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雨萌

　　由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市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与文艺争鸣杂志社共同举办的“韩少功《日夜书》研讨会”于2014年3月30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由复旦大学栾梅健教授主持会议，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上海市作家协会秘书长马文运、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郏宗培以及《文艺争鸣》杂志主编王双龙分别致辞，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对韩少功的新作《日夜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近四十位国内知名学者、教授、批评家参与了会议的讨论并做了精彩的会议发言。此次研讨会从多个角度深入探讨了韩少功于2013年出版的新作《日夜书》的思想价值与艺术成就，并结合韩少功以往的作品进行了整体性的评价与总结。

　　一、知青一代的“精神史”

　　“知青一代的精神史”是在场许多学者对《日夜书》的整体评价，并从多个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发。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认为《日夜书》是一部五零代人书写历史的全新之作，在表达对五零一代的一种反省的层面上，《日夜书》在当下的许多作品中是最全面、最直接和态度最明确的一部。他将韩少功的这种“五零代写作”与欧洲的“六八一代”做了对比，认为五零年代出生的知青一代的独特历史经验与处理文学的方式，以及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所承担的角色，都已经在走向终结，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并没有去反省自身，而是将自己的创作更多地投向了更为宏大的叙事和一种乌托邦式的观念性写作。欧洲的“六八一代”与中国的五零代虽然很相似，但是他们有很多作品是对他们这一代的成长、成熟乃至这一代人对整个社会与时代进程的影响进行全面的记录。《日夜书》对五零代人的反省是全新的，是对他们历史承担的一种清理、一种总结，韩少功对这种承担的描绘是悲剧的、反讽的，知青一代在作品中多以失败者的面貌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转型当中充当着滑稽化的角色。这样的处理虽然有不够全面和深刻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它击中了历史的要害。

　　《丈艺报》理论部主任周玉宁认为《日夜书》是一部精神史诗式的作品，对“大跃进”之后的历史都有涉猎，虽说写的是知青史，却可说是半个世纪国人的精神史，通过不同人物的刻画、对历史的深刻反思，真实可信地再现了“文革”及“文革”后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则从文学史的角度观照《日夜书》在当代文学中的位置，认为韩少功在当代知青文学的脉络中有了新的发展。知青上山下乡是当代史中很重要的青年政治运动，而精神生活问题则是贯穿了知青文学的重要题材，韩少功的《日夜书》显然也延续了这个主题。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宋炳辉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日夜书》是对知青文学“伤痕”写作的一种突破，韩少功对五零一代的记忆和反思与其他同类知青小说相比是有新意的，对知青一代精神生活和生命历程的反思在以前的知青文学中是很少有的，然而韩少功则将这种精神生活的悲剧性进行了展开，对知青生活并非完全否定，但对知青的精神生活是否必须有一个正面人物形象来承担则持保留态度，从某种程度上，《日夜书》纠正了伤痕文学以来当代文学对知青生活认识上可能存在的偏差与片面。

　　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尧也对《日夜书》在知青精神史书写上所达到的高度表示了赞赏，他认为要写出一部有关知青一代的生活史、精神史，以及知青与后知青时代关联的好作品，除韩少功外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他笔下的白马湖茶场既是理想主义的，同时也是充满悔恨与苦难的，韩少功在书写中所达到的二者的平衡，其实源自韩少功自己在“文革”前后状态的变化，“文革”时的激进、“文革”后的反思，还有长期受到滋养的民间传统，三者整合之后，才能产生出《日夜书》这样厚重而全面的作品。

　　作为作品主要人物之一的“思想者吗涛，无疑是韩少功“精神史”书写的重要载体，这个充满张力的人物形象受到了与会专家们的普遍关注，并围绕着韩少功创作这一形象的目的与深度展开了讨论，产生的碰撞也是最多的。程光炜认为，在当代知青题材的作品中，思想者的形象可说是一以贯之，这个形象不论塑造得是否成熟，所表达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有部分学者对马涛的形象予以了肯定。黄德海认为马涛被塑造成了不负责任的思想者典型。谢有顺认为马涛这个形象从性格决定命运的角度有其逻辑的内在自洽性，他从真理的拥护者到名利场的投机者所源自的冲动与热情是一致的，在没有信仰的时代里，激情既可以献给革命，也可以献给欲望，这种转变是很容易产生的，不需要时代的暗示与推动。《南方文坛》杂志主编张燕玲则对马涛这一形象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认为马涛是韩少功对中国文学贡献的新形象。当年的启蒙主义的时代英雄如何在新时代的自我膨胀，当下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人物，他们洞悉这个时代的文化秘密，他们的虚伪与自恋、庸常与市侩被包裹在君子而优雅的外壳之下，以一种非常高贵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一种掩体，实际上却是抛弃女儿、母亲、妹妹，亲人、朋友、恩人的伪君子，因此，以马涛为代表的这种虚伪具有丰富而尖锐的现实批判性，并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将日久弥新。也有部分学者认为马涛的塑造还不够理想。陈晓明对于韩少功对马涛这一人物的处理并不赞同，认为显得过于符号化、概念化。周玉宁也认为马涛从一开始的政治犯发展为游走于欧美的不同政见者，其间的变化揭露了他的自私与褊狭以及与时代的隔膜背离，但是人物简单化，过于强调马涛自身的褊狭与可憎，以及最终下场的可怜可叹。如果这个形象本身就能够有更多冲突，比如让其拥有幸福人生、妻贤女孝，或是人格高尚而生活窘迫，那么与陶小布对比将更加强烈，人物也会更加丰富和深刻。

　　二、“后知青时代”的命运史

　　很多学者从知青命运的层面对《日夜书》进行了讨论，并在碰撞中达到了对作品新的解读，《日夜书》在时间上的延展性，使其涵盖的内容大大超越了一般知青题材作品，对知青及其后代在“后知青时代”的生活境况、精神世界都展开了追索，也因此在思想深度上超越了传统的知青文学。陈晓明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张业松教授进入知青内部进行细分，阐述了“下乡知青与“回乡知青”在文学表达上的区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剑龙从自身出发，探讨了他所关注的当下生活窘迫的返城知青的现状，以及韩少功后知青文学的写作，他认为《日夜书》对知青命运、心态与生活状态的关注，给出了知青文学延续及突破的一种可能性，他认为五零后创作还没有结束，知青一代第一手的资料是最重要的，是一种精神财富，希望能够传承下去。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张堂则通过与台湾“学运世代”的对比阐释韩少功对知青一代命运的书写。他认为韩少功描绘了一个理想崩解的过程，但是是非常美好的温暖的，不仅是青春的记忆，更是一个民族失落的历史，是记忆中的理想者与现实的漫游者的对话，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生命思想的深刻性都得到了表达。

　　上海大学文学院王光东教授认为知青作家往往对自身苦难的书写带有某种程度的夸张，他以自身的童年经历为基础，探讨了知青由于城乡生活落差所产生的巨大的悲剧感和苦难感所蕴含的不客观性，并指出需要与其他非知青作家的作品对读，才能获得对知青生活以及知青精神的真实评价。但他同时指出，《日夜书》有其超越传统知青自我表达的方面，可以看做是知青一代人的命运史，它不仅仅是对中国这一段时间的历史的呈现，表达了对过去历史的反思，更重要的是它由此及彼，进一步延伸并观照了我们今天的生存困境。宋炳辉与中山大学中文系谢有顺教授也持相似的观点，谢有顺将韩少功与其同时代作家贾平凹进行对比，认为知青虽然在文学史上以弱势的形象出现，但其拥有的文化上的优越性使其得以获得相比农民等其他弱势群体更多的话语权。他在发言中指出，韩少功的《日夜书》在描写知青生活的苦难时有其创新性，过去的知青文学写苦难带有向历史追债与撒娇的意思，并在苦难中构建了关于知青的宏大记忆，很多作家在创作中都无法摆脱这段记忆对个人的塑造。但此次韩少功试图重新建构与寻找出个人的记忆，没有粉饰的悲壮感和英雄主义，也没有执着于苦难和责难时代造成的生活，用喜剧的笔法写悲剧，有戏谑的意味。同时，《日夜书》中的人物塑造没有过多地将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结合，而是描写了人物性格对命运的决定作用，这可能比时代造就命运更有说服力，这些人物的人格缺陷所造成的他们对时代的脱节比时代对他们的影响要深刻得多。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寿桐教授则将这种与时代并非紧密结合的人物形象称为“平民传奇”，他认为韩少功刻意将人物庸常化，有意地疏离了人物与时代的关系，人物都在平民意义上展开，但是却是具有传奇性的。在这些人物身上发生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例如电工神乎其神的偷电技术、吃骨头、秘密组党甚至武装起义，都是平民传奇的建构。这样的叙述赋予作家自由想象的权利，任何对可信性和真实的质疑都是无力的，正是这种传奇使得人物的表现更加滑稽、戏谑而深刻。但他也同时指出韩少功平民思想家构建上的不足，思想足迹还不够精彩，反差还不够强烈。

　　与此同时，一些年轻学者也以自身的经历为基础，对韩少功笔下的知青及其后代的现状进行了探讨。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金理作为知青的后代，格外关注韩少功笔下知青后代的命运，他指出《日夜书》中的知青子女结局都格外悲惨，可能与韩少功对未来远景的悲观想象有关，他联系《爸爸爸》中丙崽的人物形象，探讨了韩少功一贯的对未来的悲观态度。而青年批评家黄德海则以“谣俗”为切入点，对韩少功笔下的知青形象及后代进行了阐释，他认为韩少功对自己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时代以及之后的三十年进行了认真的思考，知青生活对这一代人最大的伤害便是人为地切断了他们的青春期，使其在中年时期将自己未完成的青年时代重新启动，并强行投射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使得这些不成熟的、不负责任的后果都被迫由后代承担。因此知青时期不再作为单一的物理时间，而作为现在还在发展的一个文学时间。这个文学时间出现各种问题，最后将改变后代的生活结构和文化承担的方式。知青并不是过去的故事，而是与我们当下的生活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梁鸿将《日夜书》的创作过程看作个人经验与历史经验的分歧与重合，她认为韩少功有清晰的历史意识和价值观，但是个人经验又在不断突破自己的政治态度，因此整个创作会呈现出一种非常暖昧的样态，正如他笔下的白马湖，自成一体时很原始，是质朴的、民间的，愚昧而美好。但是透过知青眼光看到的白马湖，却是不可忍受的贫穷之地。梁鸿指出韩少功这种暖昧而分裂的态度正是中国生活本质的分裂，韩少功个人经验以及清晰立场之间的碰撞，使其超越了简单的个人立场，并试图通过混沌的经验传达出超越理性的表达。

　　三、小说技巧的发展

　　韩少功作为当代著名的文体家，他的多部长篇小说都展现了他充分的文体自觉与坚持不懈的文体探索，《日夜书》一书也是如此，韩少功此次创作所运用的文体技巧因此成为本次会议的热议话题之一，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韩少功文体实验的看法。陈晓明、宋炳辉、谢有顺及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发有从文体借鉴的角度进行了阐发，陈晓明将《日夜书》中的日与夜看作阴阳的双重结构，并很大程度体现在了对知青后代的书写上。下一代对父辈历史与抱负的接受或是拒绝，构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线索与结局。然而陈晓明也认为这种阴阳的结构在《日夜书》中没有得到完全贯彻，如果能够将这个结构继续深化下去，可能会更加有意味。他还指出，国外作家的写作有时会达到更多重的结构，并将这种结构贯彻下去，构成非常精美的艺术作品，中国作家缺乏的可能并不是艺术性，而是科学主义的态度，因而并不重视这种多重结构，导致几何之美不能贯彻，是十分可惜的。宋炳辉则认为五零后对文体意识探索以及对资源的运用上，韩少功是突出的一位。《马桥词典》发表时，研究者就曾讨论过其与外国文学形式之间的关系，而《日夜书》的文体比《马桥词典》在情节的组接方式，理性控制、议论展开等方面都更类似昆德拉。谢有顺表达了他对《日夜书》及与中国古代典籍的文体关系的看法，他认为韩少功对小说这一文体有更为宽泛和丰富的理解，韩的写作方式展现的实际上是他对文明原初经典模仿的野心，他议论、抒情、叙事相结合的写作方式实际上表达了他对古代典籍如《论语》《圣经》《史记》的一种关注，借鉴了这些古代经典对日常话语的一种模仿。黄发有认为，韩少功的文体意识是非常自觉的，不能单纯从文体混杂来讨论，虽然自《马桥词典》以来，韩少功作品的散文化倾向是明显的，但是他坚持认为他的作品仍然属于小说的范畴。采用何种文体，如何将各种文体结合在一起，韩少功有高度的自觉，他的写作思想含量很高，散文化的笔法对表达思想来说是最恰当的。同时，韩少功也在自觉化用古典传统里的文体形式，司马迁的互现法在《日夜书》中很明显。另外，在韩少功的创作中，人物背后的社会与文化与其文体的自觉是有关系的，姚大甲这个人物的若隐若现，采用一种长藤结瓜的写法，有时是叙事者，有时是参与者，文体的变化是适应叙事的需要的。

　　对《日夜书》的文体杂糅，很多学者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金理在会中表达了他对《日夜书》文体和形式上的困惑，他认为韩少功一直自觉进行小说与散文之间的沟通与平衡，然而《日夜书》却打破了这种平衡。而王尧则认为《日夜书》是韩少功十多年来回归小说的一个代表作，杨剑龙也认为这部作品是有故事的有人物的，虽然初期富于探索，有散文化和远离传统小说的倾向，很难进入，但到作品后期，已经有很强的情节性与故事性了。王光东则认为小说的结构和组织比较自然，这样的结构与主题情节都是相适应的，在表现这段历史以及知青这个群体时，韩少功想要表达的思想与情节之间没有阻隔，是全然融会的。宋炳辉在肯定了这种杂糅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韩少功的经验与叙事的集合，但他也指出韩少功的作品之间的互文有时非常明显。

　　年轻一代的学者也从更加新颖的角度表达了他们对《日夜书》文体形式的看法。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黄平从电影学的角度展开，对《日夜书》中所使用的蒙太奇手法进行了阐释。他指出，韩少功的此次创作运用了大量闪回与跳接的叙述手法，将不同时期的镜头组接，他并不在意画面的内涵，注重画面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进行重构，《日夜书》并不强调对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内涵的展示，而更强调二者的关系，也即日与夜的对立法则。黄平又进一步运用了爱森斯坦的早期蒙太奇理论，认为韩少功作品中所使用的蒙太奇手法更多的是以一种叙事人的全知视角展开，使叙事人得以自由出入他知青朋友今天与昨天的生活。黄平同时表达了他的疑虑，韩少功何以如此自信，运用这种全知的视角和大量议论来限定人物生活的意义？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黄相宜则把台湾与大陆两种版本的《日夜书》进行了对比，台版的情节布局大体以时间为序，增加了情节之间的过渡与解释性语句，增加与删改某些片段，并取消了词条的文体形式，使得台版故事连贯，情节相对集中，人物有因有果。而大陆版则有一种精心设置的人为破坏感。她在对读之后认为，《日夜书》所叙述的是一个以韩少功的意识来讲述的故事，是几代人的故事在超越时空的记忆中交织交错的过程，这种记忆的样貌应该是混乱而琐碎的大陆版本的跳跃的联想式的片段，正是韩少功为了营造一种梦境、时光、记忆不连贯性的氛围。因此从这个角度理解，也许台湾版表达更流畅，情感更容易积累与深入，大陆版的更曲折但是也更能体现作者真正的意图。

　　会议中，专家学者们都对韩少功认真的创作态度和高质量的作品表达了敬佩之情，《日夜书》的责任编辑、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丁元昌也在会上发言，对韩少功成书过程中反复修改、认真负责的态度表达了感佩之意。会议最后，陈思和教授对大会进行总结陈词，他认为韩少功的《日夜书》从基调上来说是非常沉重的，透过作品看到的韩少功，仿佛对今天的时代是隔岸观火、不动感情的，《日夜书》中有关知青那一部分非常生动活泼，但是后知青时代却都枯萎了，他认为《日夜书》这个书名，有很多种理解方式，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日日夜夜永不停息的时代之书，亦可以看作日与夜的对立关系，一部自黑暗中来，又往黑暗中去的绝望之书。韩少功以一种委婉的笔调，深刻地写出了一个充满绝望与悲凉的时代。

　　另外，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王宏图，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言宏，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学昕，常熟理工学院特聘教授林建法，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姚晓雷，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郭冰茹，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曹元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刘志权，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刘志荣，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何平，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一等专家学者，以及复旦大学研究生与访问学者代表也都在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责任编辑：吴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