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近代的新派人物，少年时即结识革命志士，阅读进步书刊，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青年时留学日本，参加民主革命活动，传播民主革命思想；辛亥革命期间，积极发动群众和组织革命武装，投身武装斗争的第一线。入民国后，黄侃却固守传统，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成为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背后有极其复杂的原因。
一、新思想的先锋
黄侃（1886—1935），字季刚，号乔馨，晚号量守居士，湖北蕲州人。黄侃自幼聪慧好学，博览群书。1901年，考中秀才，年仅15岁。1903年，考入由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与宋教仁、董用威、查光佛、田桐等革命志士同校学习。后经宋教仁介绍，结识黄兴。在黄兴、宋教仁的影响下，黄侃相继阅读了《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书刊，开始接受反对满清政府专制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1905年秋，在其父黄云鹄故交张之洞的资助下官费留学，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同年8月，加入中国同盟会，张之洞闻之，取消了其公派留学生资格。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被孙中山派人迎赴日本，主持《民报》。黄侃拜章太炎为师，一方面师从太炎学习小学、经学，一方面为《民报》撰写文章宣传革命，对保守派和清政府进行猛烈抨击。诸如，《专一之驱满主义》指出要光复大业，必须明确种族与政权相较，种族为大；斥责立宪派为禽兽之畴，历数满人对汉人的压迫，主张种族革命，强调一切事业“必须驱满为先”，并提出驱满的方式——暗杀。他号召“兴兵伐罪之业，在齐国人之一心，勿畏死也”“”甘殉驱满主义而不悔”。《哀贫民》中他立足于民间调查的事实，详细描写了鄂东家乡乃至全国农村现状，以及劳动人民在残暴的专制统治下的困苦状况，认为“持干戈卫索、出丝麻百谷以衣食天下，舍贫者无与任也”。但是结果他们“皆为富人仆役而已”，这是天下最大的不公平不合理。黄侃认为要改变贫富不均的社会状况，必须起来造反，他号召贫苦大众向富人展开生死搏斗。“复平等之真，宁以求平等而死，毋汶汶以生也。”《释侠》通过对“侠者”一词的多方面阐释，认为“凡我汉民”，已“死丧无同”，而“光复之事”“舍侠者莫任”，号召革命者以民族大义为重，挺身而出，仗义行侠，“誓捐一死，以少尽力于我同类，而剪除一仇敌，”救民于苦难，推翻清朝专制统治。《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天系》揭露了立宪骗局，驳斥了阻碍革命的立宪论调。《哀太平天国》总结了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希望后之起者，以太平为龟鉴，仗太平之所志，而易太平之所为，努力推翻清朝统治，等等。黄侃的这些政论文章，汪洋恣肆，文笔锋利，充满了反对外敌侵略和封建剥削、拯救民族危亡的浩然正气和革命激情，可谓振聋发聩的洪钟巨响。1910年秋，湖北革命党人函促黄侃归国共谋举义大计。黄侃立即回到武汉，分析形势后，他认为武汉革命力量薄弱，时机并未成熟，不宜轻举妄动，当务之急在于办报纸，做宣传，激扬民气，积蓄力量。他亲自深入民间，奔走于湖北各地，组织民众，成立孝义会。他经常深入深山僻野，宣传民族大义及中国危亡之状况，号召民众反对君主专制。1911年，他为文学社的机关报《大江报》撰文，《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署名奇谈。文曰：“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沈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然自戴而不自知耳。……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文章篇幅虽然短小，但是气势凌厉，慷慨激昂，此文刊出，震动清廷，《大江报》被封，主笔、副主笔詹大悲、何海鸣被收押。湖广总督瑞潋、八镇统制张彪等人深恐军中大乱，遂下令对新军进行严密监视，且严禁官兵任意出入，宪兵、巡警、便衣、密探遍布城中，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革命形势日益紧张，革命党人加紧起义准备。1911年武昌起义后，詹大悲、何海鸣出狱，并发动新军光复汉口，成立汉口军政分府，黄侃也参与军政分府工作。后清政府命冯国璋率清军南下，急争汉口，11月1日，汉口失守，武昌亦危。詹大悲、何海鸣等人前往上海招募军队。黄侃回蕲春发动孝义会，以北上牵制清军。后因惊动当地豪绅，驻防清军前来抓人。黄侃等人躲过清军围捕，辗转去了上海。1912年初，革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定都南京。满清王朝坍塌，中华民国成立，黄侃功不可没，因他的思想启蒙和身体力行，为反清革命履危蹈险、出生入死。
二、逆境中的坚守
辛亥革命后，封建帝制被推翻，但新生的民国并没有给国民带来福祉。民初政治乱象，民困依旧，黄侃心生倦意，退出政坛，潜心国学研究和教育，在逆境中坚守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不惜与新文化派“对骂”，宁愿背负“守旧”的十字架。个中缘由值得探究和深思。
（一）对民初政局的极度失望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大总统职位，封建军阀官僚摇身一变成为民国官员，革命党人却因遭到排挤打击而内部涣散，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杀害，如詹大悲等；有的忙于争权夺利，不再筹划国计民生；有的意志消沉，甚至叛变革命，如黄侃的好友胡瑛投靠了袁世凯。这一切，使黄侃对政治心生厌恶，决计退隐。这从黄侃临别赠宋教仁诗中可见一斑。民国初建，政党林立。宋教仁幻想通过议会选举国民党执政，到南方各省进行竞选。1913年2月，宋教仁从长沙至武汉，然后到上海，恰好黄侃从武汉至上海，两人在同一船上不期而遇。黄侃对宋教仁到处宣传竞选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两人对时局的看法分歧甚大，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黄侃的《癸丑二月江行赠宋邂初》诗云：“春风动波涛，复此仙舟会。高眄空冀州，逸气陵江介。伊昔时未康，与子俱颠沛。海隅一相聚，绸缪历年岁。蝎来鄂渚游，围城瞻壮概。兵祸既潜销，君名亦光大。中国独分崩，荃宰贵准贷。闻有非常志，庶拯斯民害。嗟余遘幽忧，逍遥从所届。虽惭日月光，肯为尸祝代。缅怀庄惠交，忘言亮为贵。”黄侃认为当前中国分崩离析之势已形，这种局面的出现袁世凯责无旁贷。他认为宋教仁的政治理想未必能够实现，而自己却无心再过问政治，决心像庄子一样“逍遥”了。1913年3月22日，宋教仁于上海被暗杀，黄侃撰写《思旧辞》悼念。提及年初相遇且赠诗一事，“以庄惠前事为喻，且劝以深根宁极，救以横流，钝初亦以为知言也”，其“卒以不忍国民涂炭，九服崩离之故。……有志不遂，伏恨黄墟，乌呼哀哉”。1911年11月到1914年8月，黄侃在上海居住了三年，边工作边续治小学，开始撰写《音略》。后来袁世凯帝制自为，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百姓不宁，黄侃对政治更加失望，但是已无力回天，此后便将平生兴国爱族之心，寄于学术文辞，融于笔端。endprint
（二）个性高傲，难与世俗谐
入民国后，黄侃退出政坛，从政治上与敌对营垒明火执仗地作战，到潜心学术，托足讲坛，这一生活轨迹的转变，亦是其个性所致。他认为这样做，符合他个人的性格，也符合革命的要求。
“侃才高气盛，自度不能与世俗谐，不肯求仕宦。”黄侃是个极具个性的人，不肯苟随流俗，趋炎附势，在政治上可能难以伸展，因此不想再涉足政坛。居上海期间，直隶都督赵秉钧久慕黄侃之名，强迫其出任幕僚长。1914年1月在赵氏紧逼之下，黄侃赴天津就任。赵秉钧见到委黄侃，本期黄侃为己所用，因此礼遇甚隆；但黄侃不为利诱，不为官迷，终不欲留。赵秉钧知其心意漂泊，性难随俗，就于2月同意他的“申请”，免其所任。黄侃辞归上海，主持《民声日报》，此后疏于问政，拾治旧籍，自此以治学教人为立身之道。
黄侃参加革命原本没有私心，不羡荣华富贵，不慕高官厚禄，纯粹从民族民主革命出发，为了推翻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目的已达即可脱去重负，做自己想做的事了。因此，辛亥革命之后，他就回到自己喜欢的学术领域。1914年秋，黄侃应北京大学之聘，到北大做教授。1919年离开北大先后受聘于武昌高师、中华大学、山西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直到1935年去世。他虽然身在高校，但其心仍系国运民生，时时注视着时局的变幻，并将其所见所思书之于笔。二次革命他没有参加，但他关注北洋军阀的暴行、革命者的牺牲以及百姓所受刀兵之苦。1913年10月，他在《乱后始至南京作》中描写了这场战争带给南京人民的祸患。“道旁一望皆荒土，乱后重来似隔声。”1913年10月，他到江宁，看到昔日宽阔干净、热闹非凡的街道，变成断壁残垣，坑坑坎坎，23日作《伤乱赋》，“蛙蟆之争何足论兮，遗民无辜遭此运兮，仰视青玄诉冤债兮，害气将究庶同尽兮！”25日作《行路难》，“十城荡荡九城空，大军过后生荆杞。恸哭秋原一片声，谁人不起乱离情。”面对战争造成的破败凄惨情景，黄侃用他手中的笔“独为遗民诉不平”。袁世凯死后，中国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经济萧条，饿殍遍野，黄侃用诗歌抒发了其忧国爱国情怀。如1921年作《闻近事感赋长句》云：“千里关河愁战伐，十年萍梗羡团圜。明知氛衩消难尽，犹为苍生冀暂安。”㈣同年6月7日，王占元兵变，作《五月初二夕九时武昌城内驻军哗变》云：“城中民多兵亦多，民如羊兮兵如虎。……火热长街不计家，财帑空空妇遭侮。”伤时厌战，对人民充满同情。1928年，日军为阻止蒋介石北伐，制造济南惨案，此后黄侃日记中专辟一时事专栏，记载倭事。如5月18日“京、津旦夕可下。倭寇又图扰京、津。”19日的时事记载“倭寇干与辽蒙，用兵济南，皆悬倭旗。……国亡在旦暮，而无奈何。”20日“倭寇重师据榆关。……予察倭深谋必径取辽沈，以抵宽城。扰山东，沮北伐，皆为此事枝叶耳。”21日，愤倭寇阻止我军北进，干预辽蒙用兵，强据济南，并悬倭旗，因作《勉国人歌》，歌日：“嗟我兄弟邦人诸友兮，急起逐倭奴！前进有尺后却无寸兮，存亡决于此区。四百兆人宁斗而死兮，不忍见华夏之为墟。”以唤醒国人同日本侵略者做坚决的斗争。在南京时期，黄侃应邀在中央和金陵两个大学讲授国学，收入不菲，但是外族入侵，内战未已，生灵涂炭，国无宁日。黄侃之心仍系时局、国家和人民。他激扬文字，针砭时弊。九一八事变之后，黄侃在1931年—1933年的日记里，有五十多首诗词是控诉日寇的野蛮侵略、揭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同情广大人民群众受苦受难的。1931年9月20日，突闻九一八事变消息，悲愤难宣，作《闻警》云：“早知国将亡，不谓身真过。辽海云万重，无翼难飞赴。”自此作诗不用“日本”二字。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他作《书愤》云：“恸哭秋风忽一年，谁令辽海陷腥膻？力微难挽沉渊日，劫尽真逢倚杵天。”1933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5日黄侃作《牡亡》：“牡亡谁为守关门，激矢虻飞书亦昏。羞与深仇同日月，不妨孤注掷乾坤。”敌人的进攻越深入，黄侃的焦虑愈深重，或拍案而起，或借酒浇愁，或使气骂人。1935年10月，民族生存危机日益严峻，黄侃深为忧虑，他临终前还吃力地向家人询问河北的近况，在弥留之际仍不免叹息：“国事果不可为乎？”抱恨以终。
（三）以治学传学作为存亡继绝的途径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是国家并没有从痛苦的深渊中挣脱出来。入民国后，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国事越发不可收拾。黄侃心系国家的兴亡和民族的命运。他认为“革命之成，实由民气，民气发扬，实赖数千年姬汉学术典柯不绝，历代圣哲贤豪精神流注，俾人心不死，文字不灭，种姓不亡，是以国祚屡折而不殊，民族屡危而复安。”在他看来，救国保种要从根本上着手，他认为中国的祸根在于道德败坏，民族文化不兴，当务之急在于唤醒民德：知耻、忠厚、耿介和必信。这些都是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只有民族文化得以承继，国家和民族才会有复兴的希望。他退而讲学授徒，讲经史子集，讲语言文字之学，是为了辨明民族大义，弘扬民族文化，培养国民道德，是从根本上救国保种。总之，黄侃认为，民族、国家的兴衰，最终决定于民族文化存亡。他说人类一切学问，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三德。“学问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日国家，第一当保全匡郭；今日学术，第一当保全本来。”“现今自救救人之法，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因此，他以继绝学、明旧章、存国故、植邦本、固种姓为己任，穷毕生之精力研究和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认为不问政治而钻研学术也可以遂兴国爱族之心，实现除害救民之志。由此可见，黄侃的革命意念并未改变，只是转换战场，转换报国途径而已。也就是说黄侃没有消沉，而是以治学传学作为存亡继绝的途径。
（四）对传统文化的深切忧虑
中西文化的接触从明末算起到五四时期已有300年的历史。从明末传教士东来到鸦片战争前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传教士在传布耶稣教义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历算、天文等各种科学。当时的中国人虽然难以接受西方的宗教，但是并不拒绝西方的科学。同时传教士为了在中国传布福音，表面上也尊重中国的文化和习俗，比如允许中国教徒继续拜祖及敬孔等，因此开始了中西文化的最初的融合。虽然后来由于礼仪之争，清政府禁止了传教运动，但是毕竟开始了中西文化的接触史。到了19世纪西方文化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帝国主义精神兴起之后，文化接触竟成为经济侵略的副产品。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人的目光集中在商业利益上，而中国人感受最多的是西方的船坚炮利。因此产生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理论。然而割裂文化整体性的想法、做法解决不了近代中国的实际问题。于是我们对西方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即在坚船利炮的背后，还存在一套独特的政治制度，我们不能舍本逐末，撇开西方的政治制度而单独吸收它的实用科学。可是辛亥革命成功了，中华民国建立了，但是中国社会依然没有丝毫实质的进步，富国强兵的旧理想也成泡影。问题出在哪里？这逼迫我们不得不去寻求新的答案。入民国后，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政治制度依然不是根本的，要改造中国只有全面接受西方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盘西化和粗暴地反传统，致使传统文化这一持续了数千年的“大传统”一夜之间被颠覆，沦为“小传统”、新旧代序、雅俗易位、传统断裂。黄侃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反对白话文。五四之后，他也始终坚守其学术立场——“昌明中华固有之学术”“量力守故辙”。时人将他视为保守派的首脑。然而他这种前进中的保守，实为对传统文化的深切忧虑。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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