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书文

　　赵树理的小说《锻炼锻炼》发表之后，学界对其审美意蕴与形象塑造的评价一直存在着争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民间”视角的引入拓宽了文本的研究空间，但现代人性话语与性别话语的相对阙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研究的深化。重读《锻炼锻炼》这篇小说，我们不难发现，作品对落后群众思想改造问题的理解上流露出简单化的倾向，对落后妇女人格尊严的尊重让位于强制性的思想改造，阶级意识的凸显与人性意识的淡化矛盾地交织在一起，人性意识与性别意识的失落二者并行不悖。如果说“小腿疼”“吃不饱”不参加集体劳动触犯了新生政权的政治秩序，那么，她们不守妇道的表现则是对整个男权秩序的颠覆与破坏，因此，乡村社会的男性皆表示出对她们的不满，且借助政治法律的手段以维护整个乡村男权社会的整体利益。

　　在中国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受时代主流话语的影响，对人性丰富复杂内涵的理解趋于单一，政治意识逐渐凸显而文化色彩相对淡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慢慢演变成以阶级关系为主导的政治关系，而超越这种关系之外的其他关系皆受到排斥从而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形成阶级意识的高扬与人的意识失落的格局。在《锻炼锻炼》中，争先社为完成生产劳动任务，社领导积极动员妇女参加集体劳动，围绕现实问题的解决，关注人物性格的社主任王聚海与改造妇女落后思想的副社长杨小四之间构成矛盾对立，最后以杨小四对落后妇女惩罚受到肯定而告终，由此可见，在对落后妇女的思想教育上，人格尊严的尊重让位于强制性的思想改造，阶级意识的凸显与人性意识的失落矛盾地交织在一起。

　　赵树理坦言自己创作《锻炼锻炼》主要是批判中农干部的“和事佬”思想，而代表这种思想的人物则是社主任王聚海，仔细阅读文本，我们在叙述者所批判的主人公身上发现了其精神性格的积极品格。人们说他“是个会和稀泥的人”，“好研究每个人的‘性格，主张按性格用人”，小说主旨无疑是批评他的人情世故，“主张‘和事不表理只求得‘了事就算”“不懂得有些坏性格一定得改造过来”，但社主任对不同性格人的区别对待表明其对人性差异的尊重，而非把每个人都看作是纯粹阶级的符号，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暗示出这种性格在人际关系处理方面的正面作用，一方面，小说叙述王聚海在土改运动中立场坚定、斗争地主坚持原则，同时又说他“作各种动员工作都还有点办法”而并非仅靠老资格连任社主任。在争先社妇女劳动积极性的调动问题上，他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对现有劳动定额的调整，以经济利益刺激人的积极性，杨小四主张自由拾花的举措本身也反过来证明社员对物质利益的重视，对获得合理报酬的期望；另一个建议是“只要摸得着人的‘性格，什么‘性格的人都能动员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王聚海的这种基于对个人性格差异性尊重的工作方式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现代理念与人文关怀，承认每一个具体人的特殊性，显示出对个体人的思想、情感、精神丰富性复杂性的认识，尊重每个人的独立人格，而非一味批评大家“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思想。但是在崇尚尊卑贵贱长幼的乡村社会，人们重视的是人的身份和等级，而非个人独立的精神人格，很少有人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考虑问题。人们习惯于命令服从式的管理，而对那种以平等的立场、立足于个体本位、激发人的潜能、满足人的尊严的工作方法不习惯，当然，这种情感的亲和力、凝聚力是建立在对人思想性格研究的基础之上，结果反倒被支书批评为对落后势力的庇护与纵容，支书看重的是对方能否助推工作任务的完成，而非人本立场上对人的潜能的发掘与人格的尊重。

　　尊重个体人格的社主任王聚海受到批评与无视人的尊严的副主任杨小四受到肯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弘扬阶级斗争主旋律与对独立人格的忽视二者密切相连。落后妇女“小腿疼”“吃不饱”因影响了争先社的政治荣誉，副主任杨小四等人为维护集体利益，利用一切政治资源，蛮横地改造落后妇女，把社员的落后思想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首先是借助大字报的政治威力，给批评对象造成一种舆论压力，从心理上形成一种高压的态势，通过丑化落后人物使其在群众中孤立。“大字报原本是群众批评干部的民主工具，但在小说中却颠倒了过来；副主任杨小四利用大字报公开批评”两位女社员，本来这两位女性在乡村的口碑就不好，现在叙述者将其落后行为以大字报的形式揭露出来，无疑给其带来了很大的心理恐慌，“吃不饱”“这几天心里一直跳，生怕有人给她贴大字报”，可见“吃不饱”也有被人尊重的渴望，不愿意成为他人评头论足的对象，她听到别人念她的大字报，“气得直哆嗦”，如果不是自己势单力薄，当场就会骂起来，以此维护自己的荣誉和自尊。“小腿疼”知道自己出现在大字报上之后，立即找到写大字报的杨小四说理去，“我不是要打你，我是要问问你政府规定过叫你骂人没有。”杨小四这种公开暴露个人丑行的做法显然有违“骂人不揭短”的民间伦理，正是由于杨小四从精神人格上对落后女性的歧视，超越了她们的底线，因此导致“小腿疼”“吃不饱”为维护自身人格自尊表现出不理智的行为。

　　动员落后群众参加集体劳动的神圣目的与为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欺骗性手段之间矛盾地交织在一起。为整治落后妇女，年轻干部利用群众爱占便宜的心理，故意设置圈套诱其上当，然后对其错误行为给予严厉批评甚至是诉之于行政处罚。年轻干部只知道批判“小腿疼”的思想落后，而没有真正理解造成其落后的原因，没有从精神心理上关心其家庭本位的合理性，更不必奢谈与对方进行有效的思想沟通，帮助其克服自私自利的思想。为调动群众参加集体劳动的积极性，社领导召开社员大会，以自由拾花为手段，吸引妇女们参加集体劳动。落后群众根据以往惯例，认为自由拾花就是各自为政、多劳多得，个别群众趁机偷花据为己有，干部碍于情面，加之法不责众，很少给予批评，这就给偷花之人开了方便之门；而作为社领导的杨小四，明知部分落后社员会出现偷花现象，不是采取措施杜绝偷花行为，而是以此引诱落后妇女上当，然后抓住典型进行处罚，达到杀一儆百之目的。实际上，这次自由拾花并非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社员劳动，而是社领导利用个别妇女爱占便宜的自私心理，严厉惩罚偷花妇女。领导们不是对群众做说服动员，激发其爱社如家的积极性，不是针对农业社以往纪律存在的漏洞，完善制度机制，实现规范化管理，而是故意制造机会，借助百姓的人性弱点给予惩罚。这种工作方式暴露了年轻领导干部对待群众的冷漠，对普通百姓的自私给予扩大化的斗争，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紧张形势。

　　社领导对落后妇女“偷花”行为的处理过程一方面显示出其不徇私情的果敢，一方面也暴露出其不尊重当事人申辩的权利。“小腿疼”“吃不饱”的拾花行为被定性为偷花这本身就缺少合理的判断标准，问题出现之后社领导不是耐心听取她们的解释，而是强行让其报告偷花经过，有意识渲染她们有违集体纪律的偷窃行动；其次，社领导在对落后群众进行公开处罚时，故意把不服从领导的“小腿疼”放在最后坦白。由于“小腿疼”对社领导的不光明磊落的一面不认同，对自己拾花被定性为“偷花”行为感到委屈，因此在坦白时不予配合。这种表现激怒了社领导和部分幸灾乐祸的群众，人们要求对其进行严惩，不给其坦白机会。“小腿疼”害怕被送到法院，被迫坦白交代自己的错误。年轻干部因改造落后妇女的措施得力而受到支书的表扬，相反，社主任王聚海因动员妇女不给力则受到批评，这种借助法律、经济惩罚将原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化的行为并不值得借鉴。“这完全是捉弄人的把戏。虽然作者也并未完全肯定这种具体做法，但作品中毕竟还是由这种做法达到了问题的‘解决。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果然靠杨小四等人的做法就能彻底解决吗？”在写这篇作品之前，作家也曾给长治地委负责同志的信中提到，农村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有些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实在——对上级要求的任务认为是非完成不可的，而对群众提出的正当问题则不认为是非解决不可的。又要靠群众完成任务，又不给群众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没有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的。”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作为乡村干部“人”的意识的盲点，他们只注重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未能真正意识到尊重个体人格、人的尊严与个体利益在乡村社会思想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解放伴随着人民当家做主而逐步得以实现，国家“第一次从政治、经济而不是从文化心理角度肯定了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平等，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与男人一样的经济权力和政治——社会价值。从鼓励妇女离开锅台下田劳动、男女同工同酬，到提倡婚姻恋爱自由乃至妇女工作协会及各项妇女工作机构的确立，男女平等……成为一种制度。”现代女性所追求的性别上的自由、平等的权利终于赢得了制度上的支持，由理想变为一种现实，而要实现男女之间的真正平等，首先是经济地位的平等，女性不再经济上依赖男性，而是靠劳动自己养活自己。因此，从家庭中走出来参加集体劳动，这既是妇女解放的需要，同时也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尤其在偏僻落后的乡村社会，农村家庭妇女能否被从家里解放出来参加劳动，就成为一个事关国家经济建设的大事。

　　男女之间政治、经济、法律上的平等并非是精神、思想、人格上的真正平等，在封闭、落后仍处于前现代社会的农村，女性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翻身。她们处于社会的边缘化位置，家庭是其活动的主要舞台，在乡村政治空间与生活空间中，很少能看到女性的身影，男性出没其中并扮演着主要角色，男权主义思想并没有随着社会制度的变更而得到彻底根除。即使是作为代表先进思想的村干部概莫能外，社主任王聚海就认为“叫妇女们闹事可以，想叫她们办事呀，连门都找不着！”他的认识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乡村男性群体的性别偏见。如果不是制度上的硬性规定，社主任是不会接受由女性来做副主任的，即使按社章要求必须如此，“在他看来那也是多余的。”在领导集体中，他以老资格自居，对年轻人和女性概不相信，但对他们则是区别对待，他认为年轻的杨小四还“可以锻炼锻炼”，秀兰是连“锻炼”也没法“锻炼”，在开会时“就根本想不起还有秀兰那么个人”，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使其无视女性主体地位的存在，更不必奢谈男女之间的真正平等，因此，在农业社地多劳力少的情况下，社领导为了实现争先目的而要求女性参加劳动，甚至把争先社落后的原因归因于女性，落后妇女成了众矢之的，妇女没有表现出对集体劳动的殷切期待，而是以装病、装忙、装饿为借口抵制集体劳动。为了完成生产任务，以杨小四为代表的社领导对农村妇女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强迫妇女参加劳动，这里既有劳动报酬偏低的因素，同时也因女性在家中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有关，她们并未因政治上的翻身而从家庭中解脱出来，叙述者只看到女性参与生产劳动不积极，而未能站在女性的立场思考这种现象背后的性别因素。

　　按照权利与义务均衡的原则，女性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其社会地位应该是一致的。以男性为主的争先社取得的成绩无疑是男性付出的结果，同样，争先社未能争先，却不应把责任归咎于女性身上。从小说所提供的叙事情景看，争先社没有争先，似乎都是女性劳动不积极所致，她们没利不早起，一旦无利可图，便寻找借口抵制劳动。更有甚者她们还“好吃懒做”“投机取巧”，借给农业社干活之机“偷”东西，不参加民校学习，不接受大家意见，无理取闹。不管大字报所说的内容是否属实，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农业社的问题皆源自女性的落后。叙述者并未挖掘女性不参加劳动的原因，或者说，这些落后女性参加了集体劳动，是否就一定保证农业社的“争先”。其实，落后妇女之所以不愿劳动，主要是劳动定额不合理，没有根据工作的难度进行适度调整，老实人吃亏现象没有认真纠正，从而为个别妇女提供了投机的机会。争先社对于往年偷花现象没有惩罚，没有彰显出“法”的神圣与威严，再者，对于不愿参加的人缺乏体制上的约束和制度保障，仅靠个人的政治觉悟和道德情操。站在性别立场来审视，杨小四的大字报显然存在着鲜明的男性立场，我们不排除女性参加集体劳动的重要意义，但不能由此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实际上，女性不参加劳动男性也要付一部分责任，或者说男性也是导致女性落后的重要因素，如果每个男性都积极动员、支持女性参加劳动，效果会彻底改观。“吃不饱”之所以不愿劳动，主要源自丈夫的纵容，婚前答应对方可以不参加社里劳动。

　　争先社社员之间的矛盾既呈现为先进与落后之间的二元对立，又体现为性别之间的对立冲突，一是以“小腿疼”“吃不饱”为代表的影响争先社进步的落后势力，一是以副社长杨小四为代表的先进力量，争先社在小说中表现为性别立场与政治立场上的契合，整个男性群体代表着国家意识形态与时代的核心价值观，而女性群体则表现为以家庭为本位，代表着争先社的对立面，是自私的、落后的、私有的，而男性则是无私的、先进的、集体的，如果说这种性别与政治立场之间的一致体现在个别人身上或许不无可能，但如果大多数人身上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则说明背后问题之所在。这里无疑还是传统男权社会的思维定式，即男性是公共空间、治国平天下的主体，承担着改造社会、国家的重任，而女性的舞台是家庭私人空间，对集体的事情缺少主动性，呈现为被动的客体，参加集体劳动都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似乎“小腿疼”“吃不饱”们的被改造不仅仅是因为她们的政治身份，而更多的是缘于她们的性别身份。男性群体结成一个性别同盟代表着国家意志、借助国家机器对代表着落后、自私的女性群体进行强制改造。在叙述者对新的秩序、新的社会共同体的想象中，女性被沦为一种他者的、异己的力量。女性无形中成为社会转型、时代变迁中的一种落后力量，“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性别特征成为一种文化隐喻、象征，用来说明进步/落后、公有制/私有制、集体/个人、新/旧、统治/服从之间的等级关系。进步、公有化、集体、新生事物、统治具有典型的男性特征，而落后、私有制、个人、旧事物、服从具有典型的女性特征。”看似简单的人物关系、情节设置背后积淀的是传统的性别偏见。

　　争先社不同性别群体间的对立呈现出不同叙述立场，在女副主任高秀兰看来，争先社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主任的工作方法与作风，一是他主观片面，不相信别人，“只信自己有本事，常说别人欠锻炼”；二是其工作效率低，“大事小事都包揽，不肯交给别人干。一天起来忙到晚，办的事情很有限”；三是做事没有原则，是非不分，正义得不到伸张，影响了群众劳动的积极性。社主任的工作作风等问题本应在整风中加以解决的，但社领导似乎并未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即使支书对此有所了解，也没引起高度的重视。加之老百姓“怕官”的心态，干部的“官官相护”，领导者自我批评意识的阙失，有意无意淡化了对社主任存在问题的遮蔽，而副主任杨小四则把整风目标转向普通的落后妇女。两个副社长出于不同的性别立场对争先社问题不同的看法，让人们看到了显性男女平等背后男权意识的隐形存在。叙述者将杨小四批评落后妇女的大字报放在叙事的中心，而相应地把高秀兰在大字报中所涉及的内容淡化处理，且整个男性世界对来自女性的尖锐批评保持沉默，同为女性群体也并未有回应高秀兰的声音，身为被批评当事人的王聚海，更没有把高秀兰放在眼里，他“只是定了神仍然摆出长辈的口气来说：‘没想到秀兰这孩子还是个有出息的，以后好好锻炼锻炼还许能给社里办点事。”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长辈对晚辈的宽容，而不是对自己存在问题的反思。同是整风大字报引发的风波，所产生的反响与重视的程度因性别的不同而迥然不同。

　　从性别的视角看，“‘国家号召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这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国家劳动力资源的匮乏，同时也为妇女提供一个由家庭模式走向社会模式从而获得‘解放的重要途径。”但在《锻炼锻炼》中，妇女参加集体劳动不是翻身与解放的表征，而是政府借助法律、惩罚的手段对女性规训的结果，获得解放的农村妇女并未表现出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而是寻找借口躲避集体劳动。落后妇女“小腿疼”“吃不饱”尽管在强大的政治干预与舆论压力下被迫就范，但从精神心理上她们并未真正认同争先社行政处罚的合理性。从故事情节、人物塑造与文本叙事的价值倾向，小说不断强化着一个性别立场，争先农业社的争先之真正阻力主要来自于女性对集体劳动的情感上的抵制，叙述者未能从乡村社会的客观情势出发，探讨导致乡村女性对集体劳动消极态度的深层原因。实际上，女性主体意识的淡化与女性解放的政治化才是女性游离于集体劳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杨小四为代表的争先社干部利用国家权力改造、规训政治上的异己力量，使有违社会新秩序的女性群体受到惩罚，从而树立了新的权力秩序。从表面上看，这是两种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但从性别的立场来看，显性政治力量冲突的背后却存在着明显的性别之争。以“小腿疼”“吃不饱”为代表的落后妇女冲击了乡村社会的政权秩序，激起干部群体的反对，他们联合起来借助国家政权力量迫使其就犯，但是，政权力量能否真正发挥作用，还有赖于乡村社会是否存在与其政治行为相契合的文化土壤。“小腿疼”“吃不饱”的行为既是政治权力规训的对象，她们的言行又触犯了乡村传统伦理秩序，冒犯了传统社会男主女从的性别格局，让整个男性群体意识到来自女性的性别威胁，为了维护其固有的优势地位与男权秩序，男性不约而同地站在一起，共同面对来自女性的挑战。如果说“小腿疼”“吃不饱”不参加集体劳动冲击的是新生政权的政治秩序，那么，她们不守妇道的表现则是对整个男权秩序的颠覆与破坏，因此，乡村社会的男性皆表示出对她们的不满，借助政治法律的手段以维护整个乡村男权社会的整体利益。

　　在中国乡村社会，婆媳之间是否团结是家庭是否和谐的重要标志，尽管同为家中女性，都来自于男性家族之外，但由于其身份与位置的不同，她们之间又成为家庭矛盾的焦点，在如何处理婆媳关系的问题上，乡村社会逐渐形成基本的伦理规范。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小腿疼”，“本来她瞧着孙孙做住饭，媳妇是可以上地的，可是她不，她一定要让媳妇照住她当日伺候婆婆那个样子伺候她”，导致媳妇不能参加集体劳动，很显然，叙述者将年轻女性参加集体劳动的阻力归之于老一代女性——婆婆，似乎女性是否得到解放，只在于遇到什么样的婆婆。其实，女性解放遭遇的真正障碍并非来自具体家庭中的婆婆，而是几千年来男权社会积淀下来的传统伦理。在传统的伦理制度与男权文化之中，婆婆一样是男权社会伦理的受害者与牺牲品。“在她们身上沉积着异常复杂的文化因素，她们既是父权文化下的被压抑者，又是压抑同性的施虐者，既是父权文化的牺牲者，也是父权文化的寄生者。她们对媳妇的虐待是一种被扭曲的行为，因为她们把自己的不幸发泄到了其他不幸的女人身上。”如果从这个层面上讲，较之于年轻女性，老一代妇女走向自我解放之路显得更为坎坷。叙述者受制于性别视角，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点，只是站在男权立场上批评婆婆们对媳妇的虐待，以至于借助男性的眼光对“小腿疼”们的行为进行道德责难。队长王盈海看不惯“小腿疼”在家庭指使媳妇做饭的行为，毫不客气地批评“小腿疼”的不像个婆婆。王盈海对“小腿疼”被社主任嘲笑不仅没有应有的人道同情，反而站在男性的立场，批评她不安于妇道，不做家务，与婆婆的身份不吻合。可以说，作者是用传统男性的眼光审视“小腿疼”，同时又用传统伦理对女性的规范改造“小腿疼”，使其符合男性社会对婆婆的规定，在此，赵树理有意无意地认同于男权社会的性别伦理规范，从而导致了赵树理把“小腿疼”这样的婆婆们置于女性解放这个文化范畴之外。

　　如果说小说对“小腿疼”的批判主要着眼于婆媳关系，其言行因不符合男权社会对婆婆的伦理规范而激起人们的不满，那么，叙述者对“吃不饱”的斥责主要源自其在夫妻关系中的不守妇道，违背了男权社会对妻子的道德规定。与赵树理的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成功的强势女性形象相对应，作者笔下也出现了一个软弱无能的“小男人”形象系列，这些人空有男性的强壮身体，精神气质上更多秉持的是女性精神，类似传统社会在家中受气的小媳妇，人们既可怜他们没有地位的不幸，又对其那种无能的表现感到可笑。《锻炼锻炼》中的张信就是这种“小男人”的代表，在与“吃不饱”夫妻关系中，他显然是处于劣势。在家中，妻子说一不二，他只是一个陪衬。妻子掌握着家庭的财政大权，张信的所有支出消费都有妻子决定，而妻子的所有行为都是自己做主。作为丈夫，他也想享受自己应拥有的权利，但由于妻子长得比较出众，担心妻子生气和他离婚，因此只能忍气吞声，在家中成为一个无用的摆设，沦为妻子的“长工”。很显然，作者塑造“吃不饱”既是为了批判其空有其长相漂亮的外表，对集体劳动的不积极，同时也与其好吃懒做、不守妇道的恶德有关，从谈恋爱开始，她就对丈夫用情不专，把其当作“过渡时期的丈夫”，有违中国传统女性“从一而终”的古训。叙述者在丑化、批评悍妇“吃不饱”的同时，更多的是同情“小男人”张信无法行使男人权利的不幸。从叙述者对“吃不饱”的叙事的情感立场看，作者一方面肯定新社会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重要意义，同时又无法摆脱男权意识的传统积淀。

　　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来所积淀的男权意识并没有因为社会的转型、男女政治上的平等而发生质的变化，形式上的平等与内容实质上的不平等在乡村社会仍然为大多说人所认同。对于有违男权秩序的行为大家都会给予负面的舆论谴责，男性的价值尺度依然是评判世界的准则，即使是夫妻间的家务事、儿女情，也会成为男性世界议论的话题。他们会利用其在公共空间的话语权把矛头指向不合规矩的女性，以维护固有性别秩序的稳定。杨小四给落后妇女贴大字报不只是针对其不参加劳动，更是借此表示对其不守妇道行为的不满。社办公室门外显然是乡村的公共空间，出现在社门外讽刺落后妇女的大字报，先是遭到男性群体的围观、起哄，其次是男性张太和义务给人们读大字报，利用其说快板与表演优势，“只说得人人鼓掌、个个较好。”对“吃不饱”的讽刺成了无聊男人的一种娱乐狂欢。将女性的尊严置之度外，满足了整个男性世界对女性不满的情绪宣泄。女人在新社会地位提高之后，男性不能再公开地压制女性，但他们却以一种更隐晦曲折的形式借助政府、法制的力量达到对女性的统治。因为女性之所以不像传统社会那样循规蹈矩，根本在于她们翻了身，实现了男女平等。现在男性要批评规训女性，仍然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因此，面对“小腿疼”的挑衅，杨小四只能拿“坐牢”“罚款”的政治话语吓唬她，显然，作为村干部，他自认为代表政府与法律，谁不听话，谁不按照村委会的规范，要么接受被罚款的经济制裁，要么强行被送到法院，接受强制改造，而作为村干部从不用反省自己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在她们身上固然存在着传统女性依附男性的弱点，缺少经济独立与男女平等的现代思想，尚未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女性意识的觉醒。作为干部，不是去寻找造成女性落后的社会、文化、制度的根源，而一味采取经济惩罚与法律制裁，或许女性在强权下不得不屈服了，但如果女性没有真正意识到自身的错误言行及其根源，那么，这种现象遇到合适的环境还会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