这些仪式和节日都很繁琐和严格，但仍然是“尊崇的天性与自然”。
在“顺从平和”的宗教文化影响下，在回族自治乡，不仅树立着高大雄伟的清真寺，与之相映衬的还有佛教张墩寺。张墩寺是清真村的一处旧寺，建于宋代，是高邮的八大古寺之一。张墩寺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哪怕只剩一个僧人苦守，也总是有香火依然。”这里不仅有僧人的苦守和执着的坚持，更有信众的坚信。这不仅是信仰的力量，而且表明了宗教强大的凝聚力，同时显示出“佛心圣地从来就不应该是热闹的地方”。人们在佛教的作用下，既可以闹中取静，又可以偏居一隅，为了理想而甘于寂寞。另外，当地流传的一句俗语“张墩寺的和尚──没事找事做”，虽然带有调侃的意味，但是其背后的传说所显示的则是和尚的认真和诚实，是对他人的充分信任，也是寺里和尚诚信的表现。两种不同的宗教在这里和睦相处。穆佛寺庙友好为邻在这里极具象征意义。如果说清真寺是穆斯林的精神圣地，是清洁自己灵魂的殿堂，那么张墩寺则是信奉佛教的人们寻求心灵平静和佛主护佑的场所。但无论是穆斯林还是佛教徒以及其他信教的普通人，他们都在寺庙里得到了神的训示和阿訇与和尚的教诲，进而向善向上，“劝善戒恶”。endprint
由于宗教作用于人的心灵，渗透进人们的精神，清真村的人们表现出非凡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精神境界。小说中的薛阿訇可以说是小说中灵魂式的人物，类似于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次仁罗布《祭语风中》的希惟仁波齐，就像定海神针一样令清真村平和安静。薛阿訇，名元中，生于1947年，作为回民他既让清真村的回民在宗教信仰之下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又妥善解决回汉之间由于信仰与习俗的差异而产生的误会和矛盾，从而促进了回汉民族的融合。过去，由于贫穷，回汉民众之间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风波，然而，这都是个体性的。薛阿訇身材矮小，出身贫寒，又因曾经入赘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所以“一生坎坷”。尽管如此，薛阿訇以他的“勤奋好学”赢得了老师钱白平的赏识，后来以其坚强的毅力到安徽学习伊斯兰教的经文，为了进一步研读经文，他还自费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函授学习阿拉伯语。从薛阿訇的人生经历来看，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清真寺的阿訇，既在于他的勤奋、聪颖，又在于他的坚毅和顽强，更在于他对伊斯兰教的深刻理解和講授。
由于有了薛阿訇这样的神职人员的深刻影响，清真村的文化密码在当地许多回汉民众身上都有体现。小和子，名沙济和，是当地的一位女清真厨师。她在美食大赛中获得大奖，她所做的盐水鹅与“油香”最受人们欢迎。而小和子由一个餐厅端盘子的打杂工成为一名当地赫赫有名的厨师，不仅在于她的聪颖好学，心灵手巧，更在于她的对烹饪有着自己的深刻理解。她以做盐水老鹅为例讲出了她的成功秘诀在于“留神”。所谓“留神”实际上就是专心致志，也就是用心去做，将一件普通的事情当作事业去做，才能做出境界。李光荣从小和子十分质朴的话语中悟出了“大巧若拙”的文化密码。此外，小和子以一颗“平常心”和善心去做菜，因而她的菜显得“平和”，而且这“平和不是无味实在乃是至味。”“二歪子”最初给人的印象就是个无事生非的落魄者，总喜欢没事找事，遇事插上话，挑起事端。所以，他不受人喜欢，落了个“二歪子”的绰号。这是人们对他不够了解，当他得到照顾被安排工作，养老的后顾之忧得到了解决之后，他仿佛变了个人。就在上班后不久，他为救落水的醉汉而献出了生命。如果对“二歪子”有所了解，人们就会发现，他的无事生非倒有些玩世不恭的味道，他的内心有些憋屈，再加上比较落魄，无人理睬，还可能受到某种歧视和排斥，他要通过闹出点事情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他的内心还是善良的。马小二与“二歪子”有些相像，他在当地也不那么受人喜欢，他是湖上渔民的后代，传承了渔民脾气，比较倔强，而且还比较蛮横。在拆迁问题上，他拒绝与前往做工作的干部见面（其实应该由开发商与拆迁户谈判协商）。而他不肯拆迁并不是经济补偿多少的问题，而是难舍世代居住的家园。而他的这种恋土情结是由于渔民常年在湖上漂泊，随后定居下来进而产生的恋土情结也就更加强烈。钱白平是清真村的民间文人。他原名叫“钱承镠”，本是盐城滨海人，后来在漂泊流浪中来到了这里定居下来。作为一个民间文人，钱白平“一辈子写诗大概也没有做诗人的目的”。他“仰慕屈原，喜欢他的名字平，又喜欢李白自由豪放的性格，就改了‘白平这个朴素而又深刻的名字。”不仅如此，他还在教授学生的过程中显示出他的“良善之心”和“老益弥坚之志”。薛阿訇在谈到他的时候称自己“受钱先生的教益颇多”。他们虽然并非拥有同样的宗教信仰，但是他“自己所崇之教乃是伊斯兰教，与钱先生所奉传统其实也都归于一个善字”。这个“善”字不仅是清真村的文化密码，也是菱塘乡、高邮市乃至全中国重要的文化基因，也是清真村人解决一切纠纷的人性基础。此外，小说还叙述了儒雅温和的中医盛维云，“善心”“真传”、善于处理民事纠纷的刘玉山、“善心对人”的龙涛法师、扶危济困，到偏远山区帮助贫困儿童的谢生林、从贫困中挣脱出来的“企业家中的人瑞”陈佑欣、为村里老少精神生活着想操心的老太太胡桂英、善于发现商机和动脑子将企业做强做大的王俊、将父亲那根扁担一直珍藏着并视为“传家宝”的扁担姐姐……这些叙述看似好人好事的大汇聚，而支撑他们行为和成功的则是地域文化，他们的血液中流淌着的是地域文化的优良基因，人们可以从中解读出深藏着的地域文化密码。
李光荣在一年挂职快要结束的时候，回味起他挂职的这段生活，觉得他在这里的工作“不是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而是到达这里的人群，到达他们的故事，到达他们的内心，这样的到达才是真正的深入，这样的离开才会让到达有意义，而让分别不至于无助和伤感。”李光荣这里所说的“到达”并不是一般时空意义上的，而是直抵清真村人的精神世界，深入到他们的灵魂，解开他们心灵的密码。不仅李光荣产生了这样的观念，与他一同来到清真村搞旅游调研的薛小仙也有类似的感觉：“这一年她看起来在这里的时间都在转悠，但是她寻找的都是抽象的元素去阐释回乡的乡愁这个主题，这张蓝图成为她在此一年的唯美印迹。乡愁这个词这些年出镜率似乎很平凡，但每一个地方以及每一个人的乡愁都是独特的，关键是要让这种感觉有乡情而不能有愁绪，这是这份蓝图最为重要的地方。”这就是说薛小仙所搞的乡村旅游并不是简单的观光和欣赏美食，而是破解乡村文化的密码。同样，从深层次理解和认识乡村文化也是薛小仙这一年来与爱情同等重要的最大收获。
李光荣是以挂职的名义来到菱塘乡清真村的，作为作家，他要搜集创作素材，然而素材仅仅是一堆僵死的材料，而且对于材料的搜集，作家们还需要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一是善于寻找、发现和挖掘有价值的材料，二是善于判断搜集到材料的价值。而判断材料的价值则取决于作家对材料的理解和认识，需要作家善于以敏锐而独特的眼光来解读材料。李光荣在挂职的一年时间里，虽然没有参与处理各种事件，但是广泛接触、走访清真村的各种人，清真村的人们则以其坦诚之心与李光荣交往交谈。因而，李光荣在这里听到了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既不是艺术家的编造，也不是民间神话和传说，而是由与故事主人公共同生活的历史见证人来讲述，虽然讲述人带着某种深厚的感情，但所讲述的故事都是纪实，没有虚构，而且具有历史感。因为这些故事往往是由现实中的现代人，往前追溯到遥远的历史，进而将历史与现实勾连起来。而文化密码的形成与传承必然有一个历史过程，而且必然存在于这个地域居民群落的每一个人身上，只是在每个人身上表现形态与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或许基于此，周荣池在小说中以不同人讲述若干个故事的方式编织起叙事之网，而叙事之网则形成了清真村人的历史走向和生活形态，以此显现地域文化密码。如果说小说中的人物是文化密码活的承载者，那么历史遗存则是文化密码的保存者。因此，李光荣在清真村不仅搜集到若干故事，而且还参与到开斋节和古尔邦节的节日活动当中，造访清真寺和张墩寺，与清真村的回汉之民、干部群众以及僧俗人士深入接触，用心体察民心、民情、民风和民俗，从而在深层次上把握和理解这里的地域文化。
李光荣所挂职的清真村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但是堪称高邮市乃至江苏腹地的文化样本。她既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尧帝，又哺育着回汉民众；既生活着不少原著民，又接纳了大量的移民；既依傍着美丽深邃的湖泊──高邮湖，又怀抱着灵秀壮观的神居山，还与他省乡邻……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小小的清真村就是中国的一个缩影。李光荣所解读的虽是地域文化的密码，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密码。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而凝聚成一个整体，并且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可以从薛阿訇、谢生林、钱白平、小和子、陈佑欣、王俊、扁担姐姐等人身上找到答案。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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