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访谈

　　廖伟棠，男，1975年出生于广东新兴，后移居香港。香港作家，现代派诗人、摄影师，自由撰稿人。曾出版诗集有《衣锦夜行》《永夜》《随着鱼们下沉》《花园的角落，或角落的花园》等，小说集《十八条小巷的战争游戏》，摄影集《孤独的中国》《我属猫》《巴黎无题剧照》，评论集《我们在此撤离，只留下光》，批评合集《波希米亚中国》。

　　“我乐意，把阅读当做旅行”

　　陈云昭：最近手头在读什么书？

　　廖伟棠：娜杰日达·曼德斯塔姆回忆录《第二本书》、柏桦诗集《袖手人》、加里·斯奈德《山河无尽》。

　　陈云昭：你的经历相对于很多同龄汉语诗人来说显得比较特别——成年之后，从简体中文区去了繁体中文区。这种特别会不会让你的阅读趣味也有别于其他同龄诗人？

　　廖伟棠：实际上我小时候就跟父亲学习了繁体字，同时一直阅读繁体的报刊书籍，并且用繁体字给港台的亲人写信。这种“双语”能力令我更加开放与包容，首先，我没有像很多内地诗人那样瞧不起港台文学；其次，我对繁体字和粤语音韵的熟悉对我阅读古典文学、亲近古典文学大有助益。

　　陈云昭：你把陶潜、杜甫和惠特曼这三位并列在一起作为你的超越诗歌的精神导师。这是不是说明，在你的阅读经验里，这三位有了某种“共时性”的东西？他们的精神或者诗歌内在有一种超越历史和地域属性的东西？

　　廖伟棠：我敬慕他们的，恰恰是他们并没有让自己局限于诗人身份，他们身上融合了诗人、哲学家、社会观察者等多重身份，并且把自己投身于时代中成为最直接的试验品，这是我觉得今天一个诗人也应该做到的。

　　陈云昭：你说“我目前的私人传统至少要包括如下名字：卡夫卡、曼德尔斯塔姆、姜夔和废名（这四位是我的挚友）；鲁迅、里尔克和庞德（这三位是严师）；陶潜、杜甫和惠特曼（这三位是超越诗歌的精神导师，教导我人和世界的关系，演示在虚无中建立秩序的伟力），最终他们告诉我的不止是诗歌问题，更是人之为人的意义问题”。你这句话，让我感兴趣的是，你所言的这个“私人传统”指的是什么？是那个“自我”的不同层面吗？

　　廖伟棠：“私人传统”指的是我为自己建构的一个精神家谱，他们因此植入我的血脉，而不只是教育传承。

　　陈云昭：北岛说，他年纪越大书架上愿意留下的书越少；但，我感觉你在阅读上是个胃口很好，口味又很杂的诗人；年纪越大，你在阅读上也会越来越有“洁癖”吗？

　　廖伟棠：我对文本种类内容没有洁癖，但很反感那种肤浅又刻意讨好读者的书，鸡汤文、成功学、青春畅销文学在我的书架是绝对没有位置的。陈云昭：很多诗人都能在他们的写作中意识到一条清晰的阅读脉络，但却很少提到写作对于他们的阅读的“干扰”和“精进”。你觉得你的写作对于你的阅读形成“干扰”和“精进”了吗？

　　廖伟棠：绝对存在“精进”，写与读于我是同步的，随着写作的深入，我还会重读早年读过的经典，又会有新的启发。

　　陈云昭：你这么多年出入两岸三地，对这三地的公众阅读有什么观察？你好像说过，读书最勤快的、整体素质最高还是属台湾的民众？这是不是跟他们享受更多的阅读自由和出版自由有关？

　　廖伟棠：大陆和香港的读者比较呈两端化，有极好和大量完全不读书的。台湾读者比较平均，我想主要因为他们的社会风气很尊重阅读，而出版事业一直健康发展，没有受到政治干预也很有关系。

　　陈云昭：除了诗歌创作之外，你还参与了很多的公共文化活动，甚至在很多“公共事件”上发声。你觉得这是你的诗人身份要求你去做的吗？在我印象中，你所认识的很多内地诗人很多只是酒桌上的公共事务关注者，他们一般不会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更不会因此不惜掀起和某个群体的对立。

　　廖伟棠：我的公共事务发声，我是基于一个公民的自觉去做的，无论我是不是诗人也会如此。我希望中国人都有此觉悟，坐言起行，才能改变现况。

　　陈云昭：你是如何让现实介入你的诗歌，或者说让你的诗歌介入现实？

　　廖伟棠：保持诗歌的开放性，不对题材存在预设的洁癖、自我审查。诗歌与现实平等、同步，不去妄想引领议题，仅仅呈现真实与未来的可能性。

　　陈云昭：你的那首《一九二七年春，帕斯捷尔纳克致茨维塔耶娃》，让人印象深刻。在去年的太仓诗歌会上，我和庞培曾分别朗诵过。其中第一句就具有强大的力量（我们多么草率地成为了孤儿）。看得出，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给了你很大的影响。你从他们那“学”到了什么？或者具体地说曼德尔斯塔姆给了你什么具体的影响？

　　廖伟棠：谢谢你们的喜欢。“我们多么草率地成为了孤儿”改编自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信中一句话，我觉得它核心地抓住了我们整个世纪人类的命运。曼德尔斯塔姆给予我的影响首先是诗人形象上的，高贵、尊严，这点是中国当代诗歌稀缺的力量；其次是对文明的确信、对语言的艺术家式要求，不轻易放过一个意象的琢磨。

　　陈云昭：诗人杨键认为整个世界的写作都在一个“国际化”的趋势里，都在跟自己古老的写作、文化失去关联。我们要延续古人那种写作的话，可能很多问题在他们的语言里、体系里不是问题，但在现代人的表达里面可能是很大的障碍；你似乎解决了这里面的大部分障碍，你能“读通”古典诗歌，并且能在写作中找到和古典诗歌“对话”的有效路径。对你来说现代汉语诗的创作需要继承古典诗歌吗？能够继承吗？

　　廖伟棠：绝对需要一种创造性的继承，首先要继承的不是形式上的，而是一个古代诗人如何安身立命的态度、方式，学习他们与其时代的关系，学习他们面对命运的刚毅。其后才是细处技巧的学习。

　　陈云昭：你的摄影创作和诗歌写作，这两者在经验上可以互相渗透的吗？或者说，你其实就是在做同一件事？廖伟棠：互相影响，诗使我的摄影更有深度，摄影使我的诗敏感、迅捷。但如果要二选一，我还是会优先选诗。

　　陈云昭：你写作的专栏涉及的面也很广，公共事件、电影、教育等等，写得也很勤。有担心这些文字写多了，会让你对诗歌语言的感觉变“钝”？

　　廖伟棠：恰恰相反，我的脑子分得比较清楚，而且专业评论所需要的理性，对汉语诗歌的含混是一个必要的纠正，诗人要有世界观，首先要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陈云昭：给读者推荐几本你觉得好的书吧。

　　廖伟棠：最近阅读的好书：娜杰日达·曼德斯塔姆《第二本书》、魏时煜《王实味》、柏桦《袖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