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学经典问题”是指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围绕着文学经典而展开的各种争论。当代文学经典的生产问题，文学史写作中的经典评价问题，文学经典进入各级教科书问题，文学经典被“戏说”“大话”以及被改编成影视剧的问题，畅销书与通俗文学能否成为文学经典的问题，大众审美趣味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等等，都引起了论者的极大兴趣，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在经典文学时代，经典化了的文学生活造就了文学经典主义（或经典文学观）。文学被认为具有核心价值，经典文本也突出了印刷文化时代识文断字的社会特征，具有强烈的精英文化色彩，并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文学媒介胜过电影、电视、网络等其他一切媒介。文学经典还得到了传统、现状、较高文化水准和天然权威感觉的支持。它是“天然”的东西，是不成问题的。一直以来，这种观念支配着我们的文学生活，并决定着文学史的叙述。
然而，随着“后文学时代”的到来，文学经典不证自明的确定性和最高权威却遭遇了现实和观念的双重挑战，文学经典在文学空前危机的事实面前，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都受到了质疑，不可避免地成了学界一个不得不讨论的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数字化生存”成为一种全球趋势。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化生活程度显然要高于中国，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一种趋势，数字信息技术为整个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不仅影响了我们的物质生活，也深入到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中。
在信息社会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学经典问题”当然不是中国当下特有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首先，“文学经典问题”的出现都是建立在“后文学时代”来临这个社会背景上的，“全球化”的进程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重新评估文学经典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其次，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理论、文化研究等在内的此起彼伏的西方社会文化思潮为文学经典研究提供了新的共同的理论资源，传统的经典概念和文学经典化理论正是由于各种“后现代”理论话语的出现而受到了普遍的质疑。
“文学经典问题”实际上是人类的文学生活由经典文学时代进入“后文学时代”的历史产物，因为文学的剧烈变动必然要反映到文学研究中。一方面，从文学生活的客观现实而言，新的电子媒介文化产品与一些边缘文体大肆入侵文学的领地，与文学传统中被视为雅正的经典文学构成相互竞争、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局势；另一方面，从学术界内部而言，雷吉纳·罗班所说的“大众文化压路机”大大动摇了此前对文学本体的界限的信念，文学本体的分崩离析使得“今后不再存在单一的文学”，而是山头林立，每个山头都有自己的文学风貌、创作方式或自己的文学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及其经典必然问题化，实际上也就是放到一个新的文学环境中重新思考其功能与价值。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就进入了生活资源丰盛的“消费社会”，并呈现出“后文学时代”文学生活的特征，关于经典的论争由此展开，文学史上的文学经典开始遭到被布鲁姆讥讽为“憎恨学派”的一些研究团体的批评，认为经典的构成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只不过代表了“已死的欧洲白人男性”，必须“打开经典”。文学研究内部的不少学者也对文学及其命运展开了反思。而我国由于社会形态及生活资源的丰裕化程度等多方面的原因，“文学经典”问题直到90年代才开始引起学术界关注，并受到了西方社会各种有关“经典”的话语的影响。
我国的“文学经典”问题话语场异常活跃而混乱，各种事件层出不穷，各种观点进行着激烈的交锋。“挑战经典”与“捍卫经典”的话语吸引着不同立场的学者广泛参与进来。纵观近20年“经典”问题的发生发展，其大致脉络还是比较清晰的，可以将之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从1993年到世纪之交的“经典”问题发生期，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围绕着经典的“概念”之争与“事件”之争而展开的；第二阶段，从世纪之交一直延续到今天，可称之为“经典”问题的理论研究期，在第一阶段问题的基础上，学术界有意识地加强了关于经典问题的理论研究。
第一阶段：“经典”问题发生期
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就已有学者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与“重写文学史”的主张，这当然涉及到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的认定标准问题，但这些主张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有具体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如王晓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1997年，东方出版中心），黄修己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1998年，中山大学出版社）、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9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等。
1993年9月，荷兰著名学者佛克马、蚁布思来北京大学做学术讲演，在讲演中介绍了西方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并专门谈到了现代中国经典构成的历史发展问题，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学者称佛克马的演讲仿佛提醒了中国文学人的经典记忆，“经典”问题由此开端。
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一川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引发了“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重排座次”事件，座次的前六位依次是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茅盾落选，这一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这种排座无疑是对建国以来形成的“鲁郭茅巴老曹”经典秩序的颠覆，而金庸的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现象”开始受到不少学者关注。
1995年10月，加拿大学者斯蒂文·托托西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中涉及到了读者与经典形成的关系、经典化的复杂性以及经典的积累等问题，并介绍了“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的概念，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由于面临世纪末，对一个世纪的文学进行总结与反思成为可能，各种版本的“百年文学”书系纷纷出版，引发了“百年文学经典”的“混战”：1996年，谢冕、钱理群主编了北大版《百年中国文学经典》；1996年，谢冕、孟繁华主编了海天版《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香港《亚洲周刊》进行了“20世纪百部中文小说”的评选。此外，还有形形色色各种文学的经典选本，如2001年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的“走向诺贝尔”书系，对“文学经典问题”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的序中，谢冕认为“任何关于‘经典或‘精华的厘定都是相对的”，“尽管如今‘经典并不代表让人敬畏的神圣，但经典都始终意味着一种高度”，《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入选的作品，“大体只是编者认为的最值得保留和记忆的作品。这样说当然不是认为那些众多未入选的作品就应该被遗忘，事实上有多少个选家，就有多少种选本，同时也存在着各异其趣的选择标准。这在文学观念变得多元化的今天，就更是如此”。钱理群则认为《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是对新文学的历史总结，显示的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已经达到的高度。“百年文学经典”之争把“经典”问题推向了高峰。
与此同时，文化研究开始在国内风生水起，对非经典文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沉浸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不断解构着经典，刺激着国人的“经典情结”，并与各种“重评”“再解读”的浪潮一起呼应着此前的“重写文学史”的主张。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红色经典热”，一方面使人们沉浸在由经典引起的怀旧情绪中，一方面又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对“文学经济学”的讨论。
由1996年《大话西游》在国内高校开始受追捧开其端，包括后来的“《Q版语文》”事件以及互联网上各种对经典的“水煮解读”、“麻辣解读”现象为代表的“大话文艺”现象的流行，1998年的“《断裂》”事件等等，则代表着青年亚文化群体与文坛上的新生代以一种反叛的姿势对经典进行了消解与祛魅。
第二阶段：“经典”问题的理论研究期
这一时期，虽然各种与“经典问题”相关的现象与事件并没有终止的趋势，但与第一阶段相比，更注重对“经典问题”的理论探讨。由“百年文学经典”引发的经典混战开其端，各种直接以“经典问题”为主题的学术性研究论文呈现出井喷之势，也出现了一些关于“经典”问题的研究专著与论文集。
人类的一只脚刚迈入新世纪，美国著名学者J·希利斯·米勒就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抛出了“文学终结论”，引发了文学“死与不死”的争论；2005年新浪博客“文学死了”事件再次向人们宣告了经典文学的危机；以于丹和易中天为代表的“经典热”现象，则表现出了经典向大众趣味的认同，与各种经典的影视化一起以经典的广泛传播与快速消费消解着传统的经典形象；伴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而迅速成长壮大的网络写作，在短短几年内就聚集起了庞大的文学人口基数，对经典文学造成了强烈的冲击。
进入新世纪后，“文学经典”问题的理论研究的加强趋势充分反映在各种直接以“经典”命名的学术研讨会的频频举办上：
2005年5月，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学科、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和《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国际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2005年12月，由《外国文学研究》杂志、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中南民族大学共同主办的“新时期外国文学经典的研究与教学”学术研讨会在湖北武汉举行；2006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2006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和厦门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了“与经典对话”全国学术研讨会；2007年8月，由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的“文学经典化问题：文学研究和人文学科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戴河举行；2007年9月，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研究》杂志社主办，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大众传播时代的文学经典”学术研讨会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2007年12月，由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的“东方文学经典：翻译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2008年4月，浙江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和宁波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经典解读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浙江省当代文学研究会2008年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2008年11月，山东省文登市召开“阅读中外经典，享受读书乐趣”研讨会：2009年6月，华东师范大学召开“文学经典的重释与普及”研讨会；2009年10月，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浙江省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台州学院等单位在浙江台州联合举办了“世界文学经典传播与研究”学术研讨会；2010年10月，《外国文学研究》与合肥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在安徽合肥联合举办“文本、历史和语境：伦理视角下的文学经典重读”学术研讨会；2011年8月，在山西省万荣县召开了中国新文学学会第27届年会暨“革命历史书写与文学经典”学术研讨会。
与此同时，各学术刊物也开始集中刊发一批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争鸣文章，并基本形成了“审美一本质主义”与“社会一建构主义”两种具有争鸣性质的经典化理论。
很显然，众多的现象、事件以及对经典的持续关注，确实把文学经典放到了风口浪尖上，“文学经典”一时之间仿佛也成了一个时髦的流行词汇。“文学经典”问题场域汇聚了形形色色观点的争论，凸显着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急剧嬗变，也反映出不同个体的理论立场。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使得关心文学经典的人越来越焦虑。因为，一般来说，“学界讨论什么问题，就是对什么问题表示焦虑的一种形式。今天讨论‘经典问题，问题背后所凸显的可能恰恰是对这一问题的焦虑”。
通过这些事件和争论，可以发现，我国的“经典”问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什么是经典”的问题。这是任何一个关注文学经典的人（不论是支持还是质疑甚至反对文学经典）都必定无法绕开的问题。在经典研究中，研究者首先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而纵观文学经典问题，参与论争者基本上都会对“什么是经典做出自己的界定，有不少文章对经典的概念进行了直接梳理和阐释，而其他大部分文章可以说至少都间接地涉及到了“经典”的概念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审美一道德本质主义者与文化建构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前者普遍认为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有其内在的本质规定性，认为经典代表着美学与道德的最高成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一道德典范，而后者更关心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在建构经典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往往把这个问题转化为“谁的经典”“何种意义上的经典”等问题。
其次，经典化和经典建构问题。这是文学经典的形成机制问题。任何文学作品都不是先天地从一出现就成为经典的，任何人都不会否认一个文学文本成为经典必然存在一个“经典化”的过程，也即历史化过程。对文学作品的历史化考察，成为了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尤为受人关注的是，在“后现代”风潮之下，解构经典、为经典祛魅成为一个热门的学术问题。传统的文学研究者和文化研究者在此问题上各持一端，文学研究往往并不关心经典是如何被确立的，而是致力于从作为审美对象的经典文本身上寻找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为经典文本提供其之所以为经典的合法性。这种思路多少带有米兰·昆德拉所说的“惩罚寻找错误”的倾向，因此遭到不少攻击。而文化研究一方面承认经典的存在，但又认为经典的确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间不仅关涉着时空的文化差异性，还纠葛着诸如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等复杂关系。
第三，文学经典与大众消费文化的问题。文学经典面临挑战与危机和当前我国社会正在进入消费社会直接相关，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冲破了经典被精英文化独霸的格局，使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杂语”时代。在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中，人们不再把文学当成一个神圣之物加以膜拜，而把其纳入到文化产品的序列中，传统的阅读过程变成了满足需求的消费过程。不少文学者指出，正是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语境的冲突导致文学经典的危机，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很可能导致传统文学经典的终结。
第四，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对经典理论造成了巨大冲击，在促使原有经典裂变的同时，也拓宽了经典研究的视野。不少学者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上解构了经典的神圣性，即为经典祛魅，但也有不少学者对于文化研究对经典的冲击表示了自己的忧虑。
从经典研究来看，学术界在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的同时，还尤为关注“经典”所体现的社会价值和功能问题。“经典研究从其本质而言是探寻文学的当代价值和功能的问题。正如佛克马以无可置疑的口吻提到的那样：“现在对文学经典日益增长的兴趣是建立在人们对其作用和价值怀疑的基础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代文学新经典的生成倒成了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是这个时代到底有无经典、是否需要经典，以及在什么意义上被确立为经典，即文学的经典化机制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是否具有合法性。
也就是说，在“后文学时代”，对文学经典生产机制的关注压倒了传统上对个别经典文本的研究而成为当前经典研究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经典研究最为关注的问题是经典最终是通过什么样的话语系统与社会关系系统在什么样的语境中被生产出来的问题，是不同的经典化过程中体现什么样的文学价值和文学标准的问题。经典之争的实质是观念的论争，是不同的文学观念相互碰撞而产生的论争。
（责任编辑：李明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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