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舞台上一直活跃着他忙于救国救民的身影。面对列强瓜分中国之势，面对水深火热之中挣扎的民众，他赤诚的爱国之心让他一直怀着救国的梦想，并不断地探索着救国之道。作为主张通过维新变法实施救国方案而未能达到预期救国目标的失败者，他流亡到当时明治维新的目标已经基本完成、迈上现代工业文明道路的日本，在这块为他提供了分析天下形势、阐说政治观点、宣扬革新思想、重新盘点救国路径的异域土地上，他的救国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国内维新斗争失败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通过变法改良实施救国的急功近利的梦想，迫使他从长计议救国的策略。他不再把着眼点投放在封建皇帝身上去争取从上而下的制度变革，而是转向民众人心，从“新民”入手，实现从下而上的“迂回包抄”。这就是他苦思冥想为痛苦挣扎救亡图存的中华民族寻找的新的突破口和努力方向。借鉴西方文学获得精神上的新生，实现民众在思想观念上的革新是他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革命的成功中挖掘出的经验与启迪。为此，文学是新民救国的必经之路。“文界革命”就是梁启超基于这样的思考下所提出的选择，他主张文学应以“新民”为目的，以服务于现实需要。他吸纳了古人主张文章是“经国大业”的思想，坚持文章为时为事而作的实用功利目的，把文学统摄到其构筑救国大厦的宏伟政治目标之中，以文学的实用价值和鼓动作用来界定文学的社会地位。他在《清议报》上发表了小说文论《译印政治小说序》，接受了西方“小说为国民之魂”的思想，开始意识到小说对国民精神的塑造功用，并因此自觉地译介外国政治小说，尤其强调从包括英国诗歌在内的欧洲文学中吸取养料，“用他那支令人生畏的笔尖”翻译他国文字，使其为我所用，以改造国民思想，增强国民的爱国情感。作为译者，梁启超的政治家与思想家身份决定了他“译意不译词”的译介视域，也即是说，他关注的不是原作的表现形式，而是思想内容。他说：“凡译书者，将使人深知其意，苟其意靡失，虽取其文而删增之，颠倒之，未为害也。”为了实现救亡图存、开启民智的宏大政治目标，他在当译之本的选择上会更加偏重作品的思想性。于是，“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的浪漫主义诗人兼民族民主自由战士乔治·戈登·拜伦（GeorgeGordon Byron）就是这样进入了他的搜索视野”。身为政治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家的梁启超很快便体察出了拜伦的著名长诗《唐璜》（Don Juan）中的插曲片段《哀希腊》（The Isles ofGreece）在挽救民族危亡之中的潜在的文化资能，并且费尽心机努力挖掘出其独特的借鉴价值，使其几乎成为遭受帝国列强欺压凌辱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战斗号角。借助对拜伦这首《哀希腊》诗歌片段的译介，他在中国启蒙救亡的语境中成功地设计出英雄豪侠的拜伦形象，唤醒沉沦中的国人，催其辨清社会现实，勇于担当责任挽救几近危亡的中国。
一、《哀希腊》的译介与英雄豪侠拜伦的形象设计
在日本的流亡让梁启超发现了政治小说对国民精神的塑造作用，于是他亲做表率，于1902年创作了政治启蒙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这部小说对六十年以后未来民族国家的愿景展开了美好想象，探索的内容都是中国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梁启超在小说里借几位假想的虚拟人物的漫游、观感抒发自己的政治思想，中心主旨就是主张中国要想摆脱贫困挨打的落后局面，就必须从思想上更新国民观念，让国民意识到不能再萎靡不振、麻木不仁、心甘情愿做亡国奴，而是要做到自强自新。这实质上就是梁启超所提出新的救国方略——“新民”思想的体现。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具有历史意义地节译了拜伦《唐璜》长诗中的诗中诗《哀希腊》里的一、三两节饱含情感激励色彩、富有政治鼓动力的诗句，嵌入其小说之中，把这首译诗定格在挽救民族危亡和思想启蒙的功能上，凸显自己的政治理念。陈平原和夏晓虹指出，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里借用拜伦的《哀希腊》是用以显露他胸中所怀有的政治抱负，因而他对原诗的艺术形式和审美意蕴无心追求，最终是以“旧瓶装新酒”的表现形式套用中国传统的曲牌对译原诗。有研究者曾经旗帜鲜明地指出，梁启超一生对待翻译的态度就是以翻译为道具，使翻译服务于政治。倘若以此细观梁启超的《哀希腊》翻译，不能不判断为其主要的目的不是出于文学艺术审美的考量，而是出于对诗中反抗民族压迫、抵制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思想内容的看重。这是因为译者并不纯粹是在理想的真空中从事语言符号兑换的语言人，而更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考虑种种社会需求的社会人。所以，译者梁启超的《哀希腊》翻译表现出了强化意识形态、削弱艺术审美观照的“厚此薄彼”的倾向。“自由”在西方“从根本上讲是反抗国家和社会对个人在物质上的束缚和奴役、在精神上的钳制和限制”，它强调的是相对于社会和国家而言的个人属性。而梁启超则以偷梁换柱的办法挪用了西方的“自由”概念，“把与个人主义相反的内涵即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包容进来”。梁启超的自由观在他的《新民说·论自由》一文中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之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梁启超是中国传统文化养育出的恪守传统人伦的时代精英知识分子，很明显，他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的自由以及对他人的尊重必须是以国家和民族至上的亘古命题来理解自由的。是以，有学者认为，“梁启超的‘自由思想相对于西方近代自由主义而言乃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思想体系”。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在近代中国救亡保种的语境中对拜伦形象的建构。他对自由的理解虽然与西方近代自由主义出现了差距甚至产生了相背离的倾向，但是拜伦及拜伦的诗歌经过他的译介却跨越了时空距离，与中国彼时救国保种的语境联结起来。梁启超借助对自由概念的改造与挪用，把异国他乡的拜伦在中国语境里成功地形塑成民族国家主义的英雄。在他创作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里，他借其中一位虚拟的主人公黄克强之口道出了心目中的“大豪杰”拜伦——“摆伦（拜伦）最爱自由主义，兼以文学的精神，和希腊好像有夙缘一般。后来因为帮助希腊独立，竟自从军而死，真可称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他这歌正是为了激励希腊人而作，但我们今日听来，倒象有几分是为中国说法哩。”
昔日拜伦曾为希腊的独立而战，而希腊衰亡的命运正是当下中国的真实写照。当时的中国和希腊两个国家几经坎坷，称得上“同命相连”。这镶嵌其中的译诗，以梁启超之见，“虽属亡国之音，却是雄壮愤激，叫人读来精神百倍……句句都像是对着现在中国人说一般”。梁启超借此译诗寄书咏怀，期冀能给沉沦中的国人以警告和启迪。这首插入小说中的译诗，与整部小说浑然一体，服务于作者梁启超写作此书的题旨。这是他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的身份作用下的结果，彰显了他“新民”救国的思想。他的译诗关注的是以拜伦的精神在近代社会中所能产生的民众鼓动效果，虽然失落了艺术的审美内涵，但结果却换来了民族国家意识的增强。拜伦本人及其《哀希腊》诗篇，“作为一种语言中介和符码，都被纳入了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构想”。就这样，拜伦的这首诗歌片段经过胸怀改造旧国民、涵养新国民，以“新民”为救国路径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的带有政治目的性的“撮合”，于是与中华民族的救亡大业结下了良缘。自此以后，在中华大地，拜伦就与“民族国家”合为一体，彼此不再分离。经过梁启超的欲望化书写，拜伦成了一个“言行一致的伟大的爱国者”，他以一个富有人道主义精神、追求自由、谋人家国、为集体利益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英雄豪杰形象屹立在国人面前。
二、时代力量的迎拒：文学拜伦、私密拜伦的“遮蔽”与革命英雄拜伦的“凸显”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腐朽封建制度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强取豪夺让贫困赢弱的中国疲惫不堪，不堪重负。这个面临着政治危机、几近危亡的时代给每个中国人都提出了民族救亡的艰巨任务。尤其是，1895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中，清廷精心打造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毁于一旦的现实震惊朝野，败北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血泪国耻终于惊醒了精英知识分子，促使他们在思想和文化上采取行动。面对深陷危机之中、遭遇着西方列强的猛烈冲击和昏庸无能的封建帝王所腐朽统治的国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意识与自我期许，使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天生就与政治结下难以割舍的情缘。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们心怀着爱国的政治热忱，在20世纪前半期的文学活动中承担着一种“道德义务”，那就是“念念不忘地对为害中华民族，使其不能自强或不能改变其固有的不人道行为的精神疾病的关注”。这就使得他们不论是翻译还是创作往往都会表现出政治功利性的解读或阐释，读者的接受往往也表现出近乎仪式化的阅读。这时期，拜伦《哀希腊》的备受关注和翻译就集中体现了这样的解读与接受旨趣。鲁迅先生回忆起当年对拜伦的接受情形，就指出当时拜伦之所以能够被中国人所比较了解，主要就是因为他义无反顾地亲赴希腊援助他们抵抗外敌的侵略获取民族独立的壮举。当时正值清朝末年，推翻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激情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胸中燃烧旺盛，大凡只要有呐喊复仇与反抗的，很便容易在他们身上产生同构感应。梁启超也正是抓住了拜伦帮助希腊独立解放的伟大事迹和国人普遍的接受趋同心理而加以渲染他的英豪形象，他说拜伦这首诗中诗正是“为了激励希腊人而作，但我们今日听来，倒象有几分是为中国说法哩”。因此我们说，是这个内外交困的时代的强力意志左右了拜伦及其《哀希腊》的译介者们的视线，使其主动放弃了对文学的拜伦和私密的拜伦的大力弘扬，而选择了突出拜伦的革命英雄形象。但是，也并非彻底回避了文学的或私密的拜伦，只不过对拜伦的文学审美观照或私密性观照在时代救亡的主题面前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或者说微不足道，在揭竿而起的知识分子的救国呐喊声中被吞噬与淹没罢了。
作为第一个从众多的外国诗歌中发现了拜伦的《哀希腊》在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具有文化潜能的梁启超，其实他不光只是看到了拜伦所具有的政治感染力，也看到了诗人的拜伦和私密的拜伦。他曾言：“顾常好言诗界革命，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比此道开一新天地，谓取索士比亚（Shakespeare）、弥尔顿（Milton）、摆伦（拜伦）（Byron）诸杰讲，以曲本体裁译之，非难也。”所以，从文学的角度讲，他是把拜伦的《哀希腊》翻译看作成他所竭力倡导的“诗界革命”的工具的。1902年11月15日，梁启超在他主编的《新小说》杂志第2期的插页里刊登出了两张外国大文豪的铜版插图，其中之一就是英国的拜伦。拜伦的照片还配有梁启超草就的生平，第一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拜伦。他撰写的拜伦的生平文字称拜伦是“英国近世第一诗家也，其所长专在写情，所作曲本极多。至今曲界之最盛行者，犹为摆伦（拜伦）派云。每读其著作，如亲接其热情，感化力最大矣”。这段文字表明梁启超是十分清楚拜伦的文学成就及其影响的。但是戊戌变法夭折他也为此被迫流亡以后，把精力几乎全部投放到了中国社会之思想启蒙的浩瀚工程上来，设法策划出一种全新的社会集体（群）的宏伟蓝图，由此构筑而成现代化的民族大厦。他所提出的有关于“新民”的著名概念尽管与精英主义关联不断，但从本质的意义上而言却是群众性的，其终极指向是在于重新打造整个中华民族。依照这样的思想认识，他感兴趣的是对读者所能够产生的影响，对语言问题的本身却并不关心。所以在介绍文字中，他刻意强调：“摆伦（拜伦）又不特文家也，实为一大豪侠者，当希腊独立军之起，慨然投身，以助之，卒于军，年仅三十七。”在这前后105个字的篇幅中他竟然用了三分之一有余的文字刻画拜伦支持希腊独立解放斗争的献身精神，其政治意图和价值取向是显而易见的：他看中的是拜伦勇于帮助遭遇外族欺侮的弱小民族的“英雄豪杰”的“侠肝义胆”精神，相中的是他的言行举止所放射出来的光艳照人的民族主义气质。故而这段译介文字尽管没有避讳拜伦“所长专在写情”，但却并非他要浓墨重彩加以隆重推出的一笔，至于他本人放荡不羁的生活作风、绯闻不断的“私密”拜伦则更是彻底遭到了拒斥。这样，一个立体多元的拜伦形象被肢解分割了，剔除了作为“人”的拜伦和“文人”的拜伦，剩下的也就只是作为国家民族主义表征的拜伦。这是时代的力量释放在拜伦译介者的身上所做出的筛选与过滤，是清末民初那个时代所固有的一种“精神症候”。关于时代潮流对于选择拜伦视角的规约与呼唤，我们还可以从一个有趣的反面例证加以说明从政治角度看待拜伦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三、英雄豪侠拜伦观建构的历史合法性：王国维的文学拜伦观遭遇“冷落”的反证
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里以别开生面的形式阐释了他的英雄拜伦观。《新中国未来记》讲述了从欧洲留学归来的黄李二君，他们二人在大连旅顺口一家旅店下榻，碰巧听到隔壁的陈君在吟唱拜伦的诗歌《哀希腊》的第一节和第三节两节，陈君的声音雄壮悲凉，让人听来既倍增沉痛感，又觉激愤雄壮。陈君吟唱道：“摆伦（拜伦）入意大利秘密党，为着希腊独立，舍身帮他，这种人格，真是值得崇拜，不单以文学见长哩。”从梁启超在小说里塑造的人物陈君口中可知，文学拜伦并不是他的主要看取点，他真正的用意是通过他塑造的小说人物之口表己之见，来言说自我的救国理想与愿望，假借拜伦的革命人格对国人说事，指陈国民人格缺陷，希望通过“新民”以奏救国之效。所以，他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语境之中，故意以虚构的人物之口吐出了他的英雄豪侠拜伦观，构建了一个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英侠拜伦形象。然而中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看取拜伦的视角则截然不同，与梁启超相比，他更看重文学的拜伦，结果却因为不能顺应时势，与时代的启蒙和救亡的翻译动机不相吻合，因而未能逃脱遭受“冷落”之命运。
王国维在文学、哲学、美学、史学等各方面是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可他也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清朝遗老，1927年6月沉入昆明湖中自尽身亡。由于他不是政治家或思想家，而是全神贯注治学的学者，这就决定了他着重从审美的视角看待诗人的拜伦，而不可能像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梁启超那样从政治角度打量拜伦。
1907年11月，王国维主编的《教育世界》第162号刊载了《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即拜伦）小传》，这篇传记文章对传主拜伦的基本生平做了交代，介绍了拜伦的文学创作，也评论了拜伦的性格性情以及创作动机：
白衣龙之为人，实一纯粹之抒情诗人，即所谓“主观的诗人”是也。其胸襟甚狭，无忍耐力自制力，每有所愤，辄将其所郁之于心者泄之于诗。……盖白衣龙非文弱诗人，而热血男子也，既不慊于世，于是厌世怨世，继之以詈世；既詈世矣，世复报复之，于是愈激愈怒，愈怒愈激，以一身与世界战。夫强于情者，为主观诗人之常态，但若是之甚者，白衣龙一人而已。盖白衣龙处此之世，欲笑不能，乃化为哭，欲哭不得，乃变为怒，愈怒愈滥，愈滥愈甚，此白衣龙强情过甚之所致也。实则其情为无智之情，其智复不足以统属其情而已耳。
王国维的这段评论透露了他是从理性的、非功利的思维角度看待拜伦的，“注意到了拜伦的两个对立互补的侧面，甚至这也是一般浪漫主义者常有的两个侧面：尊个性，情绪易昂扬亢奋；另一面则是情感脆弱感伤而细腻”。在这个文学评论与创作都打上启蒙救亡的功利化印记的晚清时代，在别人都在忙于从政治的视角大力弘扬拜伦的反抗封建追求自由的民主斗士的正面形象，为社会传递正能量的一面时，王国维则避开政治不谈，理性地审视作为浪漫主义诗人身份的拜伦，从优点与缺点两个方面准确无误地抓住了他的性格特质。1907年10月，他在《教育世界》159号已经刊载了《莎士比（莎士比亚）传》，称莎土比亚为“客观的诗人”，与莎士比亚式的“客观的诗人”相比对，由于拜伦的个性性情，他认为拜伦只能是“主观的诗人”。
王国维的这篇传记文章，在“陆沉”“救亡”等晚清社会公共叙述话语表征下的文学活动场域里，对拜伦的评价有其独到的视角，不仅指出了拜伦的可圈可点之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阐明了他的缺点，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立体、全面、丰满的拜伦。然而，在弥漫着启蒙和救亡的时代，社会情绪亢奋激昂。结果是，由于晚清时期的群情激昂、热烈亢奋的喧闹之声有拒绝对事情的本质进行冷静地理性思辨之嫌，浪漫的情绪型的拜伦便以其激烈亢奋的一面奠定了他在近代中国的面貌形象，因此王国维的文学拜伦观只能是孤掌难鸣，难以形成气候，产生不了多大影响。尽管他对拜伦的看法不乏真知灼见，对于近代中国认识全面真实的拜伦功不可没，但在以启蒙与救亡为时代主题的外国文学译介浪潮中，对革命战士、诗人拜伦只给予文学的审美观照却与译介主题显得格格不入，所以避免不了会受到冷落。时代的主题必然要对译介行为做出符合启蒙救亡需要的功利性筛选，对与时代启蒙救亡的主流意识形态背道而驰的文学活动做出是否得到价值认可的过滤。王国维撇开时代的主潮，从艺术审美的维度观照拜伦，不去挖掘与弘扬拜伦身上的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这与时代的主题南辕北辙，不能不被淘汰。可以说，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对拜伦《哀希腊》的译介所构建的英雄拜伦已经打下了近代中国社会拜伦形象塑造工程的基桩，拜伦主要只能以英豪的形象面人，而任何暴露拜伦污点的文字恐怕都只能是与时代救亡的主题为敌，注定是会遭到“冷遇”的。王国维即便是有影响的大家，对拜伦的探究洞察入微，但他的实话实说当然也未能另外。这恰恰从另一个侧面反证了剔除拜伦的人格缺陷、建构英雄豪侠拜伦形象的历史合法性。
结语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和启蒙思想家，从他的政治家和启蒙思想家的身份所配置的救国思想视域审视他的拜伦及其《哀希腊》译介，挖掘出梁启超在当时宏大的民族救亡时代背景下，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在拜伦身上融入了自己的救国思想，构建了英雄形象的“他者”拜伦。英雄形象的拜伦，承担了启蒙国民、唤醒国民、激励国人勇于反抗封建专制、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争取独立自由的任务，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与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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