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军

　　关于清商乐与相和歌之关系的研究与论争，文史学界似乎比音乐学界表现出更加浓厚的学术兴趣。自国学大师梁启超发表“清商不属于相和”的观点以来，相继有陆侃如、冯沅君、黄节（黄晦闻）、朱自清、王运熙、逯钦立、曹道衡、龚琳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加入论争的队伍，研究时空，穿越百年。争论各方引经据典，各抒己见，并逐渐汇聚成两大学术阵营。一方认为清商乐（清商三调）不等于或不属于相和歌；另一方则认为清商乐属于相和歌，甚至不少学者认为清商乐是相和歌的继承与变体发展。到目前为止，争论还远未终结，未来颇让人期待。

　　一、“清商”“相和”之争

　　在近代乐府歌诗研究中，梁启超应是第一个对清商乐与相和歌之关系发表见解的学者。他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汉魏乐府”（简称《梁文》）一文中明确指出：“郭茂倩承袭吴兢、郑樵之误，把清商与相和混为一谈……殊不知唯清商有清、平、瑟调（楚调是别出的，是否为清商未可知），而相和则未闻有之。”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如雷贯耳式的人物，乃“公车上书”“维新变法”的重要发起与组织者，退出政治舞台后潜心学术，不仅研究涉猎广泛，而且一生著述颇丰，尤其在文史学交叉研究领域，成绩尤为显著。梁先生在研究乐府民歌时，仔细查阅了唐前古籍以及郭茂倩《乐府诗集》、郑樵《通志》等相关文献，并认为尽管大凡入乐的清商与相和歌词都称为乐府，但二者还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因为，清商乐有自成体系的清、平、瑟三调，而历史上未有相和三调之说。在今天看来，梁氏这一思想极富创见意义。从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来说，乃是沿着乾嘉学派“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路子继续前行，思想内容与学术价值可谓远见卓识。

　　陆侃如、冯沅君二老非常推崇梁启超先生之观点，认为“梁启超是第一个修正这一错误的”。他们在《中国诗史》“乐府”（简称《陆文》）篇云：郭茂倩是上了郑樵的当，然郑樵有大错误者在于把清商与相和混为一谈。故于相和歌三十曲以外，后列相和平调、清调、瑟调、楚调四种。而清商仅列七曲，附三十三曲，皆南朝新歌。圆据此可知，陆侃如、冯沅君不仅认同梁启超关于“清商不属于相和”的观点，而且在此基础上指出，郑樵在编写《通志》时已把清商乐和相和歌词一并罗列。如此说来，郭茂倩编辑烁府诗集》时沿袭了郑樵的观点。

　　学者黄节并不赞同《梁文》《陆文》的看法，认为清商乐属于相和歌。其《相和三调辨》据《宋书·乐志》考得：“相和十三曲中有汉相和旧歌六曲；清商三调歌诗三十五曲中，有汉相和歌十一曲，由此可知，三调中有相和矣。”可见，支撑黄节观点的理论依据是清商三调乐歌中有相当一部分乐曲源于汉代以来的相和歌。

　　黄节观点一出，朱自清先生撰文与之商榷。其《与黄晦闻先生论清商曲书》一文不仅重申了梁启超“清商不属于相和”的观点，而且认为“清商与相和可以分言，自汉已然”。不仅如此，朱先生还从三个方面展开了论证：

　　其一，史料记载仅清商乐有清、平、瑟三调，而且与魏氏三祖关系极为密切。《乐府诗集》卷三十、三十五、三十六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伎录》称清商三调为平调、清调、瑟调。《宋书·乐志》又载顺帝大明三年僧虔上表有云：“今之清商，实犹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隋书·乐志》云：“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

　　其二，《旧唐书·音乐志》记载，清乐、清商为一事，亦不与相和并言。的确，笔者查考《旧唐书·音乐志》载“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乐之遗声也，汉世谓之三调”，在此只字未提相和歌。

　　其三，朱自清先生查考今传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所载相和歌，大凡二十六曲，以较《宋书·乐志》七曲属相和歌，八曲为清商乐歌，十曲属歌舞大曲。可见，吴兢解题时，不仅没有提及这二十余曲乐府歌诗的渊源关系与类属问题，反而把清商一同并入相和。据此说明，唐代吴兢对二者的认识已经相当模糊了。

　　针对朱自清的商榷一文，黄节撰写回文——俗朱佩弦先生论《商书》。该文重申了清商三调乐歌应属相和歌的观点。首先，黄节对郑樵《通志》与王僧虔《技录》乐歌分类进行比对分析，进而认定清商三调乃属相和。该文云：宋人郑樵《通志》分相和歌为平调、清调、瑟调、楚调，而王僧虔《技录》只云平调、清调，未云相和歌，故认为郑樵据，《宋书·乐志》有相和、有清商三调，而三调中又有相和旧歌，于是列为相和歌及相和三调。其次，黄节依据《晋书》《通典》等相关文献，查考出荀勖杂采相和歌入清商乐创作。黄节认为《通志》言杂引相和，《通典》言清商施用，是则荀勖采相和入清商，明明可见。因此，黄先生说，荀勖采相和入清商，即言清商中有相和。

　　其后，王运熙先生也加入了论争的队伍。其《乐考略》一文认为黄晦闻（黄节）的观点比较合理，即“清商三调包括在相和歌之中”。不仅如此，王先生还提出了两条证据以补充黄说：其一，荀勖的主要工作是制作清商三调歌曲，宋书律志仅云杂引相和，不提及清商三调，即因三调包括在相和之中的缘故。其二，《隋书·经籍志》有三调相和歌辞五卷。审其题名，三调当为相和的一部分。

　　逯钦立先生《相和歌曲调考》在坚持“三调属于相和”的基础上认为清商三调是相和歌的变体发展。逯先生认为“变”的核心在于清商三调有“解”有“行”，则简直是以有“行”无“行”作为划开三调与相和歌的界限。由此可见，逯钦立认为先有相和歌，后有清商乐，后者是对前者的扬弃。

　　曹道衡先生秉承梁启超之说，认为“清商三调和相和歌并非一事”。曹先生认为，《宋书·乐志》、张永《元嘉正声伎录》、陈释智匠《古今乐录》等相关记载，并未把相和歌与清商三调混为一谈。沈约在《宋书》“乐志三”中讲完了“相和”的曲名后，又另起一段说“清商三调歌诗”“荀勖旧词施用者”一语，再列举平调、清调、瑟调等乐曲名，是有意识地把相和与清商三调分开。这样做法也是符合魏晋时代乐曲分类的旧貌。此外，曹先生还认为清商三调与相和的主要区别在于音调。郑樵、郭茂倩时，这些曲子已不能歌唱，他们无从了解其曲调，所以把它们误为一事，也就不足为怪了。可见，曹先生在相关文献比对分析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音乐上的观点，极有启发意义。

　　龚琳先生在探究清商三调与相和歌之关系时，视角比较独特。其《乐学两题之一》旗帜鲜明地指出，“相和三调不等于清商三调”。龚先生“从考察汉代相和三调和魏晋清商三调”这两个不同乐种的角度出发，在论述了关于三调的同名异调（同名即相和、清商三调都谓平、清、瑟，异调是指不同乐种间在宫调、音乐风格上的差异）等问题时，阐述了我国南北两大音乐体系（北方《诗经》乐系统，南方《楚声》乐系统）在先秦形成确立后的流变概况。从而得出了平、清、瑟相和三调源于先秦北方《诗经》乐系统，平、清、瑟清商三调源于南方《楚声》乐系统。之后，龚先生列举出相和歌不同于清商三调的几个理由：其一，《江南可采莲》《乌生》等诸曲都是《相和歌》，而相和歌一开始是没有乐器伴奏的“徒歌”，后来才被加上乐器伴奏的；其二，清商三调是魏晋时代音乐家、文学家依声填词的艺术创作；其三，《宋书》的作者沈约及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一些文人，都没有把相和歌与清商三调视为一物、混为一谈。

　　1998年，王运熙先生再次撰文指出：相和歌与清商曲是中国汉魏六朝时期通俗乐歌的主要部分，从二者的特色、共同点等方面指出“清商三调归属相和歌”。此外，该文还认为《乐府诗集》把清商三调等归于相和歌，不是沿袭宋人郑樵《通志》、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等文献著述的错误，而是根据南朝陈代（释）智匠《古今乐录》的记载。

　　“清商”“相和”之离合关系，这个文史学界争论了百年的问题，我们音乐圈内人士该如何看待？尤其不少音乐史学教科书及其相关文论把清商、相和等同起来，或者认为清商乐是相和歌的继承和发展，事实果真如此吗？

　　二、“清商”“相和”之我见

　　清商乐与相和歌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上两个重要的“乐种”，二者到底有无关系，或者有何关系，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并结合相关史料比对分析认为，清商乐不同于相和歌。

　　（一）从“当代人”记“当代事”的文献来看，“清商”不同于“相和”

　　较早记载相和歌的文献有昭明太子《文选》，其“长笛赋”：“融既博览典雅、精核数术，又性好音，能鼓琴吹笛……有雒客舍逆旅，吹笛，为《詹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师逾年，暂闻，甚悲而乐之。”其后，《文选》又注引西晋《歌录》再次提到二曲。云：“古相和歌十八曲，气出一，精列二。”据这两条史料可知，相和歌应为不过二十曲的声乐套曲，而且前两曲有其明确的曲名与排序，即第一曲为《气出》（《气出倡》），第二曲为《精列》，乃于后世文献《宋书·乐志》记载的内容完全一致。不仅如此，从目前所见有关清商乐与相和歌著录的历史文献来看，梁代沈约《宋书·乐志》相对比较完整。该书卷二十一“乐三”详载：“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识、列和等复合之为十三曲。”紧接着，依次列出饩出倡》（武帝词）、《精列》（武帝词）、《江南可采莲》（古词）、《度关山》（武帝词）、《东光乎》（古词）、（（十五》（文帝词）、《薤露》（武帝词）、《蒿里行》（武帝词）、鲥酒》（武帝词）、《鸡鸣》（古词）、《乌生》（古词）、《平陵》（古词）、《陌上桑》（文帝词）、《陌上桑》（楚词钞）、《陌上桑》（武帝词）等十三首乐曲（其中同名的《陌上桑》共三首）。

　　之后，该书又依次列出清商三调（即平、清、瑟三调）、大曲以及楚调歌诗等。除去歌词兹将歌名摘录如下：

　　平调：《周西·短歌行》（武帝词，六解）、《秋风·燕歌行》（文帝词，七解）、《仰瞻·短歌行》（文帝词，六解）、《别日·燕歌行》（文帝词，六解）、《对酒·短歌行》（武帝词，六解）。

　　清调：《晨上·秋胡行》（武帝词）、《北上·苦寒行》（武帝词，六解）、《愿登·秋胡行》（武帝词，五解）、《上谒·懂桃行》（古词，五解）、《蒲生·塘上行》（武帝词，五解）、《悠悠·苦寒行》（明帝词，五解）。

　　瑟调：《朝日·善哉行》（文帝词，五解）、《上山·善哉行》（文帝词，六解）、《朝游·善哉行》（文帝词，五解）、《古公·善哉行》（武帝词，七解）、《自惜·善哉行》（武帝词，六解）、《我徂·善哉行》（明帝词，八解）、《赫赫·善哉行》（明帝词，四解）、《来日·善哉行》（古词，六解）。

　　大曲：《东门·东门行》（古词，四解）、《罗敷·艳歌罗敷行》（古词，三解）、《西门·西门行》（古词，六解）、《默默·折杨柳行》（古词，四解）……《洛阳行·雁门太守行》（古词，八解）、《白头吟》与榷歌同调（古词，五解）。

　　楚调怨诗《明月》（东阿王词，五解）。

　　据上可知，沈约（宋书》记载上述歌诗时，其顺序是首录相和歌曲，其次是清商三调乐歌（分平调、清调、瑟调三类记写），再次是大曲，最后又摘录楚调“怨诗”一首。显而易见，沈约是有意识地分门别类记载相和歌、清商三调、大曲、楚调等诸曲歌词。此乃清楚表明，清商三调（清商乐）是有别于相和歌的。

　　（二）“清商”“相和”二者源起时间不同

　　据多条史料记载，清商乐应发端于先秦，较“一部相和”为早。如《韩非子·十过》曾载师旷为晋平公表演“清商”“清角”“清徵”三调。兹将原文摘录如下：

　　“平公问师旷曰：‘此所谓何声也？师旷曰：‘此所谓清商也。公日：‘清商固最悲乎？师旷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闻乎？师旷曰：‘不可。古之听清徵者皆有德义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听。平公日：‘寡人所好者音也，愿试听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音中宫商之声，声闻于天。平公大说，坐者皆喜。平公提觞而起，为师旷寿，反坐而问曰：‘音莫悲于清徵乎？师旷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闻乎？师旷曰：‘不可……”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听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之。”

　　上文师旷援琴表演的“清商”“清徵”“清角”，三调就是后人简称的清商三调，即清调、平调、瑟调。

　　《淮南子·道应训》记载宁戚击牛角而疾“商歌”一事：

　　“宁子欲干齐桓公，困穷无以自达，于是为商旅，将任车，以商于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爝火甚盛，从者甚众，宁越饭牛车下，望见桓公而悲。击牛角而疾商歌。”

　　宁子，乃指春秋时期卫国的宁戚；“商歌”，即为清商乐歌。蔡邕解诲》日：“宁子有清商之歌。”曹植《七居》云：“动朱唇，发清商……此宁子商歌之秋。”从蔡邕、曹植的歌诗来看，“宁戚击牛角而疾”的“商歌”当为清商乐歌。

　　此外，《旧唐书·音乐志》亦云：“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乐之遗声也，汉时谓之三调。”

　　综合上述史料，说明先周时期清商乐即已产生。而“本一部”歌套曲的相和，应该始于汉代。如梁代沈约《宋书》“乐志”所云：“相和，汉旧歌也。”

　　（三）音乐性质、特征不同

　　首先，二者用器与表演程式不同。据《宋书·乐志》记载，相和歌为“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一组乐歌，音乐上的明显特征是歌者自我击节掌控节奏，以丝竹乐器伴奏。从《占今乐录》记载平、清、瑟三调表演的实践来看，清商乐队编制更为明确，尤其还出现了“歌弦”表演，而相和歌未曾有之。㈣

　　其次，歌词形制不同。《宋书·乐志》共记录相和歌词十三首（包括同名的三首）、清商乐歌（平、清、瑟三调）十九首。从歌词的句法形制来看，相和歌大多为杂言，而清商三调多为齐言。兹各举歌诗一例如下：

　　例一，相和歌《气出唱》，武帝词：

　　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历登高山临溪谷，乘云而行。行四海外，东到泰山。仙人玉女，下来翱游。骖驾六龙饮玉浆。河水尽，不东流。解愁腹，饮玉浆。奉持行，东到蓬莱山，上至天之门。玉阙，引见得入，赤松相对，四面顾望，视正煜煌。开玉心正兴，其气百道至。传告无穷闭其口，但当爱气寿万年。东到海，与天连。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当专之。心恬淡，无所惕欲。闭门坐自守，天与期气。愿得神之人，乘驾云车，骖驾白鹿，上到天之门，来赐神之药。跪受之，敬神齐。当如此，道自来。

　　华阴山，自以为大。高百丈，浮云为之盖。仙人欲来，出随风，列之雨。吹我洞箫，鼓瑟琴，何阎阎！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玉女起，起舞移数时。鼓吹一何嘈嘈。从西北来时，仙道多驾烟，乘云驾龙，郁何薪薪。遨游八极，乃到昆仑之山，西王母侧，神仙金止玉亭。来者为谁？赤松王乔，乃德旋之门。乐共饮食到黄昏。多驾合坐，万岁长，宜子孙。

　　游君山，甚为真。碓碗砟硌，尔自为神。乃到王母台，金阶玉为堂，芝草生殿旁。东西厢，客满堂。主人当行觞，坐者长寿遽何央。长乐甫始宜孙子。常愿主人增年，与天相守。

　　例二，清商乐“平调”《倜西·短歌行》，武帝词：

　　周西伯昌，怀此圣德，叁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坠。崇侯谗之，是以拘系。（一解）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征伐。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二解）齐桓之功，为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正而不谲，其德传称。（三解）孔子所欢，并称夷吾，民受其恩。赐与庙胙，命无下拜。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四解）晋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赐珪瓒、柜鬯，肜弓、卢弓、矢千，虎贲三百人。（五解）威服诸侯，师之者尊，八方闻之，名亚齐桓。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以其名纷葩。（六解）

　　再者，音乐表演场合与功用不同《宋书》“乐志”云，相和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说明相和歌主要在宫外露宿表演，据此推测其为汉代皇室人员外出郊祭、巡游或视察时演奏的礼仪乐歌。其后，魏明帝将这部相和歌一分为二，以进行夜宿更替表演。从魏氏家祖修建铜雀台、设置清商署、网络文人音乐家、招募大批女乐以及创作大量清商乐歌的诸多艺术实践活动来看，清商乐多在宫内进行赋诗宴飨、畅饮奏乐表演，属于宫廷娱乐声色之乐。当然，并不排除部分相和歌经过文人、音乐家加工改编后用于清商乐表演的，这就是为什么清商乐中有相和歌的缘故。

　　此外，清商乐一般使用平、清、瑟三个近关系调，歌词多为“歌行体”，音乐审美崇尚以“悲”唯美。

　　（责任编辑：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