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

　　由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苏州大学文学院、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公司、上海市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文艺争鸣》杂志社共同主办的“阎连科创作研讨会”，于2014年3月29日在复旦大学举行。会上，来自国内各地和台湾地区的近50位知名学者、专家、评论家们，多角度、多层面地对阎连科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充分的学理探讨。这次会议就阎连科三十多年的文学写作进行了整体的学术探讨与定位。专家们分别对阎连科的文学创作及其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炸裂志》给予了具体的研究和分析。

　　与会的不少专家学者梳理和回顾了阎连科三十年来的文学创作，并对于他近些年来的创作，学者和评论家们敏锐地捕捉到作家突破性的转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表示，他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阎连科的创作，感觉阎连科的创作变化很大。陈思和指出，阎连科早期的小说写出了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和生活信念，如果今天在当代文学史上要选一批最优秀的作品，其中就少不了阎连科的《年月日》。在中国人普遍感到失望、绝望的时候，在知识分子最脆弱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农民作家阎连科，在《年月日》里把中华民族的底层的深层力量写得这么好，他给了我们信心，这个信心在于民间，在于普通的老百姓身上。另一个让人震撼的作品就是《耙耧天歌》，小说写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一无所有的农村老太婆，是如何用血肉之躯来换得了生存的尊严。如果说阎连科的《年月日》写出了人的生的坚强，《耙耧天歌》则写出了爱的伟大。五四以来，作家对中国的底层虽然说了很多好话，如劳动人民最伟大，贫下中农最光荣，但真正用笔写出底层的不多。阎连科写出了底层人民生存状态和对底层生活的信念。这种信念是伟大的，了不起的，靠这种信念，尽管我们国家、民族遭受了各种各样的灾难，但是我们的民族没有衰亡下去，这就是我们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力量。但在《坚硬如水》后，阎连科创作发生了转变，他的所有创作上都增加了一个元素，就是改革开放以后被急剧膨胀起来的欲望。阎连科后来的小说基本上都是在物欲、权欲、性欲三者之中搅和。阎连科把欲望写得淋漓尽致，欲望怎么成为人性的异化、背叛，他在这个意义上阐述得非常充分。但这种欲望不是正面的，比如有些作家写物欲，写资本主义的原始发展，写出了雄心勃勃的资本主义英雄。而阎连科笔下都是反讽的，他一方面把主人公写成英雄，另一方面写成恶魔，而其中对欲望的鞭策和痛恨要超过他对欲望的赞美。他在暴露时代的疯狂性，批判欲望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可怕，但19世纪以来雨果、巴尔扎克都写这个主题，写到最后还是告诉你“毕竟东流去”，时代还是要往前走。阎连科对生命欲望感受到了，对生命的坚强感受到了，对整个人类发展中的力量还是没有感受到。他被现实的疯狂性和内心的愤怒压倒了。在《炸裂志》里面，看不见尤四婆、种玉米老汉这样的中流砥柱，这样的民间的人物。不管这个时代多疯狂，我们社会靠自己的劳动、真诚、勤奋工作的人，还是大多数。如果不是没有社会大批的底层的人，靠自己的良知、劳动在勤恳工作，不是他们拉住了时代这匹疯狂的野马，这匹野马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陈思和教授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共鸣。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将阎连科的创作分为《年月日》等“写实三部曲”、《受活》《坚硬如水》《日光流年》“后合作化三部曲”和《风雅颂》《四书》《炸裂志》“心灵三部曲”三个阶段。程光炜认为，阎连科在早期的写实阶段，给人的感觉是河南地方作家，写实功底好，生活气息浓厚，但已显示出走向全国的气象。“后合作化小说，三部曲，非常饱满、强烈，可以说是阎连科创作的一个高潮。在“合作化三部曲”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恶魔”的力量。因为阎连科、莫言他们那一代作家是合作化的受害者，小说的荒诞性其实就是批判性。“后合作化小说”让人感到那个时代的受害者终于站起来了，有书写能力了，终于以自己的方式去否定那段历史。而到了“心灵三部曲”阎连科则走得太快了，他的“神实主义”表明阎连科真的是想走自己的路，甚至带有很大的实验性。

　　上海外国语大学社科部教授宋炳辉指出，面对当下三十年，现实本身的语境已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不光是中国本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话语，包括文学话语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的语境已带入到我们的文化话语间。阎连科的转型，是关注到了我们文化语境的转换。如果排斥这样一种世界语境，很多话语也是不接地气的。阎连科后面一个时期的探索，他的反讽达到夸张的这种方式，是和现实接了地气。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认为，阎连科他一直有“野心”，在写地方小事情时就瞄准中国了。当代中国作家到了一定的岁数后总想跳一下，想挑战自己，不再只是把握“耙耧山脉”了，而是中国。一个作家生活的积累和聚的气有一定的量，适合在某一个空间释放出来比较好。所以，在小说中营造一个合适的地方非常重要。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光东认为，阎连科前期的作品，如《年月日》、《日光流年》，不管写得如何残酷，作家对生命，世界还是信任的。但到了《坚硬如水》、《受活》时，阎连科与世界的关系变得很紧张，他对这个世界的变化很焦虑，似乎不再信任这个物欲贪婪的世界。到了《风雅颂》和《炸裂志》这两部作品，阎连科转而开始用荒诞的方式去反讽这个世界的黑暗的状态，试图抽象出这个世界本质性的东西来，这点就接近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品。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发有认为在阎连科的创作中，对土地的情感以及土地在他写作当中的意义，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阎连科的早期作品和近期作品，在情感的态度上有明显不同。早期作品里的人物，来自泥土，回归泥土，想象力像庄稼的种子一样，落入土地后才能生根发芽。如《年月日》里面有很感伤的情怀，感伤里有无奈，展现了阎连科对土地深深的眷恋。而最近他的几个长篇小说和早期作品相比，里面的人物、包括叙述者和土地的距离越来越疏远。作家的情感找不到一种附着物，找不到可以寄托的地方。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阎连科是一位创作非常丰富和强大的作家，他像一座山又像一座森林，像一条河流又像一片土地，是一个非常丰富复杂的作家，是真正有历史高度的作家。世界文学发展至今，从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到经历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再到中国文革后的三十年文学，阎连科都有他的高度。如果不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他，就不能看清阎连科的高度和价值。也不能看清楚中国文学的意义和价值。阎代表的高度是中国文学达到的高度，阎连科以及当代作家群体把中国文学的高原拢起来了，中国文学才能在世界文学上有一席之地。阎连科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放在世界文学的中短篇小说中都是非常强大结实的，不论是对人精神的穿透，对中国人生存的穿透，都是了不起的，可与契诃夫、莫泊桑等相媲美。阎连科的《受活》写出了柳鹰雀这个极端了不起的人物，在后社会主义阶段，在共产国际后冷战时期，对它最有力的书写就是《受活》。《四书》、《炸裂志》都是有历史高度的作品。《四书》是他对知识分子历史惨痛的重新的责问，《炸裂志》企图在历史的高度上写三十年的中国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阎连科是非常有勇气有胆量的作家。endprint

　　《文艺争鸣》主编王双龙认为，阎连科是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作家，他创作的关键词是尊严，他一直为争取人类的尊严而写作，关键词的背后是作家对这个时代的担当，是正义、激情和勇气。阎连科为尊严，为人类的尊严写作，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今天我们只能称阎连科是一个重要作家，还不能称是伟大作家，因为他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写出更好的作品来证明自己，而伟大作家都是要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来证明的。

　　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尧指出，我们通常认为阎连科和现实之间有冲突，与社会间有紧张的关系。其实很长时间以来，阎连科的创作和我们的文学教育、文学史论述的关系也很紧张的。我们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论文基本不把阎连科放在主流论述里，我们也找不到一个位置恰如其分地表达对阎连科的理解，他其实是处于双重的压迫中。从阎连科的书法来看，他的钢笔字很柔和，和人一样，但他的书法完全是传承扬州八怪金农体的，用笔非常猛，他的钢笔字就是散文，他的书法就是长篇小说。阎连科对现实其实是一个有大爱的人，不是说他不信任现实，而是现实的某些构成不信任阎连科。阎连很擅长思考，如果我们以19世纪文学主潮来看阎连科，他是一个叛逆者，如果以20世纪西方现代派来看，我们对他所能用的词只能是荒诞、魔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谈到阎连科的创作时，将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定义为“新长篇”。他指出，阎连科完全没有按照十九世纪的规范去做，他的小说更像是二十世纪一些重要作家的作品，阎连科的长篇小说有这样一个特点：他往往是以意象的炸裂、爆发，取代传统意义上长篇小说的人物形象描写。所以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人物形象。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群体化的，发散型的，我们看了他的小说以后，脑海里是一群芸芸众生，我们看了后就觉得是写我们自己，是写所有的中国人。阎连科这点把握得特别好，但是他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就是没有创造出祥林嫂、阿Q这样让过目不忘的人物形象，我们记住的人物是射线型的，辐射型的，能射到每一个人身上的群体化形象。同时，反讽是阎连科作品中的灵魂，他所有小说基本上是围绕着一个意象，一个带有极强反讽意蕴的意象，像原子裂变一样，一点点地辐射。所以他的作品中找不到19世纪的那种叙事，也没有人物性格的演变，纠葛，最后给出命运。他的人物命运是一开始就给出的，这帮人在地狱里、炼狱里挣扎，但是他们在悲当中要挤出一点笑，这个笑里面含有极大的讽刺意义。

　　谈到阎连科小说的人物形象，中山大学教授郭冰茹认为《炸裂志》的人物形象不够鲜明，孔家的几个兄弟除了老四有点不一样，前面三个孔家的兄弟性格都没有明显的差异和互补，故事缺乏生动鲜活的细节把小说支撑起来。作家主体的观念性很强，渗透到小说文本中来，使得小说的人物缺乏了主体性，就变成作家呈现观念的工具。《炸裂志》中的人物都像木偶一样，如果离开了作家强势的概括性语言，人物都立不起来。

　　对此，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则有不同观点，他指出，我们都是19世纪现实主义的奴隶，之所以觉得阎连科小说中人物扁平化。因为我们完全是以19世纪的模式来衡量。小说之初，是一种非常自由的形式，经过19世纪法国，俄罗斯现实主义的模式之后，我们觉得人物一定是圆形的，性格一定要发展，人一定要和历史紧密相联，一定要有人文情怀。这当然没错，19世纪的现实主义艺术是人类文学文明的一个高峰，但同时小说重负很大。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比起来，19世纪的小说完全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阎连科的小说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与20世纪的艺术趋向吻合，突破了现实主义的束缚。《炸裂志》的狂放的暴力式写作，在某些程度上说好像很粗陋，但契合了我们心灵最深处的集体无意识。阎连科的小说给人感觉就是天马行空，让想象自由地飞翔。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金理谈到了阎连科小说中的两类人物形象：恶魔性的人物和胆小的人。恶魔性的人物有巨大的创造性和恐怖的破坏性。不管是在革命年代还是改革年代，都像发动机一样，如《炸裂志》里的孔明亮。另一类胆小的人，如《风雅颂》中的主人公杨科。金理认为，这类胆小的人没有自我改变、觉醒的能力，而一个生性胆小怯懦的人，为什么会和现实构成剑拔弩张的态度，或许可以从作家的内在来考察，阎连科的散文集《我与父辈》就是一部忏悔录的自传，“胆小的人”身上其实凝结着作家自己的体验。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杨剑龙教授认为，当代作家中，阎连科是一个特别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家。他的作品里有一种对现代社会的执意的批判精神，如果把他当成乡土作家来看，从某种角度他是延续了鲁迅的批判精神。二十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发展形成了两种流派，一种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批判乡土，一种是沈从文废名为代表的抒情乡土。两种流派延续到当代，山药蛋派、陆文夫延续了鲁迅的批判乡土，荷花淀派、汪曾祺则延续了抒情乡土。阎连科的批判精神具有鲁迅精神的这种意味。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表示，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的繁殖，以及海量信息的出现，大多数民众越来越相信媒介所告诉和塑造出来的现实，认为世界就是电视和报纸告诉我们的那个世界，而阎连科写作的这种荒诞化、陌生化，有意和现实疏离，提醒我们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并不是电视媒介告诉我们的现实就是真正的现实。阎连科大胆介入的政治写作，政治话题，对当下比较敏感的话题的写作，都包含着他的一种写作的精神，这是阎连科写作很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学昕认为，阎连科小说创作的美学形态是骨感。他的作品阅读起来没有太多的美感，无论是形式还是语言，整体上给人感觉不是一个很美感的形式，而是骨感和痛感。他对现实是警惕的、质疑的、愤懑的，一直贯穿他的写作。而这可能源于他内心之痛。阎连科很早宣称自己的写作是“拿头撞墙的艺术”。阎连科重现实，沉入到现实。他写作这个时代的巨大变异时，选择了一种荒寒的写作心态。这种荒凉的心境，是他对这个社会，对存在的理解。所以阎连科的小说二十年来，与现实一直是对视的。这也显示了阎连科的写作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他在无力的现实面前强烈表达了一种有力。endprint

　　中国人民大家文学院院长孙郁则谈到了阎连科小说创作的语言问题。他指出，阎连科小说创作的词语、书写方式一直在发生着变化。《坚硬如水》对文革语言的戏仿、反讽，和《日光流年》的肃杀、沉静的风格有一些区别；《受活》里则有阎连科家乡方言的味道，很接地气，表达乡村生活非常好；《四书》则是圣经体和鲁迅野草式的知识分子式的话语方法。到了《炸裂志》，他的语言又有变化。阎连科试图在表现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故事时，寻找到不同的表达方式。他期待着阎连科“衰年变法”，60岁后能在语言上更接“地气”。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丹梦则试图从中原文化的角度去阐释阎连科的作品。她认为，在阎连科极具抒情化的、不加障碍、宣泄式的表达当中，显现了很多中原文化的内部的声音，她称之为“中国弃儿意识”，比如苦难的记忆，还有就是权力中心。河南曾是中国的中心，政治的中心，文化中心。这种中心的记忆和逻辑在阎连科的作品中有非常深刻的体现，比如《受活》、《炸裂志》。阎连科可能非常深地表现了一种地方无意识和集体情感。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扬从作家的身份、小说观念和文学观念的问题等方面来研究阎连科的创作。杨扬谈到，阎连科的作品中写什么，怎么写，和他的身份有关。阎连科最重要的两重身份是农民和军人，农村和部队里的经历在他的作品中打上了什么深的烙印。哪怕是《炸裂志》涉及了城市，底色还是河南农村的底色，和他长期的生活，童年记忆有关。他对国家、民族、社会、政治的关注，和他在部队的经历有关。从文学观念上来说，批评家批评的一般尺度还是沿用了文学史上的传统，这个传统包括我们对作品评价的观察点：有没有生动的人物，记忆明确的人物。像《炸裂志》里，人物确实很难记住，但或许若干年后，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讲，这种美学的变化，或者代表一种新的变化。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姚晓雷则将阎连科多年来站在底层立场上坚持创作看作一种精神现象，并试图分析这种精神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姚晓雷认为，阎连科创作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和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里的人生观文学观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他可能是以一种逆反的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把那种方式重新发挥了。阎连科创作的精神起点，并非像众多新时期作家一样，是启蒙话语、现代性、人道主义或民间道德等。他在精神层次上是一种社会主义时期的集体主义对文学的理想构成的潜意识。他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所受的教育是理想主义的教育，到改革开放后，他们走上创作之路，在新的文化环境下与现实不和解。但在他的潜意识里，那种教育下人格体系已形成了。阎连科创作的几个现象与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是反向的。一个是群众史观，他重新塑造人民这个观念，他笔下的《年月日》等小说里的主人公，有非常坚强的生命力，把意识形态的人民还原到民间式的人民；另一个是英雄人物，五六十年代小说里强调英雄人物，阎连科笔下的许多主人公如孔明亮等也是一种变异了的英雄，英雄的品质已不像过去纯洁化，在新的时代增加了很多复杂的成分。

　　针对阎连科最新的长篇小说《炸裂志》，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各抒己见。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张堂錡认为，《炸裂志》里真实和荒谬的辩证关系，很吸引人。越真实就越荒谬，越荒谬就越真实。《炸裂志》里写了家族恩怨、政治斗争、人性丑恶、选举、贿选，其写法，也许有点夸张、卡通式、狂欢式的写法，但如果不用这种方法，而用老老实实写的方式，是写不出其中的奥妙的。这也许是传统美学里讲的“无理而妙”，越是无理的，越是妙的。《炸裂志》不是炸裂的地方志，而是民主志，是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三十年目睹怪现状之集大成。小说最后，提到应该回到传统、回到人性，一个象征政治的孔明亮的死去和象征军事的孔明光离去，只剩下大哥孔明光生下双胞胎，儿女双全，孔家有了自己的后代，就是回到最原始最传统的地方去。对比前面一大段混乱的狂欢式的写法，其实作家还是想给人一点光亮和希望。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言宏谈到了阎连科写作的“破坏性”的问题。他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一个破坏的时代。破坏性实际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美学。阎连科的破坏性写作，和许多作家一样，关注的还是中国现代和当代以来的历史和现实，《炸裂志》就是以“炸裂”的方式表现这个时代和现实。炸裂意味着一种膨胀，疯狂，呼啸而来的，有冲击力的，破坏性的炸裂，从而涉及我们这个时代复杂的主题。《炸裂志》对中国现实有结构型把握的自觉：孔家四兄弟组成的权力结构，血缘、家族和现实的政治构成了这个巨大的炸裂空间，这部小说里呈现了家族结构，政治结构和性别结构。朱颖的复仇，则有家庭的复仇、血缘的复仇，性别的复仇。此外，小说对炸裂村人的精神书写，让人觉得所有炸裂村人是病态的，精神是无根的，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动荡不安，被权力的欲望，金钱的欲望充满。炸裂由乡村膨胀成都市的整个巨大的破坏过程，是伴随着一种精神破坏而来的。小说结尾里的“哭坟”，则展现了阎连科在创作中留给我们一个问题：在巨大破坏已是过去和必然的同时，如何去建设和寻找某种价值观。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梁鸿认为，《炸裂志》的文体内容结合比较好，阎连科用县志这种科学的方式，写炸裂这种非理性的、无规则的、突然爆发的形态，用理性与非理性的反差，恰好把时代摇摇欲坠的状态表现了出来。孔明亮这个人物很符号化，但就是中国社会最最普通的人，当代社会中有很多这样的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刘志荣则认为《炸裂志》的“点”抓得好，“炸裂”这个词，写出了当代三十年膨胀式的，有点失控的状态。“志”的思想也很好，用地方志的形式写一个小说，有概括三十年发展的雄心。如果小说按最初的设想，用地方志的形式写下来的话会更好。

　　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不仅从学术角度探讨了阎连科的创作，也回忆了与他的交往，对他忠厚仁义的人格魅力给予了赞赏。阎连科在发言中对与会人员表示了感谢，表示本次研讨会让他还有空间往后走，对自己是有很大帮助的。阎连科还于研讨会当日下午在复旦大学做了名为《我对禁书和争论的几点看法》的演讲，演讲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栾梅健主持。张新颖、张业松、马文运、林建法、季进、徐国源、朱静宇、张燕玲、周玉宁、黄平、何平、张立新、刘志权、谢波等专家学者，以及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也都在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张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