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青春”是80后文学的前世宿命
怀念青春、致敬青春、青春写作是80后文学的前世宿命，是80后文学的立世根基，最为主要的叙事内容，最具号召力的独门利器。80后文学之所以一面世就充满争议，首先因为是一个放大的文学概念。“80后”作为一个代际称呼，实在太大太大，其内涵与外延无限延伸，构成十足的社会热点话题。2004年2月美国《时代》周刊打出“80后”旗号，国内各个媒体紧跟炒作，一下子让全社会的目光都投向了这一代人，一时毁誉参半。评价在汶川地震之后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但主流社会至今没有完全了解80后。而我个人始终看好80后：80后是压力很大的一代，一定程度上超过前辈。而他们的市场竞争能力、生存能力、教育程度、自我意识等不会逊色前辈，尤其在体制外的生存能力不差，这一点甚至是70后都比不上的。从70后慕容雪村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体制外生存之艰难的生动表现——但这种痛苦伤感的情绪，在80后作品中就被淡化了，在他们的观念里：“体制外”是一种很自然生存状态，虽然他们依然时有抱怨。
与80后文学登上文坛密切相关的是当年上海《萌芽》杂志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一个杂志的赛事为何能吸引庞大的青少年读者群？原因就是80后面临巨大的压抑：升学考试为指挥棒的教育体制开始压抑年轻人，父母和学校联手使用传统来规范年轻人，而年轻人又面临全球化信息环境的释放，一方面压抑一方面释放，造成他们有反抗心理的叛逆行为——有趣的是，这种叛逆没有通过激烈的行为来表达，而是通过文学——文学成为温和的宣泄口。这是“新概念作文大赛”得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因。
80后文学其实一直在彰显属于自己的青春文化。青春是原动力、是悲哀喜乐的源泉，是反抗成人社会的利器，是叛逆主流价值的能量，是同时代人呼吸与共的召唤。韩寒的《三重门》《长安乱》，郭敬明的《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春树的《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张悦然的《葵花走失在1890》《誓鸟》，李傻傻的《红X》等一大批作品，无不是80后自己的青春——不同于前辈人的青春，从内容到形式，从趣味到价值观——面对激烈动荡的中国大陆转型社会，他们用对青春的宣泄，来抵抗来自有形和无形的巨大压力。或许众多中老年人对此呲嗤之以鼻，认为小屁孩懂得什么是痛苦？但平心而论，80后至少面临几个前辈没有的难题：一是前进的路标没有了、模糊了，从前日子再难，你的目标是清晰的，唯一的，别无选择的，而今你或者看不到目标，或者目标N多个，你必须选择，选择也是一种痛苦，就像“自由”可能是更高一级的痛苦；二是体制外的生存压力，物质的纠缠、欲望的挣扎、都市的阴影、拼爹时代的不公、蚁族屌丝的艰辛——“残酷的青春”既是一种80后生存状态的写实，也是一种想象性的内心情绪呼应。这些因素，即是80后生人、80后文学与世界其他国度文学艺术可以沟通，并汇成60年以来最为彻底、最为壮阔的跨文化交流的根本原因与现实基础。我在历次80后演讲中，即兴地多次使用一种说法：从前我们大家都跟着一列火车走，区别只在于你坐前坐后先上后上，而80后一代则自己开出一列火车，试图自己走。
这就是80后的青春，属于他们自己的青春，无论成人社会主流文坛如何诟病，80后以及他们的青春文学如何幼稚、如何偏差、如何远离经典，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就是他们，80后就是80后。对此，我赞成田忠辉教授的观点：在传统的青春文学描述中，我们判断其写作水平往往是以这一青春写作向成人世界靠拢的程度，是否能揭示世界的本原，深度、厚度和本质成为判断标准。其实青春写作的评判标准不一定非得是深刻和本质，相反应该以其写作“捍卫青春权利”的程度来判断，不放弃鲜活的“青春感受”，才是最好的青春文学。
至于将来文学史如何评价，我以为并不重要，因为历史从来都是由人来写的。主流意识形态对80后文学的态度，经历了从拒斥到接收，再到试图把他们拉入主流文坛的过程。我认为现在一些作品进入文学史是没有疑问的，像郭敬明的《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悲伤逆流成河》，韩寒的《三重门》，张悦然的《葵花走失在1890》、春树《长达半天的欢乐》在这个时段的文学史中是不可回避的。
有批评说：80后怀旧是“暮气”表现——我不这样看，不认为有特别需要警觉的东西。为什么现在人觉得自己老得快？主要在于社会急剧变化，价值观突然断裂，甚至让产生“代沟”的时间都大大缩短了，加剧了怀旧的情绪。回头看看历史，可能从前几百年里社会都没有什么明显变化，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是平稳呆滞、一成不变的。而当下确是急剧变动——这也是中华民族处在一个伟大时代的一种表现。这时候出现一些怀旧伤感的东西，不必过于在意。不过从主流价值观的视角，从现代文化建构的层面，对年轻人加以鼓励、励志的做法，又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该对传统有一个尊重，继承自己的传统是体现我们的自我存在价值，找到我们自己立身所在很重要的东西。应当看到，对青春的白恋，是十分自然并且可以理解的一种情感。80后的这种代际自觉出来之后，各个年代的代际自觉似乎都跟着出来了，比如刘欢的歌曲专辑《60后》；“知青一代”的青春祭；王蒙“青年布尔什维克”的岁月怀念；甚至梁晓声被屡屡质疑的“红卫兵情结一其中“青春崇拜”的情结与冲动，都是具有近似的情感原动力，不无自恋，不无虚幻，不无可以讨论的问题。但这就是青春的书写，即便消失已久，依然历历在目，珍惜无比。这其实也是每一代人对自己历史的肯定、人生的肯定、价值的肯定。没有理由，因为青春。endprint
二、与网络互动是80后文学的成功法宝
80后文学依赖两个平台成长，网络与《萌芽》杂志。首先是网络。可以说没有网络就没有80后，如今赫赫有名的80后作家，无不是早几年就驰骋网络的少年骑手，各人在网上都有一批追随者。不少人是在网上“爆得大名”，然后才由出版商拉向出版物，从而名利双收，获取更大声誉。比如春树，2000年17岁时写出《北京娃娃》的前后，就以另类出格被视作以“身体写作”而著称的“上海宝贝”卫慧的同类，春树在网络十分活跃，不断引发关注和争议。比如李傻傻，其作品专辑被新浪、网易、天涯三大网站同时推出，在还没有任何纸介发表出版的时候，就已经在网络中获得“少年沈从文”的美誉。比如郭敬明和张悦然，网络上并称为青春写作的“金童玉女”。网络成了这批少年作家宣泄、倾诉、表达欲望的最佳平台和自由成长的空间。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网络正好是80年代出生的这批年轻人共同的空间，这保证了80后文学成长的土壤以及庞大的读者群。
大约在2004年，“80后”文学局面形成，完成了由网络的自发写作、零散写作向文学群体的过渡，正式进入文坛。80后文学命名获得的第一个意义是促成了中国大陆文学界的一次青年行动，一次在极短的时间里打出共同旗帜的集体行动。而80后的青春期以及与青春期呼应的“青春写作”，恰恰与网络的发展同步，两条发展轨迹近于相交、近于吻合，网络无疑成为了80后青春成长史中的核心关键词。
自由出入于纸介与网络两大空间，也是80后写手的一大生存之道。如果按时间划分，蔡智恒、安妮宝贝、李寻欢、宁财神、邢育森都是第一代网络写手。第一代网络作家为我们留下了网络文学上标志性的作品，但是兴趣终究只能作为副业，很多人并没有因为网络文学作品的走红而走上专职创作的道路，很多第一代网络作家开始玩票网络文学，但由于他们已经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如痞子蔡、慕容雪村、安妮宝贝等，他们已经不需要在网络上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作品，直接进入纸介出版，第一代网络作家由此基本回归了传统文学的发表之路。2002到2005年，网络文学进入第二阶段，网络写手开始带有明显的网络特征：形成游戏性、反讽两种在传统媒体无法认可的风格。70后的慕容雪村是介于两个阶段之间的写手，《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2001），《天堂向左，深圳往右》（2003）是典型都市文学风格的小说。最体现网络文学游戏精神的新武侠小说在网上找到了生存的土壤，沈浩波在网上寻觅到了《诛仙》，又发现了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这部小说至今仍常常居于畅销书榜单之中。
第二代网络作家：80后为主导。它们专业背景多元、类型化、职业化、高产化、迅速成长于各大文学网站。比如玄幻、奇幻小说：辰东、萧潜、牛语者、梦入神机；历史、军事小说：当年明月、曹三公子、唐家三少；都市、言情小说：饶雪漫、明晓溪、郭妮、罗莎夜罗；武侠、仙侠小说：我吃西红柿、舒飞廉、沧月；科幻、灵异小说：TINA、天下霸唱、南派三叔；随着80后的成长和网络技术的发展，80后写手一方面在《萌芽》、新概念崭露头角，另一方面，开始在文学网络上开辟自己的天地，全力介入网络文学。第二代网络作家普遍写作速度惊人，有人同时开写四至五本书，文学不再仅仅是梦想和追求，而逐渐成为谋生的手段，功利化的敲字劳作取代了字精句琢的锤炼，在文学网站的卖身契下，在大众的集体狂欢的娱乐时代，网络作家像流水线的工人一样认真负责着自己的那道工序，共同维持着网络文学多元类型的大工厂，“类型化”写作以及传统出版业对此类“文学作品”发行传播恰是推波助澜，使得“类型化”写作蔚为大观。
文学网站如雨后春笋漫山遍野势头强劲，也吸引了大批80后写手和文学爱好者。榕树下是当年“全球华语第一文学网站”，网站创办人朱威廉的梦想，是将榕树下做成一个网上的《收获》杂志。2000年，陆佑青的《死亡日记》在网站的连载让网站知名度迅速提高，但坚守人文精神让网站越走越窄，不少网站为了生存开始市场转型，而第二代网络写手的“类型化”创作和作品，恰好符合并推动了网络文学市场化商业化消费化的趋势。网络文学热销与主流文坛招安，既代表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交融，也为网络写手自由出入网络与纸介两大空间提供了条件。作家叶兆言曾用“丧家之犬”来形容当时传统作家的处境。在各地的排行榜上，很难看到有纯文学的作品能挤上畅销书的榜单，只有贾平凹、余华等少数知名作家的作品能保持20万册以上的销量，与传统文学阅读急剧下降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网络文学的火热。此时，以纸介平面媒体为阵地的主流文坛开始全力关注网络文学。郭敬明等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引发广泛争议，尽管原因复杂，但主流文坛的接受态度的迅速变化，也可以视作一种文学史的特殊现象。2007年开始，主流文坛已经不得不直面网络文学的强大影响力。2008年，中国作协参与的“网络文学十年盘点”活动则明确显示，代表主流文学的中国作协已经做好了接纳网络文学的准备。主流文坛的开放态度，也为网络写手或回归纸介传统写作、或两栖与两个文学空间提供了可能。
博客以及微博的出现，又为80后写手铺出了一条新路，从此他们网上网下的出入就更加顺理成章了。也许，韩寒的文学历程有几分典型意义。1999年12月，上海一家出版社收到了一份手抄的书稿，是一位中学生韩寒的处女作。他用了一年多时间写出这长篇小说《三重门》，为此七门功课亮了红灯。《三重门》使韩寒一举成名，成为公认的80后文学开山作品之一。其写法和传播方式都是传统的，属于纸介媒体的操作，其“手抄本”即是中国文学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方式。不过，韩寒在新浪博客完成了一次由“青春写作”写手向网络“意见领袖”的跳跃，“爆得大名”也与网络密切相关。80后文学的另一个标志人物郭敬明更是深谙网络与纸介互动的成功之道，他善于延续并发扬网络名气，并巧妙地将此种网络偶像效应转化为纸介出版的巨大经济效应，自由出入，游刃有余，长袖善舞，首开风气。郭敬明既是成功的写手，也是成功的商人，他的写作行为，他的文化创意，他的传播理念，他的网络与纸介出版传播的成功，是不容忽视的当代文化产业成功案例之一。你可以不赞成他的做法，但你不可能无视他的成功。文学写作一条线的不断进步，商业运作一条线的快速推进，网络时尚形象传播的花样翻新，郭敬明这位来自四川二、三线城市的80后，紧紧扣住了上海大都市的脉搏，在上海大学开始了他自由互动于两种媒体的成功道路。近年，郭敬明自编自导的电影《小时代》再次掀起轩然大波，可见其势头影响不减。endprint
截至2013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18亿，其中手机网民5亿。在中国大陆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中，80后不但是领先风气的第一代网民，而且与同他们精神延续的90后共同构成网络的主体。由此可见，与网络互动不但是80后文学的成功法宝，也是80后青春期的重要文化行为，可以说，80后作家与80后90后文学消费者合作完成了一次青春文学，他们的交集也多在网络平台，进一步的结论在于，未来的青春文学也将会带有愈来愈多的网络特征。
三、非主流趣味是80后文学的本质特征
网络对于80后文学来说，不仅仅是传播平台，更是生长温床，换言之，恰恰是网络这一独特的数字化空间，养成了80后文学最为本质的特征。什么特征？一言以蔽之，非主流。
“80后”作为文化，首先是一种青春文化。它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小时代”的自我叙事；二是“非主流”的亚文化形态。后者与青年亚文化联系紧密，与欧美二战后兴起的青年亚文化遥远呼应。中国目前一是社会转型，二是价值重塑，很多方面的表现都体现这两个特征。社会中存在着主流的、非主流的、边缘的、另类的……多元的价值观。80后的“非主流”情绪也是转型期出现的正常现象。从整体上看，80后文学与网络文学具有近似的文化特征，换言之，80后文学始终笼罩着网络文化的风格与趣味，就像80后乃至90后“网络一代”的代际特征相同，标志就是“非主流”。其文化风格如影随形由表及里，流贯于纸介与网络，互动于两种媒体之间。而市场化年代欲望的合理化、文化的消费化、社会的实用化、功利化以及知识精英的边缘化，全民普遍的内心价值观迷茫构成了“非主流”的社会背景。中国文学界的几波文学浪潮也为80后文学奏响了前奏曲：先锋文学开始了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禁区突破；北京作家王朔开始解构主流文学的崇高感，开始驱赶文化精英，开始文化“粗鄙化”的行动，“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痞子相充斥文坛；以上海卫慧为代表的美女作家开始“身体写作”，大众媒体的共同炒作，使之成为文化消费化的直接推动力，加之慕容雪村的“都市欲望”作品的风行，文学领域的青年狂欢借助网络阅读推波助澜蔚为大观。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范围青年亚文化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远有欧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系列青年运动的历史回响：“垮掉的一代”、朋克文化侵入中国，近有日韩偶像剧、动漫漫画、电玩网游强力进入国内青少年生活，还有香港周星驰“无厘头”电影的大举进发内地，削弱了文化市场的主流价值与意识形态“主旋律”的影响。主流文化显然在一段时间里对于如何平衡外来文化失去了主动性，青少年哈日哈韩风气日盛就是例证之一。这些都构成了纵向上的非主流文化传递。
横向上的非主流文化板块的影响首先就是网络——80后的“第二生存空间”。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完善，上网的门槛越来越低，大量的网络“免费午餐”使得享用的成本越来越低，这一消费趋势构成了对于传统传播路径与形式的巨大冲击，纸介阅读锐减，主流媒体传播力受限，家长学校成人社会影响削弱，网络交往的无界无限快捷便利使得80后一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大本营。教育体制化压力的缓解，家长过度期待的反抗，亚文化惯有的叛逆，青年新价值观的延续，抑或还有社会学家所说的网络可以完成中国青年的“自我”建构等等功能的实现，使得网络成为青年人名副其实的“狂欢空间”。非主流文化趣味的养成还与随处可见的“解构性娱乐方式”的盛行有关，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它们成为了这一代人最喜爱的文化方式——网络上几乎所有年轻人喜欢的方式都属于这一路的风格，换言之，凡是这一路就有可能火，凡是不属于这一路就可能受到排斥。网络艺术的几大领域多在此路数范围：网络音乐、网络影视、网络视频、网络文学、网络动漫游戏、网络交友网站等等。以网络为首的新媒体为80后青年群体寻找和建构自己的身份提供了一个虚拟又现实、模糊又安全的平台，不但培养了新一代的消费方式，同样也养成了他们的文化趣味和审美习惯。各种不同类型的网络青年亚文化迅速繁殖和发展，其中最为典型的几种类型：恶搞文化、山寨文化、迷文化、情色文化等等，均表达出一种与主流文化迥然不同的非主流文化趋向。当然，“非主流文化”这一概念，是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的，在网络已经成为一种标签：非主流图片、非主流音乐、非主流空间流行、非主流个性签名、非主流头像等等。
岂止网络，大众媒体的全民娱乐流行文化文本的流行风气，同样构成对于80后一代人青春成长的影响。中国内地大众媒体的全民改制，除了保留类似新闻联播这样主流宣传频道以外，其余媒体大多以抓眼球抓效益为经营宗旨，迎合大众流行文化的娱乐需求，碎片化“无厘头”影像后现代反叛的姿态，“大话西游”式的妄言异语的流行，“戏说历史”的历史虚无与文化幻象，“真人秀”社会景观的镜像化复现，“恶搞”文化的“粗鄙化”颠覆与娱乐化讽喻，可以说从方方面面构成一种声势浩大的文化景观与文化氛围。作为正统学校教育对峙的另一面，它有效地影响着新一代的成长，并从心理层面缓解了学校对青少年的压力，同时，又在意识形态方面帮助了新一代的欲望宣泄，而80后的青春写作恰恰在缓解、宣泄、叛逆等方面，得到青年一代几乎一致的心理支持。
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对峙主流的“非主流”挑战，一条似隐似现的“代沟”无处不在，鸿沟的两岸站着“焦虑的家长”和“坏笑的孩子”，这就是一幅真实的漫画，所有社会元素都隐含其中，意味深长，却又残酷现实。审美的分歧、观念的分歧、立场的分歧、行为方式的分歧、情感方式的分歧，最终是一个价值系统的分歧。很难否认当代中国的代际差异，它几乎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如影随形。结语：80后文学如果延续，“坏孩子”依然是主角
明白上述道理，明白青春、网络、非主流三个关键字眼，我们也许就可以接近80后文学的真相和本质，年龄段即刻退居次要问题，因为更使我们兴趣的将是其本质特征。由此，我们所要讨论的“80后文学失衡”问题也就有了一个廓清概念的问题。最近，著名80后文学研究学者白烨提出：“80后开始作为一个群体被社会关注10年了。每年都会出现很多80后作家，但社会上普遍关注的，好像只有郭敬明和韩寒。我觉得现在80后文学面临一个发展失衡的问题。”我理解白烨先生的忧虑，他期望有更多富有影响和知名度的青年作家补充到80后文学的阵营里。但在我看来：80后文学业已成为一个特殊概念，它超越了80后年龄段这个范畴了，换言之，不是任何80后年龄段的作家就可以进入“80后文学”——严格地说他们的写作更多的是“主流写作风格”的延续，他们只是“80年代出生的作家”——而不是“80后作家”。何况，“80后作家”从初期的“巨星偶像”业已转变为今天的“满天星斗”，传统作家的角色判断已经无法涵盖今天的写手状态，何况，还有大批网络作家没有进入主流批评家的视野。更为重要的是，80后青春成长小说的个人化色彩、个体精神困境表白，完全异质于40后、50后、60后、70后前辈们，80后成长小说所书写的青春主题先天带有一种亚文化色彩，与以往成长小说所表达的那种带有很浓厚群体“一致性”的青春时代主题大相径庭——而这种对“一致性”的相同一致的排斥，其实已经明确拒绝了其他80后的加入。比如韩寒笔下的那个“飙摩托车的男孩”、比如春树笔下的颇具“朋克风的北京娃娃”、比如郭敬明《小时代》里包裹着时尚外衣的“物质女孩”等等。我始终认为在郭敬明的《小时代》里有一种逼人的社会真实，而我们对郭敬明《小时代》批评有点苛刻并且无力。国人一向可以做不可以说，我们一向也难做到鲁迅所言的“直面人生”，而郭敬明却不时扮演“皇帝新衣”里的那个小孩——当然没那么天真——郭的非凡在于会“装天真”。读《小时代》，观当下青年，我们的反应不应该仅仅是愤怒的指责，而应该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历史检讨：自从清末引进斯宾塞历史进化论之时，对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就构成冲击并逐步导致解体，物质主义连带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已然成为社会风气并直贯百年，积重难返，也许一个好的科学理论一旦无节制外推到社会学领域并实践风险极大。由此推论，我们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岂是一部《小时代》的罪责？这样的追问也许过于尖锐：摆在孩子面前的世界是谁造就的？总之，无论这种对“一致性”的排斥可否与“非主流”画等号——还需要一系列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假如是“乖孩子”的话，你尽可以去主流文学；而所谓“坏孩子”，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一直占据80后文学的主角位置，其另类性质却又肯定会构成中国当代文学的另一种真实。
[本文系江冰国家社科基金课题《80后文学与网络的互动关系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8BZW071。]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80后文学与新媒体文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孟春蕊）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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