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5月13日，王小波出生在北京复兴门一带的成方街。父亲王方名出生于1911年，四川渠县人，逻辑学家。王方名早年投身革命事业，1935年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遭国民党追捕：1937年奔赴延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调至抗日军政大学担任教员、副教导员、总支书记等，后转战至山东抗日根据地。在胶东抗大，认识了王小波的母亲。解放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来到北京，担任教育部干部。1952年，也即在王小波出生前夕，被错划为“阶级异己分子”，高教司专员职务遂被撤销，发配至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工农兵速成中学任教，后调任中国人民大学逻辑学教研室任教。直至1979年平反，恢复党籍。
母亲宋华，1923年出生，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县人，亦是教育部干部。
王小波出生前两个月，正值“三反五反”运动期间，王父被开除党籍。王小波在家庭境况突生变故中降生，取名“小波”一方面是记录这一事件，另一方面也是寓以“大浪化小波”，盼着“这灾祸像大海中的小波浪一样过去”，寄予未来以希望。
王小波在全家的五个孩子中排行第四，大姐王小芹，二姐王征，兄长王小平，弟弟王晨光。他在男孩中排行老二。王小波日后给他的许多小说主人公取名“王二”，他称之为“作者的许多同名兄弟”。他在包括《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我的阴阳两界》三部小说的合集后序里写道：“本书的三部小说被收到同一个集子里，除了主人公都叫王二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我相信读者阅读之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的生活。”
家庭突遭的政治变故，使得父母没有多余的精力照顾孩子，王家的5个孩子都是由姥姥带大的，而姥姥最疼惜王小波，常叫他“傻波子”，说他最有福相。
1955年，3岁。因为胎中受到刺激，先天发育不良，王小波体质较弱，除了天生平足，还严重缺钙，造成肋骨外翻，医生诊断为软骨症，因而吃了许多钙片，最终长到了1.84米也是这“常年炒豆般服用钙片的缘故”。
童年的王小波搬过几次家，王小波幼小的心灵世界，感受着北京这座古城。“我生在北京城里。”“我小时候住在成方街，离北京的城墙很近。就在这条街道的尽头，城墙塌了一个口子，沿着一道陡坡，躲开密密麻麻的酸枣刺，就可以上到城上。城墙上面是宽阔的大道，漫地的方砖中间长满了荒草。”城墙上面不仅可以修马路，“而且修出来会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文景观之一。”“一座城市的历史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它的建筑。北京城就其本来面目来说，是一座硕大无比的四合院。没有了城墙它就不成个样子。”
同年，父亲王方名被调至人大逻辑学教研室工作，王小波一家搬到了离东四不远的铁狮子胡同一号人大家属院内。此地原为段祺瑞的执政府，木质楼房，教堂式样的建筑。院子正面有个西洋式的钟楼，这成了姐弟四人儿时冒险之地。那座钟楼的意象后来出现在王小波的小说《三十而立》里。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行于回廊间，体验钟楼的恐怖；他们奔跑于高高的房顶，像鸟儿般享受自由；他们披着落日的余晖，探寻传闻中地下室的水牢；他们在磨损而破败的木质地板上奔跑，在某个幽暗的角落捉迷藏。他们怀着恐惧和神秘的刺激，寻找着隐秘的历史气息。
1957年，5岁。因当时中苏的紧张关系，这一年，王小波的父亲就苏联逻辑学教材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引起较大反响。4月11日与周谷城等人一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件事使得王小波在日后“文革”中“红五类”“黑五类”的划分中处于十分暧昧的角色。
同年夏天，搬家至位于北京城外西郊的人民大学单元楼：林园楼。
1958年，6岁。“从我记事时开始，外面总是装着高音喇叭，没黑没夜地乱嚷嚷”。那一年，流行用铁管做“超声波”哨子，这种哨子以及后来的打鸡血、甩手等荒唐的事情，让王小波印象深刻。但那一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大跃进”运动：“和做饭的灶相仿”的“土平炉可以炼钢”，“炼出的东西是一团团火红的粘在一起的锅片子，看起来像是牛屎的样子。”“那一年我只有六岁，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听到钢铁这个词，我就会想到牛屎。”王小波跑去看炼钢，不小心在钢堆边绊了一跤，前臂割开了一个很深的口子。他在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里这样描绘到，“里面露出一些白滑滑亮晶晶的东西来”，他吓得连哭都忘记了，直到父亲在他脑门上捶上一凿栗。王小波是这样讲述那个王二的：“外表呆头呆脑，好像十分朴实，而内心多愁善感，悲观厌世——这些就是我的本性”。这和在他人眼中略显怪异和沉默的作者本人形象是一致的：“小波时时现出一种痴痴呆呆的神情，嘴半开半闭，下巴不自觉地下垂。”在“大跃进”运动后，王小波曾颇费一番工夫爬上几个还没来得及拆掉的旧高炉，上面唯有些破砖头，炉渣，还有几泡野屎。站在炉顶，仿佛是在远离人间的洪荒蛮漠，有股说不尽的苍凉之感：“热起来人人都在搞，过后都把它忘掉。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记着这些事情，感觉很是寂寞。”
1959年，7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读书。“在课堂上从来一言不发，要是提问我，我就翻一阵白眼”，以至于老师一怒之下给了王小波零分——但他却在数学竞赛时一举夺魁。王小波日后对自己的评价是，虽不是什么大好人，却也不是坏人，“就是不怎么端正”。据母亲宋华回忆，那时的王小波已经能够阅读《水浒传》，简本《聊斋志异》，童话故事并大段背诵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了。
1961年，9岁。转至北京市二龙路中学附属的大木仓小学读书，认识了发小艾建平。搬家至位于西单的教育部宿舍（大木仓胡同北1号家属院），那里原是清朝郑王府的遗址，在少年岁月里，王小波和院里的小伙伴们到过郑王府的每一间房间，甚至爬上了屋顶，“小时候，我爬到院里的高楼顶上——这座楼在西单——四下眺望、经常能看到颐和园的佛香阁。”除了城墙，令王小波印象深刻的还有古老的院子，“我在教育部院里住过很久，那地方是原来的郑王府，在很长时间里保持了王府的旧貌，屋檐下住满了燕子。傍晚时分，燕子在那里表演着令人惊讶的飞行术：它以闪电般的速度俯冲下来，猛地一抬头，收起翅膀，不差毫厘地钻进椽子中间一个小洞里。一二百年前，郑王府里的一位宫女也能看到这种景象，并且对燕子的飞行技巧感到诧异——能见到古人所见，感到古人所感，这种感觉就是历史感。”
王小波和妈妈、弟弟晨光还有两个姐姐住在教育部的大院，每个星期六要去人大和爸爸、姥姥还有小平相聚。王小波通常是走着来回，省下路费，去西单商场的旧书摊掏书。那段时间，他尤其喜欢马克·吐温的作品。过些时日，他说服了弟弟晨光与他一同徒步，一路上，王小波会编些故事讲给弟弟听，使旅途不至于漫长，王晨光后来回忆道：“那些故事里有童话的温馨色彩和战士的辉煌，我是世上唯一享受这些的男孩。”
三年困难时期，“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现实的饥饿使少年王小波再一次感受到何谓“话语的熏陶”：“从那些话里我还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三十万斤粮，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人们想尽办法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王小波对当时的情况描述道：“我还有一个恶习，就是吃铅笔。上小学时，在课桌后面一坐定就开始吃。那种铅笔一毛三一支，后面有橡皮头。我从后面吃起，先吃掉柔软可口的橡皮，再吃掉柔韧爽口的铁皮，吃到木头笔杆以后，软糟糟的没什么味道，但有一点香料味，诱使我接着吃。终于把整支铅笔吃得只剩下了一支笔芯，用橡皮膏缠上接着使。除了铅笔之外，课本、练习本，甚至课桌都可以吃。”——“饥饿可以把小孩子变成白蚁”。王小波和哥哥王小平还在半夜到人大校园的一片枣林偷枣充饥。姥姥将白薯藤和白薯叶煮成“渣”，好让孩子们在饭前充饥；在浴室里搭了个架子，养兔子，就像《寻找无双》里王仙客那些在屋顶上繁殖的兔子。“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天开饭时，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腊肉。我弟弟见了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冲上阳台，朝全世界放声高呼：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结果是被我爸爸拖回来臭揍了一顿。经过这样的教育，我一直比较深沉。”随后王小波写道，“总而言之，家教和天性谨慎，是我变得沉默的起因。”
1964年，12岁。正读小学5年级的王小波当时的一篇作文被选作范文，在学校中广播。这无异于肯定了他的写作能力。这位语文老师可以说是王小波文学生命中的第一位“伯乐”。
1965年，13岁。“我十三岁时，常到我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他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奥维德的《变形记》，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柜子是锁着的，但我哥哥有捅开它的方法。他还有说服我去火中取栗的办法：你小，身体也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实际上，在揍我这个问题上，我爸爸显得不够绅士派，我的手脚也不太灵活，总给他这种机会。总而言之，偷出书来两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人挨，就这样看了一些书。虽然很吃亏，但我也不后悔。”“看过了《变形记》，我对古希腊着了迷。我哥哥还告诉我说：古希腊有一种哲人……现在我想，这个故事是我哥哥编的。但当时我还认真地想了一阵，终于傻呵呵地说道‘这多好啊。时隔三十年回想起来，我并不羞愧。井底之蛙也拥有一片天空，十三岁的孩子也可以有一片精神家园。此外，人有兄长是好的。”构筑王小波“精神家园”的不单单是书本，哥哥王小平也扮演着引路人的角色。
1966年，14岁。升入北京市二龙路中学初一（3）班读书，并结识了一生的挚友胡北等人。“文革开始时，我十四岁，正上初中一年级。有一天，忽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班上的一部分同学忽然变成了红五类，另一部分则成了黑五类。”王小波在参与教育部的红卫兵组织时，亲眼目睹现实世界的“贺先生”（柳浞副部长）一跃而下，脑浆迸裂；而王小波的父亲则将自己两千余本藏书装成七个麻袋卖了，王小波和他的哥哥王小平在某个深夜还亲眼目睹父亲烧掉自己多年来研究逻辑学的专题笔记。
王小波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并不算太大，王小波的父亲王方名仅被批斗了一次，并且是陪斗，罪名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但仅这一次批斗却给少年王小波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作品中描述道：“六六年的盛夏时节，当时‘文化大革命刚闹起来，我在校园里遛弯时，看到我爸爸被一伙大学生押着游街，他大概算个反动学术权威。他身上穿着一件旧中山装，头上戴了一顶纸糊的高帽子——那帽子一眼就能看出是以小号字纸篓为胎糊的；手里拿着根棍子，敲着一个破簸箕，当时游街的是一队人，他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走在最后一个，时间大概是下午三点钟，天气是薄云蔽日，总而言之，我见到他以后，就朝他笑了笑，回家以后，他就把我狠揍了一顿，练拳击的打沙袋都没那么狠。”
1967年，15岁。在王小波的记忆中，他的哥哥给他念查良铮（穆旦）先生译的《青铜骑士》，“那一年我十五岁，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文字才能叫作好。”这是“一条鲜为人知的线索”，王小波后来读到王道乾翻译的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字境界”，它们“带有一种永难忘记的韵律，这就是诗啊。”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中国最好的诗人被迫成为翻译家，可他们却意外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而这些作家、诗人和译者“是我真正敬爱的人”，王小波将其视为“我的师承”。
1968年，16岁。5月1日，王小波一家居住的林园楼被人占领，先是驱赶教工，后来又把居民从宿舍楼赶到车棚。“我住的地方（我家在一所大学里）有些大学生为了要保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而奋起，先是互相挥舞拳头，后用长矛交战，然后就越来越厉害。”“北京城原来是个很安全的地方，经这些学生的努力之后，在它的西北郊出现了一大片枪炮轰鸣的交战地带，北京地区变得带有危险性，故而这种作法能不能叫作保卫，实在值得怀疑。”
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小波曾经描述过武斗的场面：“别人经过时，只问一声，小孩，我们的人在哪里？我手搭凉棚四处看看，图书馆那边好像藏了一疙瘩——当时打仗的人都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头上戴了藤帽，还像摩托车驾驶员一样戴着风镜——这是因为投掷石灰包是一种常见的战术——大家都穿着标准铠甲：刺杀护具都包着铁皮，手持锋利长枪，乒乒乓乓响了一阵，就听到一声怪叫，有人被扎穿了。一丈长的矛枪，有四五尺扎进身体，起码有四尺多从身后冒了出来，这说明捅的人使了不少劲，也说明甲并不结实。没被扎的人怪叫一声，逃到一箭地之外。只剩下那个倒霉蛋扔下枪在地上旋转，还有我被困在树上。”
1968年，16岁。这一年的国庆再一次让王小波体会到个体与公共话语之间的距离，“我个人的一个秘密是在需要极大快乐和悲伤的公众场合却达不到这种快乐和悲伤应有的水平，因而内心惊恐万状，汗下如雨。1968年国庆时，我和一批同学拥到了金水桥畔，别人欢呼雀跃，流下了幸福的眼泪，我却恨不能找个地缝钻下去。”
1969年，17岁。王小波本可以和母亲去安徽干校，“起码吃饭不是问题”，“却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异常悲壮，写出“青山处处埋忠骨”的词句，坚持前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5月15日，王小波同二龙路中学的同学兼玩伴（“老初一”）一起登上从北京始发的临时列车，他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弄巴农场农田十四队一共待了两年。同去的同学、好友有赵红旗、赵和平、艾建平、那佳等数人。王小波当时有个外号，叫“野牛”。王小波曾经回忆过当年的革命理想：“1970年，我在云南插队，离边境只有一步之遥，对面就是缅甸，只消步行半天，就可以过去参加缅共游击队。有不少同学已经过去了——我有个同班的女同学就过去了，这对我是个很大的刺激——我也考虑自己要不要过去。过去以后可以解放缅甸的受苦人，然后再去解放三分之二的其他部分；但我又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对头。有一夜，我抽了半条春城牌香烟，来考虑要不要过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能去。理由是：我不认识这些受苦人，不知道他们在受何种苦，所以就不知道他们是否需要我的解救。尤其重要的是：人家并没有要求我去解放，这样贸然过去，未免自作多情。这样一来，我的理智就战胜了我的感情，没干这件傻事。”“对我年轻时的品行，我的小学老师有句评价：蔫坏。这个坏字我是不承认的，但是‘蔫却是无可否认。我在课堂上从来一言不发，要是提问我，我就翻一阵白眼。像我这样的蔫人都有如此强烈的救世情结，别人就更不必说了。”
对于自己生活过的地方，王小波是这样描述的：“我去的那地方是一个群山环绕的小平原，有翠绿的竹林和清澈的小河。旱季里，天空湛蓝湛蓝的，真是美极了。我是兵团战士，穿着洗白了的军衣，自以为很神气，胸前口袋里装着红宝书，在地头休息时给老乡们念报纸。我从不和女同学谈话，以免动摇自己的革命意志。”“插队这件事对于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是足够糟糕的，因为它意味着从此吃不饱，得不到医疗上的照顾，不适应的气候条件等等”。“但是我们这些人离开家前去插队时全无悲戚之情。我们以为自己离开了北方，到了热带地方，以后就该遇上一些有趣的事情了。这说明我们都太年轻。”
王小波到云南第一年就得了急性肝炎，1970年夏天开始便吃不下饭，以为是胃疼；11月份，开始高烧不退，在床上连躺三天三夜，大家意识到病情严重，送至八里外的农场医院。当时治疗肝炎也没什么好办法，医生就让多吃糖。出院后，王小波被分配到糖厂待了几天，“搬起砖头大的糖块就啃”。后来还得过疟疾，腰也受过伤。更可怕的则是“在寂寞里枯坐”的经历：“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茨威格写过一部以此为题材的小说《象棋》，可称是现代经典，但我不认为他把这种痛苦描写得充分了。这种痛苦的顶点不是被拘押在旅馆里没有书看，没有合格的谈话伙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间同样寂寞，面对和你一样痛苦的同伴。”当年带到云南去的一本奥维德的《变形记》，活生生被看没了。这些都是让人“最难过的事情”，“十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大家都睡了，我从蚊帐里钻出来，用钢笔在月光下的一面镜子上写诗，写了趁墨水不干又涂了，然后又写，直到涂得镜子全变蓝了……那时满肚子的少年豪气全变成辛酸泪了。”
在云南插队的两年期间，王小波曾因病离开云南，后准时回队，给大伙带了几条“大前门”香烟，还给常照顾他的班长带了四条肥皂。在回到北京的那段时间里，家里试图帮王小波在母亲宋华下放的安徽干校安置落户，后又试图在四川渠县插队，均未成功。
1971年，19岁。春天，从云南回家，由于户口问题一直没有着落，王小波与从山西插队回来的二姐王征成了“黑户”，姐弟俩整日惶惶不可终日。在当时计划体制下，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没有工作、没有身份、没有粮食关系。王小波的父亲不想两人虚度年华，让王征跟着贾先生学中医；王小波则跟着他父亲的故交黄先生学英语。这位黄先生是小说《似水流年》中懂西夏文的李先生的原型。
1972年，20岁。这一年的冬天，王小波的姥姥宋氏去世。
1973年，21岁。为解决户口问题，王小波决定到母亲老家山东省牟平县青虎山插队。王小波短篇小说《战福》、杂文《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等就是以这段生活经历为背景写的。农村当地蚀骨的贫穷令王小波感到绝望。由于受到照顾，干了几天重活后被分配到果园，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后调到乡下学校，成了水道镇水道联民办教师，教教数学和物理。《绿帽水怪》《我在荒岛等待黎明》《我这一辈子》等作品都以此为背景。
1975年，23岁。政策松动，办理病退回家，先后在两个街道工厂里工作。其中一家是位于西城区锦什坊街的二龙路无线电元件厂，据王小波当时和友人闲聊时说，“厂子里全是老太太，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工人生活是《革命时期的爱情》等小说的写作背景。
1977年，25岁。王小波与李银河相识。据李银河回忆，“《绿毛水怪》是我和小波的媒人。”当时这篇小说尚未发表，李银河在某位朋友处读到了手稿，“其中有什么东西深深地拨动了我的心弦”。年初，一位朋友去找王方名先生谈论逻辑问题，李银河随同前往，第一次见到了王小波。不久之后，两个人在《光明日报》报社第一次单独见面。王小波表达爱情的方式“特别地单刀直入，特别地自信，还带有一点特别的无赖”：“我们聊了没多久，他突然问：你有朋友没有？我当时正好没朋友，就如实相告。他单刀直入地问了一句：‘你看我怎么样？我当时的震惊和意外可想而知。”就这样，王小波与李银河确定了恋爱关系，开始通信和交往。
李银河与王小波同年，小名“三反”，据说王小波日后知道这个小名还不高兴。李银河山西大学毕业后，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后在《光明日报》做编辑。李银河在1977年、1978年已经崭露头角，她和好友林春在《中国青年》1978年第3期发表《要大大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一文，该文被《中国青年报》1978年11月13日转载，由于契合《人民日报》当时的民主与法制宣传，又被《人民日报》头版、二版转载，影响很大。而当时的王小波还是街道工人，处于社会底层。
李银河父母都在《人民日报》工作，父亲林韦，原名陈尔东，曾任《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母亲李克林，曾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银河随母姓。李克林对王小波的印象是“傻大黑粗的，看上去挺怪”，据李银河回忆：“我妈有一阵特反对，主要是觉得他思想特别出轨，觉得他不安全、危险。我思想上属于比较正统的，他是比较离经叛道的。当时老是搞思想批判、斗争，所以担心我跟他不安全。这点我倒没太在意，因为批判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一个我跟他观点越来越一样。后来我爸跟我妈说：是她谈恋爱还是你谈恋爱？王小波气得够呛，说怎么每找一个女孩，后面就跳出一个老妈妈，像个老母鸡护着那小雏似的。”对于母亲的旁敲侧击，李银河总是说“这人有个很睿智的头脑，别人不能比”。据李克林回忆，“当时小波家还未平反，全家挤住在教委大院角落的几间平房里，小波住的小屋其脏乱差程度完全像个‘猪窝，两个孩子就在这小窝里相会，其乐融融。”王小波在给李银河的情书里写道：“我和你就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其中还有一封情书写在了五线谱上，“但愿我和你，是一首唱不完的歌。”王小平还曾提及李银河身上有一股“侠气”。这里顺带提一句，在王小波的所有作品中，李银河最喜爱的是描写风尘三侠的小说《红拂夜奔》。
同年恢复高考，王小波高考落第，家中兄弟姐妹同去的四人中，只有弟弟王晨光考中。
1978年，26岁。王小波报考中央戏剧学院，据李银河回忆，复试中，王小波并没有掩饰对“郭鲁茅巴”不感兴趣，提及自己喜欢的戏剧家，他说的是“萧伯纳”。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意外地落榜了。幸好中戏作为艺术院校属于提前招生，1个月之后，王小波还有1次机会，他转而报考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当年，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是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王小波成为了40万人中的1个，回到七八岁的时候到处乱跑、打枣、捅马蜂窝的人大，入住东风2号楼235室。
在当时同学眼里，初入大学的王小波是这个样子：黑黑的长脸，前额宽大，厚厚的略为发紫的大嘴唇（王小波心脏一直不太好），一双不大而无神的眼睛从不正眼盯着别人。身高1.84米，44号的大脚，乍看一眼显得高大憨厚；平时不修边幅，冬天总是裹着一件褪色的军大衣，夏天则是赤着脚踢踺着拖鞋。
据当时的同学回忆，王小波为人十分厚道，在班上是典型的老好人，对同学的要求从不拒绝。比较要好的朋友，是“老郑”和刘晓阳。钟明回忆，“王小波与我们班的班长老郑以及刘晓阳都是最合得来的‘铁哥们儿”。“老郑”叫郑英良，和王小波同宿舍，都是上铺，睡在对面床；他曾经是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的中学同学，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他随王小平到家里玩的时候就认识了王小波，毕业后又一起留校任教，后来曾任人大副校长。刘晓阳的经历和王小波类似，也是“老三届”，从内蒙回城的知青，常常和王小波晚饭后“手臂挽着手臂”地散步，一路上高谈阔论。王小波曾在杂文里多次提到他，“初入大学的门槛，我发现有个同学和我很相像：我们俩都长得人高马大，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而且都能言善辩。后来发现，他不仅和我同班，而且同宿舍，于是感情就很好。”
在朋友们看来，王小波看过的书比谁都多。王小波读书的爱好是“读野路子书和读书路子野”，到处搜寻可读的书。刘晓阳回忆说，“找书、借书、买书、读书、聊书，成了我们大学生活的一大部分内容。”此外，尽管王小波除了喜欢和相熟的同学聊天外，平时极少当众讲话，但是同学们的印象里他经常“妙语连珠”。钟明回忆，在天津新港毕业实习的时候，每天晚上大伙在招待所里一边煮螃蟹一边听王小波讲武侠故事。平常的王小波“老蔫似的”，“此时他判若两人，像说书人一样，先慢条斯理地拉开序幕，然后绘声绘色、口若悬河地讲起来。”实习二十多天，天天晚上如此，王小波就此成了班上最受欢迎的人。
王小波自己回忆过在大学时读《1984》的体验，“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G.Orwell）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王小波日后将《寻找无双》《革命时期的爱情》《红拂夜奔》三部小说编为“怀疑三部曲”，以神似而非形似的方式向《1984》致敬。
由于经历过“三反”“文革”的一系列冲击，“家训是不准孩子学文科，一律去学理工”。此外，王小波对当时带有“文革”遗风的文科教育兴趣不大，在自述中回忆备考时“一背东西就困”，觉得去啃几道数学题就会好过些。就这样，他选择了人大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是当时人大这所著名的文科院校仅有的两个理科专业之一（另一个为经济信息系）。由于人大刚刚复校，没来得及发招生通知，入学的时候全班33人，除了两人来自湖南，一人来自广东外，全部来自北京。据其中的钟明先生回忆，班上三分之一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三分之一是“老三届”返城知青。此外，班上像王小波这样属于“家庭出身”有点问题的教育部子弟较多。
1950年，为了配合当时的国家建设方针，人大有针对性地设置了八大系：经济系、经济计划系、财政信用系、工厂管理系、合作系、贸易系、法律系、外交系。商品学专业的前身，可以一直追溯到合作系，原本是其中的1个教研组。1978年，商品学“试招生”（一直延续到2004年该专业被取消为止），只招理工科学生。据见证了商品学发展历程的人大环境学院王平书记回忆，大一大二学生以基础课为主，课程大致以化学和数学为主，兼及物理。化学尤其受到重视，四个学期都有教学安排；数学则是整个人大最难的，但是授课老师朱光贵先生非常善于讲课，颇受王小波及其他同学欢迎。朱老师毕业于北大物理系，“一毕业就被空军要走，在航校教了半辈子高等数学，一直没有搞成他喜爱的物理。‘文革后被调到人大”。当时商品学这个班每到聚会、郊游或是最后的毕业聚餐，总是邀请朱老师参加。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里曾经写道：“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把知识当作幸福来传授的数学教师，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一种乐趣。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
大三之后，商品学分为两个方向：食品商品学与纺织品商品学，王小波选择了前者。在日后的回忆里，他印象很深的是其中的八大名酒品酒课。此外，商品学专业独有的实验室与实验设备给王小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的实验室在人大现在的西北门一带，是一间宽敞的平房，里面的实验设备以化学方面居多。尽管做毕业论文里的萃取实验时一周“漏掉了5大瓶氯仿（麻醉剂）”，被头晕的搭档们冠以“实验室的人民公敌”的称号，那种科学的气氛王小波终其一生始终念兹在兹。
1980年，28岁。1月21日与李银河结婚。当时的相关规定禁止在校大学生结婚，王小波由于还是隶属于半导体厂的在职职工，单位开出了结婚证明，由此暗渡陈仓。结婚的时候，王小波不事声张，“没拍结婚照，也没婚礼，两家各请了一桌”。但是还是有十几个同学来贺，送来一副衣服架子。
1981年，29岁。在第1期《读书》杂志上发表关于《老人与海》的书评《我喜欢这个向“限度”挑战的强者》，署名晓波，后编入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时将原文标题改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1982年，30岁。大学毕业，妻子李银河赴美国留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王小波到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教书。教师生活是《三十而立》等小说的写作背景。开始酝酿小说《黄金时代》。同年在《丑小鸭》杂志第7期发表《地久天长》，这篇小说一般被视为王小波的处女作，同样是描写知青生活，《地久天长》的纯净笔调，与当时的政治控诉格格不入。
1984年，32岁。赴妻子就读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在美四年期间，因李银河担心影响其文学才华，王小波基本没打过工，两个人共用李银河的奖学金。中国餐馆的打工经历还是为了写论文、做研究（“到美国第二年上一个人类学课，要交个term paper”“自己到餐馆里打工是去做研究，不是为了挣钱”）。在匹兹堡大学，王小波结识了著名西周史专家许倬云，并在他的门下读了一些诸如《四书》、二程、朱子等国学著作。日后许倬云回忆道，“在我的研究室中，他站无站相，坐无坐相。1.8米的身高，亏他在那么小的空间里，还能活动自如：时蹲、时站、斜挨着书桌，就在那种情况下，围绕各种话题交换彼此的想法。说真的，我觉得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人与人之间才能真正地讨论切磋。”依照王小波戏谑的说法，“我老师学问很大，但很天真；我学问很小，但老奸巨猾。”
留美期间，王小波重拾旧日的写作，照他自己的话说：“这种危险的倾向再也不能抑制了”。王小波在杂文《我为什么要写作》中阐述道，“立志写作在我身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反熵过程”，“我父亲不让我们学文科，理由显而易见。在我们成长的时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风关了临狱，王实味被枪毙了。以前还有金圣叹砍脑壳等等实例。当然，他老人家也是屋内饮酒门外劝水的人，自己也是个文科的教授，但是他坦白地承认自己择术不正，不足为训”。
1985年，33岁。9月3日，王小波父亲去世。
1986年，34岁，获硕士学位。开始写作以唐传奇为蓝本的仿古小说（又称唐人小说），继续修改《黄金时代》。其间得到老师许倬云的指点。1986年暑假，与李银河游历西欧诸国，在他于1986年9月7日给刘晓阳的信中写到“此行发现英国与欧陆截然不同，又古板又整齐，不过穷得很。法国人贪求大洋，拼命摆排场，追尖端，就没看见卢浮宫已经被烟熏黑了。意大利到处是古迹和贼。奥地利和德国没有不守规矩的人。荷兰干净漂亮。比利时又破又烂。”“我二人到处住学生旅馆、青年会，买了火车通票到处逛，旅费尚称便宜，只是吃不好。北欧气候阴冷，我却毫无防备，冻得发了气管炎。回来后连日低烧，腰围也缩了几寸，真是够呛！”
次年夏天王小波与李银河租车游历美国，在1987年12月24日给刘晓阳的信中谈到“两至L.A.又从黄石公园1路回来，曾过明州。因为人送车，里程跑超了，不敢绕路去看你等。”租车“只交汽油费，也不怕撞。撞坏了不是自己的。”“把车开到烂泥地上仍勇往直前，颇壮胆也。”
1988年，36岁。与妻子李银河回国。5月，李银河随费孝通先生做博士后，入北京大学社会研究所，后任职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王小波作为家属，被安排在北大社会所的计算机教室工作，担任所里的助教、讲师，负责数据统计和计算机维护。
1989年，37岁。与李银河一同开始做关于中国男同性恋的研究，最终的研究成果为《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同年9月，经王小波做生意的二姐夫帮忙，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王小波第一部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原拟名《唐人故事》，“秘传”二字为编辑擅自添加，未征得作者同意。小说集包括五篇小说：《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红线盗盒》《红拂夜奔》《夜行记》《舅舅情人》。这本书被包装成一本“民间故事模样的小册子”，且错字连篇，定价2元，印数4000册，无稿费，属于自费出版物。
1991年，39岁。3月，调任至中国人民大学，任人大会计系讲师。王小波在3月2日给刘晓阳的信中写到“我前一段感觉也很坏，所幸写小说挣了点钱，又略见光明。人大的差事也打算辞去，以便专营此业；成败尚难逆料，心里也磨得慌。总之不复少年豪情。我老师许倬云说，哀乐中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罢。”经由许倬云教授推荐，小说《黄金时代》同年在台湾《联合报》副刊连载，并与《废五金少年的伟大梦想》并列获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平分50万台币，小说在台湾公开出版发行。王小波在同年9月2日写给刘晓阳的信里提及，“不过现在我对微机已无兴趣，因为发现写小说也可赚到钱。这次一个中篇，中了联合文学的奖，奖金比我数年的工资还多些。现在正欲辞了职去干这路勾当。”获奖感言《工作·使命·信心》发表于《联合报》1991年9月16日第24版。这次获奖对王小波的写作事业起了不小的鼓励作用。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4版报道了《黄金时代》获奖的消息。
王小波称《黄金时代》为“我的宠儿”，但“还没达到我希望的水准”。他“从二十岁时就开始写，到将近四十岁时才完成，其间很多次地重写。”书里很多地方写到性，“这篇小说中有大量的性爱描写，这是无须掩饰的事。”“我认为对此既不须渲染，也无须掩饰，因为它本是生活的一部分。”但《黄金时代》在大陆出版方面却遇到了困难，直到1994年初，时任华夏出版社社科类图书编辑室主任的赵洁平担下了这份重任。赵洁平原是高干子弟，系原农林部副部长、农垦局局长赵凡先生（因推动知青返城曾被誉为“知青之父”）之女。赵洁平作为资深编辑，却因出版《黄金时代》遭到批评，大病一场。“《黄金时代》正式出版以后，却没有正规发行渠道，‘订货会不能参加，不能打广告，书店不卖。‘书销了2个多月，不太好。这段时间，王小波和赵洁平总是推着自行车，后座绑着两捆书，到各小书摊、图书批发市场去推销。”“定价12.80元的《黄金时代》直到作者去世前都没卖完。”
1992年，40岁。1月，与李银河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3月，《王二风流史》（原名《黄金时代》）由香港繁荣出版社出版。收入了《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三篇小说。8月，《黄金年代》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由于编辑的疏忽，“时代”一词误印为“年代”。9月，王小波正式辞去教职，成为自由撰稿人：“我曾经放弃了写小说，有整整十年在干别的事，直到将近四十岁，才回头又来尝试写小说。”
11月，与李银河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2月，由于该书，王小波以学者的身份被介绍给导演张元，开始写作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剧本《东宫·西宫》。合作中，王小波送给张元一本《王二风流史》。张元看后“吓了一大跳”，“表示完全没想到自己是在和一位大作家合作”。《东宫·西宫》有3个文字版，分别是电影版、话剧版和小说版。后来张元执导的同名话剧，在八、九个国家上演，其中包括英国爱丁堡艺术节、巴西圣保罗艺术节、法国巴黎秋天艺术节、比利时布鲁塞尔艺术节等。王小波的电脑里保留了小说形式的原稿，小说版的题目为《似水柔情》。
同年，王小波完成了他的第一个长篇《寻找无双》，这部小说开启了日后《青铜时代》的寓言风格。写完这个作品，王小波舒畅愉悦的心情见于序言，他引用奥德威《变形记》的最后几行：“吾诗已成/无论大神的震怒/还是山崩地裂/都不能把它化为无形！”关于《寻找无双》，王小波在序言里这样说道：“是一本关于智慧，更确切地说，关于智慧的遭遇的书。”
1993年，41岁。写作完成长篇小说《红拂夜奔》与中篇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并曾计划将这两部小说与《寻找无双》合编成《怀疑三部曲》，寻求出版机会。关于《红拂夜奔》，王小波在《序》中称这篇小说谈论了一个关于“有趣”的话题，提到了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同时阐明了王小波对于历史叙事的态度：“假如本书有怪诞的地方，则非作者有意为之，而是历史的本来面貌。”
同年，应《四川文学》杂志之邀撰写杂文《域外杂谈·衣》（第1期）、《域外杂谈·食》（第4期）、《域外杂谈·住》（第5期）、《域外杂谈·农场》（第5期）、《域外杂谈·中国餐馆》（第4、5期）、《域外杂谈·盗贼》（第9期）。杂文《摆脱童稚状态》发表于《读书》第6期。
同年，王小波父亲生前的学术著作《逻辑探索——王方名学术论文选》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4年，42岁。春初，写作完成《未来世界里的日记》，因不满这部作品中奥威尔的影子，又写了一部《未来世界》，后者在不久后使王小波第二次获得《联合报》文学奖。王小波在《未来世界》的自序中称这部作品并非科幻，并提及乔治·奥威尔的《1984》与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把奥威尔和卡尔维诺的作品从科幻和历史小说中区别出来，这些作品可以简单地称之为小说。我想，这个名称就够了。”
同年，中篇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发表于第3期《花城》杂志，中篇小说《我的阴阳两界》发表于第3期《青年作家》杂志。7月，《黄金时代》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收入5篇小说：《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革命时期的爱情》《我的阴阳两界》。9月，王小波作品《黄金时代》研讨会在华夏出版社召开，邀请著名文学评论家及记者，与会人数二十人左右。
同年受《东方》杂志之邀开设一个社会伦理漫谈栏目，先后撰写杂文《中国知识分子该不该放弃终古遗风》（后编入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时将原文标题更改为《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东方》第3期）、《论战与道德》（《东方》4期）、《道德保守主义及其他》（《东方》第5期）、《跳出手掌心》（《东方》第6期）。另发表杂文《走进现代空间》（后编入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时将原文标题更改为《域外杂谈·行》）（《山西青年》第1期）、《思维的乐趣》（《读书》第9期）、《关于中国男同性恋问题的初步研究》（后编入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将原文标题更改为《关于同性恋问题》）（《中国青年研究》第1期）、《积极的结论》（《中国青年研究》（双月刊）第4期）、《我为什么要写作》（1994年出版的第111期《香港文学》）。
从这一年开始，王小波迎来杂文创作的高峰期，这批杂文在日后为他赢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盛誉，但王小波认为他的小说远远高过杂文。据李银河回忆，“有许多人觉得他的杂文写得比小说好，他特别不爱听。”㈣在《小说的艺术》一文中，王小波对其杂文书写动机作了番阐释，“照我看，杂文无非是讲理，你看道理在哪里，径直一讲就可，当然，把道理讲得透彻、讲得漂亮，读起来也有种畅快淋漓的快感。但毕竟和读小说是两道劲儿。写小说则需要深得虚构之美，也需要些无中生有的才能；我更希望能把这件事做好。所以，我虽能把理讲好，但不觉得这是长处，其至觉得这是一种劣根性、需要加以克服。诚然，作为一个人，要负道义的责任，憋不住就得说，这就是我写杂文的动机。”
1995年，43岁。5月，小说《未来世界》获第16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王小波在获奖感言中谈道：“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共同的体会。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
7月，《未来世界》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中篇小说《未来世界》发表于第3期《花城》杂志，短篇小说《南瓜豆腐》发表于第3期《人民文学》杂志。发表杂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续书》第3期）、《智慧与国学》（《读书》第11期）、《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静缝康世界》第12期）、《我看国学》（《中国青年研究》第2期）、《关于格调》（《中国青年研究》第4期）、《以平常心看“老三届”》（后编入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时将原文标题跟改为《我看“老三届”》）（《中国青年研究》第6期）、《我对国产片的看法》（《演艺圈》第1期）、《明星与癫狂》（《演艺圈》第1期）、《为什么要老片新拍》（《演艺圈》第12期）、《个人尊严》《三联生活周刊》第5期）、《君子的尊严》（12月1日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第5期）、《我的精神家园》（日后杂文集即以此篇标题为名，《北京青年报》1995年11月31日）、《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东方》第2期）、《迷信与邪门书》（《中华读书报》1995年7月12日）。
同年，编订了自己第1本杂文集——《思维的乐趣》。
1996年，44岁。中篇小说《20152发表于第1期《花城》杂志。1月，妻子赴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1月1日，机场临别时，王小波用力搂了搂李银河的肩膀，这个作为道别的“熊抱”成为永别。11月，杂文集《思维的乐趣》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一年的夏天，王小波将他曾写过的《红线盗盒》重写，叙事繁复，取名《万寿寺》，这是他篇幅最长的作品，也是“迄今为止被小说编辑们认为不可超越的一部小说”。他在小说结尾写到“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秋天，完成了《白银时代》，遂将其时代三部曲编订。冬天，与花城出版社签约。《白银时代》与王小波的另两部小说《未来世界》《2015》构成了其“反乌托邦未来叙事系列”。同时，他的新小说集《黑铁时代》正在写作中。
同年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开设专栏“晚生闲谈”，发表杂文《关于“媚雅”》（仨联生活周刊》第2期）、《另1种文化》（仨联生活周刊》第6期）、《谦卑学习班》（《三联生活周刊》第7期）、《拒绝恭维》（《三联生活周刊》第8期）、（有关“给点气氛”》（《三联生活周刊》第1期）、《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三联生活周刊》第11期）、《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三联生活周刊》第12期）、《体验生活》（《三联生活周刊》第13期）、《椰子树与平等》（《三联生活周刊》第14期）、《我和摇滚青年》（后编入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时将原文标题更改为《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三联生活周刊》第14期）、《洋鬼子与辜鸿铭》（《三联生活周刊》第15期）、《奸近杀》（《三联生活周刊》第16期）、《文化的园地》（《三联生活周刊》第17期）、《电影·韭菜·旧报纸》（《三联生活周刊》第18期）、《有关文化相对主义》（后编入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时将文章标题更名为《“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三联生活周刊》杂志（半月刊）第19期）、《苏东坡与东坡肉》（《三联生活周刊》第21期）、《文明与反讽》（《三联生活周刊》第211期）、《蛊惑与快感》（后编入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将原文标题更改为《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三联生活周刊》第212期）、《有关贫穷》（《三联生活周刊》第213期）、《思想和害臊》（《三联生活周刊》第214期）。
同年发表杂文《有关“伟大一族”（《南方周末》2月21日）、《我看文化热》（《南方周末》7月12日）、《优越感种种》（《南方周末》8月2日）、《救世情节与白日梦》（《南方周末》8月23日）、《百姓·洋人·官》（《南方周末》9月13日）、《极端体验》（《南方周末》10月11日）、《有关“错误的故事”》（《南方周末》11月8日）、《有关天圆地方》（《南方周末》12月21日）、《小说的艺术》（《博览群书》第3期）、《关于幽闭型小说》（《博览群书》第8期）、《商业片与艺术片》（《演艺圈》第4期）、《卡拉OK和驴鸣镇》（《演艺圈》第5期）、《欣赏经典》（《华人文化世界》第6期）、《小说和盖茨的紧身衣》（后编入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时将原文标题改为《盖茨的紧身》，《中华读书报》5月29日）、《诚实与浮嚣》（《中华读书报》8月21日）、《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中华读书报》2月28日）、《从<赤彤丹朱>想到的》（《中华读书报》1月31日）、《从<北国江南>说起》（后编入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时将原文标题改为为《旧片重温》，《戏剧电影报》6月7日）、《电视与计算机病毒》（后编入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时将原标题改为《电视与电脑病毒》，《戏剧电影报》11月8日）、《好人电影》（《戏剧电影报》12月6日）、《居住环境与尊严》（《辽宁青年》第2期）、《像君子一样行事》（后编入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将原文标题改为《饮食卫生与尊严》，《辽宁青年》第3期）、《门前空地》（《辽宁青年》第9期）、《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辽宁青年》第5期）、《对待知识的态度》（《辽宁青年》第6期）、《卖唱的人们》（《辽宁青年》第7期）、《打工经历》（《辽宁青年》第8期）、《工作与人生》（《辽宁青年》第1期）、《人不能只管糟蹋不管收拾》（后编入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将原文标题改为《环境问题》，《中国青年》第11期）、《沉默的大多数》（后以此篇名为杂文集名，《东方》杂志（双月刊）第4期）、《知识分子的不幸》（《东方》第2期）、《<私人生活>与女性文学》（《北京文学》第1期）。
1997年，45岁。短篇小说《夜里两点钟》发表于第1期《北京文学》杂志，短篇小说《茫茫黑夜漫游》发表于第3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中篇小说《白银时代》发表于第2期《花城》杂志。值得提及的是，《白银时代》中多次提及“我的舅舅”有心脏病，做过心脏手术，时常有胸闷的体验，感到心脏在加快衰老。
发表杂文《写给新的一年（1997年）》（《光明日报》1月3日）、《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幻片》（《戏剧电影报》1月2日）、《谈到爱情片》（后编入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时将原文标题改为《有关爱情片》，《戏剧电影报》1月23日）、《电脑特技与异化》（《戏剧电影报》4月3日）、《肚子里的战争》（《三联生活周刊》第9期）、《高考经历》（《三联生活周刊》第11期）、《共同体验》（后编入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时将原文标题更改为《皇帝做习题》，《南方周末》3月28日）、《谈谈方法问题》（后编入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时原文标题更改为《拷问社会学》，《方法》第12期）、《<代价论>与乌托邦》（后收入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时将原文标题改为《<代价论>、乌托邦与圣贤》，文字亦有不小的差异，《博览群书》第5期）、《用一生来学习艺术》（《出版广角》第5期）、《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出版广角》第5期）、《<怀疑三部曲>序》（《出版广角》第5期）、《<怀疑三部曲>后记》（《出版广角》第5期）、《引证弗洛伊德》（后编入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时将原标题改为《弗洛伊德和受虐狂》，《华人文化世界》第4期）、《不新的<万历十五年>》（《华人文化世界》第5期）、《向科学学习什么》（后编入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时将原文标题更改为《科学的美好》，《金秋科苑》第1期）。
4月11日，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北京顺义寓所，终年45岁。4月，李银河发表悼文《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悼小波》。同月，与张元合著的电影剧本《东宫·西宫》在阿根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摄影3项大奖，另获意大利托米那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和斯洛维尼亚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戏剧《东宫·西宫》获意大利斯波莱托艺术节戏剧大奖。同年，电影《东宫·西宫》入选法国戛纳电影节“一种注视”单元。4月26日，王小波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追悼会上，“时代三部曲封面的彩色打样覆盖在王小波遗体上，一起焚化。王小波墓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佛山陵园，系在一块天然巨石上凿洞存放骨灰
5月，小说集《时代三部曲》（收入《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首发式和研讨会在5月13日王小波生日当天于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5月，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7月，艾晓明、李银河主编的纪念文集《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0月，《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同月，《沉默的大多数》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在自己生前所编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序言中，王小波说，一个人“明辨是非是难的”“当时我是年轻人，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缘故，我开始写杂文。”“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同年，《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再版。
1998年。2月，《地久天长——王小波小说剧本集》《黑铁时代——王小波早期作品及未竟稿集》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8月，由国林风图书中心赞助，王毅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第一本王小波研究论集《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
同年，《王小波杂文随笔集》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似水柔情》（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列第3辑）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1999年。2月，《黄金时代》（上、下册）、《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上、中、下3册）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出版。4月，《王小波文存》（包括中篇小说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长篇小说集《青铜时代》、短篇小说及剧本集《黑铁时代》、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同月，李银河主编的《王小波画传：81个瞬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9月，《王小波文集》（4卷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除了花城版的时代三部曲外，这个版本的王小波文集是比较流行的版本，该版恢复了以往王小波作品发表时被删改的文字，比如《红拂夜奔》中，“领导”在发表时被改为“头头”，这一版恢复为“领导”。
2001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集《黄金时代》（中国小说50强：1978年-2000年，王小波卷）。
2002年。1月，《王小波作品系列》（包括小说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杂文集《理想国与哲人王》《个人尊严》，书信集《假如你愿意你就恋爱吧》，剧本《东宫·西宫》）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2月，由葛涛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网络王小波》。
同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怀疑三部曲》及《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杂文自选集》（纪念版）。
同年，由宋广辉（笔名欢乐宋）主编，王小波作品爱好者模仿其文体创作的小说集《王小波门下走狗》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后陆续出版“第2波”“第3波”等，成为一个系列。
2003年。9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王小波作品系列最新典藏插图本，共5卷：《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理想国与哲人王》。
2004年。由朝华出版社出版王小波与李银河合著的书信集《爱你就像爱生命》；由台北华漾出版社出版《爱你就像爱生命》（艺术生活）。
2005年。1月，《寻找黄金时代——纪念王小波逝世八周年》由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4月，李银河等著的《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王小波画传》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同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杂文集《思维的乐趣》；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集《红拂夜奔》（21世纪作家文库）；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王小波作品精选》（跨世纪文丛）；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散文随笔集《思想者说：王小波李银河双人集》；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王小波经典作品》（杂文卷及小说卷），系当代作家作品精华文库之一。
2006年。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卷《唐人秘传故事》；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王小波全集》（彩绘插图本）（包括《沉默的大多数》《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寻找无双》《东宫·西宫》《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红拂夜奔》《万寿寺》《白银时代》《黑铁时代》《我的阴阳两界》）；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王小波作品系列》（最新典藏插图本）（包括《个人尊严：王小波杂文精品集2》《假如你愿意你就恋爱吧：王小波书信精品集》《东宫·西宫：调查报告与未竞稿精品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王小波小说全集》（包括《黄金时代》《青铜时代》《早期作品/唐人秘传故事/似水柔情》《白银时代/2010/黑铁时代》）；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精神家园》（朗朗书房）；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王小波全集》（平装本、精装本）（包括第1卷杂文《思维的乐趣》、第2卷杂文《我的精神家园》、第3卷长篇小说《万寿寺》、第4卷长篇小说《红拂夜奔》、第5卷长篇小说与剧本《寻找无双》《东宫·西宫》）。
2007年。5月，李银河编著的《王小波十年祭》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同年，由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王小波全集》（平装本、精装本）（包括第6卷中篇小说、第7卷中篇小说、第8卷短篇小说、第9卷书信、第10卷未竞稿）；由刘慧编，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人为什么活着》（中外名家经典随笔，王小波卷）；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王小波作品精编》（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编）。
同年，海外出版《Wang in Love and Bondage：Three Novellas by Wang Xiaobo》，HonglingZhang and Jason Sommer.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Trs.2007。
2008年。1月，《王小波全集（珍藏版）》（包括《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沉默的大多数》）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同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小波散文》（插图珍藏版）；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寻找无双》《红拂夜奔》《爱你就像爱生命》《白银时代》。
2009年。1月，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王小波作品》，共5卷（《大学四年级》《绿毛水怪》《寻找无双》《我的阴阳两届》《文化笔记》）。4月，重庆出版社出版王小波全集精装珍藏版。9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王小波全集终结版。一个作家全集热到这种程度，在当代文学领域无出其右。
2011年。1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王小波集，共6卷（《夜行记》《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白银时代》《沉默的大多数》《我的精神家园》）。
2012年。1月，《王小波全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3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王小波诞辰60周年最受欢迎作品集”，共6卷（《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沉默的大多数》《我的精神家园》《绿毛水怪》）。5月，王小平著《我的兄弟王小波》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8月，《王小波全集典藏插图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2013年，1月，《王小波全集（珍藏版）》由上海三联书店再版。
2014年，4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乐文城《王小波传》。7月，三联书店出版房伟《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
（责任编辑：王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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