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定家

　　很多史学家都有一个不成文的写作原则，不写活着的人。韩愈遭贬时有一首《同冠峡》诗：“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也就是说，在人或事物尚未终结之前。任何结论都是靠不住的。《明史·刘大夏传》：“人生盖棺论定，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白居易题为《放言》的诗最为彻悟：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所列举的这些事例说明，“试玉”也好，“辨材”也好，火候不到，时间不够，是难以辨别真假与好坏的。周公、王莽的例子更为深刻地说明，要辨别事物的真伪、善恶、美丑，需要足够的时间，千秋功罪固然由一时一地的一言一行聚合而成，但动机与效果两相背离的现象大量存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距离就看不清历史的主流。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写史，必须与史实保持足够的距离。那么，多远的距离才算是“足够的距离”呢？

　　韩愈和《明史》强调的是要等人过世了才能盖棺论定，白居易虽然没有否定盖棺论定的说法，却假设了事物的另一种情况：如果周公和王莽死早了，就会掩盖历史的真相。马克思曾对拜伦和雪莱之死有一段著名的议论：“拜伦和雪莱的真正区别是在于：凡是了解和喜欢他们的人，都认为拜伦在三十六岁逝世是一种幸福，因为拜伦要是活得再久一些，就会成为一个反动的资产者；相反地，这些人惋惜雪莱在二十九岁时就死了，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看来，有时假设一下与史实不同的情形，不仅是有趣的，而且也是有益的。

　　但历史毕竟不能假设。严谨的史学家讲究“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第三》）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文献”与“足征”是铁门槛。孟浩然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但若无“江山留胜迹”，若无“羊公碑字在”等史实为基础，则诗人登山思古的高论必然光彩顿失，其历史厚重感和时代沧桑感亦不复存在。当然，这句话所隐含的历史之“时间维度不可或缺”的观念更值得我们注意。但问题是，在瞬息万变的今天，人事更迭呈现出“网络时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两天”的景象，且我们早已走到了“文不足征”的相反一面，我们在文献的海洋中饱受信息过载之苦，随着时间的增加，有价值的史实将被信息烟尘纷纷淹没！事实上，早期网络文学的许多重要文献，如今已永远消失在虚拟世界的“忘川”之中，每念及此，今天的网络文学研究者已是不胜唏嘘，想必未来的文学史家会更加痛惜了。

　　众所周知，20年间，网络写手比电影导演更新换代要快得多，我们是否还能固守既有的史学观念，再由下代史学家为我们写史？据说，契诃夫过世没几年，关注他的人便分出了几大阵营，因为对契诃夫眼珠的颜色究竟是蓝色、棕色抑或是灰色而产生的纷争，使得他们彼此之间形同水火。现在，当我们为网络文学的契诃夫留下视频和照片的时候，无法料想它们对未来的哲人、诗人和历史学家有何意义，但我们有责任避免像前人给今人留下遗憾一样给后人留下遗憾。

　　自《华夏文摘》推出少君的《奋斗与平等》以来，在中华网络文学的广阔天地里，先后涌现出了多少作家作品我们已经无从查考了。昨天还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今天却已过眼滔滔云共雾！真切地记住当下真实的状态，留住网络文学史上的每个精彩瞬间，这正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事情。让固守陈旧史观的历史永远地成为历史吧！因为网络文学稍纵即逝的绝代风华，决不能听任无情岁月的风吹雨打。

　　网络时代，任何美好的时刻，都不应轻易任其悄悄溜走。尽管我们已无暇倾听朝青暮雪的感叹，但面对“—夜花开满树红，转眼花落万枝空”的网人网事，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的这些诗句，今天读来，简直就是对网络时代的精准预言！试想历史上何曾出现过比今天竞争更为迫切的“朝夕时代”？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历史转折时期，及时地记下每个真实的瞬间，这是否可以说是这个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中华历史，一向高扬“实录”与“直书”精神。而最好的实录，当推现场直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工作实际上已经晚了20年！贺绍俊在评论马季《读屏时代的写作》时指出：“从史实出发，以史料说话，以事实说话。这也是中国史学传统的精髓，这就是直书和实录的精神。历史上有不少史官为了坚持这一精神而牺牲了性命。也曾做过史官的韩愈就深感修史之难。他在《答刘有才论史书》一文中，列举了司马迁、班固、崔浩等史官所遭厄难后感叹道：‘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所谓天刑，这是古人对天道的敬畏，我们姑妄听之。但人祸确实时时笼罩在古代史官的头上，不少史官因为坚持秉笔直书而被皇帝砍掉了脑袋。今天的马季当然不会面临皇权的威胁，但他却要面对另一种权威。这个权威就是理论话语的权威。……马季的秉笔直书，实际上也是要有悖于这种理论话语权威所设定的言说方式的，这恰是马季这部专著的可贵之处。”不拘陈规，不畏权威，不迷信既定言说方式，从阅读具体作品的具体感受出发，2006年前后，马季在《红豆》等刊物上一连发表了多篇网络文学评论文章，2007年底，他修订并结集出版了这些文章，于是就有了这本“用事实说话”的“网络文学十年史”。

　　作为第一部以“网络文学史”命名的著作，马季的这本书无疑具有开疆拓土之功，但同时也为后继者留下了有待完善和深入讨论的广阔空间。譬如说，究竟该如何撰写网络文学史，就是一个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重要问题。曾巩在《<南齐书）序》中对应该如何撰写历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按照这个标准，即便是司马迁也难以获得“良史”称号。尽管曾巩肯定了司马迁的述史之奇功伟业，“从五帝三王既殁数千载之后，秦火之余，因散绝残脱之经，以及传记百家之说，区区掇拾，以集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斯亦可谓奇矣。”但他对司马迁也提出了批评，认为：“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亦岂少哉！”在曾巩看来，司马迁未能做到“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史记》尚且如此，“至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盖无以议为也”。曾巩的“周”“适”“通”（即“周万事之理”“适天下之用”“通难知之意”）是衡量“良史”的三把尺子，良史之高标虽难以企及，却不妨将其作为奋斗理想。

　　必须指出的是，与“如何写”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写什么”的问题。《中华网络文学史》写什么，这里隐含着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难题。例如，网络文学写作过程中“作”与“品”之间有何内在关联？前辈作者是如何影响后辈写手的？网络写手是如何继承和挪用传统文学资源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文学在创作方式、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等方面，与传统文学相比，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差异性，存在着资料的不可穷尽性，对于决定某一过程之结果的众多驳杂的因素，如何能够有效地进行充分分析和透彻理解？诸如此类的许多新问题，都需要我们寻找与时俱进的新方法加以解决。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面对一个全球互联、古今混搭的复杂局面，传统的文学史写作方法力不从心，无以措手。写手们的写作意图千差万别，且无时不变。读者的阅读兴趣也是玄黄色杂，无以名状。网络作品的呈现方式也常是光声并作，图文并茂，绝非单纯的文字符号可比，更不用说网络思潮的起落消长、网络批评的众声喧哗、网络跟帖的风云莫测、博客微信的天马行空……，网络写作空间上的有序性极为薄弱，时间上的延续性也不甚明了，所有这些都很难像传统文学那样找到一定的规律。因此，要想写出像传统文学史那样的全面、宏观、大视野、大纵深的文学史著，对于咿呀学语的网络文学来说，似乎还有待岁月的历练。理论上虽然如此，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尹文子说：“是虽常是，有时而不用，非虽常非，有时而必行。”网络文学史的撰写，也是如此，某些常用的写史规则，不得不放弃，而某些看似荒谬的野路子却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一方小小的荧屏，弥纶天地，笼络万品。就其容量和准确性而言，或许只有网络才第一次以虚拟的形式达到了“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理想境界。马季撰写的《读屏时代的写作》20余万言，欧阳友权主编的《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史》30余万言，笔者的《中华网络文学史》60余万言，看似篇幅不小，但要系统全面地评介网络文学的生存状况和发展态势，我们的这些著述，也只能是沧海一粟，难免挂一漏万。

　　古人编史纂文，讲究详略适度，繁简得体，散合有法。前人略者我详之，前人繁者我简之，然后厘定舛错，校正差讹，使纷繁错杂的各类文本，主次分明，条贯有序。由是之故，我们尝试采取草蛇灰线，散点透视的方法，偏重整体勾画，而淡化个性化书写；强化关联关系，而弱化因果关糸，就像诺曼·戴维斯写《欧洲史》一样，在主流线索之外加入很多知识窗，即“延伸阅读”，使生动有趣的作家作品和千差万别的网络文学事件，尽可能得到内容与形式相适应的呈现，这种点面结合，或点线结合的表述方式，实际上得益于网络超文本的启示。对网络写手们自成一统的复杂局面而言，这种通贯有序却又分合无拘的结构，或许是一个比较符合网络文学现实和网站运作实际的选择。

　　在这一方面，王强的《网络艺术的可能》（2001）和欧阳友权等人编撰的《网络文学概论》（2008）等著述，都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例证。王强的著作，在每章后面加入“插页”，在这些“插页”中，作者收录了与著作主体密切相关的资料，起到了激发“延伸阅读”和弥补“信息缺失”的效果。而欧阳友权主编的这本书，每章的后面，也都辟有一个类似王强之“插页”的“理论新视野”，全书八章，共辑录了50篇独立成章却又相互联系的短论，这些文章摘要式的短论，是全书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部分，它们不仅为这本书增添了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也为其结构的合理性和多样性带来了诸多便利，同时还为读者的阅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趣味性和灵活性。本书的“延伸阅读”即是对王强和欧阳友权等人成功经验的借鉴与挪用，并期望收到类似的效果。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曾经发生的两次有关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论争，一次是唐弢、施蛰存等老一辈学者对当代文学是否成“史”，适宜不适宜写史的问题发表过意见，他们认为历史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时空，才能得出相应的结论，当代文学的各种情况都处在不断地变化过程中，所以当代文学是不是可以写史，这是值得怀疑的。他们认为，对当代文学的研究，最好是以文学事实、文学现象的记录和文学作品、作家的介绍为主，以史料积累的方式进入相对稳定的现代文学史叙述的领域，因为，对不断变化的当代文学现象，我们无法形成定论。另一次论争是陈思和、王晓明等人发起的，有关“重写当代文学史”的问题。重新写作当代文学史固然包含着丰富的含义，但是，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是与当代文学史写作缺乏足够的时空以供人冷眼审视等因素有关。这两次论争所针对的问题，在网络文学史写作过程中，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尖锐、更加难以衡估或预测。

　　欧阳友权在编写《网络文学概论》时说了一段值得深思的话：“在网络文学初创期编撰一本概论是要冒风险的，因为它难免要遇到两个难题，一是阐释框架的非预设性——没有既定的理论范式可以供效仿；二是研究对象的非预成性——小荷初露的网络文学前景如何，难以定格其文化表情。我在《网络文学论纲》的后记里就曾谈到，理论本来是‘只在黄昏时才飞翔的密涅瓦的猫头鹰，我们却不得不在晨曦初露时让它登台亮相。这样做无疑会给阐释的有效性带来风险，但探索‘未知要付出‘未知的代价，也会有‘已知的补偿。”正是凭借这种“筚路蓝缕，以求新声”的治学精神和理论自信，欧阳友权和他所领导的学术团队，在网络文学研究领域开辟了一片生机勃勃、广阔无垠的学术新天地，同时，也为包括撰写网络文学史在内的学术探索提供了学理支撑和研究范式。

　　有人认为，网络文学诞生于北美，发展于中国台湾，兴盛于大陆，这个说法略嫌笼统，但并非毫无道理。网络文学的历史虽不算长，却充满传奇与坎坷，可谓是一路风雨，纷争不绝。按照欧阳友权的说法，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它走过了无人问津的草创期，也度过了备受指责的落魄期，如今已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文学新军。对它的研究，也由冷门变成了显学，论文写作品数量激增，众多文学网站访问量屡创新高，一大批网络作品和写手备受追捧，一拨拨点击率高的作品被遴选下载出版，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网络文学这个一度连“正名”都困难的“野路子”文学，已经实实在在地走进了当今社会的文化视野，步入了时代文学的殿堂。

　　何志均在讨论网络文学时，对其诞生背景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描述，如同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一样，网络文学也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网络文学产生的首要前提条件是网络传播技术的出现和互联网络的成形。1969年11月21日中午，6名美国科学家成功地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计算机实验室里的一台计算机与千里之外的斯坦福研究所的另一台计算机连通了起来，这一创举开启了网络传播的新纪元，预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网络文化时代的来临。由此，依附于网络传播媒介的网络文学也呼之欲出。1993年互联网向公众正式开放，从此互联网络的光缆得以逐渐从戒备森严的军旅和少数科学精英的实验室向普通大众的居室延伸，并渐成蛛网传播之势。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轻灵缥缈的文学逐渐与冷峻严谨的网络传播技术结盟，借助被称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文学开始为自己打造一个新的奇瑰的世界，网络文学由此异军突起。如果说文学在网络上最初的行走还显得稚嫩、孱弱，早期网络文学还主要是局限于理工科技术精英的小圈子，还更多的是一种心情告白式的自说白话，那么进入新千年后，网络文学特别是汉语网络文学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目光，成为各行各业的人们普遍熟悉的文学新类，颇有“喧宾夺主”之势。同时，网络文学也逐渐改变了其最初抒写性情、心无旁鹜的无功利、非商业的存在态势，日渐与大众传媒和现代出版业合流，走上了产业化的运行轨道，成为引人注目的新型文化产业。在《读屏时代的文学》一书中，马季认为，网络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态：一是已经存在的文学作品经过电子扫描技术或人工输入的方式进入互联网；二是直接在互联网上发表的文学作品；三是通过计算机创作和通过有关计算机软件生成的文学作品进互联网，电脑小说以及具有互联网开放特点、几位或几十位作家，甚至上百位网民共同创作的“接力小说”等。但现在更多人往往把网络原创作品看成网络文学的核心内容。

　　美学家英加登的《文学本体论》充分论证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文学史上，存在着大量的未曾写下来的诗歌或故事。文学作品，例如诗歌，可以脱离它的版本而存在，比如说《诗经》中那些诗句，至今我们还能够通过背诵，知道它的基本内容，但是其他的艺术作品，如绘画、雕刻、影戏等，则没有这么幸运，这些作品被牢牢地束缚在其“版本”之上，它们被其载体绑架了。诗歌的各种载体消失了以后，它依旧可以通过口耳相传幸存下来。绘画雕塑作品，毁坏了以后就无法寻觅真踪迹了。

　　此外，有关书本的许多因素，对于文学作品来说都是外在的，都是无关本质的。例如，文本字号的大小，字体的类型，开本的规格等，这些因素，与作品本身的内容就没有直接的关系。譬如说，无论《红楼梦》有多少个版本，它们本质上都只能是《红楼梦》，绝不会因封面设计关涉“太虚幻境”就变成了《西游记》。但当现在的接受范式发生了变化以后，情况就有所不同。比如说网上读《红楼梦》和我们平时端坐书斋，手捧书卷的阅读感受显然是不一样的。

　　痞子蔡有一种意在反对泛化网络文学的说法：“如果《红楼梦》被贴到网上，它就变成了网络文学吗？”是的，小说《红楼梦》可以有很多种存在方式，比如说，以电视连续剧的形式存在，或以图书、绘画的形式存在，即便单就文本而言，“网上红楼”的存在，也自有其独特的风貌。它在检索、传播、链接、相关资料查询等方面，与传统文本显然是有很大不同的。网络《红楼梦》，可能有名家朗诵版、百家讲坛版、评书版、戏剧版、flash动漫版、网络游戏版，还有各种各样的跟帖、评点、插图、配乐、界面切换、相关资料链接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把网上《红楼梦》纳入网络文学古代资源范畴，似乎也没有痞子蔡所想象的那么离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