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厚刚

　　“恐惧”是顾城童年生活遭遇的最强烈的情感之一，已经内化成为他的“心理病灶”，并形成顾城潜意识中重要的“情结”——恐惧情结。这是顾城诗歌创作动力因之一，也是顾城区别于其他当代诗人的重要特征。在当代诗坛顾城把“恐惧”提升到诗学的品质，从而形成具有其诗歌艺术特色的“恐惧诗学”。顾城恐惧情结贯穿顾城诗歌创作的历程，在其诗歌中表现为“恐惧感”“孤独感”“幻灭感”“死亡感”“偏执”“叛逆”“纯粹”等，一些文学理论家已经注意到顾城诗歌中的这一特点，虹影、赵毅衡总结顾城的诗歌主题认为：“他的诗中，‘死是一个贯穿主题，而且‘死与‘童心互相参合。”虹影、赵毅衡对顾城诗歌的贯穿性主题的解读，是符合顾城诗歌创作实际的，不过这里的“死”实际上是恐惧情结的终极表现形式而已，而“童心”也是顾城为摆脱恐惧的一种方式，是心理上的恐惧情结在其诗歌中的呈现形式。

　　一、“恐惧情结”：成因及其早期诗歌呈现

　　顾城童年充满了“恐惧”，所形成的恐惧情结贯穿顾城一生的写作，这直接影响到顾城诗歌的精神倾向和审美品质。顾城童年“恐惧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动乱；二是家庭中“爱的缺失”，而这又是通过自身性格的“怯”和“敏感”产生作用的。在顾城的早期诗歌中，“恐惧”呈现出补偿性的反题书写，他把“恐惧”在诗歌中处理成颇具温暖亮丽的“童话色彩”。

　　顾城生于1956年，童年、少年时代恰好赶上“文革”及“前文革”时代。他对“文革”的印象就是“恐惧”，他在回忆中写道：“那时的我，内心充满了不知何处而来的喧闹；我的心被驱赶着，在时时变换和世界的位置；我害怕……”由于“文革”动乱，各派争斗此起彼伏，暴力血腥事件不断，使得顾城自己和世界的位置处于“时时变换”的不安全状态，这才是让顾城“害怕”的因由。这种“害怕”使顾城过早地思考对恐惧的最终结果——死亡。“我小时候看到这些墙很害怕，那时我知道人死了是要变成灰烬的，这墙是灰烬粉刷成的，我害怕，我感到我迟早要被涂在这墙上。后来我慢熳知道了。这种痛苦一直伴随着我。”恐惧情结蔓延扩散为顾城潜意识中的顽固力量，成为顾城思考问题的基质性心态，他后来忆及“文革”时写道：“比如说‘文化大革命，我真正觉得恐怖，随时可能把你家门‘梆一踹，你就整个完了；你就没有一个立锥之地，没有一个地方能觉得安全。这对于我是一个大恐怖，到现在我都觉得这世界随时可能崩溃。”这种恐惧像悬在顾城心头的一柄随时都可能落下来的利刃，长久持存地侵蚀顾城的心灵，恐惧成为顾城的精神病灶，内化为他一生都无法抹去的“恐惧情结综”，“另外我很小的时候突然感到死亡的空虚，……（中略）最重要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是要死的，我必死；这种无可奈何的宿命的恐惧感觉一直跟着我，使我感到一种无处不在的可怕，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顾城所处的时代给予了他“恐惧”的心灵创伤，这是无可逃避的恐惧来源，处于顾城心理的核心支配地位。

　　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压力必然会传导到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中。顾城那些来自社会的“恐惧”，无法及时有效地在“家庭”中得以舒缓释放。非但如此，顾城童年经验中家庭之“爱”是匮乏的，顾城回忆这段经历这样写道：“父母呢，对我来说，他们老是不在，是个特别遥远的事儿，他们经常出发，一年一年地不在。我就是在脖子上挂个钥匙，七八岁，自己到食堂吃饭；然后回家摸着黑儿走那个长走廊，吓得要死，跑进家拿被子一盖，缩墙角就那么睡着了。有时手上拿一根棍儿就睡着了。”家庭中“爱”的匮乏倒不是因为父母关系不睦或者父母不爱他，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社会压力对“家庭”的干扰造成的。缺乏父爱、母爱的频率是“经常”，“父母老不在”“他们经常出发”。所持续的时段是“一年一年地不在”，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七八岁”的顾城“脖子上挂个钥匙”“自己到食堂吃饭”、自己摸黑“回家”，“吓得要死”，这种“恐惧”带有无可名状的空无性质，比具体地害怕“某物”给人的伤害还要强烈。社会的动乱恐惧和家庭中父爱母爱的缺乏，这给顾城性格上带来精神上的“恐惧”创伤。

　　动乱的社会环境、聚少离多的家庭状态都在顾城的性格上留下深刻的伤痕，王燕生在论及顾城性格时谈到“顾城是个很腼腆的孩子，遇事不喜张扬，显得很文静。那双大大的眼睛在寻找到光明时，仍闪动着几分怯懦”。顾城自己也承认自己性格中有“偏执”和“发疯因子”，他说：“我是个偏执的人，我喜欢绝对。朋友在给我做过心理测试后警告我：要小心发疯。……（中略）我想他是有道理的，我一直在走各种极端，一直在裁判自己。”顾城的胞姐顾乡在顾城去世后也谈到这一点，“顾城自幼怕见任何打的场面，更不要说杀了，他的胆子是很小的；小时候电影上一放打仗，他就禁不住要跑掉，直到不打了才回来。”不论是王燕生所说的“怯懦”，还是顾城转述朋友评价自己的“偏执”“喜欢绝对”“发疯”，还是顾乡所指的“怕”，这些都是顾城性格中的恐惧所致，既是恐惧生成的原因，也是恐惧所导致的后果。

　　恐惧情结是顾城诗歌创作的心理动因，诗歌成了顾城对“恐惧”的反抗、缓解，乃至是适应性反应。顾城后来总结道：“为了活下去，为了恐惧死亡，我做了这么可怜的事情——我要学习一种语言。”在这里顾城所说的“学习一种语言”指的就是“诗的语言”，顾城早期写诗的目的从根本上看是“为了活下去，为了恐惧死亡”。在这种写作目的的支配下，顾城充满温馨的“童话诗”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对“恐惧”的救赎，他自己也认为：“我的所谓童话，并非完全生自自然状态。实际上它源自文化革命给我造成的恐惧。”顾城早期诗歌的内容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这一目的的支配、干预。为了克服恐惧，顾城必须从大自然中找到爱，并表达出这爱，“我最早写的诗，是为了回答大自然对我说的话；我觉得阳光爱我，春天爱我，我要回答它们。”在顾城温暖诗句的内里却是一颗“恐惧”之心，他越是觉得大自然爱他、阳光爱他、春天爱他，也从反向意义上证明他从社会、人身上得到的爱是多么的稀缺，这才使得顾城为了克服恐惧不得不将“爱”投射到大自然、阳光、春天之中。顾城在论及自己最初的创作时，他写道：

　　最初是自然的“我”。这个“我”与包括天地、生命、风、雨、雪、花、草、树、鱼、鸟、兽等在内的“我们”合为一体。这个“我”本身有一种孩子气，也有梦、希望和恐惧。《生命幻想曲》是这一时期（1969-1974）的代表作。这个时期我写的诗比较自然、抒情，是我在对鸟、对世界、对自己说话。

　　顾城通过把“我”融入“天地、生命、风、雨、雪、花、草、树、鱼、鸟、兽等”之中，来稀释自己的恐惧。这种“恐惧”与“孩子气”“梦”“希望”共同构成“自然的‘我”的主体内容，并与“天地、生命、风、雨、雪、花、草、树、鱼、鸟、兽等”合为一体。所以顾城诗歌中的童话质素，充满了温馨、澄澈、纯粹，这是一种心理的补偿机制参与下的诗歌生成活动，与真正意义上的“童话”旨归相去甚远。顾城自己承认道：“我喜欢童话的另个原因，跟那种空虚的压迫是有关系的，我的自性由于恐惧而收缩，由于童话而解放，这也是那个童话世界里，不仅有鱼有鸟，而且也有那么多坟墓的原因吧。”“恐惧”与“童话”成为顾城“自性”里的两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却承担着相反的两种功能，恐惧使顾城的“自性”收缩，而童话使顾城的“自性”解放，但这种自性的解放仍然是不彻底的，这才致使顾城的“童话”中有“坟墓”的原因。

　　《我将和诗在一起中》一文中，顾城在介绍“文化大革命”时，他回忆道：

　　刚才我很冒昧地说我看见过一个死人……我应该还不到十岁。那个人躺在河水里，眼睛蒙着，是被人家杀死的。一些小孩还在他的身边搅水。从那以后，人生在我眼里就变了样子。很长时间里我有一种“他是我”的幻觉，那些小孩儿“也是我”的幻觉。

　　这个“死人”场景是让人恐惧的，这“死人”是被人杀死的，顾城的幻觉中，自己既是那个“死人”，也是那些还在“死人”身边搅水的“那些小孩儿”，这种幻觉的恐怖在于：自己随时可能就被什么人“杀死”，对死亡的恐惧是一切恐惧的指向和旨归所在。这个恐惧事件对于顾城是一个强烈的刺激，阻断了顾城与这个世界的信任关系，“我从那个时候起，就不能信任这个世界，不论是政府，不论是学校，不论是知识，一阵风吹过，就都不认识了。”顾城把这些可感知世界里的“政府”“学校”“知识”都看作是不真实的，是“一阵风吹过，就都不认识了”的东西。后来顾城在多个场合里，回忆起种种“恐惧”事项，这作为顾城的一种“心理疾病”，多年以后仍然不能从记忆中抹去：

　　那个年代我老是处在一个很害怕的状态中间，现在回忆的时候就变得非常恐怖了，像父亲给抓走了，家给抄了，我也因为不去上学，而要被学校管制起来。

　　我自小呢，就被这个世界吓得不轻，幻想也多，老有受重伤的感觉。可是希望还要升起来。同时害怕也升起来，怕这个希望又害我一场。

　　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是根本不可靠的，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不能想象。

　　顾城对这些往事的回忆都伴随着恐惧，恐惧已经内化为顾城世界观的一部分，在考虑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时，顾城总是冒出“恐惧”，这恐惧不仅是针对具体发生的事情的，而且也扩大到对整个世界的情感关系中。

　　顾城早期的童话诗既是在这种恐惧情结中写成的，又是对恐惧情结用诗的方式做出的回应，这种恐惧情结在诗歌中的呈现是弥漫性地无处不在，使得顾城早期诗歌带有唯美、忧伤的品质，具有澄澈、清纯的特色，使得顾城诗歌带上了与众不同的“意味”，具有深邃悠远的哲学品质。

　　二、顾城朦胧诗写作的“恐惧”底质

　　顾城童年、少年时代的持续恐惧，在乡村生活中得到了暂时性的疗治，1969年12月，“随父下放，居火道村。”乡村生活能使顾城部分地忘掉“恐惧”，天地万物的自在状态能疗治顾城精神上的创伤，但久而久之也使得他对乡村生活产生情感上的依赖。早年的城市生活经历，并没有给顾城留下什么好感觉。当1974年回到城市的时候，顾城是很难在情感上适应的，这与其说是对城市空间的一种排斥，倒不如说是对早年城市所负载的那段童年恐惧创伤的条件反射。

　　恐惧情结造就了顾城的偏执性格，使他很难从精神和情感上认同城市生活。顾城从城市走向乡村，又从乡村走向城市，在城市生活中顾城干过搬运工、锯木工、借调编辑等多种职业，而且每一种职业，顾城都勤勤恳恳努力做好，从现实层面上讲，他可以称得上一位“五好工人”了。但是从精神情感上却一直没能认同这种生活，虽然顾城不是一个乡村“土著”，但顾城的存在感早已与乡村土地铆合在一起，他回忆进城时说，“我十七岁重新回到北京的时候，我的生命感觉就陷入了一片混乱。”顾城所说的“混乱”指的是对城市价值的不认同，找不到存在感、无所适从的焦虑感与不安全感，“城市让我惊讶，人们每天说他们说的话，走他们的路，都一样，像一架机器；我被这个吓呆了。”顾城面对都市生活感到的是“可怕”，除了北京之外，他是这样描述上海的，“上海非常可怕，我只在半夜十二点和老鼠一起出来，去街上走。”结合当时的语境，这种感慨固然与他在上海探亲的不愉快经历有关，但对城市生活、城市价值观的不认同，却是顾城一贯的价值观念。

　　朦胧诗是顾城诗歌创作的主体，也是顾城诗歌中成就最大的部分。他借助于乡村经验、童话策略，展开了对“文革”的批判和一代人命运的反思。这给予了顾城诗歌与众不同的强大力量，可以说顾城找到了属于自己特殊的诗歌书写方式。“‘朦胧诗诞生于“文化大革命”，诞生于毁灭的空白，它好像是又一次混沌的初开，在瞬间经历了人类的天真时期。‘朦胧诗的作者几乎都从孩子的角度讲述过天真的期待和痛苦。”但顾城的“孩子的角度”与“天真的期待和痛苦”跟其他朦胧诗人如北岛、舒婷相比，其特点在于顾城情感底色中的恐惧情结，这使得顾城诗歌具有倔强和纯粹的品质。

　　由于顾城早年被时代的“恐惧”所伤害，所以在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的大潮到来之际，顾城迅速地能与这个潮流结为一个整体，“当时中国大地上流行着强烈的寻找‘自我的呼声。”“这个时期我写的诗有很强的人的、心理的，甚至社会的色彩。”顾城的“恐惧”下的种种委屈、愤怒、破坏的力量，在此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喷射出来。顾城迎来了他生命力量的爆发期，这一时期顾城写下了一生最重要的诗歌，参与诗歌活动，成为朦胧诗的重镇，也确立了自己在当代诗坛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由于顾城恐惧情结之下的忧郁气质，使得顾城在艺术表达上具有了空灵悠远的诗性色彩，“朦胧诗”退潮以后，顾城的诗歌相较于其他朦胧诗人的诗作来说，具有更大的阐释空间和诗学“意味”。

　　顾城对世界的信任关系被打破以后，很难再建立起与世界的确定关系，他老是用怀疑的态度对待这个世界，在《生活给了我什么》中写道：“生活给了我什么？/一副怀疑的眼镜。”而在另一首《错过》中，顾城喊出了“因为我怀疑生活……”。一方面，这使得他的诗歌具有与现实世界的疏离感，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顾城诗歌的表现域，使顾城诗歌在可见的现实世界与隐藏在可见世界之后不可见世界里自由穿行。怀疑迫使顾城往更深处思考，使得他的诗歌不同于浮在生活面相上的廉价抒情诗人，使得他的诗歌被染上象征主义的意味。

　　朦胧诗在很大程度上与“文革”的反思有关，论及“文革”顾城谈到“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见诗歌产生于生命本身，产生于生命不能忍受的岁月”。顾城诗歌与顾城的人生共享一个恐惧情结，顾城诗歌的“恐惧诗学”与顾城生命的恐惧情结是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的，这是理解顾城诗歌与顾城人生的关键点。

　　“文革”后期顾城实际参与了“反文革”行动，“那是1976年1月5日的天安门广场。……在欢呼声中，我献身的热望达到了顶点——我鼓掌，我喊，我要截断灭火的水管，我要同人民一起焚烧这最黑暗的时刻……”顾城的诗歌与他的人生、顾城的思考与他的行动是一致的。顾城创作的最重要的一首诗《一代人》，就表达了对“文革”的反思和叛逆，“换一个角度看，黑色的眼睛也凝聚着批判精神，它以黑对黑，对黑夜的庞大淫威报以深沉的否定。”顾城对“文革”的认识比多数同龄人更清醒和深刻，他写道：我知道大地已经塌陷/幻想粉碎了/噩梦却在蔓延……《永别了，墓地》这首诗算是作者对“文革”的悼念和清算，也表达了自己想卸下这心理上的沉重的恐惧情结的企图。

　　对历史与人类命运的承担意识，在朦胧诗人中是比较的突出的主题，顾城反思“文革”的诗歌中，同样有着这种沉重的历史担当，而顾城在对历史和人类命运的沉思中，多了一层形而上的忧虑。在《恐怖》这首诗里，顾城写道：“我伏在平原上/恐怖地看见/另一颗亮星/徐徐迫近/你也忘记了自己”顾城的恐怖已经溢出了自我的狭小天地，从而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顾城所推重的“为人民的写作”，就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策略和空话。

　　就对“文革”的反思力度而言，《昨天，像黑色的蛇》是顾城诗歌中力度最大的也是写得最好的诗之一：

　　昨天

　　像黑色的蛇

　　它曾在许多人的心上

　　缓缓爬过

　　顾城通过一个意象——“黑色的蛇”，把“文革”带给人的恐惧、恶心、不适感表达得非常充分、到位。无论是“黑夜”还是“黑色的蛇”，都共享一个“黑”的属性，扩大一点开来，“黑色”也是“死亡”的颜色，在诗歌中的颜色选用上也透露出顾城情感体验中的恐惧情结。

　　顾城的恐惧情结在诗歌中还表现为：借助于乡村中“自然”批判城市中的“人为”，有原始道教思想的掺入，当然值得注意的是：顾城并不是反对城市文明、城市生活，而是对城市中的人性压抑不认同而已；恐惧情结不仅加重了顾城对“文革”灾难的感知，也增加了他对“文革”的反思力度和批判力量。

　　三、绝望感：顾城后期诗歌中的“恐惧”效应

　　“朦胧诗”退潮之后，顾城1988年移居新西兰激流岛成为他命运转折的标志，这是顾城因恐惧情结导致对城市逃避的结果，具有其生命轨迹的内在合理性，这种离群索居的“原始生活”反过来又加重了顾城的孤独、绝望和逃避。这一时期前后，顾城诗歌放弃“朦胧诗”时期对“文化”与“反文化”的追求，用顾城自己的话说：“我对文化及反文化都失去了兴趣，放弃了对‘我的寻求，进入到了‘无我状态。”对这段话顾城继续解释道：“我不再有梦，不再有希望，不再有恐惧。”实际上，说“不再有”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至少是曾经“有”。顾城在这里所言及的“恐惧”并没有消失，但恐惧的内容已经不再是从前的事物。由于李英登岛卷入顾城的家庭生活，谢烨的不满和绝望使她去意决绝。顾城所经营的“女儿国”土崩瓦解，彻底溃散，这给顾城带来毁灭性的精神打击，顾城久已埋藏的恐惧情结弥散为心理上的绝望心态，恐惧转成绝望从而使得恐惧终结。顾城与整个世界的关联日渐松散，他开始滑向生命的终点。多年后顾城的朋友文昕分析：“自我封闭得很好的顾城，由于情感没有一条可以宣泄的渠道，已达到了自我爆炸的程度。他的外表冷静极了，但他已经理智得疯了。”文昕的观点在顾城的姐姐顾乡那里也得到了印证：“弟呵，我现在才看见了你，你内里早已紧张得疯了，又镇定得疯了，你早已疯了，你一直说不出来，你一直在紧张地挣扎，面对那一刻一刻逼近的时刻，你紧张，却又必须镇定。”顾城与这世界的唯一联系也就断裂了，以至于最后“打了”谢烨，自己则走上了不归之途。

　　顾城诗歌中的绝望感是带有弥漫性、贯穿性的，在诗歌《年》中，就有这种表达：“他看见他们嬉弄门口的神”，世界的“神”遭到了“嬉弄”，也就是这个世界的“神圣性”遭到否弃。顾城后期诗歌的风格转向灰暗，已经失去了早年恐惧的剧烈成分，表现出绝望、灰暗和平静，“比如我写《城》，跟‘口口有极大关系，它完全是，我像一个死人一样又回到了那个城里，又遇到另外一些死人”。“死亡”“鬼”“内心绝望的声音”已经成为顾城诗歌中挥之不去的情绪，在《鬼进城》中，“自己”与“鬼”已经成了无障碍相互替代，顾城自己说“我作为鬼，创作了《后海》、《紫竹院》等诗。我作为人创作了《鬼进城》这组诗”。顾城写道：“0点的鬼，走路非常小心，他害怕摔跟头，变成了人。”实际上在这里表达的是对“人”的深刻绝望。

　　绝望感使得顾城诗意高拔，进入到他诗歌写作的另一层更高的境界。“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都有大恐惧，因为有一个观念上的‘我。当进入‘无我之境的时候，这个恐惧就消失了。”“许多事情在我身上阴差阳锗地发生，我跟世界有强烈冲突。不瞒你说，我自杀很多次……。”这与其说是对世界的“冲突”，倒不如说是与世界的“和解”，顾城通过“自杀”的“演练”，完成了对恐惧情结的终结，恐惧情结以绝望感呈现出来。如果说“恐惧”是顾城个人“小我”的内心体验，那么“绝望”就带上了“大我”与世界的关联性反思，这时“恐惧”变成了“大恐惧”——绝望，已经带上了人类自身宿命的反观。著名诗歌评论家张清华在论及顾城诗歌时认为：“他几乎完全生活在个人的内心世界里，局外人式的孤独感与错位感使他更接近一个纯粹的诗人。他用自己的一套符号编织着他的梦幻世界和精神深渊，这让他可以持续地专注于生命意义上的写作，专注于对精神现象的探究和表达，他的诗因此而具有了更加原始的属性和苍茫幽深的美感。”顾城这种诗艺上的特殊性寻其根由，张清华认为“顾城1987年去国之后的焦虑与困惑与此有很大关系。他的死标志着一场‘拒绝成年和‘无法成年的悲剧，精神的不合时宜的持续‘撒娇，终于演化为一场玩火式的毁灭游戏。这个历史表明，尽管顾城的诗歌因为种种因素可以有比较长久的生命力，但作为诗人其人格的孱弱却在令人悲悯的同时也令人遗憾。”这里“人格的孱弱”包含着顾城的恐惧和绝望，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格体系的“非常态性”。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人，顾城的悲剧的确令人唏嘘，但作为一个诗人，这“人格的孱弱”恰恰是其“诗格”强大的一体两面。这“人格的孱弱”祸害了日常生活中的顾城，却成就了作为诗人的顾城。

　　值得注意的是顾城后期的诗歌创作中的“创世纪”书写，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这个现实世界的荒诞指认和否定，也是顾城绝望感的平静化，而有论者认为：“顾城用年轻的生命否定了世界的荒诞。”如在《第八个早晨》中，顾城写道：“在醒来时/世界都远了”。这里所指的“世界”，指的是“现实世界”，这里的“远”，是一种否定性意愿。上帝创世纪用了七天，而这里出现的“第八个早晨”，具有明显的意义上的承接，在另一首《特征》中，顾城写道：“你向那边看，天都塌下来/海整个漫了上来”。“天都塌下来”“海整个漫了上来”是毁灭的征象，也是创生的征象。在他的另一首《复活的钟声》中，这种否定得到了印证：

　　青铜在震响

　　晴空在震响

　　荒原

　　石块

　　海

　　浪

　　水纹

　　死亡

　　灵魂在震响

　　世界在震响

　　这首诗弥漫着世界末日感以及一切消颓之后的荒原感，或者说也是一种世界原初感。这种世界的“异象”让人体味到荒凉、巨大的悲伤和恐惧，作者在此塑造的世界幻想，具有浓重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特征。顾城的这种世界末日感，并不是从1987年去国之后才有的，实际上早在1980年，他在《我唱自己的歌》中，就有所表达：“我唱呵，唱自己的歌/直到世界恢复了史前的寂寞。”

　　顾城诗歌中的“死亡意识”是朦胧诗人中最强烈的一位，他思考“死亡”，书写“死亡”，“死亡”是顾城诗歌中具有贯穿性的主题。顾城第一首涉及“死亡”的诗是写于1970年的《坟墓》，这是“死亡”主题在他诗歌中首次出现。之后顾城在《噩梦》中再次表达了对“死亡”的看法，他写道：我说/我要睡了/我要睡了/我要睡了/死也许就是这样的一场梦。在这里“死亡”已经在顾城的诗歌中减退了狞厉可怕的恐怖色彩，呈现出“一个梦”的样态。在顾城的《火葬》中写道：“即使整个世界都把你欺骗/死亡总还是忠心的伴侣。”其他涉及“死亡”主题的诗还有《简历》《春天死了》《我的墓地》《在这宽大明亮的世界上》《落马者》《住在北京》《山西》等。顾城的“死亡意识”是与对世界的否定联系在一起的，在《失误》中顾城用诗句表达了这种情绪：“我本不该在世界上生活”，而在写于1985年的《薄暗》中，顾城写道：“死是没有的/偏又是有的/亲缘和血唯美为真/我非存但使美再生”。这首诗对“世界”、对“自身”、对“死”统统做出了否定，而《墓床》是顾城诗歌中由“恐惧”转为“平静”：

　　我知道永世降临，并不忧伤

　　松林间安放着我的愿望

　　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

　　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时光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

　　我在中间应当休息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

　　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死”作为最后的拯救，在顾城的诗歌中取得了温暖的色彩，写于1991年的《凡俗》中，顾城写道：“真觉得死挺好的”，《不得》中，顾城表达了对“总是错过”“死”的遗憾：“死真是个安全地方总是错过”，把平常世人认为恐怖狞厉、唯恐避之不及的“死”，说成是“挺好的”“安全的地方”，并对“总是错过”耿耿于怀。结合顾城的人生，他诗歌中的这些话语并非哗众取宠、标新立异之举，而是有自己的切身体验，他已经在“死”中多次穿行，甚至把自己“死后”的状态对象化，来加以关照，在《墓碑》中写道：“我不该走/本来就有梯子/送我上墙去//有手/有花在风中//我移动的是块墓石/还是关上了”。类似的还有《鬼进城》：

　　鬼

　　无信无义写信开灯

　　无爱无恨

　　鬼

　　没爹没妈

　　没子没孙

　　鬼

　　不死不活不疯

　　不傻

　　把“鬼”写得情态备至，颇具生活情态，如果我们结合顾城多次自称“城”，这个“鬼”进城，理解为“鬼”进入顾城的内心也未尝不可，或者说，这“鬼”直接就是顾城自己。顾城在这首奇异的诗中，演练了自己作为“鬼”的另一种不同于尘俗的生活。更甚者把‘死”写得轻松、安全、公正、温暖，这种感情在《蓝》中表达得最充分，“死很像妈妈/不会嫌弃我们”。一般地，世界上再也没有妈妈更让人感觉温暖了，这里顾城把“死”，提升到“妈妈”的位格，表达了对世界的深刻绝望。

　　恐惧情结贯穿了顾城诗歌创作的整个历程。为躲恐惧顾城逃到“童话”里，写下了大量的童话诗，以致被评论界阴差阳错地贴上了“童话诗人”标签，在顾城被称之为的“童话诗”中，也“有太多的与恐惧和死亡相关的‘反童话因素”；作为顾城诗歌主体的“朦胧诗”，其主题多数与“恐惧”有关，对顾城而言，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说“朦胧诗”就是“恐惧诗”也未尝不可；远走海外之后顾城的写作逃到内心的幻觉里，可是“恐惧”并没有消失，而是作为“绝望”的形式出现。作为生活中的人，恐惧情结伤害了顾城的一生，最后甚至是以身殉“恐惧”；但作为“诗人”，无疑“恐惧”为顾城提供了不同凡响的诗歌品质，顾城把生活中的“恐惧”事物、心灵中的恐惧情绪，升华为具有独创性的“恐惧诗学”，在当代诗歌史上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