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20多年的文学版图上，江苏可以被指称为文学大省甚至是文学强省。江苏文学不只是以小说创作的丰硕与高水准为人关注，散文也是颇多创获且别具意味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和文学的边缘化，江苏文化构成的多样性、文学生态的优化性，2和作者身份的多重性），都为江苏作家的散文写作，创造了新的可能性话语空间。他们或是徜徉在文明的废墟上借题发挥，论人说史，对江南历史人物、事件、甚至推至中国历史深处的某些片段进行叙写；或是在“意象的江南”中打捞“江南的意象”，状物绘景，多作江南园林、古镇、风物的书写；或是漫步在记忆的长廊，提取个人生活场景、书写陈酿的情思（也有观物游历，寄情山水）；或是以自由漂浮者的思想姿态，对当下时代痼疾、被遮蔽的历史真实、“文革”、知识分子精神建构等做深入反思与自我审视。因着散文创作实绩的为人注目，江苏省作家协会在地方性最高奖项“紫金山文学奖”中设置了散文奖；南京大学出版社应势而为，推出被媒体誉为“全国第一次”的《江苏散文双年鉴》，此后的远方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等均依次隔年出版双年鉴，将江苏散文从创作到理论进行了集成与展示。无论是评奖或者作品的汇集出版都是为江苏散文“量身定做”的显在表彰方式，也为我们观察、研究江苏散文话语形态提供了有价值的文本。
形态一：历史的与非历史的
历史进入散文书写的方式，在江苏散文作家的话语谱系中，大抵有两种。第一种是直面历史，即经由某些重要的文人、事件、或“人文山水”（如江南园林、古镇）进入历史，将历史还原于历史人物、事件的“在场”中，复现在一个个文化遗迹中，并由此追寻历史的种种，作个人与历史的对话。第二种是“非历史的方式”（谢有顺语），即拾掇散落民间的文化历史，在被忽略或被遮蔽的“历史的背面”“历史的暗处”，发现并彰显其中深有人性意义的存在。
分而言之，第一种直面历史的散文，一类体现为以文人士子作为散文叙述对象，以人解史，以史察人。其共同的表征是对历史人物、事件、思潮等进行深入考察、审视，以古鉴今，做出发人深省的透析。代表性作品有费振钟的《堕落时代》、丁帆的舡南悲歌》、夏坚勇的《涅没的辉煌》、山谷的《回眸江南》等。费振钟对晚明历史的勘探是由晚明文人的世界进入。他将二十位各色人等的“小传”置于“思想的黄昏”“末世之痛”“道德与政治”“生命如飘”四辑中，探寻在专制腐朽的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人格操守、思想行状的种种可能。丁帆“敲打”的是南明到民国的三十余位文人（当然书中还有些“秦淮的风月”，借“秦淮八艳”反观文人行状），在对历史事件的评说、对古代遗迹的考证与对人文景观的描摹中，将江南文人和知识分子的人格命运一一拉将出来做“人性的聚焦”，为“士子招魂，为全民启蒙”（董健语）。山谷在《孤独王安石》《李渔的闲情》《以董其昌为训》等篇什中，认真思考知识分子应有的节操、是非观及立身立言的准则。夏坚勇站在断壁残垣间，沉浸于忧患意识，对中国历史、文人、文化进行深入体察，“寻找张扬个体灵魂和反思民族精神的全新领地。”诚然，同样是直面历史，也有些散文作者做着温婉的梦。庄锡华的《斜阳旧影》以“情”为行文底脉，“感觉”在金陵历史文化间，写着“割据的都城，血腥的杀戮，北来的征帆，宫女的舞步，人物的浮沉，绚丽的诗文”（《后记》），虽也用尽笔力，但在历史的秋风瑟雨下，多少是减了些“骨脉”，而显得淡了。一类是深受余秋雨所言的“人文山水”的蛊惑，伫足于文化景观（遗迹）问的散文抒写。如对江南园林的关照。“江南”自古便是文人幻化了的独善隐居、精神栖息的处所。“园林”自古多为私宅，是怀抱中隐思想的士大夫的“城市山林”。苏州的车前子以一本“笔墨园林、文人心经”的《品园》，辗转流连于各色园林的砖石花木、门窗亭台间，浸润着传统文化的滋味，在逝去的“风景”中作满溢雅趣诗意的游园惊梦。南京的山谷回眸江南，在《沉浸孝陵》《散步秦淮》《残垣明故宫》中做文人之遐思，发思古之幽情。有人认为江苏散文是“文人之文”，其精神的渊薮大抵由此而来。但我终究还是觉得，这样过于雕琢的雅致不可避免地淡化、消解了生活的原气。
第二种是“非历史的方式”，“就是那些在野的文明，异质的文化，民间的传统，它们可能处于历史的背面，处于常规历史的暗处，但它们却可能是最为靠近人性的区域，是值得散文真正用力的地方。”质言之，是一种关涉民间的文化。这种书写不追求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是在民间的背影下，在日常的琐碎中展示了“真人间”的意味。主要作品有黑陶的《夜晚灼烫》《漆蓝书简》《泥与焰》《绿昼》、费振钟的《黑白江南》、夏坚勇的《旷世风华》、车前子的《中国后花园》《茶饭思》《江南话本》、陶文瑜的《茶客》、金曾豪的《蓝调江南》、赵践的《小城志的一页》等。黑陶是江苏散文作家中的另类存在。他行走于江南的乡镇，触摸着、体悟着、描摹着江南原生态的、活生生的民间，譬如街、镇、厂、船坞、房屋、陶、溪、水、雨、火等，致力于解构被固态化了的阴性的江南（黑陶说，他更愿意将“江南”称之为“南方”），书写被遮蔽的一个巨大而温暖的“父性”的江南，“用个人视角努力呈现真实江南的地理空间和文学空间”（《漆蓝书简·后记》）。费振钟是另一位“放弃了一种贵族化的背景，彻底依存于民间”，具有“民间性”的作家，他念念不忘的是江南的猫、雨、瓦楞花、雪、码头、男孩、戏台、茶馆与茶客。夏坚勇在特质化的人事物景（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吴侬软语）中表现特别的民间意义的“江南意象”，托起一个钟灵毓秀、雅意氤氲的文化江南。车前子和陶文瑜都泡在茶坊里，揣摩着品茗和解渴之间的乐趣（当然，车前子还把自己扔进生活风俗中，《好吃》着，在《云头花朵》中甚至有篇文章题目为《橘红糕海棠糕脂油糕黄松糕桂花白糖条糕蜂糕水磨年糕扁豆糕》）。金曾豪在老茶馆（老虎灶）、书场、中药铺、小吃等小镇风土人情中流连。赵践揣着“平常心态和人间情怀”（张立新语），端详抚摸苏州，从园林、古城、民俗民风落笔，作着“一个人与一个城市”的女性私语……。
纵观徜徉于历史与非历史间的江苏文化散文，我们发现，它们的生成烙印着江苏特定的地域文化、精神方式和生活行为的特质。江苏在文人历史视域中常常以“江南”作为其指称（虽然有时不免滑入一种以偏概全之境）。而江南的云烟水路、歌舞亭台造就了特定的水乡文化与看似诗意的物化生活，附着在江南的“隐逸”传统、“还乡”之梦也似乎成了“中国文人们的主流的思想路线”（丁少伦主编《文人江南·前言》）。但有别于“外来者”的应目之游而生发出的怀古之情，作为“本地人”的江苏作家对江南的繁华旧梦、人与事理有着先验般的难以排遣的回望与想象。因此，就散文的广度、深度而言，“历史的”江苏文化散文更为浑厚，其询问和穿透的审美客体是文人的、宦官的甚至是历史的江南，富有启示意义的是，越过时间的屏障，在一个主体生命日益皱缩的时代，江南怎样被预设为个体生命的审美、趣味的诗性处所，又如何成为当代自由生命的隐逸、（精神）休憩的静默现场？江苏历史散文的意义也许就蕴于此中。但就散文的探索性、创造性而言，朴素而不失生机勃勃的“非历史的”江苏散文，既由内容上拓展了自古“诗意”的文人文化江南，将江南一一化解、坐实在民间文化的“杂质”中，如有形的桥、水、女子、人家、船、水道、渔夫、渔网，无形的方言、曲艺、工艺，甚至茶艺和酒道等，还原了另一个细碎的本真的民间存在（这种内容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那些外来书写江南者无法企及的），又在文体上应时创新，如黑陶以为“散文的疆域接近于无限”，他在散文中频频使用“传奇、新闻、诗的断片、公共语言抄录、书信、故事、日记、访谈、科学笔记、蒙太奇、年谱等等体裁（手法）”，达到一种“近乎淋漓尽致的书写幸福”（《漆蓝书简》）；车前子将散文写作作为一种“旅行”，拉拉杂杂地随行随记在江南的园林间、小镇间、风俗土物间；写儿童文学的金曾豪，虽标榜着“散文这种文体是不宜虚构，更容不得虚假”（《蓝调江南》），但在“情真”中做着的细腻散文终究还是打上了童话的痕迹。
概言之，在关涉历史的江苏散文中，地域性不是一个外在的概念，而是一种内在的品质，它孕育着本土的多维文化和多姿生活，最终抵达的是“地域即人，人即地域”之境。
形态二：叙述的或抒情的“个人化”记忆
无论是历史的抑或非历史的江苏散文，言说的似乎都是关乎“他者”的存在。但在江苏散文中，还有一片“自己的园地”在被耕耘着。“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并不限定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有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换言之，即一些作家在这个被定向了的“江苏”园地里记忆着关于“我”的人生种种，做个人化的“非虚构式地叙述”与絮语式地抒情。
具体而言，我指认的“非虚构式地叙述”是由题材来确认，倾向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叙述已发生的事”，作家以“在场”的方式和纪实的手法，追忆与实录时代、革命、政治、民生等诸多问题，主要可归为四类：一类是个人与时代的记忆，如王尧的《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王尧觉得“散文的方式比较能够传达个人的经验和气息”（《答友人问》），写“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不是做“精神自传”，而是记着鲁迅从纷扰中寻出闲静来的话，学着给往昔的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自序》）。他穿行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温习着特定时代驳杂的生活样式和思想面貌，诸如电影、通俗歌曲、奇装异服、武侠电视剧等，在“历史的缝隙”中，记录一位当代知识人在特定时代曾经有过的生活和心灵的独语。尽管《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少有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那样尖锐、反思、沉痛、悲壮、甚至血腥，少有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那样穿行于诗歌、小说、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和文学研究等领域做广博的文化标记、文化反思（李陀认为：八十年代问题之复杂、之重要，应该有一门“八十年代学”），但“目睹书里书外的是是非非，检视校内校外的林林总总，咀嚼离乡怀乡的点点滴滴”（《编辑手记》），我们还是可以于客观冷静处，感受到一位居处边缘的读书人独立反思的人格底色与关于一个时代的隐忍。一类是个人与过往人物的记忆，如叶兆言的《陈旧人物》和章品镇的《花木丛中人常在》等。叶兆言秉持着“一吐为快，把内心深处想写的东西写出来”的简单，叙述了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林琴南、闻一多、俞平伯、王伯祥、顾颉刚、俞平伯、吕叔湘等二十七位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学者、文人、作家、画家，将历史间那些貌似阳春白雪高不可攀的文化人置于俗世细碎的生活常态中，富有“人间气”。章品镇因着“纷如雨点的声音敲打着我的记忆。我的记忆里有着我所尊敬的人、深具诚挚的同志之爱的人、同得欢欣和同历苦难的人的姓名”，倾尽笔力，百转愁肠，行文中既有“我有两位芳邻。楼上是忆明珠，楼下是高晓声”般的轻松戏谑，又有文革十年知识分子劳动改造与困难艰苦的刻骨心酸。一类是个人与家族的记忆，如刘剑波的《姥娘》与范培松的《南溪水》。“纪实文学”是《姥姥娘》通识意义上的文体身份，《南溪水》的文体标识是“长篇散文”，我更愿意将它们定位于个人化的“非虚构式地叙述散文”，即如李敬泽所言的那样，“希望通过‘非虚构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和建立自我与生活、与现实、与时代的恰当关系”，以文本为媒介，把个体还原为社会成员，个人的生存安置于社会关系中，由此打通个人经验与集体感受。刘剑波的《姥娘》是献给外祖母孙张氏的，他以“再往前，一直推到1917年”，“现在，让我回到1990年初秋～1997年4月底”为叙述时间起讫点，切开一个个横断面，在“趔趄”“迁徙”“死亡”三篇章中散点展示乡村传统女性在历史、时代、革命、人性、亲属、伦理、养老中的生存境况，将社会大历史的运衍以个体亲验的方式“复现”而推置读者的视野。范培松的《南溪水》由“南溪水，范家的生命水”为文章肇始，由个人家族进入历史叙述，追忆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他从出生到三十岁所经历的苦难、疾病、贫困、“文革”、亲情等，彰显中国最底层人民的生存真相。这两份家族记忆，都暗合着“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但终究多了些理性的负载，少了些震撼生命肌理的本能性感动。相较之，彭学明的长篇散文《娘》也许更能在这个精神沙化、感情钝化的时代，给我们一份朴素的感动。一类是个人与游历的记忆（记录也许更为妥帖），如吴功正的《走进台湾》、王建的《走过最遥远的风景》、刘凤莺的《平民之城》。一直沉潜于中国美学史的吴功正，试图以“最直接的经验、最真切的体验、最大的信息量”观察台湾社会，给我们展示描述台湾生活的多个层次，包括人的心态、生活方式等（《我读台湾·代后记》），为我们全面、深入、具体地感知台湾打开现实之门。诚如吴功正所言：“我读台湾，是在构筑共同的学术平台上实现的；我读台湾，是以文化审美眼光、以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审美方式体认和书写的；我读台湾，是在浸透浓于酒的情感世界中完成的。”美学家惯有的理性思维意识，驱使他在散文集中附着了太多的东西（他声言：“这将是大陆第一部文化化、审美化地观照和描述台湾的文学作品”），反而失去了散文固有的自然纯正之美。王建似乎就多了些生命气，他在50多篇游记中“做尘埃的片断经历”，书写香港、澳门、西柏坡、雁荡山、井冈山、金顶、庐山、西湖等，将自我生命的灵动幻化在风景中，可触摸可感念。刘凤莺（笔名：苏宁）的长篇叙事散文《平民之城》，是一个外省人与一座城的对话实录，她行走、思考、发现、考查、记录，有些类似地方志式的写作，随着女子敏感多思的心渐次轻盈起来。
抒情性散文是江苏散文的另一重要存在。关于抒情有种种的界说，但大抵脱不了主观性、个人化、诗意化特征；抒情角色是抒情作家在作品中所设置的情感代言人，是作品中的情感主体。鉴于此，我由抒情角色的不同将江苏散文抒情作品归为三类，一类是即景式抒情，这一类作品具有明显的江苏地域性特征，最突出的是艾煊，他的《烟水江南绿》就是含情脉脉地做着关涉江南水上文章的范本，以近乎唯美而多情灿烂的笔，追寻“太湖何所美”，看“太湖秋”与“湖上长桥”，渡石埠头，宿雕花楼，走江南雨巷，还有苏州的刺绣、江南的绸缎、宜兴的紫砂壶、洞庭湖的碧螺春等，都袅袅婷婷色彩斑斓鲜活多姿地活化在我们面前，撩人心扉。吕锦华怀抱“但愿人们能从我歪歪扭扭的字眼里，领受到人世间一颗渴望真诚美好的心”，在《方寸小园》《南方的井》等18篇文字中（录于《何时入梦》），倾心描绘江南故乡风情。一类是絮语式抒情，即内心私语。1926年胡梦华写了一篇《絮语散文》，说“这种散文不是长篇阔论的逻辑的或理解的文章，乃是家常絮语，用清逸冷隽的笔法所写出来的零碎感想文章”，“它乃如家常絮语和颜悦色的唠唠叨叨说着”。斯好该是很好地践行了这样的创作理念。她在《斯妤作品精华·散文卷》中，以“女儿梦”“心的形式”“荒诞系列”“斑驳人生”四辑对母与子的人间亲情，对尴尬青春，对无疆域的思想的奔腾，甚至对梦魇、嫉妒、生病等都做了温婉深情而又幻想般的抒写，带着我们做片刻的飞翔，并在飞翔中穿透生命的某种清澈与深邃。一类是历史温存式抒情。如时萌的《春韭楼随笔》。鹤见右辅说，“人的真实的姿态，是显现于日常不经意的片言只字之中的。”时萌于日常生活、自然山水、学术小品中随心发抒，怀抱雁过留声之态，漫无拘束地抒写，扣人心脉。如沈潜的《书生吟唱》，怀抱感性自由主义，在关涉恩师、至亲、行旅、校园等话题中，抒发“本真性情，吟唱有情人间”，在日常化记忆中做个人成长岁月的绽放与展示。沈潜酿造的温情人生，给我们日益喧嚣冷漠的生命注入一剂清泉。
形态三：思想与思想者言说
在利益冲突时代，思想多少显得有些面目可疑，甚至在大众间游荡，肤浅而鼓噪。尽管如此，我依旧固执地认为，独立、自由、正义、批判才是思想固有的核心价值。思想者言说（文学），我特指向这样的文人类群，他们操持笔业，肩负“公众的良心”，独立于私利之外，以高度的理性批判精神，展示知识分子自由精神，用雕刻刀般的笔，做理性价值诉求与主体自我审视。乔治·奥威尔在《政治与文学》中说过，“假若思想自由消亡了，文学注定也会消亡”，实则是将思想自由和文学存在做捆绑式透视，思想自由为人类精神生命的原色，思想者言说（文学）是其承载体，而这样的“思想者”，有一个基本的身份标识，即“自由的漂浮者”（曼海姆语），是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人。
在江苏散文创作中，的确也有这样为数不多的思想者及其言说篇什。他们以思想争锋见长，秉持着“诚实而高贵的做人风骨”（彭学明语），穿透被“江南”“南方”与“文人”等概念裹挟与萦绕的相对固态化了话语，对时代痼疾做批判与反省，对被遮蔽的历史真实、对“文革”等做理性的诉求与自我的审视，成为仰望星空的思想者。探究这些思想的源起，在江苏区域乃至全国文化思想界，“南大精神”必然是无法略过的。沈卫威在《百年南京大学的精神守望》中追本溯源，对南大校史、南大人与南大精神做了梳理，其间谈及1922年《学衡》创刊与刘伯明言及的“学者精神，和“学风”、1956年孙叔平（时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倡导的“严谨的”和“自由的”校风理念、1978年5月11日胡福明在《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实践求真理的思考等，与此种学统相应，“南大人”对创新、良知、自由、批判、责任、社会精神、求真审慎等价值观念进行着跨时代的承继、追寻与坚守，确立着知识分子的质朴真诚、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就20世纪90时代以来的江苏散文文体而言，思想者言说首先是关于“南大人”精神的自我言说。董健是南大精神承继和发扬的重要人物，《跬步斋读思录》和《跬步斋读思录续集》是他的代表散文集。《跬步斋读思录》分“读书杂感”“教书余兴”“品书说戏”三部分，《跬步斋读思录续集》分“说大学精神”“招戏剧之魂”“世相偶揭”“谈文说史”“序文选编”五部分，都是董健立足南大，秉持“立人”思想，恪守“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风学风，用“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超越的精神”“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在关于读书、学术、戏剧、评论、大学（精神）、教育（腐败）、政治、权势、时代、读书人（知识分子）的议论中，对社会基本价值和知识分子基本品格等所做的某种追问，体现出一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正直知识分子的“自天”责任。丁帆是另一位有着强烈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南大人”，他认为价值理念的定位是散文的灵魂与最核心的问题，人性的聚焦是散文的最终追求，因此，在散文集《枕石观云》中，他思考新世纪人文困境、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文化选择、物欲时代人性、个人道德与公众道德、人格与正气、中国文学、女权主义（女性写作）等公共性话题，在《江南悲歌》中重点议论“读书人”的人格与气节，思考知识分子“政治文化情结”与“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进行文化的批判”的辩证统一，学以致用，守护正义和真理，守护人性和人道。董健曾由此散文集演绎开去，写了《21世纪的“读书人”》，思考人文知识分子要摆脱工具性、依附性，确认自身“人文主体性”所面临的三个转变，即知识分子社会定位的转变，知识分子社会功能的转变，知识分子治学心态的转变，振聋发聩！王彬彬是站在历史之维，以另只眼还原似乎早被意识形态定论了的阶段性历史真实的“南大人”。关于文学与历史真实的关系，埃利·威塞尔提出“见证文学”，瑞典文学院在诺贝尔奖百年纪念时提出“见证的文学”，其意义均指向文学应该起到以历史见证实在的作用，真实记录历史的发生，用自己的语言对抗人为的谎言。王彬彬的《往事何堪哀》《并未远去的背影》大概类属于此。这两部作品，一是对二十世纪文化界的陈独秀、胡适、鲁迅、朱自清、吴晗、胡风、丁玲、闻一多、郭沫若、瞿秋白、韦君宜、柳亚子等做出新的更符合真相的解说；二是审视在社会大变革中，知识分子、学者、文人与政治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链接。王彬彬写的不仅是这些杰出人物的命运悲剧，更是这一代知识人的不可避免的悲哀与难言的隐忍之痛。与其说王彬彬在对历史进行某种在场式追踪勘察，还不如说作为知识分子主体身份的王彬彬在做理性的自我诉求与自我审视。
除了“南大人”，还有些知识分子型的作者借助散文文体做着“守夜人札记”。如王尧关于“文革”的经验与思考。“文革”是群体（抑或个体）共同承担和面对的一种往事并不如烟的苦难记忆，是一段非常态历史典型化的代码，对“文革”的多种记忆与多种反思，源于主体间的种种差异，其作者大多并非要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更多的只是试图承担玛格利特所说的“道德见证人”（《记忆的伦理》）的身份。王尧的《脱去文化的外套》便是这样一部作品。他用一种正视历史的态度，对当时日常现状、生活进行历史化重现，在“一本知识分子的长短录”中，展示“不可能出现众声喧哗，不可能有多元的稳健的声音”的极权时代中思想被禁锢与异化的受难人群，展示当一个“文革”的亲历者变成一个研究者后所持有的文化良知与反思精神。透过王尧的“纸上烟雨苍茫”，我看到与那段历史相关的几个核心语词：专制、异化、记愧。专制对自由思想的奴役是所有文革记忆中被反复言说的一个重要话题。在一个政治极权与个人思想对峙并且最终取消个人思想的时代，专制制度的重要心理提示是，人无须怀疑人生的意义和“我”究竟是什么，人附属于集体，个体思想与作为人的自由意志被被动或者主动从属地禁锢了、异化了。诚如王尧所述，“在知识分子不具备任何思想能力的情形下，人格的异化也就成为必然了。一方面你不能不拥护运动，另一方面，你若是拥护运动就得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或者有罪——因此参加运动的结果，就是承认那些强加于自己的错误和罪行，除此之外，任何一种选择都是不革命的。”正是基于对文革现实如此深透的认知，王尧才能深刻地反思到，“一个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他未必能反抗什么，但是如果他的思想精神还存在着一些痛苦和斗争，那么他也不失为一个有良知的人”（《话语转述中的“个人”》）。换言之，当一种病态的意识形态大行其道时，当恐惧、畏罪、检讨成为生命畸形发展的合法借口时，真正的知识分子也许都曾经历过“内心流亡”，“以自我否定、自我放逐来寻找一种保护，是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策略。经历过数次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有不少人似乎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绝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这样的习惯”，它的心理暗示与鲁迅所论及的“想做奴隶而不得”“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恐惧和焦虑相似，是一种强权抑制下的显在异化。还有一种温和脉脉的隐性异化，在《文人的乡村生活》中，王尧舒缓地写了沈从文、俞平伯“新鲜”的乡村生活，“这种生存方式正是中国文人对待厄运对待专治的一种传统，它从精神上避开险境，以守护自己的性情来表达生存的信念”，但终究，“想做‘隐士也做不得”。记愧是哀默无言式的深沉抵抗与反思，是个体面对一种非常态历史的独立自持。“苦难记忆既是一种主体精神的品质，亦是一种历史意识”（刘小枫《苦难记忆》），“如果连惭愧也没有，所谓反思历史又从何说起——没有记愧，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作家之死”（王尧《作者之死》）。王尧这份独特的个人化文革记忆与叙述，传递的是知识分子的某种历史自觉性与文化良心。王尧说：“我赞成包括文化大散文之类的写作对历史叙事的运用，历史叙事探究文化、生命、人性的种种形态，打开中国知识分子尘封的心灵之门和与之相关的种种枷锁是必须的：但是历史的所有询问其实只是探究我们精神来龙去脉的一种方式，历史的叙事同时应当是写作者关于自我灵魂的拷问、关于生命历史的考证、关于精神家园的构建。”这大概是作为内敛型思想者王尧的散文精神宣言吧。
江苏散文的话语形态，诚如朱自清在《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中所述：“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理解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漫衍日新月异。”但置于当代中国散文史的历史叙述中观察，江苏散文的不足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散文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彭学明在“江苏新世纪散文创作研讨会”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江苏散文雅致的多，大气的少；似曾相识的多，推陈出新的少；独具江南滋味特色的多，对现实关照的少。检视江苏散文创作及发展境况，不足大抵有三：一是精神容量深度不够，少有大气之作、经典之作。若以2000年为时间断面，以获奖为例，之前，可以看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获1983年全国优秀散文（集）杂文（集）荣誉奖，忆明珠的《荷上珠小集》、惠浴宇的《写心集》获1989年全国优秀散文（集）奖，艾煊的《烟水江南绿》、夏坚勇的《湮没的辉煌》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1995-1996）等。之后，则少有江苏作家在此类评奖中获奖。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江苏散文尚不能在全国的散文格局中突兀而出。二是散文作品产量多但精品少。汪政认为当代散文，特别是新世纪的散文是“人民的文体”，确认散文平民化与广泛性的特质。这阶段的江苏散文作品，的确数量颇丰，但也是良莠不齐。三是创新度不足，在全国性的“新散文”写作、“在场主义散文”等品牌性写作中（尽管这些标新之举名大于实，但创新的努力值得重视），江苏散文作家参与较少，作为不多，在全国的影响力不大。这些是江苏散文作家应予正视的另一种现实。或者这正是未来可以有所作为的新空间。
（责任编辑：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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