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彬

　　改革，这个当代中国社会不断重复的语词，它一直被视为打破传统、除弊重生的手段，并历史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发展。改革是发展经济的自觉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改革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很多时候却表现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经辉煌地承载过几代人的生活与梦想，在以政府为主导向市场为主导的转型发展中，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必然会对国企职工带来冲击，牵动他们的喜怒哀乐，关系他们的命运沉浮。但，改革带来的并非都是乌托邦式的改变和收获的喜悦，很多时候伴随着破茧未能成蝶的苦痛，拯救化作了对传统礼赞和对新变的抗争。改革进程中所产生的矛盾，很多时候也衍变为社会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并引发时代的惊涛骇浪。当“转型改制”、“提档升级”以及“承包”、“效益”、“下海”、“下岗”、“买断”、“内退”等改革语词以及话题不断涌现的时候，作家们总是积极关注，并用文字给予了回应。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谈歌的《大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到周梅森的《中国制造》、张平的《抉择》，等等，当代作家敏锐地表达出他们对改革的期待与呼唤，呈现出改革的艰难与问题。今天，改革依然是一种进行时态，依然是强劲的时代话语，但改革面对的历史境遇和社会语境显然不同于蒋子龙笔下的乔光朴时代，怎样的改革才具科学合理，符合人性，充溢时代精神呢？作家杨刚良以国有企业改制为题材，从自我经验出发，“怀抱赤诚，呕心沥血”，以戏剧化的笔法表达出他对国企改革的深刻思考。

　　一、对现实的强烈批判

　　书写改革必然要面对现实，因为现实的问题与矛盾才是改革的动因。在《大爆临界》中，杨刚良先生表现出强烈的介入现实的姿态与能力，“突显‘干预现实的锋芒”，彰显了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在作品中作者典型地选取了关乎千家万户的燃气公司作为书写对象，那是一家拥有五十多年历史的国有企业，是龙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缩影，也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典型代表。对于职工而言，能在国企蓝焰公司上班，不只是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更是一种身份。蓝焰的职工无论身居高位的领导还是底层的普通职工，“国营”“国有”时代的他们都很知足地活着。他们为蓝焰奉献出了自己的智慧与汗水，也把人生的一切都托付给了这个企业。蓝焰公司也毫无异议地承担着每个职工的生老病死，职工的自我的命运和企业命运自觉地、历史地融为一体。然而，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蓝焰公司并未实现资产渐进式增值，反而成为政府的负担，管理、生产等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某些方面甚至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导致国有的蓝焰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逐步丧失了活力和实力。在作品中作者深刻地揭示出国有企业的问题所在，其中既有基层职工的不思进取、揩公司油水，也有领导的不作为、中饱私囊，更有来自政府、部门的利益攫取。普通职工利用行业潜规则形式不一地从企业捞取好处，“蓝焰两千多户职工，在全市20多万用户中只是少数，对全市的用气又能有多大的影响？殊不知，这两千多户的用气量之大，远非一般人能想象。特别是冬季，那种简易取暖炉耗气量大得吓人。更有些不自觉的，外面大雪纷飞，零下十几度，屋里却热得直扒衣服。即使这样，他也不会把火烧小一点。反正煤气不要钱，烧吧！”过度挥霍国有资源，极尽可能地捞取好处，作者以真实再现的方式呈现国企底层职工的种种作为，其指向不仅是对国企管理的批判，更彰显了对卑劣人性的批判。“听张三算提到余再成，小猫子感叹道，哎呀，你看咱是咋混的！人家都是副经理了，咱还是个平头百姓。人家住着公家分的房子，坐在公家派的小车，在公家的办公室里喝着公家的开水，泡着公家的茶叶，还有公家的人打扫卫生，甚至家里吃喝穿用，也变着法儿找公家报销，天天消费的都是公家！就说电话吧，包里有手机，屋里有座机，长途、短途、密途、花途、邪途，想啥时打啥时打，想打给谁打给谁。”隐形福利的无尽享用，让政府主导下的国有企业确确实实地成了“王二麻子的麦穰垛——谁想拽就拽”。蓝焰公司的领导层并非不知企业发展的问题所在，但是为了坐稳官位、平稳退位，他们不愿作为。“哪一任领导都知道自己解决不了，但哪一任领导又都毫不例外地严禁。禁不禁是态度问题，禁不禁得住是能力问题。谁都不愿输在态度上。至于能力，谁去认真考虑？反正现在当官也不全靠能力。”作者批判地指出正是管理层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导致国有企业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和自身经济效益的提升。同时，作者还对国企领导争取争权夺利，变相侵占国有资产等进行了批判，比如企业副总李重阳利用企业改制，强行把企业卖给自己利益瓜葛的鹏飞集团，企图私吞国有资产。相较于企业内部，企业外部才是阻碍和束缚国企发展的真正问题所在。因为蓝焰公司是政府主导下的国营企业，因而它又成为龙城市令人垂涎的一块唐僧肉，谁都想伸手从中切取一份利益蛋糕。企业创始人刘大勋因煤气中毒而死，这一负面消息却成为新闻单位勒索蓝焰公司的理由。技术监督局一名科长因安排自己亲戚去蓝焰公司未成，便以气表质量不合格为由对蓝焰公司进行罚款和封存设备。作者批判地指出任何一个部门都能让偌大的蓝焰公司手足无措，国有企业的发展面临重重阻力。但是，不改革蓝焰公司将最终丧失市场的优势，不能适应龙城经济发展和能源转型的需求。“国企嘛，国家才是企业的主人。在龙城，代表国家的是市领导，卖不卖企业他们说了算。自己虽然是蓝焰的党委书记，其实根本左右不了局面。”作者痛彻地指出很多时候国企改革的目的并非是让企业甩掉包袱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并非为了增进企业的效益，而是行改革之名，谋取国家利益之实。新蓝焰公司的成立其背后的推手正是龙城市的领导，龙城市的孙市长也正是借助改制的名义，将国企成功转化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尽管在《大爆临界》中，作者并未让龙城市孙市长等人面临法律的审判，但这丝毫未影响作者批判的力度。作者安排了工人罢工和燃气爆炸的结局，其用意不言而喻，让杜惠如、孙市长等人接受人民和历史的审判。作家周梅森指出：“《大爆臨界》让我们看到了国有资产在经济发展的表象下如何被硕鼠盗走。读后悚然愤然。”①范小青认为：“一部《大爆临界》，充分彰显了文学的担当精神。”②作者杨刚良所揭示的国有企业问题并不是他的艺术想象，而是他在多年企业工作中所经验到的，是人生记忆的真实呈现。但这些不是个案，而是国有企业在体制转型中所呈现的共有的问题。显然，揭露和批判并不是作者的目的，对现实问题的毫不留情的揭露，其目的在于呼唤改革，期望能以壮士断腕之心推进改革，以拯救瘿变的国企，让承载那么多人理想与情感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重塑昔日辉煌与尊严。

　　二、对底层人物的悲悯关怀

　　“‘底层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也已日益构成我们经验性的内在因素，因此‘底层写作作为一种创作倾向，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产物及表征。在今日的中国文学界，‘底层已日益成为各路作家竞相争夺、言说乃至建构的对象。”③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作品不乏底层的关怀，其书写的对象多是进城讨生的民工以及边缘弱势群体，而很少有对国有企业普通职工的关注，因为国企职工曾有自觉的“国家主人”的历史。改革就会改变，对于国有企业的领导而言，改革可能只是一个权力大小、薪资多少的变更。然而对于普通职工而言，可能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一场突如其来的改革，无情地将那些“国家主人”转化成了下岗工人，对这些丧失年龄、技术和资本优势的国企下岗工人而言，自谋出路、竞争生存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蓝焰公司变成新蓝焰公司后，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董事长孙德财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新资本用工体系下，一些国企的管理者、技术骨干沦为边缘，这让他们失去的不仅是生活的来源，还有尊严。改制以前，吴晓东是蓝焰公司的技术骨干，改制让他失去了岗位。很不理解也不服气的吴晓东愤而抗争，但是面对强大的新资本用工体系，吴晓东失败了，后因涉嫌炸伤董事长孙德财的狼狗而身陷囹圄，愤懑不已的吴晓东最终选择自杀死亡。公司医院护士苗青在下岗后不得不沦落风尘，靠卖身为生。高粱红好不容易从农村走进城市，在获得城市人、工人的身份不久后就下岗失业了，失去一切的她不得不在街边摆起了水果摊，但最终抵不住同行的排挤和城管的粗暴执法，不得不重回农村讨活路。基层工会干部段新城的老婆长期卧病在床，昂贵的医疗费用让他考上大学的女儿不得不放弃上学的机会，稚嫩的双肩开始挑起生活的重担。一场强行推动的改革，改变了国企职工的命运航向，由生到死、由荣到辱、由离去到归来，他们无力无助地面临着生命中未知的风险。作者与这些逐渐沦为城市底层的下岗职工同悲喜，对他们倾注了仁心大爱，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写出了他们的艰难与疼痛，那种痛，沉重、无声而又让人欲哭无泪。对生命个体的悲剧与悲喜的书写背后，是对国企改革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在作者的笔下，改革是一面镜子，它不仅照出国有企业改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照出了人性的卑劣、高尚。作者虽然写出了底层工人狡黠、油滑的小市民味，但“哀其不幸”的同时也辩证地写出了他们面对强权的抗争，面对艰难的乐观以及困境中相互扶助的义气。在公司利益和自我利益遭受侵犯的时候，他们敢于挺身而出。朱新誉利用职代会号召广大职工粉碎了李重阳私卖公司的图谋，并且以多种方式和新蓝焰不合理的做法斗争，最终还组织工人为置换金而罢工。这些底层工人有自己的价值判断，面对强势强权不是逆来顺受，而是选择抗争。失业对于他们而言是人生最大的挑战，他们在维权抗争时还要面对生活的现实。张三算和小猫子等人失业后，他们并不灰心，而是积极地去寻求生存之道，自谋出路地做起了“拐的拉客”的生意。虽然失去了往昔国企那份微不足道的荣耀与保障，但他们面对现实能知难而上。作者批判他们更同情他们，看到了他们身上的乐观与坚韧。在长期企业的生产劳作中，普通职工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关系，他们有争斗，但更有爱与亲情。作者写出了底层工人之间的扶助与关怀，小猫子在公司里是吊儿郎当的货色，但是当他看到工友高粱红下岗后因卖水果而遭城管罚款时，自己毅然垫付了罚款钱。高粱红知恩图报，虽然下岗了，失去了曾经努力得来的一切，但他还对当年调她进城的老领导杜惠如感恩不尽。相反，作者对于那些见风使舵的人却大加挞伐。公司改制后，余再成成了新董事长孙德财眼前的红人。曾经对余再成有救命之恩的公司元老徐师傅去世了，工会需要公司派车以安排人员以送徐师傅最后一程，但找到已任职行政总监的余再成时，余再成不仅不派车，而且还给工会干部段新城上了政治课。“我跟余再成说，徐师傅是蓝焰的元老，一生都奉献给蓝焰了，如今走了，咱能让他这样冷冷清清地走？那么多人想去送他，没有车怎么去？最后一次了，要是不给安排，让人怎么看、怎么想？谁都会有这么一天，不让人寒心吗？余再成还给我上政治课，说我的观念没转变，过去是国企，咋着都行，现在合资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现在合资了，就得按合资公司的规矩来办。再说了，孙总有交代，你让我怎么弄？端谁的碗服谁的管，我能把孙总的话当耳旁风？饭碗我不要了？”“余再成现在眼里只有孙总，再没有别人。想当年，要不是徐师傅，他小命早没了！现在他全忘了！只记得自己是行政总监，只记得孙总跟他有交代，把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人情礼节全忘了！”作者通过余再成这一人物形象，指出了国企改制后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也对人性进行一次严厉地拷问。不同于进城民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书写，国企职工的那种从断崖式滑落为社会底层，他们的不适与遭遇更值得人们的同情与悲悯，因为他们没有最后坚守的乡村大地，他们只能在钢筋水泥的城市大地上奔波求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杨刚良先生丰富和推进了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书写。

　　三、对改革的历史思考

　　黑格尔指出：“艺术把现象的真实内容从这个肮脏的短命的世界的纯粹外表和欺骗中解放出来，并赋予它们一种更高的来源于精神的现实性。”④文学创作的优劣不但要取决于作品的艺术水平，还要取决于它所观照的“精神现实性”，也即取决于作者本人思想的深度和历史的预见能力。在《大爆临界》中，作者对国企改革充满了期待，同时又对国企改革进行了质疑，这种矛盾的背后隐藏了作者对改革的深度思考。如前所述，蓝焰公司作为一家伴随城市现代化进程而逐步成长起来的国有企业，其一直处于政府管制模式下经营。“政府才是企业的主人”，一只只无形的大手操纵着蓝焰公司的命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没有自主权的蓝焰公司犹如一艘载着沉重包袱的航船，尽管有政府的保驾护航，不致一时沉没，但始终缺失前行的动力。作者看到了国有企业“瘿”之所在，也指出了“瘿变”的国企蓝焰公司应该及时予以治疗，但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治疗呢？是整体切除再造还是药物保守治疗？作者认为这些问题都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蓝焰公司的局面也逐步扭亏为盈。换言之，作者认为国企既有改革的必要性，但更应该秉承国企传统中的合理性。不同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以及柯云路的《新星》等作品，他们在反映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中，着力塑造的都是敢闯、敢干、敢抓、敢管的“改革者”的形象，努力寻求改革的意义。《大爆临界》同样也写出了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但作者正面讴歌的却是“保守派”，正面塑造的人物形象却是力阻企业改制的业务经理陈旭的形象。在作者的笔下，陈旭是一位实干家，敢爱、敢恨，敢于挑战权威，坦荡、正直无私，同时也是一位悲剧英雄。面对企业强行改制，他提出了诸多疑问，比如“好好的企业，刚刚走出困境，正该盈利赚钱的时候，非要把它卖掉，前几年困难到那种地步怎么没有人来买？”“生产上不去，安全搞不好，是因为没有改制？改制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人是自私的这个基础上的。现在，将攸关国计民生的企业都交由外资控制，都让外国人来管理，这是企业改革的方向？假使企业能挣钱还好，他能给你继续管下去；假如企业没有盈利，他能拿钱给你往里贴？你说他是慈善家？到了那个时候，外国人要撤走怎么办？丢下个烂摊子，你政府是接还是不接？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维持企业运行的技术都是非常复杂的，这些复杂的、关键的东西都由外資控制着，他要给你撂挑子，你说咋办？”陈旭的诸多疑问也是作者的疑问，企业为什么非要改制，改制应该怎么改，是否就是推翻原有的管理模式，完全以追求利润为核心而不顾及人的感受、感情与命运。正是因为对蓝焰“改革”合理性的质疑，所以无论是李重阳的主动改制还是政府主导下的杜惠如被动改制，作者都赋予他们失败的结局。改革并未取得成功，改制并未改善，重组并未重生，政府指导下的企业改革演变成政治力量的对决，企业并未从中获得解放和自由，人们也并未获得幸福和希望。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结构的调整，造成了人才流失，变成了政治利益的重新洗牌。作者通过保守派陈旭的一连串发问，干群对立的情绪，小人物改革后面临困境的方式，去倾诉自我的疑惑，去追问国企强制性改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当代很多作家都在自己的文字中表达出对逝去美好的挽留与怀恋，无论自然纯情的乡村世界，还是充满浓郁人情味的传统，比如作家铁凝、范小青、鲁敏等。作者杨刚良是一位老企业人，他对企业充满感情，也深知一个企业传统、职工感情对企业发展的意义。他对改革方式、意义的疑问都化作了对国企美好传统的呈现。国有企业的发展并不完全靠资本的积累，还有情感的积累。很多职工把梦想、汗水甚至身家性命奉献给了企业，他们对企业充满了感情，企业也成为他们全部的寄托。同时，企业职工之间多有裙带关系，纵横交错的人际关系，使企业充满了亲情。而这种感情和亲情让国有企业有着浓厚的人情味，职工有着共同的信念，对公司有集体的认同感。尽管没有现代企业利润空间和高额薪水，但在这样的“大家庭”式的企业中，职工心情愉悦。“那时候还没有改制一说，所以，大家都过得轻松愉快。”“对于蓝焰人来说，公司就是他们的家，刘大勋就是家长。如今家长走了，尽孝尽心是应该的，既是对逝者的景仰和缅怀，也是对自己心灵的抚慰。”改革祛除了企业的积弊，但也造成企业美好传统的流失，而这种传统某种程度上又是维系企业发展的基石。“过去，我们说句话，哪个不听！现在你看，谁还听你叨叨。改制前，该办的事，工会也好，党委也好，商量商量就办了。有政策的按政策办，没有政策的变着法儿就办了。那多好！职工满意了，心情就舒畅，干活也就卖力。现在你看，这么多问题，而且都是关系群众利益的事。该办吧？该办！但我们办不了啊！我跟他说要关心职工的合理诉求，不能把人性化只放在嘴上。”一场强行改制，让“企业的精气神没有了，职工的心也散了”。杨刚良意在指出企业的变革，不仅是结构的重组，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它还有企业文化、生态的变迁，还有对人的关怀。

　　四、戏剧化的叙事方式

　　作家阿成说：“考察一个作家是否优秀，不在于他作品的整体营造，而在于它的细节、语言。”⑤杨刚良把国企改革如此宏大主题却戏剧化地落在诸多细节和充满地域文化的言语上。《大爆临界》的文字是平静的，但文字的平靜绝不意味着作者内心的平静，那是一种气度，一种从容。那种平静的文字和他戏剧化的叙事形成了巨大的艺术张力。我们认为“戏剧化”的叙事方式是杨刚良小说创作艺术最为成功的地方。杨刚良不动声色地一步步地把故事从开端推向高潮，然后以戛然而止方式结局，整部小说步步紧逼，层层铺垫，显示了杨刚良的创作技巧和叙事掌控能力。在某种意义而言，作者所写不是让读者“读”的小说，而是让读者“看”的小说，一部非常适合舞台演出的小说。戏剧化的叙事方式不仅表现在小说的整个构思上，也体现在细节上。刘营长和花娘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不仅养育了杜惠如，也孕育了整个蓝焰公司。故事却以蓝焰公司创始人刘营长的死亡作为叙事的起点，以花娘的死作为叙事的终点，然而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辈子搞煤气安全的专家刘营长却死于煤气泄露；曾经支前送饭和敌人作斗争的花娘，却死于工人的罢工中。以两个最不该死、最不该的方式死亡去建构整部小说，不仅是使小说富有戏剧性，也有了悲剧力量。孙德才多年前曾在老蓝焰做过伺候锅炉的临时工，是不大被人瞧得起的“孙麻绳”，但多年以后他却戏剧化地成为新蓝焰的董事长，孙德才的身份、地位的历史转变，更让读者感受到国企改革的荒唐、荒诞和人世的不定与无常。小说的高潮是工人罢工，为把情节推向高潮，作者不断地进行铺垫，环环相扣。围绕高潮，作者设置了两场冲突，第一次是围绕职工代表大会。职代会在朱新誉等人的努力斗争下，没有通过李重阳的改制方案，表面上蓝焰公司胜利了，李重阳失败了，但恰恰是这场“胜利”的斗争，导致了企业被强制改制，并引发工人罢工。令我们惊佩的不是杨刚良小说启承转合的技巧性，而是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我自岿然不动”的叙事状态，表面的平静和情节的暗潮涌动形成了巨大的艺术张力。当然，杨刚良的戏剧化叙事手法还表现在人物的语言、行动上，比如牛八斤的醉酒后想点子让警察开车。再比如孙德财让梅彩云说服老领导、老情人杜惠如，梅彩云却误以为是“睡服”。在环境氛围上作者也同样精于营造，比如权世鑫在葬礼上遇到魅影，杜惠如面前不时飞过的白乌鸦，等等，这些戏剧化的叙事手法，显示了作者较强的叙事能力和自觉的美学追求。

　　迟子建说：“若想了解一个时代，最好的办法就是走近小人物。在他们身上，你能感受到苦辣酸甜，看到希望，也看到苍凉。”⑥《大爆临界》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他们既有如老奸巨猾的杜惠如、悲剧英雄陈旭、唯利是图的李重阳、尸位素餐的权世鑫以及见风使舵的王铭传等领导者形象，也有妖艳、世俗而又备尝屈辱的梅彩云，惊艳、脱俗而又备受打击的薛娟，同时还有知恩图报、坦诚直率的高粱红等女性形象，更有智慧风趣、玩世不恭的牛八斤、小猫子等底层人物形象。文学形象的鲜明独特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物的语言和动作。语言和动作代表了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修养以及对生活的态度，作者对于笔下人物语言和动作刻画是精准的、传神的。这一方面在于他较强的文学艺术表现能力，另一方面源于他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生命经历。杨刚良先生显然是熟悉企业环境和市井语言，在富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的人物语言与行动中，他能使每个人物都能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些人物身上浸润了多年的官场文化和企业文化，成为当代文学艺术长廊中鲜明的“这一个”，对于故事情节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杨刚良也把对国企改革的时代问题和自我对国企“忧伤而不绝望的关怀”倾注在笔下的人物上。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杨刚良笔下有两个人物形象不得不提及，一个是副经理陈旭，一个是美女薛娟。这两个人物，一个是浓墨重彩，一个是轻描淡写，但是我们认为这两个人物最为重要，他们在杨刚良心里的位置很重，因为他们寄托了杨刚良先生的理想与形而上的思考。陈旭是一位有情有义、敢作敢为、浪漫的悲剧英雄，薛娟是命运多舛的美丽女子，杨刚良并没有轻率地把他们表现为杜惠如和梅彩云那种欲望的男女关系，而是圣洁地处理为“发乎情止乎礼”的关系。如果说陈旭的失败离去代表着杨刚良先生对国企改革的态度，那么薛娟的看破红尘则代表着杨刚良先生对人生的态度。

　　《大爆临界》不是对国家政策的一次图解，而是以文字的方式去体验改革给生命个体所带来的冲击和痛感。作者表面上淡化了整个国家社会的背景，只是突出了龙城蓝焰公司，但蓝焰公司无疑是中国社会千千万万个公益性诸如交通、水务等国有企业的缩影，他以蓝焰去预示中国国有企业市场转型的困境和改革的命运。如果说早期的改革小说意在表达改革需急、改革之难，杨刚良先生传递的则是改革须稳、要科学合理。如果说早期的小说探求积极进取、作风优良、技术过硬的时代英雄对于改革的意义，那么杨刚良则探讨了改革对于当下普通人的意义。改革是一种力量，是一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本身并没有错，人们对于改革的态度也不错，错的是改革的方式和具体的方法，错的是人们并未真正认识和科学运用改革的规律。如何用科学精神去推动改革，更加以人为本地去改革？杨刚良先生的质疑与思考，无疑将改革文学创作推向深入，这样的创作主题也表现出作者对大时代的担当精神。

　　注释：

　　①杨刚良：《大爆临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封底。

　　②杨刚良：《大爆临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封底。

　　③徐勇：《底层写作的类型与模式》，《长江丛刊》，2014年9期，第39页。

　　④转引自《张贤亮谈改革文学》，《文艺争鸣》，1988年3期，第79页。

　　⑤张英编：《文学的力量——当代作家访谈录》，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页。

　　⑥顾学文：《作品是需要长点皱纹的——对话著名作家迟子建》，《解放日报》，2015年3月20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