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具有超越同时代作家的前瞻性的意识。早在19世纪，当工业革命产生的影响开始波及生态环境时，艾米莉便在笔下的作品中进行了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而所谓生态伦理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关于生态伦理思想的确立，一般以法国哲学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史怀泽的著作《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在1923年的出版为标志。依据曾建平教授在他的《自然之思：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探究》一书中所提出的，在这之前“有关此类的思想均可称为‘潜生态伦理思想比较适宜”。因此，艾米莉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意义上的思考，严格意义上说，也应属于“潜生态伦理思想”的范畴。
我国生态学者鲁枢元在他的《生态文艺学》一书中曾提出关于生态学的“三分法”，即将其划分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分别探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三个层面的问题。尽管艾米莉的创作远早于生态学上的界定与划分，但在她的潜生态伦理意识中已包含了对这三个层面的观照，她在小说中探讨的正是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并开始危及自然的情况下，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关系和谐的意义。
一、自然生态：自然作为母亲的隐喻
不同于当时社会主流观念中对于人类征服自然的欢呼，在艾米莉笔下，自然不是作为人类利用和改造的对象存在，而是一个与人类心意相通的母亲，自然通过成为弱者力量的源泉使弱者摆脱弱势地位，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将自然比作母亲这一隐喻的源头，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神话。在古希腊神话中，被称为“地母”或“大地女神”的盖娅便是大地和自然的象征，她被比作养育万物的母亲而受到称颂。但在此后漫长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自然和女性都成为了男性征服和支配的对象，这种局面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日益恶化，到了19世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自然和女性已经全面、彻底沦为被奴役的对象。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被奴役的女性开始了为自己争取平等权利的抗争。但最初的女性运动者曾错误地认为，女性只有变得和男性一样，才能在社会中获得一席之地。殊不知这只会使更多女性加入男性统治者的行列。如此一来，男权统治非但不会被削弱，反而被进一步增强。之后的女性主义运动又经历了激进反对一切男性标准和女性身份的阶段，但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者清楚地知道自己反对什么，却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直到一个多世纪后，当女性能够坦然面对和接受自己的女性特质时，便出现了生态女性主义。“女人们变得更加聪明起来，她们开始寻找到自己的‘法身，与自己在宇宙间的最大的伙伴——‘自然结为生死同盟”，于是生态女性主义作为环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出现，将自然与女性、特别是与母亲相联系的积极意义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卡洛琳·麦茜特就曾在《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一书中阐述了一种有机论世界观：“有机理论的核心是将自然、尤其是地球与一位养育众生的母亲相等同的：她是一位仁慈、善良的女性，在一个设计好的有秩序宇宙中提供人类所需要的一切。”这种有机论世界观尽管在形式上重复了人类文明早期将自然比作养育万物母亲的隐喻，但在深层含义上，却增加了女性与自然携手并肩，对抗男权的意义。
从这一角度讲，艾米莉在19世纪中期创作的《呼啸山庄》中将自然比作母亲的隐喻便具有了超越时代的积极意义。因为在艾米莉笔下，男权社会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他者”与自然之间天然的同盟已经具有了反抗强权的意义，他们通过独特的语言与自然交流，自然成为被统治者与统治者抗争并改变弱势地位的力量源泉。
在《呼啸山庄》中，几乎所有的母亲都在儿女未成年前去世，而自然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母亲，支持和保护着失去母爱的孩子。女性和弱者可以从自然中获得力量，从而在与统治者的抗争中获得胜利。在卡瑟琳和希克厉年幼时，他们因其各自的女性和有色人种身份成为了居于劣等地位的“他者”，残暴的辛德莱则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白人男性的代表。在那段身心备受煎熬的日子里，卡瑟琳和希克厉结伴在田地中劳动，在荒原上玩耍，从自然中汲取力量与辛德莱的残暴统治抗衡。在这一组主宰与“他者”的两极关系中，卡瑟琳嫁给埃德加离开了呼啸山庄，希克厉先是离家出走又衣锦还乡，反而是辛德莱在酗酒、赌博中悲惨死去，主宰与“他者”的地位得到了扭转。
当希克厉积累了财富后，他也就爬上了男权社会的阶梯，在新的“主宰-他者”关系中成为统治者，小卡茜、小林敦和哈里顿则成为被统治、受虐待的“他者”，自然同样是带给新一代被统治者快乐的天堂。小卡茜曾这样描述她在自然中的快乐：“……坐在一株沙沙作响的绿树上摇荡着，西风在吹，明亮的白云在头上飞快地飘浮着，不止有百灵鸟，还有那画眉啊，黑山鸟儿啊，红雀啊，布谷鸟啊，从四面八方送来了歌声，那起伏的原野，远远望去，分散成一个个冷清清的峡谷；在近处，那长长的青草随着微风，大摇大摆，还有那森林，那淙淙的流水……”这与美国生态女性主义作家苏珊·格雷芬用来描述女性与自然联系的语言如出一辙：“女人与大自然共语……她能聆听来自地球深处的心声……微风在她耳畔吹拂，树叶向她喃喃低语。”这两段相隔了一百余年的描述表达了一个相同的含义，男权社会中的被压迫者拥有与自然沟通的语言，他们在与自然的交流中获取快乐和力量。而成为统治者的希克厉切断了与自然的联系，在卡瑟琳去世后，他日复一日在荒原中游荡，却再也无法与去了另一个世界的卡瑟琳相逢，直到他最终放弃了报复的打算，才能在与卡瑟琳重逢的满足中死去。
二、社会生态：从对峙到和谐的自然与文明
在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中，社会生态系统被定义为“社会性的人与其环境之间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它包括了从生物圈提供的基本的自然环境到社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八个层面。倘若将这八个层面看作以人为圆心的同心圆，它们分别构成了距人类最远的自然生态环境、居中的人工制造的生活环境，和人类自身及其社会活动。但自从工业革命完成以来，同心圆中居于圆心的人类自身欲望不断增强、其社会活动规模不断扩大，使得居中的人工制造的生活环境不断膨胀，并侵入最外层的自然生态环境，从而导致了社会越是进步、人类文明越是发展，自然环境受到的破坏越严重，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越远的局面。这种现象长此以往，也就导致了社会生态系统面临的危机。因此，如何协调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是维持社会生态平衡的关键。而人是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主体，唯有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建构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和谐状态，从而促成社会生态的平衡。endprint
从这一意义上说，《呼啸山庄》可以被看作一部社会生态寓言，自然与文明在其中被具体化为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两个泾渭分明的世界。自然与文明之间从对峙到和谐的关系转变，也就在两个不同世界中人物的恩怨情仇间展开。
自然世界与文明世界之间的冲突斗争由希克厉和埃德加对于爱情的争夺而起。原本与希克厉情投意合的卡瑟琳在文明世界的诱惑下逐步背离本性，决心嫁给埃德加；而亨德莱为促成卡瑟琳与埃德加的婚姻，更是对希克厉加倍虐待与侮辱。在这样的双重打击之下，希克厉离家出走。在自然与文明的第一次较量中，象征着文明的世界大获全胜。这里文明与自然的关系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隐喻，即人类通过工业革命成功地进行了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使自然臣服于文明。但人类在沾沾自喜的同时，殊不知关于未来隐忧的种子已就此深埋。
小说中希克厉令人不寒而栗的报复使他成为备受诟病的一个人物形象，就连自认为了解艾米莉的姐姐夏洛蒂同样认为他是“一具注入了魔鬼的生命的人形”。但“艾米莉·勃朗特的观点不是不道德（imoral）的，而是前道德的（pre-moral）。它关心的不是道德标准，而是作为我们称之为道德标准的人类思想的朴素建筑的基础的那些生活的决定性力量。”也就是说，希克厉并非作为人类社会中正义或邪恶的代表而存在，他代表着宇宙间强大的自然力。他的种种残忍行为并非产生于本质上破坏性的冲动，只是由于他在文明社会受到的压抑扭曲了他的本性，使之背离了其自然轨道才成为破坏性的冲动。因此，当希克厉衣锦还乡时，为了曾经遭受的屈辱和伤害，展开了不择手段的报复，这是自然世界对文明世界疯狂的反扑。
在希克厉处心积虑的报复下，卡瑟琳、亨德莱、伊莎蓓拉和埃德加前后离世，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成为希克厉的财产，连山庄和田庄中的第二代也成为他复仇的棋子。在自然与文明的第二次交锋中，自然的强大使得文明毫无还击之力。这正喻指了人类即将面临的未来。尽管人类在通过文明控制自然、改造自然中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如果人类不能迷途知返，长此以往，终有一天会遭到自然无情的反扑。而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人类及其所代表的文明社会只有面临灭亡的命运。
艾米莉潜生态伦理意识的进步性还在于，她并没有从两极的一端走向另一端，即她在反对文明对自然压迫、统治的同时，也并不主张建立一个自然统治文明的社会。她心目中理想的生态道德模式应该是自然与文明相互补充、和谐一致。“在这种自然与文化互补的辩证伦理中，自然与文化分别是一个椭圆的两个焦点，二者是处于张力之中的相互‘批判而又‘共生的关系，‘大自然需要驯化，文明也需要驯化，进入文化的自然需要祛除原始的野蛮，但自然的被驯化并不是把自然的消解掉而完全变成文化的；面向自然的文化须抛开人类中心的虚妄和自傲，但文化的被驯化也不是把文化的完全还原、融合成自然的。在这个椭圆中，自然与文化既有相融合的部分，又有各自独立的部分。”因此，艾米莉并没有让象征自然的希克厉将文明完全铲除，而是在象征文明的小卡茜和象征自然的哈里顿身上实现了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和谐。在两人相爱后，小卡茜教哈里顿读书识字，哈里顿帮助小卡茜在花园里开辟空地，种植花木。在夜风习习之时，两人还会携手去荒原漫步，自然与文明在二人身上实现了完美的互补和融合。
三、精神生态：从异化到复归的本性
异化最初是哲学中的概念，指主体在发展过程中分化出来的客体成为它的对立面和异于它的力量，转而使它成为客体的附庸。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工业文明日益成为人创造出来的异己力量，使人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由人发明的机器迫使人日夜不停地工作，由人生产的物质产品促使人无止境消费，由人创造的经济财富诱使人的占有欲不断膨胀。于是，人一步步走向了异化的道路，与自己的本性相背离，成为为追逐利益而不择手段的冷血动物，这也就导致了人类精神领域的生态危机。使人类迷失在物质世界的本性复归，使人类精神重新获得与自然精神的协调一致，同样是生态伦理关注的问题。
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作家笔下关于人类在工业文明中的异化屡见不鲜，现代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就曾在他的作品中这样写道：“为什么当人类做出神圣的努力生产出一个获得自由的手段时，我们却使它成为一种使自己陷入比以前更加深重的奴役状态的手段呢？”虽然艾米莉创作的年代要早于劳伦斯，在她生活和创作的年代，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工业文明对人类的异化业已开始。在艾米莉的小说中，工业文明使人异化的结果渗入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小镇。小说中亨德莱的泯灭亲情，一心追逐利益，以及被文明世界伤害的希克厉令人发指的报复都是人在工业文明中异化的表现。而最具有代表性的异化形象当数卡瑟琳，因为她经历了一个从自由释放本性到本性在文明压抑下异化，再到以生命为代价，实现本性复归的过程。艾米莉借卡瑟琳的经历告诉读者，只有回归人的自然本性，才能实现精神世界的安宁。
小说中的卡瑟琳具有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她自幼个性热情，放任不羁，甚至和来历不明的野孩子希克厉成为最好的朋友。因为在希克厉身上，卡瑟琳感觉到了她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但从误入画眉田庄开始，年幼的卡瑟琳在金钱与地位的诱惑下渐渐迷失了自己的本性，与自然世界渐行渐远。她疏远了一直亲密无间的伙伴希克厉，决定嫁给来自文明世界的埃德加。
嫁给林敦后，卡瑟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陷入精神萎顿的状态，那正是她迷失本性之后的迷茫。直到三年后，希克厉的归来唤醒了她迷失在文明世界的本性，她不可避免地再次面临自然与文明之间的选择。在这种煎熬之中，卡瑟琳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迅速恶化。在小说第十二章中有一段极富象征意义的描写，暗示了迷失本性的卡瑟琳自我意识的混乱。面对自己在镜中的映像，濒临崩溃的卡瑟琳万分惊恐地求助于纳莉：“……它而且在动呢。它是谁呀？我希望等你一走开，它不要出来才好！”镜中的映像对于自我的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拉康在他著名的关于“镜子阶段”的论断中指出：“人对于自我的认识是通过自己在外界的映像反作用于人的心理，在水中或是其他反射物比如镜子中得到自己的印象，凭借这种映像，人可以确立自我的形象，把他与别人区分开。”而卡瑟琳多年来对于自己本性的背离使得她展示给他人的外在，也就是镜中的她对于本性复归后的自我来说成为了一个完全陌生、无法认证的形象。当卡瑟琳再度平静的时候，她发觉过去七年的生活在她脑海中一度变成了一片空白，这种短暂的失忆意味着她由于异化产生的虚假自我的瓦解。卡瑟琳意识到自己当初的错误选择，是她对文明的盲目追求斩断了自己原本生长在自然中的根，只有重归自然，她才能寻回真正的自我。endprint
卢梭在《爱弥儿》的题记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身患一种可以治好的病；我们生来是向善的，如果我们愿意改正，我们就得到自然的帮助。”这里的“身患一种可以治好的病”，意指人的本性被工业文明所异化和扭曲，从而滋生出无限的欲望。自然赋予人的欲望原本是有限的，这些有限的欲望可以帮助人类获得生存，而人一旦被文明社会所诱惑，欲望便无限膨胀。这些无限膨胀的欲望使人成为它的奴隶，为满足它而痛苦挣扎。卡瑟琳便是为了满足无限膨胀的对金钱、地位的欲望而走上了异化的道路，在并不适合她的文明世界中倍受痛苦折磨。
卡瑟琳最终以她向往的方式回归了真正的自我，“她的生命结束在一个温柔的迷梦里”，像她生前希望的那样，她葬在了荒原上的教会坟地一角，“那儿的围墙很低，荒野上的荆棘、覆盆子都爬过墙来，泥煤几乎要把墙埋没了”。在那一刻，她发自内心地热爱着自然，真正地与自然融为一体。
在西方，诺贝特·埃利亚斯曾将以艺术、宗教和哲学为核心的文化比作“田野里的花”，“是在一种崇高的无目的中成长起来的。”黑格尔也曾将这种内在性与自在性看作艺术的真谛。正像树木开花并不为求得他人的关注，真正的艺术也不应该有任何功利的目的，而是“自己给自身以意义的东西”。这正是艾米莉创作生涯的写照。而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有强调“外感于物，内动于情”的说法，说的正是作为创作者的人只有将自我与作为环境的自然融为一体，才能真正感知体会自然中的要义与精髓，从而实现完美的艺术创作。对于艾米莉而言，正是由于她对自然发自内心深处的热爱，造就了她不朽的《呼啸山庄》，以及其中蕴含的超越时代的潜生态伦理意识。她在工业革命完成初期便预见了工业文明无限制的发展对自然、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可能造成的危害，她倡导自然与文明的和谐发展，提出了只有回归自然，回归人的本真状态，才能获得自然、社会和人精神世界的和谐与安宁。艾米莉正如一朵盛开在荒原上的石楠花，由于植根于大地深处，方能将花朵伸展向天穹，由内心深处生发出她流传至今的作品。
[本文是长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英国19世纪经典女性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博士扶持项目）（2014BS62）“19世纪英国经典女性小说叙事伦理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2CWW03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吴景明）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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