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文学”作为新世纪以来最为引人关注的文学现象，已经成为学界谈论“新世纪文学”时无法忽略的重要景观，甚至被一些批评家作为“新世纪文学”的重要实绩。事实上，文学对底层的关注和书写并非当下作家的首创，从20世纪到现在，底层始终并没有脱离文学的视野。正如南帆所说：“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开始重新升温，这并非标新立异的时尚，而是重返文学传统。”但是，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主潮并引起批评者的关注和论争，绝不仅仅是“重返文学传统”，而是联系着新的理论视野、新的表述方式。这种在新的历史语境和理论视野中的“底层文学”显然和以往的底层文学传统有着迥异的文学表述和价值立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表述己然是以对五四以来的底层叙述的启蒙传统的解构为前提的。
一、“底层”何以成为问题，成为何种问题
“底层文学”热及其引发的论争虽发生在新世纪初期，但它有着思想史和文学史的来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企改革步伐的加大，城市下岗工人大量涌现，同时，“三农”问题变得更为突出，转型期社会的分层问题和底层群体的生存现状引发了学界的关注。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化特点及其发展趋向，对底层群体的生存境遇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读书》《天涯》等杂志率先开始了对底层问题的讨论，开辟了关于底层的专栏。
“底层文学”成为一种热点问题并逐渐演绎为新世纪以来一个重要的文学研究对象，不能不说和2004年的两个重要事情相关：一是曹征路书写当下工人阶级命运的小说《那儿》的发表：另一个是《天涯》杂志《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栏的开设。至此，“底层”这一概念开始进入文论领域，成为批评界关注的重要命题。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对“底层”的关注意味着对文学重新回归现实，意味着对于平等、公平意识形态的诉求。这在文学脉络中也是对20世纪90年代末“纯文学”问题讨论的反思。在一些批评家那里，“底层文学”的兴起和“纯文学”的反思其实就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底层”问题及“底层文学”热的出现：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重新关注；另一方面，底层文学的出现是批评界在知识形态上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范式进行反思的必然结果。无论作为社会问题还是文学问题，“底层”都意味着文学对努力寻求自身的突破，重建文学与社会的联系，体现了知识分子对自我身份和社会责任的重新定位。王晓明在肯定了《那儿》的现实批判意义后，呼唤作家“向现实伸出尖锐的笔”，来“狠狠地戳破这种现实”。“左翼文学”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得到批评者的关注，不少批评者认为“底层文学”接续了“左翼文学”的传统，而“左翼文学”也在当下一扫往日“公式化、政治化”的面貌而逐渐演变为一种精神力量。关注底层、追求平等、批判精神、理想情怀，这是“底层文学”批评者对“左翼文学”传统的追认。
联系上述关于“底层”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和文学原因，我们有理由认为：“底层文学”的根本特征和主要价值在于它的社会性功能，它之所以能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根本原因在于它蕴含的人道主义情怀、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和公平、公正的价值立场。但是，关于“底层文学”的相关讨论一开始并没有沿着文学介入现实、批判现实的路子走下去，而是走向了理论层面的缠绕，这与底层概念提出的初衷显然南辕北辙。
较早关注“底层”问题的《天涯》开辟的《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栏，连续刊发了《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我们在怎样表述底层》《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等文章，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分层问题进行讨论。这些文章借助国外的底层研究理论，将讨论的重点集中在“什么是真实的底层”“我们如何表述底层”这两个问题之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对新世纪“底层”问题的讨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久，著名批评家南帆等在《上海文学》发表《底层的文学经验如何表述》一文，引起小规模的论争。2006年1月，改版的《小说选刊》开设《底层与底层表述》栏目。同年2月，《天涯》杂志再次组织“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的讨论，发表南帆、耿占春等人的文章，从全球化、左翼思潮的背景下对中国的“底层”问题进行讨论。2006年4月18日到19日，由《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组织的“底层与文学”研讨会在北京密云县召开，与会者对左翼文学潮流和当代文学中的“底层叙述”进行了分析。根据会后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发言者的角度不同，这场关于“底层、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使命”的讨论，最终还是演变为“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的激辩。
可以看出，如果说文学对于“底层”的关注意在重新走向“人民”，回归“现实”，但在批评界介入底层之后，“底层”问题已经逐渐聚焦在“底层是什么”以及“底层如何表述”这两个问题之上。对“底层”讨论的这种挪移，其实已经潜在地解构了20世纪文学关于“底层”书写的传统，尤其是从五四延续至“新时期”文学中的“国民性批判”这一启蒙传统。个中缘由，不仅和当下“底层”讨论蕴含的新的理论资源相关，更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界自身的“现代性”反思密切相关。
二、“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解构“国民性批判”的启蒙传统
在这场关于“底层与底层的表述”的讨论中，“文学是否应该表述底层”已经是一个无须讨论的命题，而“文学应该如何表述底层”已成为批评者争论不休的问题。将这些讨论进行一番梳理，可以看出它们主要在如下几个维度展开：首先，对20世纪文学的相关底层表述的批判性描述；其次，解构五四以来的“国民性批判”的启蒙传统；最后，关于如何进行“底层表述”及相关问题的理论探讨。当然，这几个维度也是前后承继的。
我们先进入第一个问题。既然文学对底层的关注非今日始，那么如何凸显当下“底层”问题重新提出的必要性，对既往“底层”问题的研究就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较早关注“底层”问题的刘旭在他的专著《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一书中，第一章就是对“近现代底层形象的变迁”的研究。他认为，自近代以来，文学关于底层的表述大致可分为两种典型模式：一是“启蒙式叙述”，它从戊戌变法开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一种思潮，并对20世纪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类底层叙述虽然关注底层疾苦，但因为它是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叙述底层，有着知识分子对底层大众的优越感。它对底层的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认为底层是物质贫困、精神愚昧：另一方面又认为作为大多数的“底层”，一旦被“启蒙”之后将产生巨大的力量。这种叙述确立了知识分子和底层“启蒙和被启蒙”的关系。
其二是“左翼式叙述”。它自20世纪30年代始，经毛泽东的《讲话》确立主流地位，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这种叙述的特征是确立工农兵的主体地位，将底层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出现“神话”底层的倾向。它明显带“民粹主义”色彩，之所以如此，是将“底层”作为革命的依靠对象，以此来唤醒底层革命的积极性。在这种叙述模式下，底层已经完全凌驾于知识分子之上，成为知识分子学习的对象。它不仅获得了阶级的先进性，也同时被赋予了道德的优越性。
“底层”在这两种底层叙述下显示出迥然相异的面目，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关系也是基本倒置的。但这两种占据主流地位的“底层表述”都是将底层“工具化”，它们都没有呈现出真实的“底层”。“他们在表述底层时，其直接目的都是要如何动员底层，以集中全民的力量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或者西化，而不是要给底层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话语。”因此他们是不可能写出真实的底层，具有底层的立场的。
整体看来，在当下的底层研究者的视野中，20世纪中国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底层叙述（“启蒙式叙述”和“左翼式叙述”）都是有问题的，它们无法呈现出“真实的底层”。但是，仔细辨析，对于这两种代表性底层叙述的，当下底层研究者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左翼文学”的底层叙述虽然有问题，但是它的底层关切、批判精神、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却可以成为当下底层文学的精神传统和理论资源，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底层文学甚至被称为“新左翼文学”。而五四以来的启蒙式叙述却在对待底层的基本立场上就是有问题的。所以，真正让底层研究者耿耿于怀并且批判和解构的恰是五四以来的“启蒙式叙述”。
在一些底层研究者看来，这种以“国民性批判”为核心的“启蒙式”底层叙述无论是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还是表现出的文化倾向都是有很大问题的，它不仅不能反映出底层真正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生态，还制约了后来底层叙述的基本面貌。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不在少数，以学者摩罗最具代表性。
2004年，在《天涯》杂志推出《底层与底层的表述》专栏时，摩罗就以《我是农民的儿子》为题的文章阐明了他的底层立场，接下来，他的观点和立场在一系列对五四“国民性批判”观点的批判中进一步明晰。摩罗首先对“国民劣根性”学说兴起的历史文化渊源进行追溯，他认为，中国国民劣根性，是一个西方殖民过程中形成的对殖民地居民的否定性描述和评价，并不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的。戊戌变法后，中国的精英群体的文化信心和民族信心崩溃，不得已认可了西方殖民者的文化霸权，开始从精神文化、民族性格甚至人种层面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正是由于五四精英知识分子对“国民劣根性”的“声气相投”，这种学说才成为五四新文化的主流，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最为核心的主题之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集体性的共识造成了现当代文学产生了诸如华老栓、闰土、阿Q、祥林嫂、三仙姑、陈奂生等一系列代表性的底层民众形象，他们无一例外都被打上了“无知、自私、狭隘、愚昧、奴性、麻木、低级趣味”的标签。但实际上，底层群体丰富的精神生活和审美趣味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与表达。摩罗认为，知识分子对底层民众在政治、文化、精神层面全方位的否定和批评，以鲁迅为代表。鲁迅只是坐在书斋里，“极尽夸张和漫画地描述着中国底层社会的愚昧、自私、麻木、阴暗”，他的小说之所以获得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是因为“它集中表现了精英群体对于中国社会和现实的共同认识。”
由是看来，五四这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的“观念背景和文化倾向”是有问题的，摩罗最后总结道：“五四新文化以来所建构的文化观念，实际上只是精英群体建构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当他们以精英的姿态建构这些话语体系时，根本不屑于了解底层社会完整的文化生态环境，而只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对其中不利于自己的因素予以否定和批判，并由这种部分的否定与批判发展为整体的否定和批判。”显然，摩罗对五四以来的百年文学所建构的文化观念极其不满，究其原因，是因为它是精英群体建构的话语体系，底层民众因为没有话语权利，只能被知识分子“极尽卑贱性建构、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评价”。
真实的“底层”之所以始终无法呈现，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自己表述的能力，是“被表述”的，他们的面貌取决于表述者对“底层”的认识、理解乃至表述者背后隐秘不显的意识形态因素。所以，对于底层的讨论就自然而然地进入最后一个话题：如何进行底层的“真表述”？
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当下的底层研究者大致有两种不同的探索路径：其一，探讨当底层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也就是不具备表述自己能力的时候，底层的“真表述”是否可能？批评者南帆敏锐地意识到“被叙述”对底层形象和经验的重要影响，并对此做了不懈的追究：“对于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来说，谁是叙述人，谁是被叙述的对象，谁又是听众？按照通常的观点，底层是‘沉默的大多数，文学对于底层经验的表述毋宁说是知识分子的代言。知识分子如何赢得了代言的资格？代言与被代言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默契？知识分子如何可能跨越文化鸿沟，揭示底层的渴求？知识分子的底层是否为真实的底层？”这种质疑包含着双重疑问：“知识分子有没有资格表述底层？”“知识分子能不能表述真实的底层？”
第一个疑问也是当下底层研究者质疑的焦点。按照当下对底层的定义，底层属于基本不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人群。而拥有文化资源的知识分子在阶层的划分中属于中间或中上阶层。而作为知识分子一部分的作家的中产阶级化近年来也不断引起一些学者的警惕和批判。作为社会既得利益者的知识分子能否真正代表底层并获得代言的权利一直备受质疑。有一种看法甚至认为：底层的题材只是知识分子开辟的新的学术生长点。不少批评者注意到当下底层文学在叙述底层时表现出的诸多问题。比如，陈晓明认为当下的底层文学实际上是将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表现视为一种美学表现策略——“美学脱身术”；洪治纲则认为很多底层文学陷入某种苦难叙事的迷恋性陷阱，这种具有“苦难焦虑症”倾向的作品不仅未能表现出真正底层的真实，而且也无助于改变底层的精神现状，实际上是作家为了凸显自己的道德立场在消费底层。邵燕君认为许多“底层叙述”变成了不断刺激读者神经、比狠比惨的“残酷叙述”，“为底层说话”变成了“拿底层说事儿”，令人对整个“底层叙述”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一言以蔽之，当下的底层文学虽然触及到了敏感的时代神经，但似乎依然是站在“他者”的角度去想象性地构建底层。“代言常常被异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脱离被代言者，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常常引用底层的声音表达自己对历史现状的不满。他们擅长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这些怀疑和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代言的不信任。有研究者慨叹：“底层很难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知识分子。”
即便如此，在底层无法发声、不具备建构自己话语体系的现状下，关于它的叙事只能通过知识分子来完成。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如何成为底层的代表？
显然，缺乏底层经验是知识分子关注底层的最大问题之所在。那么，知识分子如何进入底层，打开表述“真实的底层”的渠道？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邵燕君和摩罗的观点较具代表性。邵燕君重提“下生活”的传统，她认为，只要是从事底层写作的作家，就必须走到他们所写作的人群中去，“熟悉他们的生活、运用他们的语言，在感情上与他们打成一片”。这关注的显然是如何继承“社会主义文学遗产”的问题。摩罗强调知识分子应该“躬下腰肢”，以谦卑的态度面对底层精神文化。他认为，底层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态，比今天精英群体所理解的文化概念要广阔许多、丰富许多。面对这样的文化，知识分子要自觉“躬下自我崇高的腰肢、扩展自己的文化胸怀、打通天上人间的精神通道、变化自己的文化面孔”，才能保持文学的生机与活力。“下生活”也好，“躬身底层”也好，根本目的是通过“深入底层”来弥合知识分子与底层的距离。唯其如此，知识分子才能获得为底层“代言”的资格，这样才能避免想象性的“丑化”“歪曲”，从而将真实的表述出来。
其二，探讨底层如何拥有自己的话语能力。
尽管进行了种种探讨，但仍有许多研究者认为，从百年文学史的事实来看，让知识分子真正放弃自己的话语体系，毫无保留地再现底层经验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如何弥合知识分子与底层的距离仍是世纪难题，让底层自己说话就成为了关键问题。也许只有底层的“自我表述”才能使底层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活得到本真的叙述，而“他者”的任何表述背后总有着难以去除的意识形态，他们对底层的同情和关怀也有隔靴搔痒之嫌。
在这一思维逻辑下，西方一些学者关于底层研究的相关理论引起了当下底层研究者的关注。“从马克思延伸到葛兰西和当代后殖民思想家斯皮瓦克”这一线索，以及美国、巴西、印度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都成为底层理论的重要资源。在如何让底层拥有自己话语能力这一方面，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一书的观点和方法更是让底层研究者倍感兴趣。弗莱雷考虑的，是被压迫者怎样才能通过参与教育学的建立而获得自身的解放。弗莱雷借鉴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实现真正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提倡“解放教育观”和“对话教学”方式，力求在教育领域实现平等、民主。即通过对话的方式进行平等的教育，内容也是以“平等”为主：大家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平等地为社会做贡献，没有谁启蒙谁的问题，也没有谁有权力去压迫和奴役别人。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就是要消灭这种教育方法的不平等内涵，不灌输奴性也不复制压迫，从事人性“善”的熏陶。如果成功的话，底层将彻底消失。
这种不无乐观的想象和设计也许解决了底层一直“被表述”的难题：首先让底层拥有话语能力，然后再通过对话式教育实现让底层自发地“觉悟”，以实现“真正的解放”。这虽然提供了一个看似从根本上解决压迫问题的思路，但连研究者自己也很清楚，目前解决问题的基本条件尚不具备，就连伟大的弗莱雷本人都不断地处在政府的放逐之中，底层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吗？这是一条不无艰辛的漫漫长路，“远不是百年内能解决的问题。”
“底层表述”相关探讨的现实意义当然毋庸置疑，它提出了如何使沉默的底层发声并进入文学史叙述的问题，为我们反思以往文学史中的底层叙述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如果我们将当下的底层问题置身于新时期以来有关底层写作的脉络里，就会清晰地看到当下的底层讨论的“重心挪移”。如果说新时期乃至五四已降的最大主题是“启蒙”的话，那么当下底层问题的核心确是“底层的表述”。由“启蒙”而“表述”的置换，解构的是五四以来文学以“国民性改造”为主题的启蒙传统。这种解构启蒙的声音在底层研究中并不在少数。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代性反思”浪潮，不少批评家认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救亡已经实现，革命已经作古，启蒙已无必要”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底层文学”已经无须“拯救”和“代言”，相应地，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身份也遭到无形的解构。
三、知识分子精英意识批判：构建底层与知识分子的二元对立
启蒙传统的解构带来的必然是对知识分子精英身份的质疑，这正是当下底层讨论最终的落脚点。循着新世纪以来关于底层问题的探讨，我们不难清理出这样的言说理路：先是将“底层问题”转化为一个“如何表述”的问题，在“表述和被表述”的探讨中又集中到对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启蒙身份的解构层面。这种不断的演变实际上构建了底层与知识分子的二元对立。如果说当下底层问题讨论的初衷是重提文学介入现实批判现实的传统，那么这种理论层面的缠绕和知识分子、底层二元对立立场的构建，无形之中取消了知识分子关注底层为底层说话的权利，而且削弱了文学的现实批判力，这与当初的愿望显然是南辕北辙的。
结合上述关于“底层表述”问题的讨论，底层研究者对于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批判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底层扭曲论”，底层形象被丑化和歪曲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精英趣味所致；其二，“底层包袱论”，知识分子认同启蒙现代性立场，将底层作为社会发展的阻碍。
刘旭在《底层与精英主义讨论》一文中，分析了两种精英主义理论对文学的影响。他首先区分了“精英意识”和“精英主义”两个概念，认为“精英主义”是指那种有意识地将底层排斥在外，而将历史的创造者归为精英群体的思想。“精英意识”则并不是有意识地排斥底层，而是关注底层命运的同时无意识地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底层的思维方式。精英主义的特点是反对平民立场，把底层当成社会发展的包袱看待。可以看出，作者认为，无论是精英主义还是精英意识，不具备底层立场是它们的共同点。
文学中的底层形象为何会出现被扭曲和丑化，是因为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立场和典型的精英意识所致。不断在反省自己精英意识的知识分子摩罗认为，从五四以来，“精英群体带着批判的冲动、启蒙的激情、拯救的善意、教育的理想、改造的愿望”，“按照自己的精英趣味来观照、剪裁、塑造底层民众形象”，对底层民众一直进行着“无情的嘲弄、残酷的批判和严厉的审判”。然而，这种对于底层的塑造和改造从来没有得到底层的回应：“底层人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去阅读这些小说”，因此，“用精英群体的审美趣味改造底层人群体的审美趣味的企图，年复一年地遭到失败。”摩罗又由此引申出曾经颇受争议的“文学之死”问题，他另辟蹊径，从精英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来解读“文学之死”的缘由。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学的精英化立场与大众的隔膜，如果现代文学对底层和民间的立场不改变，那么：“最后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的不会是底层群体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民间文化，而只能是现代文学本身。”但是，摩罗认为，这样的文学死不足惜。
对于五四启蒙运动批判的最后落脚点恰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结合上一节的分析，我们看到，摩罗一系列有关底层表述的文章以反省五四“国民劣根性”为突破口，以批判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为目的，从而得出知识分子与民众的隔膜式“文学之死”的罪魁祸首的结论。他的基本观点如下：“国民性劣根性”学说是五四知识精英回应西方殖民话语的“自虐性体验”；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知识精英在政治上、文化上、精神上对底层的否定和批评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现代以来文学的根本缺陷和危机的原因是它严重地脱离民间社会和底层文化。
摩罗对五四启蒙文化和知识精英的批判以及对文学危机的认识有无值得商榷的地方？近年来对于国民劣根性批判的呼声不绝于耳，如刘禾的《国民性理论质疑》、周宁的《“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等，都是对中国学者影响极大的著作，摩罗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显然也得益于上述著作的启发。这些著述的基本观点都是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对“国民性理论”的认识是受到西方学者的影响，而西方学者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显然有着殖民话语的背景。许多中国学者也因此推理出“国民性理论”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表现。
晚晴以降的传统文化批判和国民性批判思潮，是在“亡国灭种”的大恐惧的历史语境下形成的。从根本上说，晚清以来的启蒙话语，包括“国民性理论”，都与西方话语有直接联系。问题是，中国作家对西方话语的接受，是对西方殖民主义文化观念的妥协性认同，还是基于本土现实而借用的策略？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英在启蒙民众时，的确出现如摩罗所说的“卑贱性建构、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评价”的不无激烈和偏激的姿态，但是他们背后的动机绝非如摩罗所说的以“怨怒的心态”表现了“精英群体对于底层人的彻骨的残忍”，而恰是以“抉心自食”、不求宽恕的姿态以达到民族的自省、自励。这种心态和策略不仅是鲁迅的，也是五四以来思想和学术界的一贯姿态。
一方面怀着极端的憎恶描写“恨其不争”的底层民众的麻木、愚昧、自私；另一方面，又以“哀其不幸”地将最大的同情和悲悯寄予他们，这样的鲁迅却被嘲讽成一个“不允许阿Q拥有一张宁式床”的精英知识分子代表。所以，如果不是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而仅仅凭着单一的视角进行批判，难免会产生出同样偏激、绝对的观点。正是出于这样的忧虑，结合当下对“国民性批判”的不断质疑，学者杨联芬下大力气对“国民性理论”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梳理，她从国民性母体的形成、国民性话语的矛盾与超越、晚晴以来启蒙论者的国民性批判三个方面阐释了国民性理论的产生语境、内在矛盾和历史意义。她认为，不必否认晚晴以来的启蒙话语与西方话语的直接联系，但这种接受不能单纯地认为是对西方中心的认同：“任何对中国现代启蒙话语激进主义倾向的反思，都不能离开对百年来中国人生存处境的现实观照。”否则就会得出荒唐的结论。“国民性”在理论价值上是值得怀疑的，但作为国民精神弱点的批判和自省，它的实践意义又是存在的。“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许多理论一样，国民性理论的价值，并不在于‘理论本身；它最大的意义，是使中国现实中麻木的政俗之风，即自欺式的‘爱国的合群的自大，始终有一种异端的力量与之抗衡，使民族的自我意识不至于永远坠入黑暗的无底深渊。”由是看来，五四以来的“国民性理论”并不是空穴来风，肆意对底层的扭曲，鲁迅一代精英的拳拳之心至今仍不乏其现实意义。
那么精英与民众的隔膜是否是“文学之死”的罪魁祸首？自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提出“文学终结论”后，“文学终结”的话题在中国文学界被炒得沸沸扬扬。米勒认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电信技术的高度发达将带来传统印刷文学的终结。这种终结不仅仅是外在形式的终结，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学权威地位的丧失。米勒关注的仍是西方学者一直关注的科学技术对文学命运的影响问题，在此之前，丹尼尔·贝尔、德里达等都意识到了技术理性的迅猛发展对文学艺术生存环境的挑战，不少理论家惊呼“图像”已然战胜了“文字”，我们所处的时代已成为“读图时代”。摩罗旧话重提，另辟蹊径，从文学跟底层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关系入手，来寻求文学传统和“文学之死”的关系。在摩罗看来，五四新文学运动就是我们当下文学的源头，而五四这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的观念背景和文化倾向”是有问题的，五四文学的“主题模式、审美趣味和文体特征”一直无法得到底层群体的了解和认可。正是精英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立和隔膜，造成了现代文学的危机。
摩罗先生认为文学之死的根本原因在于五四知识精英的启蒙主义立场，那么如何使文学起死回生，摩罗也给出了有针对性的药方：放弃启蒙立场，认同底层文化。如果文学不能这样，“死了就死了吧”。自新时期以来，对五四启蒙运动的反思并不在少数，但像摩罗这样持彻底否定立场的观点还不多见。五四精英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之间存在隔膜已为学者所共识，但他们对底层形象的塑造和把握并不完全都是“丑化和歪曲”，这一点我们上面已有论述。若按照摩罗的逻辑，精英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的对立和隔膜非今日始，那为何直到今天才造成文学之死呢？米勒主要是从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的改变来寻找“文学终结”的原因，一些学者认为，他恰恰忽视了从文学创造者——作为知识分子的作者身上寻找问题的根源。正是文学的商业化、大众化、消费化，瓦解了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的阵地，启蒙阵营土崩瓦解，精英知识分子加入了当前文学猎奇化、娱乐化的合唱。也即是说：“首先是精英知识分子死了，然后才有文学的死亡。正是启蒙主义立场的式微，才加速了文学的终结。”文学在当下的萎靡与危机，也正是因为知识分子放弃启蒙立场与大众合谋的结果。所以，启蒙主义并未过时，也并不是文学走向危机的罪魁祸首。
“底层包袱论”是底层批评者对知识分子精英意识批判的第二个原因。无论是五四还是新时期，知识分子下大力气批判“国民劣根性”，主要的原因是由国家落后所产生的“现代化焦虑”。当下的底层研究者认为，精英知识分子将国家不能现代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底层的拖累，愚昧、落后、麻木、不思进取成为底层形象的标签，认为：“底层纯粹是中国历史的拖累，是中国精英群体的拖累。”知识分子只从自己的精英立场出发，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底层有没有“现代”的资源？他们如何去“现代”？
刘旭认为，新时期农民作家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底层：现代性话语的裂隙》特辟一章来批判性地解读高晓声的精英意识，从创作立场的角度梳理了高晓声小说的转变。如果说“文革”刚结束，和农民一起生活二十多年的高晓声抓住农民“吃”和“住”的艰难处境，为农民“叹叹苦经”，真实地反映了农民苦难，那么在农民的基本生活条件改善之后，高晓声小说的叙述基调随之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致力于批判农民的劣根性。笔下的陈奂生这一农民形象也越来越丑态百出，愚蠢得“不合时宜”。作家批判陈奂生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在苦难终结之后应该为国家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要甩开旧思想的包袱，大胆实践党号召的改革路线。可是偏偏有相当一部分农民不开窍，这让作家急于批判这种阻碍国家“发展”的劣根性。
为何高晓声的创作立场会有如此变化？研究者认为，他是被现代化理想“收编”了。收编造成两种直接后果：一是生活上与底层的隔绝；二是感情上本能地不愿为底层说话。高晓声从来没有想过，中国农民到底是愚蠢得不愿意接受“现代化”的野蛮之民，还是被“现代化”抛弃的等外之民？“难道农民作家高晓声从来没有看到过农民在现代化改革下所受到的新压迫吗？”论者心中的愤怒溢于言表。
受到西方现代化理论影响，20世纪80年代，笼罩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更多地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内部框架内探讨发展问题，认为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内部是否具有现代化的社会文化动力。因此知识分子多致力于对传统文化保守性的批判，持续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大讨论的核心主题之一，就是我们的文化“如何现代化”。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及新的现代化理论的传入，知识分子在现代化问题上具备了新的视野，他们超越国家、民族的界限，更多地从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解释一个国家现代或落后的原因，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是因为它的边缘处境而不是它的传统文化才是阻碍其现代化的根本原因。这样的现代化理论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现代性反思”的重要理论资源。可以看出，“现代性反思”也是当下诸多底层研究者的基本态度，这使他们在批判五四及20世纪80年代的以“国民性批判”为核心的底层叙述时有了战无不胜的理论武器，并将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对“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认同都作为一种精英意识来批判。
无疑，这样的思路扩大了我们研究问题的视野和角度，使人们对现代化问题的思考从单纯的本土内部问题引向了对于国际关系的思考，尤其是对曾有过被殖民历史的国家，这种不平等显然也是导致落后的重要因素。但是，如果我们持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来反思五四以来的现代化道路，显然会走入另一种极端化思维。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落后全都归因于列强的压迫，是不是也在同时回避着对自身问题的反思？一如五四时期的国民性批判有它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一样，“文革”后的新时期，现代化意识形态能够得到知识分子的共识，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尤其是，这种对现代化的认同不仅仅是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而是包括底层在内的整个社会范围的认同，那么它的合理性就更难以被轻易否定。这并不是处于一种从众的盲从心理，而是对历史客观事实的尊重。我们不能因为今天现代化进程出现的负面性，而否定它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进步意义。
换一种角度来说，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被“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收编”应该批判，因为这是以一种单一的解决底层问题乃至社会问题的思路，那么，今天的一些底层研究者以“是否拥有底层立场”来对知识分子进行良心和道德的评判，其实是同样的思维模式。以“是否底层的真表述”来否定文学启蒙传统的合理性，和高晓声以一种现代化的标准来要求“陈奂生”式的农民，也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现如今，底层文学显然已经形成了新的话语霸权，一些文学杂志以“底层文学”彰显其特色，一些评论刊物以研究“底层文学”来表明自己的立场，甚至一些文学史研究也不惜“放下身段”去挖掘各个时期文学的底层因素。近十年过去了，底层文学依然风头不减，已然成为新世纪文学的重要特征。
2001年，著名作家莫言曾提出“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来对抗知识分子的“为老百姓的写作”，在他看来，这一表述上的一字之差，作家的创作立场却是大相径庭。莫言的姿态很快赢得了底层提倡者的一片赞扬之声，被认为是“克服知识分子近年来逐渐膨胀的精英意识”的有效手段。文学史上，赵树理、老舍、郭沫若等在“大跃进”时创作的急就章也被翻检出来，作为为数不多的站在底层立场为底层写作的篇章，尽管他们也认为，这样的作品在文学表达上“很糟糕”。
这场有关“底层表述与被表述”问题上的论争，无论经过多少理论的缠绕，最终还是归结到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之争上，也就是知识分子以何种立场和心态来书写底层的问题。它以“底层的真表述”为切入点，对知识分子底层写作的启蒙传统构成了有力的解构。不仅如此，在一部分批评家的论述中，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还成为底层苦难的原因所在，这无形之中构建了底层与知识分子的二元对立。
其实，如果稍有常识，我们不难意识到，漫长的20世纪文学史中，知识分子的底层表述固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的根本企图仍然是关注底层，批判造成底层苦难的社会制度，而绝非以丑化底层为乐，以精英意识为荣。同样，造成底层苦难和困境的原因并非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而是缺乏平等和公正的社会环境，知识分子在很多时候也难逃其劫。将底层批判的矛头指向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对这样一个虚幻的假想敌的批判并不能对底层的处境有什么本质的改善，还在无形之中削弱了其对现实的批判力度。
所以，在今天底层处于弱势并需要关注的时候，强调底层立场显然有它的现实意义，但如果以此来否定知识分子代言的权利，以是否具有底层立场来判别作品高下，或者以良心和道德的标准来约束知识分子的话语表达，这样不仅会对底层文学的发展形成一种无形的束缚，还会挫伤知识分子对底层关注的热情。在这个底层尚不具备话语能力的现状下，知识分子的底层表述还是有必要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和目的，在今天对底层的关注与倡导都有利于底层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利于底层进入社会公共空间，而改变过去被遗忘、被遮蔽的状态。知识分子立场的底层表述同样具有它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批评家南帆在分析了知识分子和底层无法沟通的隔膜之后，也无法否定知识分子写作的意义：“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底层形象曾经生动地出现在知识分子的笔下。我愿意回到这个不无悖反的例子——尽管鲁迅无法开启闰土的语言系统，但是，闰土仍然是一个十分成功的文学形象。”
（责任编辑：孟春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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