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红岭

　　在当代文学叙事与伦理二者的关系问题上，我倾向于持这样一种观点：所有伦理问题都是叙事问题，当然，并非所有的叙事问题都是伦理问题。

　　这个观点源自若干年前刘小枫著作《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的启发。但与该书出版的时代相比，当代伦理所面临的处境和状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种一元论的带有掩藏不住的欢欣气息的国族正义论正在崛起，在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迅速产生影响。而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秉持的个体伦理和对底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启蒙传统一如既往。处于两者中的人士（尤以中产阶级为代表）首鼠两端，莫衷一是，面临着自我和主体之间尖锐的冲突和裂变。正是这种复杂的伦理状态逼迫我们重新去检视叙事，从敘事学中发现当代伦理的真实状况，构建理解当代文学叙事与伦理的通道。

　　专栏中的四篇文章，论者或从时间叙事角度证明赵树理的《三里湾》在“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伦理的要求下仍坚持乡村伦理传统；或从莫言小说的时空跳转，凸显其笔下狂野恣肆的生命力量；或从王安忆作品的深层结构中发现她对外来者身份的认同；或从隐含作者视角，论证余华小说中的精英立场，尽管有些论述还稍显稚嫩，但这种将伦理问题做叙事学解读的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