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飞

　　和许多同辈的寻根文学作家（比如李杭育、阿城、贾平凹等）大体相似，莫言也标榜野性，呼唤原始生命强力，以拯救“种的退化”危机——他为日益退化、萎顿的生命注入强劲的生命活力，不惜过度渲染、强化祖先们对人类动物性毫不伪饰的张扬。毫无疑问，莫言的文学世界对旧有的生存秩序进行了较为彻底的破坏和颠覆，在他笔下，最为理想的人物也许是余占鳌、戴凤莲（《红高粱家族》）、司马库、鸟儿韩（《丰乳肥臀》）、孙丙（《檀香刑》）等，这些以对动物性的张扬来反抗旧秩序的人物，是莫言为拯救“种的退化”而为民族注射的强力剂。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鲜活、丰盈的生命力，敢作敢为、敢爱敢恨的生命品质：他们蔑视礼法、道德和腐朽的人间法则，用喷薄的生命强力演绎了一场场可歌可泣的生命传奇。然而，当我们极力肯定动物性的注入为拯救“种的退化”危机立下汗马功劳的同时，它也使莫言作品中的人物陷入了新的“困境”和“危机”。

　　在《红高粱》中，当余占鳌带领乡民反击日寇入侵、实践他激越生命的高潮过后，面对全军覆没、横尸遍野的惨状，他头脑中闪现的是结束自己以告别这个无法面对的世界：“爷爷（即余占鳌一引者注）说：‘豆官，咱们……找你娘去吧……”在父亲（即豆官—引者注）的拖拽下，爷爷只是无助地自言自语：“到哪里去？到哪里去？”血性刚猛的余占鳌在面对现实世界带来的打击时是如此不堪一击，当杀人越货不能解决眼前的危机时，他会变得局促不安，手足无措。很自然，在余占鳌的影响下，儿子豆官依旧传承了面对理性世界的满脸无奈：“他一辈子都没弄清人与政治、人与社会、人与战争的关系，虽然他在战争的巨轮飞速旋转着，虽然他的人性即使能在某一瞬间放射出璀璨的光芒，这光芒也是寒冷的、弯曲的，掺杂着某种深刻的兽性因素。”很显然，莫言意识到了动物性的强力生命张扬，有很大的局限性。

　　不仅如此，余占鳌出于对情欲的满足，杀单扁郎父子，与戴风莲结合，这是一种来自动物性的需求，而不是精神性的厮守。事实上，我们也无法要求一个被动物性占据全部生命的人“忠贞不贰”，按照动物性的情欲法则，他很快会“移情别恋”，于是，他很自然地发现了恋儿（我的二奶奶）。余占鳌与恋儿的爱恋是更为彻底、更纯粹的动物性欲望。恋儿“身体健壮，腿长脚大，黑黝黝的脸上生两只圆溜溜的眼睛，小巧玲珑的鼻子下，有两片肥厚的、性感的嘴唇。”他们疯狂的爱了三天三夜。凭借动物性的驱策来行动的余占鳌没有思考这样做的结果会是怎样，他更不会思考将来存在的隐患，所以，他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因为无力调节两个女人之间的矛盾，无暇兼顾两个家庭的幸福与安全，致使日军扫荡的过程中，独居的恋儿被轮奸，女儿被摔死。

　　《丰乳肥臀》中的司马库是莫言极为欣赏的小说人物，也是莫言张扬动物性、展现生命强力者大家族中的重要代表。司马库秉承余占鳌敢爱敢恨、敢作敢为的性格，是又一个“既英雄好汉又王八蛋”的典型形象，他在动物性情欲的催发与自我满足中，与妻姐来弟偷情成功后，继而调戏妻妹念弟，在他满足自身情欲的同时，留下了一个混乱的家族关系，而当母亲问罪于他，如何安置被其占有的妻姐来弟时，敢作敢为的司马库此时却只能“双手搓裤子”，显示出在满足私欲之后，应付现实世界的能力不足。《檀香刑》中孙丙是另一个响当当的英雄汉，作为民间戏曲——猫腔的戏班班主，他带头演绎的猫腔大戏在乡民的众声应和中，使整个世界的生命形态被还原为动物，这场大戏在反抗德国侵略者、维护民族权益的正义旗帜下达到最高潮，是底层民间生命形态对压迫的反抗仪式。然而，这本应出自生命的庄严反抗却在孙丙近乎荒诞并愚蠢可笑的行为中，变成了一场虚幻的形式：面对残酷的流血战争，他采取的策略却建立在戏剧的表演性上，他把自己想象成岳飞再世，在戏剧虚幻的状态下进行现实的战争，势必以失败收场。不仅如此，孙丙把戏剧梦进行到底，他要以自己的死来实现英雄梦，身在囚牢的他，执意承受酷刑，使前去劫狱搭救的几条生命白白葬送。他的一意孤行和率性武断只能毁掉义民的义举，成全了清政府与洋人的勾当。

　　张扬生命强力的代表们最后生命的黯然结局与之激扬的生命过程截然相反：余占鳌轰轰烈烈的一生却以从北海道回来后痴痴呆呆的状态收场，率性潇洒的司马库最终死在当权政府的枪口之下，如山林野兽一样凶猛的鸟儿韩在偷情、杀人之后被判处死刑，孙丙最终被施以檀香刑……这些以动物性的张扬反抗旧有秩序的英雄们，并不能通过他们的方式战胜理性世界加诸的苦难和困境，最终都在理性世界里倒下了。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行为从根本上改变现实世界，更不能挽救现代社会面临的危机，所以，《翱翔》中身生双翅逃婚的燕燕最终被乡民射下枝头，《筑路》中的杨六九与白荞麦在现实社会中只能是不知所终，《幽默与趣味》中变成猴子的王三，最后又还原到那个不堪生存重负的知识分子……正如论者所说：“莫言的本意似乎就是为了展示生命自身的原生本相，并不是为了审视或思考生命的意义，所以在他的全部叙述中，一切生命体基本上都退回到了自然本位，所有的‘人的种种行为都显示为在纯粹本能欲望驱使下的盲目与冲动，而不是那种经过了‘理智过滤之后的‘合逻辑的结果。的确，未经理性思考的行为必然产生一个不具有理性的结果，这种结果势必是混乱的、没有秩序的。

　　当动物性主宰了人类，势必造成人类对理性的远离，这与人类社会的理性特征是相悖的。所以，当他们陷入来自理性社会的矛盾、困境时，会变得软弱无力、束手无策。余占鳌们生命中有勇往直前的拼劲、刚性，但缺少回旋的韧性。对此，曾有论者指出：“我们对他们的钦佩总是停留在外部形象动作的剽悍和行为的中规中矩（合乎‘义这一简单的游戏规则），认为他们体现了某种生命力的充盈和爆发，足以和我们今天人性的萎靡、苍白相对照。但我们毕竟感到，在今天要模仿那些顶天立地的人物来处世行事将会是多么天真、愚蠢和异想天开。那些人物不能给现代人的内心生活和精神世界提供更多丰富的粮食，他们自己的内心就是平板的、简单的，犹如一些孩子。”莫言笔下的英雄好汉在放纵生命欲望的过程中摧毁世间的一切条条框框，当这位巨人站在被自己破坏的残垣瓦砾中茫然四顾时，看到的只有支离破碎的世界，他并没有建立起理想的家园，甚至失去了曾经的容身之所，如同年仅四岁的豆官所隐约感觉的那样：“高密东北乡从来就没有不是废墟过，高密东北乡人心灵里堆积着的断砖碎瓦从来就没有清理干净过，也不可能清理干净。”这里是祖先生存、改造过的地方，却始终不能更改这块土地的“废墟”本质，距离建设还路途遥远。正如陈晓明所说：“（莫言）他的小说本身是反智性的，这无可厚非；但他应该有更强大的智性才能反得彻底，并反出他自己的思想力量。”endprint

　　如果始终固守于原有创作风格，那就不是莫言。在他的几部启用人类理性来拯救世俗危机和现实困境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他新的探索，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些作品看作是莫言对曾经动物性过度投入而导致理性缺失所做出的‘补偿性”努力吧？

　　二

　　“人不是一件东西，他是一个置身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生命体。”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是唯一能够对自身加以反思的生命体，苏格拉底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一界定，使西方思想界把动物和人类彻底区别开，动物性使人类与动物共处于同一个生命平台，理性的生存状态则使人类成为万物的灵长。“人的思想可以超出他对生理需要的满足，而去探求他本身的存在和他周围的、脱离他的存在而存在的世界。这就是说，人不仅有动物也有的智力，并且还有理智，并以它来观察客观实在。”人类既能“堕落为更低级的野兽”（ininferiora quae sunt bruta degenerare），又可以“根据灵魂的决断，在神圣的更高等级中重生”（in superiora quae sunt divina ex tui animisentenria regenerari）。理性使人类处在“文化生存”中，而不仅仅是动物性的本能中，使人类能够有意识的摆脱自身所处的各种困境，包括去拯救人性中的兽性所造成的灾难。

　　“在人类的所有激情中，唯有真正的忏悔和与之相伴的羞愧能使旧有的罪恶不再屡屡重犯。在没有忏悔的地方，无罪的幻觉就会滋生。”对于人身上难以泯灭的邪恶兽性，反思、忏悔、救赎等属于理性范畴的思想行为成为人类对自我的重要拯救方式。在《辞海》中，“忏”是梵语Ksama的音译，“忏摩”的略称，“悔”是它的意译，合称“忏悔”。原为向人发露自己的过错，以求容忍宽恕之意。佛教制度规定，出家人每半月集合举行诵戒，给犯戒者以说过悔改的机会，遂成为专以脱罪祈福为目的的一种宗教仪式。忏悔是人类特有的思想方式，它建立在反思的基础之上，它是人类对自身无法挽回之错误的深刻认识，对自身罪恶的自我谴责，是人类超越动物的优秀品性，它的存在，使人类理性焕发出智性的光辉。人类携带着兽性本能从原始一路走来，兽性因为外部因素的刺激而一度强化、异化（这在莫言作品中有淋漓尽致的表现），人类社会并没有因此陷入深渊不能自拔，人类的理性对兽性的牵扯起到了有力的制衡与掣肘，它推动人类社会这驾老车艰难前行，虽蜿蜒曲折，却异常坚定。在西方宗教意识领域，“忏悔”是个能触及人类灵魂的概念，然而，“千百年来人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强权即公理的社会中，从而使忏悔的精神黯然失色了。”在不合理社会文明的引领下，人类很多美好的品质在逐渐丧失，在文学创作中呼唤美好的再现，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大江健三郎在与莫言谈话中曾经说过：“我们的文学，我觉得最初是要有对人的信任。我认为表现出确信人类社会是在从漆黑一片向着些许光明前进是文学的使命。”“小说不能没有光明的结尾，不能是不相信人的，不能没有对人的——那是从你的小说中也能得到的——生命力的发现和喜悦。”“所谓文学，很幸运是以显示对人的希望、对人类社会的信赖为终结的、是让故事圆满结束的。”“莫言先生也是，把重点放在了表现值得信赖的人上面。”不仅大江健三郎如此看待，莫言也曾经谈及：“文学我想就是这样，告诉人们这个世界的绝望，但是让大家也明白，我们在绝望当中也有希望。”

　　与西方相比，中国文化似乎缺乏宗教意识和忏悔意识，“忏悔”意识因此有望成为文学作品的可贵品质。鲁迅是新文学以来掀起忏悔精神、实行自我解剖之文学思考的伟大践行者，莫言作为鲁迅的追随者，受到的影响颇为深刻，尤其表现在对人性的揭示与忧虑方面。鲁迅对人性自身完善的价值提出了质疑，对人类本身的罪恶进行了无情的谴责，以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方式疗救人性的痼疾，这样的文学表达使作品充满了“沉重的现代色彩的忏悔”。陈思和早在1986年就指出：直到“五四”时期，《狂人日记》的出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忏悔意识欠缺的伟大填补。莫言的近作《蛙》使人们多年以后又重拾“人的忏悔”的话题。整部作品以计划生育作为精神事件和历史背景，反映了人们在一定历史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轨迹。作品中相继出场的各个人物身上表现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对曾经犯有罪过的忏悔与救赎。莫言曾坦言：在完成这部作品时最大的感受是：“他人有罪，我亦有罪。”姑姑是《蛙》的主人公，是个有着复杂精神轨迹的人物。她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唯物主义者，用叙述者万足的话说：“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她怕的人，更没有她怕的事。”“但我和小狮子却亲眼看到她被一只青蛙吓得口吐白沫、昏厥倒地的情景。”胆大包天的姑姑，何以被一只青蛙吓晕？这要追溯到她退休前夕的一次酒醉夜归，这次“经历”使姑姑的精神进入了另一个境地。

　　姑姑说她行医几十年，不知道走过多少夜路，从来没感到怕过什么，但那天晚上的蛙声如哭，仿佛是成千上万的初生婴儿在哭。姑姑说她原本是最爱听初生儿哭声的，对于一个妇产科医生来说，初生婴儿的哭声是世上最动听的音乐啊！可那天晚上的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

　　这次似幻非幻梦魇般的青蛙大围攻，使姑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惊吓。事后姑姑身上起了一层疱疹，大病一场，病好后，全身蜕了一层皮。“脱皮换骨”后的姑姑患上了青蛙恐惧症。这一事件之后，姑姑嫁给了被青蛙追逐中救命的恩人——捏泥人艺人郝大手，过起了与郝大手携手捏泥娃娃的晚年生活。姑姑对蛙的恐惧来自灵魂深处，这是沉积在姑姑灵魂深处忏悔情绪的一次总爆发。“蛙”与“娃”谐音，对于蛙的恐惧，即是对娃的惧怕，这是姑姑多年来为葬送在自己手中两千多条小生命的一次集体凭吊，是对自己曾犯下的罪孽的悔过。从表面上看，执行计划生育的几十年中，姑姑一直充当着冷面、冷血的活阎罗，然而，在她的内心深处，每做掉一个非法的小生命，都会堆积起一重罪恶感。姑姑晚年闭上眼睛，眼前就会浮现出早逝的每一个生命，在她的描述下，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泥娃娃在郝大手的手里诞生，姑姑把两千多泥娃娃供奉在一个屋子里，借以赎罪。endprint

　　计划生育对于国计民生也许不无道理，然而，当强硬的理性政策与悠久淳朴的民间伦理发生冲突时，作为国家政策的执行工具，姑姑无疑是被民间视为仇敌的牺牲品。当姑姑为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忏悔时，我们仍然不能将之简单理解为姑姑在为历史背负重担。她晚年之所以陷入自我谴责、受尽心灵的煎熬，更准确地说，应来自她对自己曾经的极端态度与行为的忏悔和救赎。在政治占据首位的年代里，“根红苗正”的姑姑曾是时代的宠儿，然而飞行员男友戏剧性叛逃台湾，给姑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王小倜的叛逃不仅给姑姑造成终身的感情伤害，还使姑姑接下来将面临周围人的嘲弄、组织的质疑，并以此为起点成为历次批斗大会上的“重头节目”。为此，她曾割断动脉以示清白，然而无济于事。为显示对组织的绝对忠诚，她丝毫不顾及个人的得失与安危，在计划生育的执行过程中，做出了许多铁面无私、实则冷酷无情甚至阴险可怕的举动。当姑姑面临退休，从忙碌一生的“事业”上退离的时候，她才第一次对自己的人生历程做出全面的回顾、检查与反思，与此同时，一直被压抑在灵魂深处的良知喷薄而出，这是姑姑进入晚年忏悔、救赎生活的正式起点。人类兽性在社会文明的外部刺激下，会使人类做出无比疯狂的事情，然而，人之为人的可贵之处恰在于人类的自我反思与觉醒：“正因为人具有理性，他才能以批判的眼光来检视自己的行为，认清生命有利于自己的发展，什么不利于自己的发展。他尽其所能使自己的智力和理智和谐共生，最后达到幸福的境界。”

　　在《蛙》中，为了爱情，王肝出卖过父亲，使藏身猪圈的父亲被工作组轻而易举地找到做了结扎；对王仁美的出卖，牵引出后来一系列事情并导致王仁美母子身亡；对袁腮的出卖，使昔日的老同学锒铛入狱，而当他单恋的女人——小狮子，最终与万足牵手在一起时，王肝似乎从痴恋中醒来。尽管他给自己找了无数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举报非法怀孕是公民的职责”“为了祖国可以大义灭亲，都无法安慰他愧疚的内心。杀人凶手的罪恶感像绳索般捆缚着他的灵魂：他在王仁美的坟前烧纸钱以慰死者，向万足夫妇诉说自己的罪孽，其实都是在安抚自己的良心，使内心得以片刻的安宁。为了自我救赎，王肝决心向万足诉说他精心编造的谎言，他谎称被追捕的王胆早已逃离东北乡、远走高飞，想借此向姑姑等计生人员施放烟幕弹、转移视线。这样做表面看起来是为了帮助妹妹王胆拖延时间，实质上这是他迷途知返所做出的第一件救赎自己的事情，虽然这一谎言被小狮子等人识破，但在王肝的生命中，却成为忏悔和救赎的起点事件值得纪念。

　　陈鼻是作品中的重要人物，莫言在他的身上花费了大量笔墨，倾注了饱满的感情。作者从陈鼻出生写起，直到故事的结束，陈鼻亦成为作品的线索人物之一。五代单传的陈鼻和所有农民一样，拥有子孙绵延祖宗香火的思想。他和妻子王胆为生育二胎与姑姑们的周旋斗争可谓惊心动魄，也把故事推向了高潮。他们与姑姑斗智斗勇，这让老谋深算的姑姑也措手不及。但王胆最终还是留下不足月的早产女儿死在潜逃的路上，这使陈鼻一蹶不振。那个当年头脑精明、身材魁梧的汉子沦为依靠出卖尊严（在李手的餐馆里扮演堂吉诃德）谋生，曾经倒卖烟草发家的他靠向客人讨要香烟度日……他假装失忆、故作疯癫，作践自己的身体，但这一切都是为了忏悔。以王胆的身体状况根本不适合再次生养，但传宗接代、求子心切的陈鼻却从未考虑妻子的死活，即使把王胆的死因归结在姑姑等计划生育执行者身上，陈鼻的内心依旧无法逃避自我良心的谴责。多年来陈鼻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折磨、作践行为，都是一种罪感对内心的摧残所致。

　　其实，以“忏悔”作为理性范畴的自救方式早年曾在莫言的短篇小说《罪过》中得到明显的表现。大福子与弟弟小福子在河边玩耍，他眼看着五岁的弟弟跳入河中追逐一朵红花，没有阻拦，也没有呼救，在众人跳入水中救小福子时，留在岸上的大福子回想：“小福子在扑向河中红花那一刹那——他摇摇摆摆地扑下河，像只羽毛未丰的小鸭子——我是完全可以伸手把他拉住的，我动没动过拉住他的念头呢？我想没想过他跳下河去注定要灭亡呢？”㈨此时的大福子以七岁孩童的朦胧意识感到了自己的罪过，他捡起一块生锈的铁片“刻画”自己幼稚的身体，精神上得到了片刻的解脱。弟弟因为救援不及时，死在了河里；而随着自虐行为的升级，我们看到大福子内心深处悔过的加重、罪感的浓烈。而之所以有此负罪感，缘于一个孩子的嫉妒与自私：小福子有英俊可人的外貌，聪明伶俐的性格，处处得父母的偏爱，大福子对此一直心怀怨愤；父母对弟弟的夸赞与偏爱给大福子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使大福子对弟弟积留了诸多怨恨。正如俄狄浦斯弄瞎自己的双眼以惩罚“杀父娶母”的罪过，大福子用想象性的自我割弃舌头来赎罪。因为自责，他装成哑巴，把自己封闭起来，此时人类的良知在一个幼小的生命中显露出灵光：“我从坐在草垛边上那时候就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世界上最可怕最残酷的东西是人的良心，这个形状如红薯，味道如臭鱼，颜色如蜂蜜的玩意儿委实是破坏世界秩序的罪魁祸首。”㈤这个良心正是人的心智，它会毁灭一个世界，也能拯救一个世界。

　　单纯依靠动物属性，人类只会成为世界上最为粗野的动物，人类兽性会使整个世界沦为罪恶的深渊，“忏悔”成为拯救人类恶行、完善人类精神的重要渠道。卢梭的《忏悔录》被托尔斯泰誉为“十八世纪的良心”，进而托尔斯泰向世界宣布：“只有经过忏悔，人才有所进步。”面对当时俄罗斯社会的黑暗现状，托尔斯泰试图用“忏悔”的方式为社会困境探索一条消除罪恶之路，同时，他用作品演绎出忏悔是洗刷灵魂污垢、复活人性的最好方式。“忏悔”作为人类对曾经犯有过错的反思，不仅作为一种宗教行为，更不是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近似理想的空谈，它在付诸于现实中，对推动社会精神的进步起着巨大的作用。“忏悔”也是莫言用文学来拯救人类恶行的方式之一，忏悔行为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或某一阶级，它应指向人类对自身局限性的理解和表达，从莫言对个人具体忏悔的描写去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对人类在今后从根本上为制止类似灾难的发生做出重要的思想启蒙。

　　三

　　坚守一份信念，使之成为行动的力量源泉，同样是人类持续发展的原动力之一。作为有大悲悯情怀的作家，莫言在揭露人性中黑暗面的同时，没有忘记对人类某些宝贵品格的挖掘与发现。莫言说：endprint

　　我认为敢于展示残酷和暴露丑恶是一个作家的良知和勇气的表现，只有正视生活中的和人性中的黑暗与丑恶，才能彰显光明与美好，才能使人们透过现实的黑暗云雾看到理想的光芒。

　　揭示黑暗与罪恶，是为了更有效地走向光明与美好，莫言会在人性的泥淖中埋藏一颗颗珍珠，等待我们去发现它的光亮。蓝脸，《生死疲劳》中一个普通农民，就是一颗在泥淖中闪光的珍珠。李敬泽说过：“《生死疲劳》是执着的颂歌和悲歌。”蓝脸是整部小说中执着的代表，他为了自己坚守的信念，背负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长达几十年之久。蓝脸：“原西门闹家长工，解放后一直单干，是全中国唯一坚持到底的单干户”——在作品开头的主要人物表中，作者这样介绍蓝脸。这是一个面对各种土地的政治运动而誓死守卫自己土地的故事。联想到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土地政策，蓝脸拼死对土地的捍卫真是令人感慨万千。费孝通认为：“从农业本身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需的。”的确，乡土中国社会里是没有团体的，极端的乡土社会就是老子所理想的社会：“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正好能解释蓝脸作为一个标准中国农民思维的传统模式，也是他捍卫土地的理由。在新中国的土地政策环境中，蓝脸的存在显得既荒诞又庄重，既令人可怜又让人尊敬。沈从文曾说：“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支配。”如果说人类历史只有五千年的话，农耕史却已占据了三千年。相对于短暂的工业文明，农耕文化古老而厚重，“赋予土地一种情感的和神秘的价值是全世界的农民所特有的态度。”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个农业古国来说，对土地的崇拜早已根植于传统文化的骨髓之中。费孝通说得很精彩：“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靠种地谋生的才明白泥土的可贵，乡下的‘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是土地。”莫言对此体会很深：“几千年以来中国改朝换代、农民起义，围绕的核心问题都是土地。土地兼并再均分，反反复复。1949年之后，农村的变迁实际上还是土地的问题。”在走集体合作化的道路上，蓝脸对土地的坚守是莫言对中国传统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深情回望，也是言说土地意义的生动展现。李敬泽曾说：“现代文学以来，土地在不同时期的乡土写作中都是一个意义中心，它是历史的焦点，也是农民可以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在作品即将结束的时候，一切就好似蓝脸墓前的碑文：“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㈣蓝脸用生命固守的一亩六分地变成了家族的坟茔，在那里，依次埋葬着西门闹六道轮回转世托生的动物遗体，以及蓝脸一家五十年间相继离去的成员。来自土地的终将回归土地，不论他曾经离开土地多远：“生取给于这块泥土，死了，骨肉还得回入这块泥土。”

　　这的确是表现农民与土地之间无法割舍的恋土故事，宽泛地说，这更是一个坚守自由的文本。对于蓝脸的坚守，叙述者蓝解放这样说：“我们单干，完全是出自一种信念，一种保持独立性的信念。”当亲生儿子蓝解放为了“要闯社会，娶老婆，走光明大道”决定入社而哭喊着劝说固执的父亲：“你一人单干下去，到底有什么意义？”蓝脸平静地回答：“我就是想图个清静，想自己做自己的主，不愿意被别人管着！”㈤用叙述者西门猪的话说：“只有当土地属于我们自己时，我们才能成为土地的主人。”从这些话语中，我们读到的是“独立”“自由”“主人”，蓝脸几十年的苦难坚守诠释着人类争取自由的一往无前。自由意味着独立，对权威的毫无畏惧，对自己选择的坚持守护，它是人类体现自身生命价值的高级形态，也是人类与动物的重要区别，有了对自由的追求与把持，凸显了人类超越于动物的优秀品质。尽管人类来自动物，与动物之间有极为相似的生理结构，甚至我们可以在动物身上发现精神性质的痕迹，“看到温柔或残忍，疯狂或易怒，勇敢或怯懦，恐惧或大胆，高尚的精神或卑鄙的狡诈，就智力而言，它们可以说是精明”；尽管人类的体内保持着动物性的存续，兽性因子还是会在外界因素的刺激下发作出来；然而，即使倡导“返回自然”、向原始回归的卢梭，在极力肯定人类的动物属性之余，也不得不提到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

　　……构成人类与兽类之间的种差的不是人的悟性，而是人的自由施动者身份。大自然支配所有动物，兽类服从支配，人同样也感受到大自然的影响，但人自认为有服从或不服从的自由，而主要就是由这种自由的意识显出人的灵魂的灵性。

　　按照卢梭的看法，人之所以有别于动物、高于动物，在于他的自由与自主，即使在人仍为动物的原始状态，这条关于“自由”“自主”的标准依然成为人所以为人的标志。卢梭进而从天赋人权的角度提出“人的基本天赋——生命和自由”，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生命和自由，而且至少可以肯定无权放弃它们。放弃自由，人就降低了自己的人格；放弃生命，就是消灭自身的存在。因为任何世俗的财富都不能补偿生命和自由的丧失，所以，无论以什么代价放弃生命和自由，都是既违背天理又违背理性的。在古希腊时期，自由已经是当时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是雅典民主社会的实质所在。柏拉图曾明确提出自由就是“不受任何压力所迫”“做你喜欢做的事”。柏拉图对人的选择权和判断权给予充分肯定，并认定这是自由人的标志性权利。人类依靠自由、自主的力量，使之脱离自然动物群体，随之建立了属于人类自己的社会群体，但在这个群体中，会由于自主性的丧失，一部分人又可悲的“退化”为动物。在蓝脸坚守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他对享有充分民主权利的向往，更是人类对其所以为人的品质的守护。蓝脸对自由的执着追求，不禁让我们想起莫言作品中较早出现的余占鳌、戴凤莲们，他们对动物性的张扬带着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与他们相比，蓝脸的做法更闪耀着理性之光，用莫言的说法是“做‘我奶奶容易做‘蓝脸难”。蓝脸与整个社会、历史几十年的隐忍抗争，透出的，是理性的能量，相较于非理性换取的混乱局面，从理性出发的坚守或许会真的迎来一个属于理性的结局，这也是莫言创作历程中，不同阶段呈现出对人性不同的探索层面与维度。

　　前人把“兽性”作为一种救亡图存的手段来倡导、高扬，与之不同的是：莫言逐渐意识到：解决人类本身的问题依旧要靠理性来完成，期待理性先导下优秀文化的生成，指引人类身体内部强大的动物性力量，使之在未来的文明中大放异彩，这也是莫言近期创作呈现的思想轨迹。能够把人类动物性纳入高度的理性思辨之中，使莫言在中国文化史上关于人类动物性的文学思考成为当代的一块界碑。

　　（责任编辑：张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